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论文（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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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导论论文范文 篇一

在教学实践中，“逻辑学”、“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法律逻辑学”等课程在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人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但由于课程内容和结构的单一性和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倾向性，导致学生在以逻辑思维实践能力测试等应用性的知识运用中掌握的知识不扎实不系统，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第一，解决怎样实现教学定位从“教会学生解题或探讨题目”到“教会学生现实使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努力考取教育硕士、工程硕士、国家公务员，在这些考试中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要考察学生的逻辑知识，其考察重点并不是学生关于逻辑知识的学习情况，而是偏重在考查学生逻辑思维运用能力，即何把外在的基本逻辑知识转化成内在的逻辑分析能力。

在公务员、事业单位、选调生等考试中多数考生分数较低，原因是由于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科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逻辑判断，主要测试考生应用逻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学生仅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应用实践能力不强，造成较多考生在逻辑试题上虽用了大量时间却没有做好，其他题目也受到了影响，造成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单科成绩较低，影响了考试的整体成绩。第二，解决怎样实现教学目标从“知识掌握”到“能力培养”转移的问题。逻辑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是一门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运用逻辑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应用工具。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理论实用、掌握使用、动手能用”的学习理念，通过丰富的教学形式培育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创新动力。第三，解决怎样实现教学方式从“主动教”到“被动教”转变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国内本科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在学生的思维认知和具体应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其正确的认知观念和树立正确的就业思维有着不可替代地位。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论证，更深层次研究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出切实改变教师教学被动性的有效办法和方式。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逻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侧重点

一是对传统逻辑学教育理念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索论证。探讨如何转变传统逻辑学教学观念和方式，探索如何树立逻辑学教育职业化和实践化理念的具体途径，论证对逻辑学教育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二是研究转变课程配置的方法。逻辑学教学需要借鉴国外高校相关的课程配置，依据各专业的实际情况，开展合适方式的逻辑学课程，定制对应的教学纲要和实行不同的授课方式。以法政学院为例，在法学专业开设法律逻辑课，有利于增强学生在法律论证中的逻辑思考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逻辑课程，侧重于开展逻辑基础性知识的学习；在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专业开设逻辑学，重点在于通过对逻辑思维知识的讲解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增加学生的思想和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严谨性、条理性；在文化和传媒院校开设逻辑学课程，侧重于提高学生与写作、论辩和演说等中文实践相关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逻辑技巧。三是分析现有实践教学模式的优缺性。对现有实践教学模式的优缺性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实现传统教学模式和应试教学模式的综合互通。过具体而深入的论证，阐述如何推动逻辑实践教学改革循序渐进，保证教学效果的稳定提升，最大程度减少教师和学生在改革期的不适。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逻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路径

（一）建立科学的教学实践反馈机制探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逻辑教学实践反馈机制，从而不断优化逻辑学的授课方案，切实提升逻辑学教学模式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探讨如何打破教学模式单一的现状，实现逻辑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主要是案例教学方法）双向互通，分步骤进行，促进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方式方法。主要是探讨采用具体个案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互动补充的方法，深入探讨实践教学改革循序渐进的具体路径。以公务员考试中的职业行政能力考试、行政管理MPA、工程管理GCT测试为例：逻辑试题分为：（1）推断型：（2）加强削弱型；（3）集合型；（4）排序型；（5）真假话型；（6）前提型；（7）形式比较型；（8）论点型；（9）因果型；按照具体的推理规则、论证思路又分为：简单判断推理、模态判断推理、直接推理、复合判断推理、AB结构：由因诉果、BA结构：由果诉因。答题思路又可分为：运用逻辑方阵、“假言”、“联言”、“选言”综合运用、凭语感、常识和一般的逻辑推理等。剖析逻辑题目的分类，从出题的形式中寻找题目的普遍特征和答题思路。

（二）引导学生运用逻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运用逻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热门考试中，针对于这一现状，教学体系是如何突出问题导向，将逻辑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解题能力。教师重点要解决的是将逻辑学知识转化为解题能力，依照不同题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解答方式，分析研究命题人的思路，提高学生跳过思维陷阱的能力。具体教学中的讲解重点要对逻辑试题进行细化分类，在教学中用贯穿不同知识点的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充分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增强逻辑解题的各种方法，从而训练并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逻辑与法律的交叉，在法律逻辑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对实际案件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分析，引导学生在掌握了逻辑理论知识，准确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研究涉法案例，培养法治逻辑思维能力。

（三）强化学生的逻辑实践学习能力通过对逻辑实践应用的教学指导，使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增强学生运用逻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既熟知逻辑知识又具备运用逻辑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教学的实践不断证明，在课堂上精彩的逻辑谬误分析，对提高逻辑学教学效果和改善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在我自己的教学经历中，就会常常把收集到的各种生动有趣的逻辑案例运用在教学中，让学生具体分析，促进学生对逻辑知识理解的更快，接受的更容易。

（四）探索更加丰富有效的教学形式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教学效果。同时，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和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创新并采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学过程成为“主导作用的教师”和“主动学习的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的过程。同时，辅助以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切身感受逻辑知识应用的具体性和广泛性。

逻辑学论文 篇二

1英语学科教学的特点，决定英语学习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应用

对中国学生而言，英语是一门外语，也是一门国际语言。英语课堂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更是技能的培养过程。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形成是学得和习得的结果。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在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方面学地更好，但技能的形成是以知识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应用和反复的练习才能形成的。在中国现有的语言环境下，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练习和习得的语言环境。特别是英语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性，很难在英语课堂上体现出来，如果没有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学生是很难习得这些技能的。

2英语的学习过程迫切需要网络技术的应用

我们知道，英语的学习可分为学得和习得两种途径，英语的学习过程是语言的输入到输出的过程，没有大量的输入，就不可能有更好的输出，那么大量的输入材料从哪里来呢？看看我们学生手里的英文教材和资料，我们就会知道，那些是远远不够的。而现代网络技术的应用就给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教师们提供了大量真实有用的输入材料，解决了输入材料的贫乏问题。

3针对不同的英语课型，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材，通过操作、练习优化英语课堂教学

