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精选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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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户籍制度

关于户籍制度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

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文件对当前户口管理作出了“四项改革”：

1、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 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2、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3、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

4、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仅过去是，现在也是稳定的基石，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体占有土地的政策，以及后来的土地承包政策，都让农民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得中国这个人均耕地非常有限、同时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国家确保了“超饱和就业”这样一种状态，使得绝大多数人尽管贫困，但仍旧有起码的就业和生活保障。相对于中国的国情(人多地少，处于技术突变时代——放开了搞，中国农村很容易就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城市化水平不高——相对于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化水平不高意味着城市吸纳能力有限……)，户籍制度其当了相当重要而且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定。那种谈起户籍制度就怒发冲冠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一昧地对户籍制度扣屎盆子，是不尊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看印度就知道户籍制度并非一无是处)的表现。同时，那种认为户籍制度尽管在历史上起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时过境迁，应该对户籍制度大刀阔斧，甚至完全废除户籍制度的观点，同样偏颇，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们在指责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相对割裂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户籍适度的核心作用：超饱和就业，即它为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提供了收入微薄的就业保障和较低的生活保障，在人多地少，农业机械化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农村劳动力绝对大量过剩的情况下，这种超饱和就业的客观要求并不没有丧失，而且在城市化水平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前，这种用政策的方式强行制造超保和就业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给尚未完全脱离农村，以及虽在城市工作，但还不具备在城市获得稳定和体面的就业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以土地的最后保障，都还存在着必要性。将户籍制度匆匆忙忙地变成历史，那么这个国家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也很可能变成历史，国家就很可能陷入严重的阶级对抗和动荡之中。

篇二：户籍制度

到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目前来看，这一任务有望提前完成。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公安部2月21日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孙力军说，要加快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按照“自愿、分类、有序”原则，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统筹普通劳动者落户和各类人才落户，争取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要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要探索实行农业转移人口“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为改善农村人口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孙力军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这个会议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审批制，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一个重大变化。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也就是说，未来广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线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

那么先来说说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需要说明的是城区人口的概念。根据“通知”，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而市辖区内的农村地带，并不计入城区范畴。

也就说，市辖区人口并不等于城区人口。比如合肥去年4个市辖区人口394万，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区人口有394万。武汉市辖区人口达到了1089万，但不等于武汉就是超大城市，因为市辖区内还有很多农村地带和农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的最为详细的统计。根据《2016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结合公开资料，统计梳理发现，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2座，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

其中截至目前，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大关的仍然只有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为特大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12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不仅仅是三四五线城市，还包括了不少二线城市，如苏州、合肥、济南、长沙、厦门、宁波、福州、东莞、青岛、西安、大连、昆明、南昌、石家庄等城市，未来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对省内其他地市的人来说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省会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强省会。一旦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这些城市的人口将快速增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彭智敏说，现在弱一点的省会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积极凸显省会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报题提出，要高标准提升“引领圈”。编制大南昌都市圈“1+5”发展规划，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理顺赣江新区管理体制。

这些二线城市的发展前景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分析，除了京沪这样的超大城市在严格控制人口、进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线城市的人口还将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这些二线城市将成为发展重点。今年以来，很多地产巨头拿地也纷纷从三四线城市回归到二线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1亿人进城落户或提前完成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断放开放宽。2月18日，南昌经开区启动2019“春风行动”招聘周活动，提供岗位达10000余个。根据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专、职业技工院校就读学生，凭新生入学通知书或在校学习证明办理落户;全国其他院校就读学生需将户口迁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读学生同等条件办理。

2月1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通知》。这也是西安不到两年7次升级调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确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学历的，年龄在45周岁(含)以下。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教育部学信网在册人员)，均可迁入该市落户。

今年以来，至少有6个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宽落户条件。不光是二线城市，现如今，不光是二三线城市，就连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继去年6月实现大学毕业生引进“秒批”后，今年2月28日深圳将正式实施在职人才引进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学历类人才、技能类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和博士后4类。

在广州，今年1月11日下午，广州市发改委联合广州市人社局、市来穗人员局及市公安局共同发布了广州市新一轮迁入户政策体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过40岁即可落户。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说，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广深放开落户条件，可以重点解决已经在本地居住就业的人转化为本地户口，获得本地市民待遇，这也是落实国家落户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放开落户政策，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让这些外来人口留在当地，会增加对教育、职业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拉动空间。

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目标。根据前述会议，将争取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同时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

本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到，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建。

篇三：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篇四：户籍制度

在当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过是个“X漂”一族。而“X漂”这个词，意味着他没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凭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还罢了，而一旦遇到结婚生子、孩子就学之类的问题，“X漂”一族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个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这句话绝非夸大其词。

很多人以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当代人口众多导致的，但实际上，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古代社会，户籍制度的威力比当代还要强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没有户籍，那他就不会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无法正常生活。

