大格不破大才难出 媒体吁正确认识有争议的人才(精选多篇)

第一篇：大格不破大才难出 媒体吁正确认识有争议的人才

最近一期《瞭望》杂志刊出署名李永忠的文章指出，优秀人才的出现与成长，通常都会伴以争议。而面对有争议的人才，切不可以将其一笔抹杀，也不应将其长期留置观察，而应给其设立一条“快速通道”，提供一个展示才干的平台。文章说，有争议并非坏事，通过正常的争议，优者自当更显其优，不优者也会相形见绌。正常的争议不仅可以广开言路，而且可以使被争议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更加谨慎并尽心尽力。文章指出，对人才的“争议”应通过“五看”来辨别。一是看争议的主体：谁在争议？二看争议的客体：争议什么？三看争议的场合：在何处争议？四看争议的时间：什么时候的争议？五看争议的结果：总的评价是好还是差？文章说，由于相当一段时间对争议不能正确认识对待，优秀人才通常因争议而大器晚成。有的因争议而导致发现晚，有的因争议而致使肯定晚，有的因争议而提拔使用晚。文章因此建议给给大器晚成者提供一条快速通道，给有争议者提供一个展示才干的平台。除开给那些“年轻化”和“少年得志”的人才设立“直通车”，也应在制度上为“有争议”的优秀人才和大器晚成者设立一条“快速通道”。大格不破，大才难出。文章指出，不要让有争议的人才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如果能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胆启用虽有争议但确实具大器之才中的出类拔萃者，如此“徙木立信”，将会调动和激发更多的人的积极性。

第二篇：邓大才：“农民增收难”现象新解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邓大才：“农民增收难”现象新解

作者：邓大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如小农问题及其方法论、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与制度经济学等，学术成果丰硕。

农民增收难在客观方面存在以下三个大问题。

一、农民增收的发展极限约束

农民增收的第一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或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按照资源配置的原则，资源总是从利润或者收入低的地方、产业流向利润高或者收入高的地方、产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进城、让农民市民化。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总要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才能够让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如何让农业资源流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用计划经济手段平调不行，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让城乡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有较大的差距，非农产业和城市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农村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才会以较快的速度流向城市，才能够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当，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管用什么办法，不考虑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能够被城市所吸引而转移，如何能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呢？资源配置理论表明，资源总是向利润最高的产业和区域流动。试想，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当的情况下，或者按照有些专家开的“处方”，要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不仅不会进城，反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都会“回流”农村。资源的这种反向流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相悖，即与农村逐步城市化，农民逐步市民化的趋势是相冲突的。因此，农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能等于、更不能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农民增收的第二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

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要适当慢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即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财富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否则就是国民经济的“超分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1990—2014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3.8%，而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55%和9.06%，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57倍和2.38倍。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极限，即不能高于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非农产业生产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低于非农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讲，在目前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当于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于农村财富增长、或者是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甚至大于非农产业居民的增长速度，超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财富增长速度的分配份额从哪里来？来源只有一个：国家财政支持或者“挖工补农”。但是财政长期维持超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分配，显然不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挖工补农”也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不是一条双赢战略，而且我们也不能再走过去“挖农补工”的老路。所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低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二、农民增收的增长规律约束

1.从消费环节来看，农业效率增长“陷阱”的自动减效机制作用不断增强。农民增收必须依赖于“三农”外部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为农业所提供的市场，市场越大，农民增收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城市居民提供的市场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双重限制。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其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即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效率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就难

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的56.7%下降到2014年的37.7%。因此，农民增收受制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如2014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比2014年增加835元，这835元只有314元用来购买农产品。2014年全国城镇只有5.0212亿人，其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农产品的收入为1577亿元。这就是城市居民为农业提供市场、可以帮助农民增收的最大极限值。

2.从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来看，统计资料显示，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由于供求和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使农业增产目标与农民增收目标表现出不一致，收入对产出的弹性持续下降，农业创造收入的能力减弱了。过分偏重于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不可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而最近几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拉动作用趋缓，再加上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3.从产业互动关系来看，农业相对萎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势必提高其在经济增量和经济存量中的比重，农业虽然也处在增长的态势，但是增长速度不及二、三产业发展速度，所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相对下降。

4.从工农业的比较优势来看，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收入上升时，由于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其他商品，使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比较优势的丧失将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农产品与工业品相比有比较优势时，资源将会主要用来生产农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造业中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工业品的比较优势逐渐明显，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从而使劳动力和资本逐渐向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使农业的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使农业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三、农民增收的投入要素约束