3.1借助网络，选择声情并茂的听力材料，促进师生课堂交流合作，上好听说课

首先，针对听说课上学生听什么、说什么，选材很重要。根据Wolff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听力材料方面，影响听力理解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三种，即信息刺激的直接重要性、信息内容与听者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听者听时的情感状态。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我们的听力材料对学习者而言应该有意义，或者能够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那么，怎样才能解决听力材料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尽量选择诸如外国影视、新闻时事报道以及真实情景下使用的原汁原味的外语素材。同时材料内容、形式要讲究丰富、多变，要让学习者能够融入外语学习的情景中去，有真正接触使用外语的感觉，这样才能使学习者有感而发，积极与教师或同伴互动，互相谈论，互动交流，从而为学习掌握外语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在听说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教师首先要了解一下学习者的思想状况、知识面、兴趣等方面的信息。根据了解的信息，利用现有材料将教学内容和学生的需求联系起来，听力内容的背景介绍，设计相关的问题以及要求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进行预测等等。

3.2借助网络，选择思想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有机统一的英语材料，上好阅读课

文字的产生使阅读成为人们获得各类信息和知识的重要途径。阅读无疑成为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接触外部世界最主要的手段和工具。不论将来新的媒体多么发达，远距离教学多么普及，文字材料仍将保持目前的主导地位。因此，学习者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才能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可以这么说，学生的阅读能力直接关系到他整个外语学习的成败。阅读课以前称泛读课，从它的名称上可知人们对它的一般认识就是它的广泛性，因此大量阅读便是它的宗旨。那么大量的阅读材料从哪儿来？怎么选？怎么练？这是英语老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网络。它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阅读材料，还能使学生学习怎样使用网络，怎样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的查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为了使我们的选材更科学、更实用，在阅读材料的选择方面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1）注意选材的广泛性和题材的多样性。选材的内容可以包括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医学百科、动植物、语言文学等；题材可以包括叙事文、小品文、说明文、议论文、辩论文及其他文学作品等。广告、新闻、电报、会议记录、图表图示、演讲文稿也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总之，阅读材料的选择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大学习者的语言输入量，使学生接触到尽可能多样的丰富多彩的真实性语言运用场景。

2）注意选材要以知识性和思想性为主，兼顾趣味性。兴趣是外语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基础阶段的阅读材料，选材标准应以趣味性为主，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心理学家认为，人有追求知识的需要，这种动力需要成为认知活动的强大动力。只顾趣味性而忽略知识性的阅读材料，如幽默小品、笑话、童话故事等，很难满足学习者的多种学习需求，长期大量阅读会使学习者学习兴趣减弱。许国璋先生曾经指出，“不要总是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吸收了语言。”

3）选择阅读材料还要兼顾选材的文学性。首先，文学作品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活的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大都是在一定情境下使用的语言，其使用具有特定的功能目的，是一种具有活力的语言；其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等，学习者能够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的生动具体的学习和把握，能够通过移情的作用真切感受和体验他们的文化；第三，文学作品中优美的语言、诗化的意境、丰富的人生哲理，对于陶冶情操、完善人格都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材料选好后，怎样指导学生阅读练习，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呢？大量丰富的阅读材料，可谓是种类繁多，取材广泛，可在练习环节却少有突破。一般的教学往往只关注内容和词汇这两个层面，而忽略了题材框架、篇章结构等语篇知识教学和学习。而语篇知识可以给学习者提供重要的推理依据。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语篇知识与学习者大脑中的背景图式相互作用，构成语篇意义。语篇意义能够促进学习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因此，阅读教材的练习活动需要把语篇知识融入其中。根据阅读的特点，练习形式可以采取选择题、问答题、图表题等。

3.3借助网络多媒体，上好语法课

3.3.1利用多媒体创设语言情景

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语法课比较枯燥乏味难懂。特别是抽象的时态、语态，虚拟假设等，变化多样，令人费解。多媒体教学以其声形并茂、图文兼顾、动静结合，并具有容量大、直观性强和易接受的特点，在语法教学中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青睐。

3.3.2操练运用--应用多媒体使语法课的练习灵活多样

多媒体的应用可以丰富我们的语法课堂，增加课堂容量。利用多媒体设计多样化的练习，巩固所学语法知识是语法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传统的语法教学中，每每到了操练运用这一教学环节的时候，教师总是布置学生先完成一大堆相关的笔头练习，然后逐条逐句的讲解分析。这种旧式的语法操练方式形式单一，学生感觉枯燥无味，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训练。而多媒体的运用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可以运用图片和声音等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设计出能够兼顾训练到学生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的多样化巩固练习，带领学生由浅到深地对所学语法知识进行巩固，从而达到更好地学习效果。

4总结

总之，网络技术用于英语教学，是时展的产物，把多媒体应用于英语课堂，是英语教学发展的趋势。如何科学巧妙地应用多媒体，最大限度的优化课堂教学，恰当地把它应用于不同类型的英语课堂，仍需努力探讨和多多研究，更好地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英语学科教学之间的“无缝整合”，使现代多媒体技术在优化英语课堂教学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作者：李永田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网络技术教学应用分析

一、前言

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应用已经成为教学系统的重点结合目标之一，通过实现教学网络化的指导方针，不禁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更晚的课堂教学，同时能够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更可以建立完善完备的信息储藏室，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能够建立起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使学校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帮助丰富教学理念等，因此网络教学已经成为实际教学当中不不可少的关键，本文的重点就是分析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二、新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新网络技术也是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层面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课堂网络教学应用，现在教学课堂上最常见的PPT、Flash、多媒体语音教学等方面就是网络技术的传统应用，同时随着技术革新的不断拓展，3D拓展应用也在物理、化学、数学等教学中得到应用发展，比如在化学实验课上，许多有毒有害的实验方式就可以通过3D技术在计算机上呈现操作，即满足了学生对于实践操作的所求，同时满足了无害化的要求。