凡是没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护流民的权益，因为流民不纳税，会被视为帝国的蛀虫。流民的主体是两种人：乞丐和盗贼，而这两种人经常会身份互换，因此在很多时候，杀死流民会被视为剿灭盗贼，即便是误杀，也常常会因为没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当代流行穿越剧，但那些穿越剧通常都是脑洞清奇的作品。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够穿越的话，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稳定一点的时代里，几乎100%会因为没有户籍而被当作盗贼被通缉;假如穿越者落在乱世之中，那么几乎99%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没有户籍就不能成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进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会因为没有户籍而沦为贱民。在隋唐时代，这类人会被登记在一种特殊的册子上，这叫“非编户”，他们通常是贵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无户籍的穿越者被人发现，那就会被当做逃奴抓起来，如果联系不上主家，那就会被官方拍卖。另外，这种“非编户”贱民无法脱籍，这口锅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背下去。贱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有，而且还需要放弃“贱业”之后三代才能参加科考，但即便如此严苛的条件，在当时依然被视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为无户籍，所以无法参加科举，即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说给狐仙去听。

在古代，没有户籍是无法旅行的，再有钱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员无法自由迁徙，如果有事要离乡百里以上，就得找当地政府出具文书，也就是路引。路引万分重要，绝对不可遗失，否则身处异乡会被按游民处置，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发放的路引(介绍信)，否则店家要受连坐。如果没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岭找黑店住，万一不小心中了鸡鸣五鼓断魂香，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办法能逃脱强大户籍管理，作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制度实在是没有什么漏洞可钻，所以他也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马分尸了。

不同的户籍之间享受的政策红利也有极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一个人生在京城，哪怕是个普通人家，也可以认为这孩子生来命好了，因为古代京城与偏远地区之间的GDP可能会相差几个时代，而其所处的环境也决定了京城人士的见识、习惯和发展空间都会比其他地区胜出许多，如果要参加科举，京城人士的路费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说到的陈汤，无论他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个山阳瑕丘人，到死也是一个连长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对于古人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科考来说，户籍制度也是相当不公平的。政府会按地域来分配录取名额，同时还要审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才能和京城一样享受更多的录取名额。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间，也会展开篡改户籍与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战。

篇五：户籍制度

其实，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早已不是新鲜词了，而是近年来的一个高频词。

本轮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开启的标志性文件，应该是国务院2014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走的是打通二元户籍制路线，提高城镇化质量。因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宽路线，但学界认为，城镇化率质量不高，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是一个关键指标。

2016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将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

到如今，留给这个目标完成的时间已开始显得紧迫起来。今年以来，国家政策频出，城镇化已开始提速，或者说进入倒计时。

例如，今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2022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

而这与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任务》)才隔了一个月。《任务》明确了相关城市放宽落户的具体要求：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今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日，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国家频提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尤其是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数据显示，截至2018底，仍有2.26亿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将这部分人群的现状称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户籍已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放开大城市户籍显得尤为重要。陈亚军说，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虽然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但实际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毕竟大型都市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也彰显着国家要将中心大城市引领作用发挥到最大的决心。

牛凤瑞认为，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更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规模与辐射带动能力成正比。应该通过支持一些核心重点城市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

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要放开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更受看好。

但问题是，大城市的发展和落户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尽管中央密集发文要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词，落户的全面放开，是将个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据《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3座，除北上广深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9个特大城市。

结合政策，也就是说，在未来，除了上述13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二线城市将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苏州、合肥、济南、青岛、大连、厦门、宁波、昆明、石家庄、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户籍放开后，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会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沪等超大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大把的发展空间。这些二线城市崛起后，不仅可以承担、疏解一线城市过于集中的部分功能，还可以起到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带动更多区域相对均衡地发展。

放开放宽落户带来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策。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过去国家强调中小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一线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土地供给不足，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土地供给过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错配。现如今，人地挂钩的政策更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对输入城市将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个过程中，对一二线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见》提到，到2022年，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重点。什么样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旧村改造会有价值?哪里的农村户口有价值?当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农村或者贵州、东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远农村，而是一二线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区的农村。

今年，珠三角，广州、东莞等地的旧村改造如火如荼。这些地方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会极大地增加一二线大城市的土地供应。

从总体上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楼市发展前景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

一方面，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二线城市原有楼价较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这也符合近年来热点二线城市经济崛起的趋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热点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爆，各大开发商鏖战二线城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0大城市合计在2019年前5月土地出让1.59万亿元，同比2018年同期上涨了12.3%。其中，5月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266亿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来，天津、武汉、苏州、济南、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表现也十分抢眼。

一线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上述《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的重点在都市圈的发展上。

尤其是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铁、市域快轨的发展，将会极大缩短周边地区、邻近板块到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时间，让这些区域变成也可以变成人们常住的区域，从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也可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比如北京周边的北三县、保定等地，上海周边的南通、嘉兴、昆山、太仓等地，深圳周边的惠州等，都将是未来楼市发展的重点。

