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物故事（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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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物故事 篇一

从与人相似到与众不同

他是一个苦孩子，祖上世世代代都在大山中耕田，家里每天都要为三餐烦恼，为他的学费烦恼。在他上小学三年级时，父母养了3000只鸡，天还没亮，他就要去喂鸡，捡鸡蛋，把成百上千个鸡蛋排好，然后打两个鸡蛋吞进肚里就去上学。放学回来，他马不停蹄继续去喂鸡。他常常一天只吃一个馒头，饿得受不了时，只好灌一肚子水充饥。

也许因为贫苦不堪和生活的忙乱、狼狈，他变得异常自卑、害羞。见到人，走到10米，脸就开始红；走到5米，耳根开始红；走到3米，连手掌都红；走到面前时，甚至红到了脚指头，而且一句话也讲不出，只好转身逃跑。

因为常常孤身一人，他爱上了看书。由于拥有的书很少，一旦借到，他就感到珍贵得不得了，不管拿到什么书，他都用心地看，睡觉时，宝贝一样抱着、枕着。上小学三年级以后，他每天坚持看一会儿书，才睡得着觉。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这样自卑、害羞下去，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一直无法克服自己的弱点，走出心理阴影。直到一天，有人告诉他一个道理：其实“我们都是人”，非常相似的人，大概95%的东西都很相似。比如，别人有五官，你也照样有五官；别人有胳膊、腿儿，你难道没有吗？别人有感情有思想，你不也有喜怒哀乐吗？

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开始尝试跟人交往、沟通。每当害怕时，他就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我们都是人，没什么好害怕的。”这句话鼓励了他，他变得越来越有勇气，终于可以自如地与人交往。最初当记者时，他继续用“我们都是人”这句话做勉励，成功地采访了许多人，还赢得一位长相漂亮、家世又好的女生的爱。

但后来，他又渐渐发现，只成为一个跟别人极其相似的“我”，相当没意思。他想：人人有95%的相似度，那5%的东西就应是最关键的东西吧？这5%，可以让自己在跟别人平等的同时，拥有宝贵的自我。一天，他看到一篇介绍香水的文章，说百货公司出售的香水，其实95%都是水，只有5%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他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也应有这5%的人生秘方。

在报馆工作10年后，他升任主管。升职后，他每天都要开5个会，俗务缠身，让他倍感烦恼。他反思自己：这是我要的人生吗？他甚至想象自己将来腆着大肚子，以领导的身份在报馆晃来晃去的样子，心旌日益动摇。

正好那段时间，他对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他阅读印度的《奥义书》，读到一段话：“一个人到了30岁，要用全部时间来觉悟，不觉悟的话，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这段话，尤其“觉悟”两字给他极大的震撼，可谓醍醐灌顶。

从此，他辞掉工作，找一个地方隐居了两年，出来后便开始高密度地写作和演讲，想把自己的所得所悟告诉世人。他先后出版了138本著作，在华人阅读圈赢得广泛美誉。至今，他仍然坚持为读者传递智慧和超越的人生理念，喜乐逍遥的生活境界。

走过生命的青涩岁月，在繁华落尽的年龄，接受记者采访，他意味深长地讲道：“你内观的时候要看到自己的5%，就不会迷惑；对外的时候你要观照那95%，跟人来往才能内敛、含蓄。简单点讲，前面是超凡入圣，后面是超圣入凡。”他还说：“香精是要熬个五年十年才加到香水里面去的；人也是一样，要经过成长锻炼，才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

他就是著名作家林清玄。

著名人物故事 篇二

朱德庸故事

有这样一个小孩，他顽皮好动，沉默寡言，成绩不佳，还喜欢到处乱画。

在校他是差生，没有老师喜欢，甚至没有学校愿意收留。

无奈地走向社会，他也没有体面的工作。东奔西走，颠沛漂泊，但他依依然喜欢涂涂画画。

可就是他，却成为当今漫画界最受瞩目的新人秀。

他就是朱德庸，台湾最著名的漫画家。

西方有一个富豪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虽然是亲兄弟，然而两个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他们的父亲请来了心理医生对这两个孩子辅导，心理医生将生性沉默寡言且极度悲观的孩子放在一个漂亮的房子并给其很多玩具，把生性活泼开朗且乐观的孩子放在马圈里，过了几个小时，心理医生进去看悲观的孩子在屋子里依然坐在地上，眼睛看着那些玩具并没有玩，极是忧伤心里医生说：你为什么不玩玩具呢？因为我怕弄坏了！接着心理医生又去了另一个孩子那里，发现这个孩子满身脏兮兮的，见到医生来了激动的说：看啊，这里有一匹小马！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激动的神情。两兄弟虽在同一片屋檐下，然而性格却如此的不同，给悲观的孩子再多的玩具，糖果与鼓励。在他的眼里都只有灰色。而给乐观的孩子一片贫瘠的土地，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也会感到十分的满足快乐。