（二）课下网络技术应用，现在手机APP程序已经完善，教学结合手机APP教学应用软件的拓展能够呈现多元化的教学方针，首先能够完成网络作业的要求，同时能够随时随地开展线上教学的方式，最后还能够在应用软件上布置随堂教学方针，保障学生能够了解课堂动向，并未教师提供课下随时指导的机会。

（三）网络技术能够加强信息化储备，信息化技术能够实现完善的数字管理，针对教学档案和学习资料进行完善的储备保管，同时能够建立起系统的资料库，各大学校之间还可以通过资料库共享形成庞大的资料储备体系，使师生从中获益，同时信息技术的建立不是一个城市过着地区的，而是整个国家的，其范围辐射之广储存能力之大完全可以建立起全国联网的信息教育储备档案，为教学事业贡献力量。第四网络技术应用在教学当中能够吸引中小学生的兴趣，并为其开拓眼界，网络技术虽然已经不是新兴技术，但是对于我国的中小学生来说后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因此能够通过这项技术加强课堂上的兴趣吸引，让学生快速接受课程，实现寓教于乐的快乐教学方针。

三、网络技术与教学结合

网络技术与教学结合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课程目标的设定可以通过网络技术于学生共同分享，教师可以将课后的备课内容甄选出节点发到与学生相互连接的网络上，让学生能够快速了解第二天要学省么，并且与学生展开积极的讨论，辅导学生完成课前预习，并且通过线上提问问答的形式了解学生现阶段的学习状态，针对不同学生给出不同的课下指导。第二课堂教学能够借用网络化技术进行多形式开展，如今网络化技术应用已经能够实现功能化教学的目的，如上文档中提到的多挣应用形式就是网络技术与教学的完美结合，同时网络技术作用于课堂的所有方面，能够起到为教师提供辅导的作用，成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助手。网络技术能够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通过全方位的展现。能够促使学生对知识有系统的了解，能够呈现书本上没有的现象，比如数理化当中抽象的事物描写，如今都能够通过网络技术一一呈现，第三网络技术能够重新构建教学当中的关系，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零距离接触，实现教师与家长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将教师、学生、家长三方面的关系完善融合，形成良好的信息传播圈子，保障教师能够和家长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有助于教学的开展。第四建立网络论坛，有助于学生在教学之余在老论坛上发表自身看法，并且提出疑惑，方便教师能够随时关注学生的发展方向，方便学生能够及时的对教师提出问题，从而获得问题解决。

四、运用网络技术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全面发展

任何教育的目的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网络化、信息化逐步深化的今天，网络技术日新月异，时代要求教师必须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并掌握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和教育科研的能力。为此，教师必须懂得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使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尝试新的教学模式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他们主动去完成学习过程并激励他们主动探索和发现知识，帮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掌握选择、分析、处理、储存、运用知识的方法。教师要想利用好网络技术这一工具，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素养，更新知识，才能适应新时期教学的需要。一方面，教师在选择、使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教学时，要遵循媒体传播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做到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同时又要尽可能注重保留师生情感交流的空间，恰到好处地运用，发挥其最大的情感效应。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教学相知”的理念，而网络技术的应用，恰恰使得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进步成为了现实。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常识性知识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主获取，而唯独“兀认知”则必须在教学的引导与辅助下才能够形成，这就对教师的能够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努力掌握和应用网络技术，积极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刻苦钻研教学方法，研究学术领域最新的知识动态，利用网络技术调整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为教育教学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五、结束语

网络化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所有行业的新动向，信息化技术的建立不仅能够帮助教学行业更快更好的完善自身储备，同时能够增强教育行业持续汉化教育力量，让师生从中获益，所以应当加强网络化设施在教学中的投入，帮助学校建立健全网络技术。

作者：吴现梅 单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实验小学

第三篇：网络技术阅读教学探析

一、重视网络技术优势，优化教学环境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育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语感的重要方式。而要有效提高阅读教学的水平，首要任务就是优化阅读教学的环境。具体而言，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严格按照教学需要，创设适合阅读教学内容的一个教学情境，有效引导不同水平的学生通过思考、阅读等方式参与到教学中来，将学生到教学情境中，让他们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激发他们对阅读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大部分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显著的年代差异，使得学生在阅读和理解教学内容时，难以掌握作品的内涵和意境。为能够将学生顺利进入作品的意境，让他们和作者直接交流，产生共鸣，教师应充分利用好多媒体网络技术形象、直观的展示作品的描述画面或背景，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的感受作品的内涵，进而产生丰富的想象让学生进入情境中。

二、科学应用网络技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

古人云：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以看出兴趣才是学生积极学习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学生的引导老师。尤其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年龄相对较小，具有很强的好奇心，自我控制力不强，对于自己喜欢和刚兴趣的事情往往非常愿意，也极为主动热情地参与及探究，而对于不喜欢或不感兴趣的事情通常表现的很消极，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所以，在实际教学中，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他们的热情对于阅读教学的顺利有效开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直观、形象、迅速、信息量大等特点，通过图片、视频等功能提供良好的视听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让学生的各种感官充分参与进来，拓展学生的视野，进而有效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比如：苏教版三年级(上)课文《西湖》的教学中，在讲述西湖的美景时，可通过网络收集关于西湖景色的各类才是图片和宣传视频等资源，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如此，学生会更为直观的理解文章所描写的西湖美景，让他们充分领略到西湖的美。当教师提出问题“西湖美景有哪些，美在哪里”，学生会更为积极主动回答；再提出问题“如果你是作者会怎么描述你观赏到的西湖美景”，这样不但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还能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使得整个阅读教学更为生动、轻松、自然。

三、合理应用网络技术，提升学生理解能力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章，其内容均有其独有的情景和氛围，表达相应的情感。特别是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通过网络多媒体技术有效调动学生的情绪，渲染课堂的教学气氛，让学生迅速进而特定的氛围中，建立相应的情感基础，进而更有效的理解和认识文章的内在思想和情感。比如：《荷花》教学中，在学生熟读和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课件让学生理解完整的重点段落和句子，让他们从情入景，欣赏到夏天荷花盛开的美，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和热爱的情感。在观看课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文中将荷叶比作什么”，学生会在观看图片的基础上迅速回答上来“将荷叶比作大圆盘”。这时，学生的注意力被高度集中起来，积极性也充分体现出来，阅读教学的效果也得到提升。另外，文章中精彩的段落往往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审美性。由于小学生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水平有限，无法全面理解和掌握作品的真实情感，感受作品的美感。这就要求教师合理应用好网络技术，将抽象的文字转变成和教学内容有关的情境，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充分感受文章的情感，进而帮助学生更迅速、更准确的理解课文，提升阅读能力。