篇六：中国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之间的依附关系，因此它只能在农耕社会流行，但随着农耕时代逐渐落幕，户籍制度的瓦解已成大势所趋。

改革开放是中国农耕社会趋于瓦解的时代分水岭。

自1978年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务工，大量农民直接转变为产业工人，或者进入“农忙返乡，农闲务工”的半工半农的状态，于是“农民工”这个颇具时代感的词汇随之诞生。农民工，这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但它直观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特点。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的瓦解是从农村端开始的。农民与土地脱钩，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城务工，这只是户籍制度中农村端的巨变，而对于从农村释放出的大量的人口，城市端并没有同步做好吸纳大量人口的准备。

城市端户籍改革的困境在于利益分配调整的艰难。

城乡之间的差异化自古以来就有，城市人口离政权更近，因此自古以来城市人口都会有利用政治优势在城乡收入再分配体系里占农村人口便宜的冲动。故而在农耕社会里，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税收压力，却几乎不可能从社会再分配过程中获得相匹配的回报，因为人们一直习惯于将资源投入城市，而不是乡村。

古诗有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就是标准的古代农耕社会里农民境遇的写照。

新中国初期，国家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城市，而为了快速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农民再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做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们能够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却不能于城市居民相比。

城市中的既得利益者们在政治体系里的话语权远胜农村人口，所以各大城市的落户难问题的根源其实不难理解。

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社会难题也没有得到迅速解决。

八十年代，中国户口本分为红本和蓝本。红本代表城市户口，红本户口在入学等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福利政策，而代表农村户口的蓝本则一度成为许多人的时代伤痕。红蓝本问题就是当时城市未能做好人口吸纳准备的一个集中体现。

九十年代，中国部分城市曾实行过户口买断政策，蓝本公民可以通过付费方式变成红本户口，但是仅限于同一城市之内。这是当时农村户籍转变成城市户籍的主要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没能持续多久。

当时人们曾经一度乐观地认为，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直至今日它依然存在着。

由于当初的户籍制度只放开了农村端，而城市端这一块一直处于继续管制之中，因此中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农村释放出大量的人口，但城市却无法顺畅地吸纳。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四十年来农民工群体为中国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城市里留给他们的位置既不好也不多，那么当这一代农民工集体老去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城市留不住他们的身体，而农村又已经留不住他们的灵魂。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城市硬件的建设上，而社会结构的城镇化节奏则相对缓慢。但是，所谓的城镇化进程，并不是有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算完事，城镇化的概念里除了城市硬件设施的建设之外，还有居民的身份转变。城镇化浪潮带来的大量新城市人口，怎样让这些进城的农业人口正式转变为市民，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毕竟，如果城市里没有市民，那么城市就没有灵魂。

篇七：中国户籍制度

201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要继续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所谓“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就包括城镇人口的量变与质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大了三倍多，但空间上的城市化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户籍问题将3亿农民工挡在了城市之外，他们难以享受城市化建设的成果。

但是，户籍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公平的城门正在从制度层面逐渐打开。

4月8日，发改委官网发布的一份“超级文件”引发社会热议，不少媒体认为，它意味着中国户籍制度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这份名为《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文件本身并不是针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但其内文中提到：

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督促和监测评估。

若干年后回头再看，这份文件或将成为新的户籍政策改革分水岭。

这份文件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将户籍改革的目标瞄准了城市端。根据这份文件的精神，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很快就会基本消失，而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在中国占比并不太多，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城市端的户籍限制会消失。

那么，这里可以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答案是，形势正在起变化。

近年来，计划生育制度的弊端慢慢已经获得全社会广泛认知，这个计划经济体制里最顽固的制度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口断崖，在这个新形势之下，中国农村的可城镇化人口已经不多了。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的释放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那么当代中国农村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消失。相应的，农村入城人口给城市端的压力大大减轻。

其次，中国许多城市的人口正在飞速下降。2018年，古城西安率先打起“抢人大战”，全国几十个城市闻风而动，加入战团。很多城市与其说是在抢夺人才，不如说是在抢夺人口。因为年轻人口的不断流失，许多城市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而一座没有年轻人的城市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未来。

当初城市端户籍政策难以放开的关键在于城乡人口之间的利益之争，而当下这里的利益蛋糕已经很小了，可争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北三省，当地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以致于社保养老金缺口巨大，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却有大量的老人要取养老金，这致使当地的财政捉襟见肘。当年争得头破血流的城镇户口，现在的吸引力已经不如从前。形势的变化促使城市的决策者们必须重新权衡户籍放开的利弊。

这个逻辑其实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户籍政策还不能全面放开。

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基本没有出现人口衰竭问题，特别是一些“超级城市”，它们依然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人口涌入，所以它们推进户籍改革的原动力没有那么强。它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当前的城市优势，尽量去吸纳高端人才，而不是见人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