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危机——张爱玲女性意识的非自觉性

崩溃的危机——张爱玲女性意识的非自觉性

在经过五四阶段对女性主义的摇旗呐喊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意识由革命的同路人，向更冷静地旁观者的位置走去。看上去仿佛女性意识陷入了低潮期，实则在这低潮中正孕育着新的价值。

张爱玲出现的意义，正在于其并非高举着某种主义的大旗。她的出现除了《天才梦》的实现之外，更是时势造英雄的文学演绎。如果我们认可文学的历史性进步有时是以其主动的后退来获取的，那么在张爱玲时期女性意识的沉寂，实在是预示着更深层次的裂变。更有典型意义的一点在于，这种新的井喷式的发展，在最初往往是不具有自觉意志的。

张爱玲其时，已有很多女作家对女性“娜拉式”出走之后的生活进行反思，如凌淑华、林徽因等。她们笔下的“太太们”处于动荡之中，家庭既是安逸的又是停滞的，当巨大的由经济、政治、传统等各种因素合铸的社会之塔向女性压来之时,女性自身的这些潜在危机便会在意识内部生成,并与社会压力形成合力,使女性重新沦为男性社会的附庸。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分析，女性之所以长久不能获得一般意义上的解放，是因为她们不具有社群性。女性资本家是跟男性资本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女性无产者。这使得女性在面对性别压迫时，无法结合成社群。她们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因此女性意识地觉醒只能落实到每一个女性身上，才有可能体现出整体的反叛。

作为作家本身,对女性意识深处的传统意识或许并无自觉的审视和反思、她们只是凭着直感和本能,对这种太太生涯生出疑问和审视。这种疑问和审视没有明显的目的,却使女性的深层意识有了展露和反思的契机,并给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和反思提供了具象。女性第一次不是以外部世界的尺度,不是以男性社会的价值判断来评判女性生活, 而是以女性自身的眼光、尺度和价值标准,评估和审视女性走出伊甸园后的生活与意义。

将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给予全面地自觉地展露的是张爱玲。张爱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识经过觉醒期的狂热而进入冷神的内审的必然。在中国女性作家里,还没有一个人象张爱玲那样以对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的写生。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瘤疾的展露确有其不能低估的意又。她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其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张爱玲表露了她的写作观点,她要写人生安稳的一面。所谓人生安稳的一面,无非是那些最普遍最普通最细小的因而也是最恒久的生活

张爱玲写的就是这样一群居于“安稳”的境地的中国新旧合壁的普通女性。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门第之户。她们坦然接受着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她们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如果说, 七巧的变态更多的归咎于黄金的熏染和异化,《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苏和薇笼便是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而走向了庸俗。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她西式的外壳里,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的靠山,感情为了功利的计算而不断地患得患失。那种充满了锚株必较的虚伪恋爱,全凭着一座城市的毁灭被成全。女性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的依赖意识的折射和反映女性的骨子里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千变万化,逃不脱女性“原罪意识”的阴影。《心经》中的小寒正值豆落年华,却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留情》中的少妇敦风,为了有安全感,而自甘嫁给比她年龄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做姨太,《红玫魂白玫瑰》中炳鹏的与裁缝私通,《封锁》里女教师与男乘客之间空虚的假恋… …诚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仅是描摹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态,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代人。一本《传奇》,实际是在提醒女性,这种女性的生涯实在应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于理念的狂热,西学的熏陶,而是发自女性心狱中的最真切的呼声。作者不自觉地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 一种崩溃的危机。

一位评论者说道: “也许我们该把( 张爱玲世界) 看成我们的天花病,作者利用它替我们出了一次疹,我们再生,以后永远不再生病了。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在这一点,她一再替我们点出这条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使我们踏上正途。”我们很难发现张爱玲自觉地以女性主义战士自居，她只是竭尽心力去表达出女性自我认知的困境。这种非自觉性的女性意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女性在挣脱囚笼时的不顾一切，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初离开囚笼时那种无措、敏感、崩溃的心理状态感同身受。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往, 更使张爱玲的小说比之于其它的女性文学更具有女性意识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