四、有效应用网络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创新

学生是阅读教学的主体，不管应用哪种教学方式，选用哪种教学策略，均应该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而网络技术的有效应用，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的平台。所以，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思路，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效用，积极引导学生在该平台上展示自我才华，动手、动脑。新课改的深入，要求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素养，比如：网络技术的应用，需要掌握更高、更新的网络教学技术。教师还应该有一定的网络管理知识，能熟练制作简单网页，创建有利于学生浏览的资料库。同时，可通过校园网络把课堂上的学构成小组学习。小组各个成员可利用网络来传递信息，实现交流，共同学习的目的。比如：《欢乐的泼水节》的教学中，教师可把文章相关的图片等材料及诸多网上收集到的信息投放至服务器上，同时还可通过网站上开微博微信等让学生机进行讨论。课堂教学中，学生可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通过网络查询相关资料，结合小组成员的讨论，在课堂教学中表述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再让教师进行指导和点评。

五、总结

逻辑学论文 篇三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少修正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2）某教授写信推荐他的学生任某项哲学方面的工作，信中写到：“亲爱的先生：我的学生c的英语很好，并且准时上我的课。”根据量的准则，应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作为教授，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情况显然十分熟悉，也可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但他有意违反量的准则，在信中只用一句话来介绍学生的情况，任用人一旦接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教授认为c不宜从事这项哲学工作。

逻辑学论文 篇四

关键词：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

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K.Clifford评价“CharlesPeirce...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Hopkins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Critical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

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超级秘书网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同“——”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1.

〔2〕罗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4〕MaxFisch.TheDecisiveYearandItsEarlyConsequences〔M〕.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2).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4.Introduction.

逻辑学论文 篇五

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用符号语言取代自然语言，建立以符号为基础的数理演算系统。逻辑学实质上是研究关于思维外在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数理逻辑在剔除思维内容研究思维形式的方向上走到了极致，在此影响下许多人把逻辑学称为形式逻辑。西方逻辑学说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当时相当多的学者不能正确认识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关系，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对形式逻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29年许兴凯在《“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的唯物论”》一文中指出：“演绎和归纳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都是静止的、固定的、孤立的、绝对的方法观察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王特夫在《论理学体系》中指出，演绎逻辑就是“把事物当作孤立的、永久如一的、静止的东西去思维”。邱瑞五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逻辑》一文中断定：“形式逻辑只在事物的静态中、事物的表象中观察事物。把一切事物看作不变的、形而上学的隔离着的。”从批判者的言论中不难看出，这场批判的实质是把形式逻辑当成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杜国庠并未参加这场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不过他显然是赞同上述批判言论的。杜国庠认为，一方面形式逻辑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只研究思维形式，以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会导致出现僵化、封闭的倾向；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往往和唯心主义相联系，不注重历史地考察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关系，使二者相割裂。尽管杜国庠认为形式逻辑存在问题，但是他并不因此认为形式逻辑可有可无或一无是处。杜国庠指出：“‘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是离不开比较、判断、类比以及其他推理等具体的逻辑工作的。这就需要逻辑学的具体知识了。并且，这里不但需要演绎逻辑，而且也需要归纳逻辑。”

二、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的基础

逻辑学和认识论，从产生时起就是一致的，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杜国庠确信客观世界运动的法则是客观辩证法，人类的意识反映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也应该是符合辩证法的，意识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形成了“思维的辩证法”，即“概念的辩证法”。杜国庠认为，意识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过程同时也是认识的过程，在认识过程中所得到的客观世界的运动法则，概括起来便成为逻辑的法则。认识的发展规律是对客观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反映，逻辑学的范畴体系正好展示了这一发展规律。所以，“由于逻辑与认识论都是实在世界的运动之意识的反映，在实质上是同一的东西。”在杜国庠看来，逻辑学和认识论都来源于“实在世界的运动的意识”———客观辩证法，换句话说，客观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的基础。客观辩证法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并通过认识活动把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来表现思维内容。因此，离开人的认识谈逻辑是不现实的。所以杜国庠强调指出，真正的逻辑一定建立在对于实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根基之上，没有对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就谈不上有真正的逻辑思想。

三、流动的认识，定式化的逻辑

虽然杜国庠认为逻辑学和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认为认识论与逻辑学并不是无差别的完全的同一，而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区别。杜国庠把人类的认识看作一个不断流动发展的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实践产生了认识，同时认识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实它是否正确。”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总的来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永无止境；同时，在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是否正确，也有待于实践的验证。人们的实践水平在具体时空中总是有限的，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也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在实践检验的推动下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图景。逻辑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思辨、理性化身的逻辑，其发展体现了人类的认识水平。在杜国庠看来，逻辑是从人类认识成果中提炼出的具有规则性的东西。唯物辩证法包括客观的辩证法和主观的辩证法两个部分。客观辩证法以一种不可阻挡、必然的方式蕴含在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之中，独立于人的意识、思维而存在；主观辩证法则是人类对呈现在思维中的客观辩证法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表现为观念的、逻辑的形式。逻辑离不开认识的发展，只有在人们思辨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逻辑。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认识结果进行反思，从中得到思维的一般规则———逻辑。杜国庠把主观辩证法称为“思维的辩证法”，即“概念的辩证法”。杜国庠认为，客观辩证法和“概念的辩证法”的差异表明，“没有对于实在世界的正确的认识，便没有方法建立起真正的逻辑。逻辑的概念、范畴乃至法则等等，事实上无一不是人类认识过程所获得的结果之被定式化了的东西”。

