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思想家荀子的生平简介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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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篇一

荀子，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废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见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沦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浅谈荀子学术 篇二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学派纷呈，学者辈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力图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寻求一种治世良方。

战国后期的诸子们更是在前期诸子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把百家争鸣推进到政治理论的探索、总结阶段。

如在《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都以对其他学派的批评体现出对百家学说的总结趋势，其目的总的来说都是在探索将来一统天下的治理良策。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的三任祭酒和宿儒，也是从评估历史文化遗产和辨析诸子百家异说入手，开始了他治理天下的理论建构。

《荀子》三十二篇，不仅是荀子对儒家思想和整个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更是对将来统一国家治国方略的卓越探索。

首先，荀子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站在统一学术思想的立场上，展开了自己的政治学术批评。

他把那些自认为有碍于天下一统的学术思想统统归之于异端邪说，并予以激烈的批判。

他指出:它嚣、魏牟重一己之利，惑于情性而不知仁义，其纵欲主义与禽兽无异；陈仲、史鰌嫉世离俗，违背了人的正常天性，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墨子、宋銒过分崇尚节俭、宣扬“兼爱”，

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不明礼法之分，会招致天下纷争；慎到、田骈“取听于上，取从于俗”，不能“经国定分”，空言法治而不能确立法度、经理国家；惠施、邓析热衷于奇谈怪论、玩弄诡辩，倾心于文字和逻辑游戏，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偏隔仁义礼法。

荀子对同为儒门内部学者的批判则更为激烈:子张学派衣冠不整，言谈粗俗，模仿禹舜却不知礼义；子夏学派虽衣冠整齐，面貌严肃，看起来合乎礼义，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子游学派则堕落于毫无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

抛弃礼义而追求个人享乐境地的贱儒；对子思、孟轲，荀子更是言辞激烈，认为他们不知纠时弊、治当世，愤然以“瞀儒”论之。

其次，就学术理论层面而言，要树立健全的学术批评观，就需要对学术批评活动做历史考察、逻辑分析。

荀子注意到诸子偏执于自己学说理论的危害:“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荀子·天论》）他特别提醒人们要“解蔽”。

荀子深刻地指出，诸子的学说都体现了“道”的一个侧面:“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解蔽》）他指出了破除这些遮蔽达于“大道”的途径和方法:一是“兼陈万物而悬衡焉”（《解蔽》），即全面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衡量分析；二是“虚一而静”（《解蔽》），即思虑要专一，不因先入为主的成见和主观臆想影响对事物的认识；三是“吾尝终日思矣，不如学也”（《劝学》）。

要超越诸子百家的障蔽与偏执，更在于学习，并把“道”当作最高追求目标。

就学术史意义而言，荀子清晰地揭示出各家面貌，透过荀子的学术批评，我们可以对其所批评的对象获得一种深刻的了解，其中包括各家思想的要点、基本精神、价值取向等。

其三，荀子坚持的是一种因人设论的学术批评倾向。

两千多年来，关于先秦学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理解模式，儒、道、墨、法、名、阴阳是其基本图景，而且学派之间有着明确的学术分野、思想主张，泾渭分明。

但《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的批评，则只是有着若隐若现的学派意识，与后世所理解的先秦学派划分大不相同。

很显然，荀子把子思和孟轲排斥出了孔子和子弓所代表的学派之外，更没有把孟轲看作和自己一样是同出于孔门后学。

而荀子批评它嚣和魏牟、陈仲和史鰌，似乎不是批评他们学术思想的内涵，而是其性质，批评他们的学术个性，也没有学派划分的倾向。

这说明，《荀子》对天下学术的评论，不是以学派为根据，而是因人设论。

其四，学术批评是文化思想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在学术繁荣基础上的学术批评，反过来会促进学术的繁荣。

荀子在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中丰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的天道观是由道家的天道观改进而来的；名辩思想中有墨家、名家的成分；他重礼而不轻法，形成由儒到法之间的一个桥梁，法家的李斯、韩非皆出于荀子门下。

而当时的一些学术思想资料也赖荀子的学术批评得以保存，它嚣、魏牟、陈仲、史鰌，这些思想家及其思想早已在历史上失传，无从查考，现在我们只能从荀子的论述中得知其思想梗概。

可以说，荀子的学术批评是从学术理论层面入手，立足于是否有利于王道政治的。施行和国家天下的治理与安定展开的，其目的是为了替大一统国家设计方略和制度，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会遭到他的驳斥。

他认为诸子之说均是姑妄之言，不能成为称王天下的政治理论依据。

但荀子对诸子的批判，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即他对他所处时代社会秩序的混乱感到困惑，但又找不到可靠的解决办法，而夏、商、周三代统一稳定的社会秩序给了他一种启示:思想的统一似乎是这种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

因而，在他的思想体系建构中，蕴含着一种追求统一意识形态的趋向。

荀子在比较了诸家学说之后，也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他极力推崇的由孔子、子弓所提倡的上古圣贤之道。

在荀子看来，诸子学说中，唯“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荀子·解蔽》）。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

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非十二子》）荀子还认为对待那些思想异端，就应该像孔子诛少正卯那样坚决打击，寓有藉学术批评树立学术正统的深意。

这不仅开了韩非取缔《诗》、《书》和先王之言的先河，无意间也充当了秦始皇思想文化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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