这就是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在抱怨着追求不到幸福的时候，幸福便离我们越来越远。

著名人物故事 篇三

“女性著名科学家”是一个要求颇为苛刻的标签。近现代以来，中国能够当得起这个称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不少女性在考虑是否要走科学这条道路之前，首先要闯过性别关。

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男女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追溯到20世纪初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和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则更低。

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们不仅需要内心坚定，努力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有和反对的声音据理力争的勇气。

开明、男女平等的家风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是女性获得优良教育的重要基石。在这一点上，两位女科学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何泽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陆婉珍则出身书香世家。

尽管拥有家庭方面的天然优势，她们还是需要以异于常人的勇气去争取学习机会。例如，何泽慧在早年的求学之路上，就两次险些因为性别问题被导师拒之门外。

第一次是考大学时。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何泽慧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她同级的28个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当时的系主任叶企孙主张“女生一个都不要”。《何泽慧传》的作者、科学史专家刘晓推测，或许叶企孙觉得，女生学物理比较难，而且物理系的毕业生将来有可能要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输，努力争取，她性格中有很积极的一面。”刘晓用3年时间收集了与何泽慧有关的翔实资料，撰写成书。

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们先试读一学期。

经过几轮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泽慧是胜利者之一。没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演了。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何泽慧同级的男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老师引荐到可以为“抗日报国”作贡献的南京兵工署等单位工作，但女生几乎不在考虑范围。

选择留学德国的何泽慧一定要争这口气。“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刘晓在书中解释道，这位“老祖宗”就是德国军事专家克兰茨教授——现代弹道学的开创者、“兵工署”的顾问，当时帮助中国筹建了弹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国的何泽慧坚持要学习实验弹道学，请求克兰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绝了——弹道专业此前从未收过外国学生，更没有收过女生。

何泽慧穷追不舍。她对克兰茨说：“你可以到中国来当兵工署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克兰茨教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听生的身份试试。第一学期结束后，何泽慧便转为正式学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权的道路上又胜利了。

过了性别关之后，若还要在“科学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则是更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有引领某领域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服务全局的胸襟。如果说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则是意识问题。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愤而留学日本。他曾说：“若想中国不受外国欺负，必须把外国的强项学到手，我就是倾尽家资也要送你们出去。”

陆婉珍的父亲陆绍云从小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加之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一早就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也远赴日本，学习纺织技术。

父辈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地印在年幼的何泽慧和陆婉珍心里。数十年后她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们对科学产生的兴趣，陆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何泽慧则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

爱国和有社会担当是彼时成为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静默地想救国的方法”——这是何泽慧17岁时经历日本侵华的感悟，也是诸多像她一样的救国科学家奉行一生的行为准则。

为救国，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

1940年何泽慧在德国克兰茨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前往法国与丈夫钱三强会合，共同在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比何泽慧小10岁的陆婉珍在美国知名化学家希斯勒教授指导下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与石油化工学家闵恩泽结为伉俪，并供职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尽管她们已经在国外获得了相对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救国之心从不敢忘。钱三强曾说：“正是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回去改变她的面貌。”

抱着这样的信念，194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夫妇登上了从法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陆婉珍和闵恩泽夫妇也登上了从美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石油炼制工业研究所，开了我国油品分析技术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创新，这两位女科学家还对科技发展趋势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力。例如，何泽慧的研究重心从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线，始终站在我国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关键的一线。陆婉珍早年坚持研究的不被学界看好的近红外光谱油品分析技术，如今竟有愈来愈热之势。

褚小立是陆婉珍的学生，曾跟随她学习工作近20年。让褚小立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尽管陆婉珍家境殷实，但她从小恪守俭朴的习惯。加之幼时受祖母淡然生活态度的熏陶，似乎从没有什么事能够扰乱她的心绪，对于物质生活，更是要求极低。

在褚小立的记忆里，陆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样：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一顶棕色的帽子和一条毛围巾。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听说有女学生出门不知道该穿哪双鞋时，陆婉珍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准备两双鞋，在家穿一双，出门穿一双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应该为人所用。”

陆婉珍认为人生在世要处理好三级关系：最低级别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级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最高级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最终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声音，陆婉珍向来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静而坚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陆婉珍和何泽慧单纯、平和地度過了干校时光。

传记中写道，谈及挑煤的活儿，陆婉珍总会骄傲地说：“我很有本事，我个儿大，有力气，会掌握平衡。修厕所是项技术活，我做得也可以。”

何泽慧似乎比陆婉珍还要乐观，由于“身体老弱”，她只领取了敲钟、看场等任务，她竟然像在科学实验室测算数据一样将敲钟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这个时间来对表。其间她还顺便用自制仪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对贝内特彗星的观测。

在刘晓看来，这些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她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她们心中的追求，多大的风雨都难以撼动。

事实上，她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被锁定，正如居里夫人给何泽慧和钱三强的临别赠言所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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