四、三大逻辑传统中的认识论因素

杜国庠认为三大逻辑传统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认识论因素，并以此来说明逻辑学与认识论在本质上的“同一”。杜国庠专门论证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以下三篇：《为什么逻辑学离不开认识论》《墨家的逻辑也没有和认识论分家》《“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以荀子和墨家学派为例说明先秦逻辑思想富有浓厚的认识论色彩。杜国庠认为先秦逻辑的最大特色表现为其和认识论交织在一起。杜国庠指出，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明天人之分”，而“物之理”是可知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认识“理”，从而“制天命而用之”。在“名实”问题上，荀子主张“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此主张说明名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社会，离不开人们的认识。杜国庠又以墨子的三表法和《墨经》重视实践为例证明墨家逻辑也没有离开认识论。杜国庠认为墨子主张的三表法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必须以经验为根据并以事功作为检证”，形成了基本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思想。杜国庠还认为墨子提出的“类”与“故”的概念，是在认识论基础上对思维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使思维从类推走向归纳逻辑。杜国庠看到“因明”同样具有认识论的因素。唐玄奘的弟子窥基所作《因明入正理论疏》，是国人研究因明的重要典籍。杜国庠指出，其开宗明义的颂文表明：“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论旨破、立的目的是悟他；而要“悟他”、论胜，必须“自悟”。求真以“现量”(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和“比量”(对感性认识推理分析得到的理性认识)基础，而认识“现量”和“比量”，无疑离不开“悟”，离不开人们的认识。同时，在因明中，“宗”能否确证，不仅要看“因”“喻”和“宗”的逻辑关系，还需要考察“因”“喻”和“宗”的现实关系。因此，杜国庠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因明的宗旨，不仅限于研究思维和辩论的理法，同时也兼重真理的追求；不仅限于研究正确的推理，同时也注重准确的感觉，换句话说，在因明的整个体系里面，逻辑并没有和认识论分家。”对于西方逻辑和认识论的密切关系，杜国庠没有专门撰文论述。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杜国庠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杜国庠认为，既然“概念的辩证法”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反映的结果，那么没有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的认识，就不能建立真正的逻辑。概念、判断、推理以及逻辑规律，事实上都来自人类认识过程所获得规律性的知识。所以，在杜国庠看来，尽管三大逻辑源流由于地域、政治、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着自身的特点，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认识论的因素。西方逻辑当然也不可避免具有认识论的成分。

五、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杜国庠注重从认识论和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中探究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古代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人们缺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实验手段，各学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学科之间往往缺乏明确的界限，逻辑学和认识论呈现出朴素的结合和统一的状态。近代工业文明的实践方式，多借助精密的实验设备和分析的方法对客观世界进行细致的考量，最终使形式逻辑和认识论相分离。“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军，向更广泛、更有效的社会化大工业方式转变，客观世界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辩证本性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体现逻辑学和认识论相一致的辩证逻辑得以产生。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国庠不仅积极主张以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考察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关系，而且身体力行，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先秦逻辑。杜国庠以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名实问题、公孙龙和墨家逻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对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把逻辑思想的演变看作不断发展、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杜国庠强调：“研究逻辑，就应该在认识史的基础上来研究它。如上所述，逻辑是认识史的概括的、总合的表现，在这意义上，过去的逻辑(及逻辑思想)便成为认识史上的里程碑。”杜国庠主张坚持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三个理由是：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使逻辑真正成为认识客观现实性的工具；对历史正确的理解，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理论；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不仅能认识已知(过去和现在)，还能达到未知与未来。

六、结语

杜国庠对逻辑学和认识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进行了系统论证，还以此观点为基础来研究中国逻辑史，其成果被郭沫若誉为“墨名绝学”。杜国庠注重动态地分析逻辑思想，坚持认为逻辑学和认识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对逻辑思想作历史的说明，让逻辑思想的源流演变与社会历史因素进行互证。这种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立场研究逻辑学的思路，贯穿杜国庠学术生活的始终，成为其逻辑思想的鲜明特色。不过应当指出，杜国庠在论证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关系时，偏重哲学方面的论证，对逻辑的基本理论引入不多，其中某些观点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论证的力量。

逻辑学论文 篇六

综合性高校仅开设“逻辑学导论”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政法大学属于相对比较完善的，除了为本科生开设“逻辑学导论”之外，还开设了诉讼逻辑、法律逻辑和侦查逻辑等。但是一个学校的课程完善不代表整个中国的高校都具有这样的课程设置。一般的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仅开设“逻辑学导论”这一门课程作为法律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同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受到课时数的限制，仅仅对逻辑学在法学中进行生搬硬套，这样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对逻辑学稍有理解，对法学理解也不是很深，在两者的结合上简直就是在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这样的“人才”走向社会可以为社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这种形式的授课，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的内容，没有突出法律的科学性，也没有深入考虑法律内部的问题，肤浅得很。

第二，对于法律和逻辑结合所产生的“法律推理”的讲述让人十分诧异，要么抛开法律讲推理，要么抛开推理讲法学，这样的课程设置简直让人发笑。有的人说“实质法律推理”也叫“辩证推理”。而事实上“实质法律推理”的根据并不是取决于推理的逻辑问题，而是推理之前的事实依据，应该属于“内容推理”。还有的教科书认为“个案适用推理”、“民事责任划归的推理”等其他责任划归推理都划归到法律逻辑学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于概念的混淆。

第三，存在大量法律逻辑学属于不规范以及分类偏差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不能坚持以“逻辑学”为研究基础，必然会把法律逻辑术语搞混，造成不规范和分类错误的情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在讲“法律辩证推理”时却去讲“实践推理”和“实质推理”，并且不重视法律逻辑学的法律的主体地位的情况，在进行法律逻辑学的讲授过程中需要进行纠正的。

二、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方案

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2.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2.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2.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2.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2.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2.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2.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2.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2.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2.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2.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三、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3.1活动主题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3.2活动目的“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3.3活动过程

3.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3.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3.4活动总结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四、总结