1.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

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三亿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2.人均资源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农业主要依赖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这两种资源的人均数量都较低。我国人均所拥有的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问题则更加突出。2014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9亩，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全国有20%（463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5亩，有30%（666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的警戒线。这么少的耕地,无论种什么，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民种植15亩地，即一家种植40—50亩地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生产经营规模，就可以初步获得单体规模经济效应。而现在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单体经营规模的1/10。分散经营的小农业不可能获得规模效应。不仅如此，经营规模如此小的耕地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保证12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等。据有关专家预测，要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经济安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小于16亿亩。这意味着能够机动种植其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耕地只有3亿多亩，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耕地还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另外。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须失去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流动性、效率性。

3.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因素是长期的非农化发展战略。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

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另外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导致资本外流。由于农业失去了比较优势，务农的资本收益率较低，农村资本不断向外流出。2014年农村信用社流出4639.9亿元，邮政储蓄流出3781亿元，商业金融部门流出2014亿元至3000亿元，这三个部分合计约10420.9亿元（商业银行以2014亿元计算）。流出的资金是当年农业增加值14212亿元的73.32%，是当年全国金融机构农村贷款的2.13倍。也就是说，2014年农业创造的财富有73.32%流出了农村，农业不仅没有得到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而且还向外净流出5532.01亿元。资金成了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农民增收取决于能够留下来的资金（包括农民的自有资金）。这里有两个极限约束，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收益率（务农资本收益率低于社会资金平均收益率），另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总量（从资金角度看，农民能够增收的总额为务农资金总额与资本收益率的积）。这两个极限值共同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水平。

4.人力资源素质约束。人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证明，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对生产起重大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源的素质主要来源于教育。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美国1929至1959年的经济增长有29%至56%来源于教育。教育与农民增收有更直接的正向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但是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却很低，截至1998年底，全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为：100个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为9.56%，小学文化程度为34.49%，初中文化程度为44.99%，高中文化程度为9.15%，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4年，而发达国家则达12年以上。许多农民不仅劳动技能较低，而且市场知识缺乏，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能按照现代管理方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可见，素质低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第三篇：“寒门难出贵子”,究竟难在哪？

“寒门难出贵子”，究竟难在哪？

“做了１５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广泛热议。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是很多农村孩子努力学习，希望早日跳出“农门”的救命稻草。然而，这一“跳”却变得越来越吃力。有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９０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２０１０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１７％。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６２％。

是什么挡住了穷孩子进名校的道路？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难辞其咎。当城市加大公办民办幼儿园投入的时候，很多农村的幼儿教育还是空白。“起跑线”上农村孩子就落下了一截。再观义务教育的差距更加明显。农村教育投入差、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城市不光集中着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可以通过花钱共建、择校、名师辅导和参加竞赛等各种途径，获得加分、保送、自招等政策上的照顾，让“豪门出贵子”的几率越来越大，加速在教育公平上的贫富分化。

一个社会的公平不光是财富分配的公平，更是人人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而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生起点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最有效途径。只有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知识改变命运”才成为可能，社会阶层间才可能顺畅流动，从而稳固国家的社会结构。否则，教育不公导致的穷者愈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将会堵塞底层的上升通道，加速阶层固化，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扭转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公平教育资源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寒门学子难出贵子”引发的热议再次给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面对令人担忧的一系列数据，教育要想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亟需政府有关部门，加快脚步，加大改革，舍得投入，尽快弥补农村教育欠账，同时，彻底扭转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安排，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让所有的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一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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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寒门再难出贵子

1. 寒门再难出贵子

作者：永乐大帝二世

现在越来越看清楚“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这东西是熔透与骨髓的，性格的养成和学校教育没有多大关系，大多决定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一步，往往起到至关作用的是家庭背景，也就是从起跑线普通家庭的孩子就输了一大截。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当金钱决定一切，成为人得终极信仰的时候，这时候也是“门阀”、阶层相应出现的年代。

一群...

第五篇：寒门再难出贵子

“寒门再难出贵子”教育公平让人心凉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原帖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3000多个回帖，还有不少网站转载。

“寒门难出贵子”引发了网友普遍共鸣，无独有偶，8月4日，《南方周末》也发表封面文章提出质疑《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文章认为：“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有关数据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4级农村生源仅占17%。

造成“寒门再难出贵子”直接原因，在于当下的一些高考政策。诚如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所问：“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事实上，不仅“寒门再难出贵子”，不仅农村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在失去信心；在求职上，农村学生同样处于劣势。现实屡屡表明，竞争(请帮助宣传好范文 网wWw.HAOwoRD.com)者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这在一些公务员考试和垄断国企招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

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而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部门化、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权力异化的表征；而阶层固化则是权力异化的副产品。在我看来，要想“寒门出贵子”存在可能，归根结底是要约束与规范公权力，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