逻辑学论文 篇七

由于向来被看作是主体对对象的客观写照，描述(description)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追问的。然而，通过作为其前提的规定(stipulation)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描述都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特征。即使在所谓“客观”的描述中，也有主观规定的因素。任何描述都具有规范的性质。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而具有的人类学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本性。

一、从悖理性看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

在认识论意义上，描述可以定义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verbalaccount)或摹写(verbalportrayal)。它既不是照相式的描绘，不是形象绘画或象征性的标示；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达，不是情绪的表达或愿望的表达。正是由于作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或摹写，描述绝不是不成问题的。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严格的学术探索中，一些描述的悖理性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到这样一类话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等等。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这样的表述总是有其意义，甚至并非可有可无，只是作为严格的描述，它们涉及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从语言的日常使用看，“不是办法的办法”似乎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说法，但从描述的角度看，这种表述却明显相互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它表明这样一种意思：不是办法，但是作为办法来使用。或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它权当一种办法。只是严格追究起来，这里涉及“办法”的定义或规定：“不是办法的办法”到底是办法还是不是办法？

同样，“什么都不可信”似乎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相互矛盾之处，但这类描述也深藏着悖理性。说“什么都不可信”，也就是说不相信任何东西，然而“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仍然是一种信仰：什么都是不能相信的。当有人说“什么都不可信”的时候，事实上他正在表达一种信仰，并且还可能企图让别人相信它。

类似的例子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里，而且可以在严格的学术讨论中看到。譬如作为一种极端的哲学观点，“一切都不可知”这一描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一切都不可知，那人们又是怎么知道“一切都不可知”这一命题本身的？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一些科学家的严谨思考之中。量子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尼尔斯·波尔在谈及量子力学时，就曾提到“没有定律的定律”这一说法，意思是量子理论会得到这样一条定律：不存在经典物理学中的所谓“定律”。(注：约翰·惠勒：《物理学与质朴性》，安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5页。)这里则涉及“定律”的定义或规定：“没有定律的定律”本身是不是“定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浅显或不严格的表述，那么，我们在人类认识的深层可以找到更耐人寻味的例子。后现代哲学中的“非哲学”(non-philosophy)概念就最为典型。正像“什么都不相信”也是一种信仰，即使以对哲学的否定形式出现，“非哲学”也仍然是一种哲学。“非哲学”并没有也不可能“逃离”哲学，正像同为后现代哲学家的雅克·德里达所说，“并不是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出哲学’。那些以为自己已经这样做了的人事实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是在整个谈论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为自己声称已被摆脱的形而上学所吞噬。”(注：JacquesDerrida,WritingandDifferenc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p.284.)而当理查德·罗蒂声称“应当放弃整个认识论事业，即放弃就知识说任何普遍的(或‘深刻的’，或‘哲学的’)话”(注：ChristopherB.Kulp,TheEndofEpistemology.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1992,p.194.)时，则在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思想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无疑打了自己的嘴巴。

众所周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最集中地表现在经典悖论之中。“理发师悖论”和“说谎者悖论”代表着两类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当某村庄中一位理发师规定自己“给并且只给本村庄中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时，他本人给还是不给自己刮胡子？这看上去的确是一种真正的两难。而说谎者悖论的极端形式——“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则似乎陷入真正的自相矛盾：如果这句话要是假的，那么它就必须是真的，即当且仅当这句话本身是真的，它才可能是假的。而关于这些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们认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不仅意味着悖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且表明其中必定隐含着重要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这种包括经典悖论在内的包含悖理性的表述，都是一些特别的描述：不无意义但包含相互矛盾的结果。在所有这类描述中，似乎都隐藏着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问：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一些著名哲学思想家那里找到一些关注和思考。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曾涉及这种情况。他写道：“有一样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那就是巴黎的标准米。但是，这当然不是赋予它任何特别的属性，而只是标示它在用一把米尺进行测量的语言游戏中的特殊作用。让我们想象像标准米那样存放在巴黎的色样。我们把‘棕褐’定义为密封保存在那儿的标准棕褐色的颜色。这样一来，无论说这个色样是或不是这种颜色都将毫无意义。”(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London,theMacmillanCompany,1953,p.25.(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36页))在维特根斯坦的这席话中，我们看到描述似乎另有条件，而且我们对此并不十分了了，甚至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对于存放在巴黎的国际米原器，我们无疑可以用其他方式描述其长度，但我们的确不能说它是还是不是一米长。在这里，我们仍不甚了了的问题似乎与“国际米原器”密切相关，它是我们描述长度的一种规定。一遇到这个规定本身，我们描述长度的米制方式似乎就走到了某种边界。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还只是涉及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么，在埃德蒙特·胡塞尔那里我们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看到这一问题的性质。

当谈到真理时，胡塞尔认为否定真理是荒谬悖理的，因为它无异于说：“存在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不存在真理”(注：EdmundHusserl,LogicalInvestigations.London,Routledge,1970,p.103.)。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悖论，它更深入地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描述问题。当你说“不存在真理”时，事实上你是以存在真理为前提的。因为当你否定真理存在的时候，你正试图说出一个真理，因而毫无疑问已经隐含着一个前提：我能够说出真理，哪怕只是惟一的一个。在这里，我们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则似乎与“我能够说出真理”紧密相联。它也是与“不存在真理”这一描述有关的一种规定，只是不像“国际米原器”那样显而易见。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稀感觉到似乎接触到了描述的边界。描述似乎具有某种边界，在这种边界地带，相应的描述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出现某种“失范”。走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而且，这种描述的边界与描述所涉及的某种规定密切相关。正是这些规定圈定了相应描述的适用范围，使这些描述不能运用于这一规定本身，更不能超出这一规定。我们既不能说国际米原器是一米长或者不是一米长，也不能问午夜是几号？中午是上午还是下午？黎明(黄昏)是白天还是黑夜？0是正数还是负数等等。而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知”和“不存在真理”等等时，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描述已经超出相应的规定，走出了其合法边界。事实上，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到的所有问题也都是由此造成的。

“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涉及“办法”的规定。“一切都不可知”则是以可知为隐含前提的。当你说“一切都不可知”的时候，事实上你已默认认知是可能的。总之，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知”及“真理不存在”等等时，就涉及与它们具有内在关联的“办法”、“相信”、“知”和“真理”等有关规定。“没有定律的定律”涉及“定律”的规定；它涉及一种不同于以往定律的新定律。“非哲学”则涉及“哲学”的规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哲学。而在作为这种现象最集中表现的经典悖论中，我们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引人入胜之处。

与“不存在真理”的描述一样，“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之所以构成悖论，与这一描述本身所隐含的“我说的是真话”这一规定密切相关。而理发师悖论则涉及更复杂的规定和规定之间的关系。当规定理发师“给并且只给本村庄中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时，其中的“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不能包括该理发师本人在内。该理发师本人既不属于“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或者“给自己刮胡子的人”，也不属于“本村庄中既不给自己刮胡子也不给别人刮胡子的人”或者“本村庄中给自己刮胡子而不给别人刮胡子的人”，而是超出了这些规定。这个“给并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超出了给或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的规定，而是“给并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人”！——虽然这有些像是弯弯绕，但由此我们已经开始真正走出悖论的“迷宫”。

当然，悖论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复杂的内容。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身临描述的边界，正是描述的边界使我们看到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并在那里清楚地感觉到由描述与某种规定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的至今仍不甚了了的问题。要进一步揭示描述与规定的内在关联及其重要性，从而对描述的边界等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深入探讨描述与规定的关系。

二、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

在与描述内在相关的意义上，规定可以定义为主体为描述对象所做的关于量和质、方式和方法等的规范性设定。包括日常生活中度、量、衡等的规定，也包括科学和哲学中一些明确做出的或隐含的预设(presupposition)。我们前面谈到的“米原器”和“色样”等都是这种规定，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被称作“公设”(postulate)的“公理”(axioms)，经验科学中的实在性、规律性和可知性预设以及哲学中的“终极预设”(theultimatepresupposition)等也都是这样的规定，只是由于预设的复杂性，这类规定不像“米原器”那样简单明了。

预设是所有规定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类。作为与描述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定，预设是描述中所包含的使其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如断言“不存在真理”的预设是“这句话是真理”或“我可以说出真理”。只有当这个预设为真，“不存在真理”的断言才可能是有意义的。预设也是人们缺乏系统研究而又迫切需要深入认识的概念之一。预设概念首先在语言学中使用，后来被引入哲学研究。在语言学中，预设通常被定义为话语(utterance)含义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设定。在语言哲学中，预设通常被看作是话语的前提条件，至于这种条件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至今仍然是语言哲学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从描述的角度看，这些预设都是一些前提性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与“米原器”、“色样”等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构成一定描述活动的规则的基础。

在我们的认识中，规则和规律似乎是泾渭分明的。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游戏都必须有规则(规则赋予游戏以意义)，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定基础之上。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必须做出某些规定；所有的法律和规范都是建立在这种规定基础之上的规则的典型形式。但规定并不仅限于生活领域，即使在对于自然的描述中，规定都无所不在。如果这一点在经典科学中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则是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只要有描述的地方就有规定。因为描述是在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描述都建立在一定的规定基础之上，都意味着某种相应的规定。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严格的认识活动中，规定都可能具有比作为描述前提更广泛的用处，因而不一定总是作为描述的前提存在，但作为主体对对象的语词—符号说明或摹写，任何描述都必须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其前提。为了描述温度，我们规定了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零度，沸点为一百度的摄氏标准等；为了描述时间，我们不仅规定了时、分、秒，而且规定了各种历法；不仅用年、月、日计时，而且根据一定传说或历史现象规定年代划分的起始标准；为了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我们必须确定长度和重量单位。长度单位的国际正式规定最初是以通过法国巴黎的子午线，从赤道到北极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一米，后改用国际米原器。国际米原器是用铂铱合金制成的一根标准米尺，保存在巴黎的国际度量衡局。在那里，还保存着铂铱合金制成的一个圆柱体，它的重量就是一公斤的标准重量。这些都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原器。虽然涉及复杂的条件系统，但它们所代表的规定都是简单明了的。它们所涉及的是最简单、最明确的规定。

规定可以是明确的，如我们在所有规则中所看到的；规定也可以是隐含的，如我们在某些隐含的预设中所看到的。预设的一个最为重要而又为人们所忽略的性质，是它可以无意识获得，因而可能是隐含着的。科学中的公理清楚明确，但“不存在真理”这一描述所包含的预设却是隐含着的。越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定越具有预设的性质。我们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的最大预设之一是我们(人)可以认识。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讨论人类能不能进行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必须有一个预设，那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认识，否则我们的所有谈论都没有任何意义。而在一般的认识活动中，这一预设往往是隐含着的，它常常作为认识本身的前提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之外。

在人类知识中，规定构成了一个系统，它具有不同层次。最表层的是一些明确的规定，如度、量、衡等基本单位的规定。最深层的是未经审视，甚至还没有发现应当加以审视，但却作为一种不能动摇的基础的隐含规定。无论是数学、逻辑学还是哲学和经验科学，都涉及一些深层预设。隐含规定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是牛顿力学中的伽利略参照系。伽利略参照系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隐含的预设，是科学理论中的典型隐含规定。这种隐含规定不同于类似“国际米原器”这样的明确规定。作为明确规定，“国际米原器”是最能表明规定性质的例子。由于甚至不像温度和历法那样依据自然现象做出，“国际米原器”的规定性表现得最为典型。这类规定更明显地建立在主体认识目的和实践需要的基础之上。

明确的规定随处可见，但由于司空见惯，人们往往没有把它们真正当一回事，至少是没有充分关注这种规定对于描述进而对于人类认识的深长意味。而隐含规定则处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处。由于深藏不露，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样，它们一方面像水下桥墩一样默默地支撑着人类的描述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在一些领域给人类描述和认识带来不小的“麻烦”。“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和“不存在真理”等描述所导致的困境，都是描述与作为其前提的隐含规定相冲突造成的。而人们之所以为这种现象所困扰，则由于描述主体对作为描述前提的隐含规定缺乏意识。隐含规定不仅常常带来对事物性质理解上的困难，而且常常造成描述“触礁”而不自觉，从而导致种种悖论。在“暗礁”遍布的自然语言中，这种情况会不时发生。

作为描述的必要前提，规定可以来自命名，也可以来自定义和假设，甚至来自个人和集体无意识。命名可以是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也可以是对客体特点的概括反映。定义和假设则不仅可以是有意识的，而且可以是无意识的。后者大都源自深层预设及我们对前人知识和观念的继承。有些规定是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自然而然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接受的。隐含规定甚至可以来自明确规定的历史沉积。有些本来是明确的规定(如一些机制复杂的约定)，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被埋没得如此之深，以至后人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它们甚至像深海中的“暗礁”，在海面上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隐含规定虽然可能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认识活动获得的，但作为描述的前提，规定本身总是一种不同于描述的认识活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于相应的描述而言，规定和描述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两个相续的阶段，二者处于不同层次。规定总是处于基础层次，总是相应描述的准备。正如维特根斯坦谈到命名时所指出的：“命名和描述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命名是描述的准备。至此，命名还不是语言游戏中的一步——在象棋中，把一个棋子放在它在棋盘的位置上还不是走出一步。我们可以说：到一个东西被命名时为止，还没有做任何事情。除了在语言游戏中，它甚至还没有得到一个名称。这也是当弗雷格说一个词只有作为一个句子的部分时才有意义的意思。”(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p.24.(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6页))这再形象不过地表明，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层次的认识活动，描述在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规定是描述的必要前提。

规定和描述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规定是根据主体认识的需要所做出的相对主观的设定，而描述则是在这种设定的基础上对客体所做出的尽量客观的语词说明或摹写。在对语言游戏的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已经不仅注意到规定的重要性，而且论及规定和描述的关系。接着上述关于米原器和色样的讨论，他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色样是语言的一种工具，它用来规定颜色。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它不是某种描述(Darstellung)出来的东西，而是描述的一种手段。”(注：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p.25.(译文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把规定比作描述的工具或手段，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规定的主观性。相对于描述而言，规定更具主观色彩。但是，正如描述不会是纯粹客观的，规定也绝不是纯粹主观的。作为严格描述的前提，规定总是具有自己的客观根据。

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具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根据，二是主观需要。规定正是在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的张力中形成的。一方面，描述总是对一定对象的描述，不管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如何，作为描述对象本身，相对于描述主体来说总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任何描述都出于主体的需要，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相应以主体的需要为转移。

规定的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使其相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十分明显的人类学特征(注：在科学认识论中，人们通常把人类认识对宏观世界、日常经验和语言的依赖性称为人类学特征。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只是这一基本事实还没有真正得到清晰的揭示。这一基本事实就是：在科学认识或科学知识中，人类特性特别是一些基本的生物学特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认识、描述和相应规定的某些基本特征。因而确切地说，科学认识的人类学特征是人类所具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性在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中的表现。这种人类学特征，在描述和规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认识中，人类学特征之所以表现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不可抹杀，正是由于人们带着由自身的类特征所决定的宏观概念等去描述对象以及做出相应的规定。人类作为特定宏观主体所具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特性，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在这些描述和规定之中，并且对它们的基本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特性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不是人类作为主体的意识方面的高级特性，而是像存在尺度和感官性质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特性。)。如果把规定的客观根据和主观需要看作相对的两极，那么，任何规定都处于这两极之间，并根据其在两极间所处的位置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客观性和人类学特征。越是靠近客观依据的一极，其客观性就越典型；越是靠近主观需要的一极，则其人类学特征就越典型。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工作假设是具有典型客观性的例子，它们主要是依据客观规律性设定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和规则则是具有典型人类学特征的例子，它们主要出于主观需要。

规定的客观性使其具有合规律性特点，而规定的人类学特征，则使其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合理性。正是规定的合规律性特点，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基于这些规定的描述所具有的客观性，从而忽视甚至没有看到其与人类学特征相联系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合理性及其所带来的认识后果。

规定的主观性主要是就规定的人类学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言的。它具有适合人类自身特性的特点。而人类自身特性既可以是自身的尺度、存在状态、感官特性等，也可以是人类理性把握对象的方式这样的深层特性。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摄氏或华氏制测量温度，以十进制计算长度和重量；在物理学中以“粒子”和“波动”等概念描述量子现象等等，无不表现出典型的人类学特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描述之所以需要规定，就因为人类的感官具有特定的人类学特性。基于这种特性，要进行描述就必须有基于这种特性的规定；或者说适合这种特性、相对于这些特性来说合理的规定。

规定的相对性是其人类学特征的集中体现。描述温度不仅有摄氏标准，还有华氏等其他标准；描述年代不仅有以传说的耶稣生年为元年的公元纪年，也有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等；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不仅有公制，还有市制、英制等。历法也有阳历、阴历和阴阳历。规定的相对性，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卷入其中而不自觉。这也是任何描述都包含假定或规范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原因：人类用以描述的东西都具有特定的人类学特征。由于人类把自己当作惟一的主体，或者说当人们谈论知识、认识等等时总是隐含着一个假定，即都是谈的人类的知识和认识，因而其人类学特征被视同知识或认识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由于用的总是“缺省主体”而不自觉，由于没有比较，就造成了下述假象：似乎人们完全可以原原本本地展现至少一些或大部分对象，即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描述。事实上，其所用以描述的概念和符号等的人类学特征，决定了其描述结果的同样特性，从而也决定了不可能有纯粹的客观描述。即使人们看世界都会由于视觉的人类学特征而只能看到具有相应特性的对象，而比单纯的“看”要复杂得多、人性得多的“描述”就更加只能展现具有人类学特征的结果。

三、规定的超越和描述的发展

对描述和规定之间关系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描述的边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描述的发展机制。

如上所述，由于任何描述都必须在相应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总是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其前提。当描述涉及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时，该描述就会出现意义相对丧失的现象，就会面临描述的边界。上述分析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描述的边界就是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为该描述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所圈划的界限。或者说，作为描述的前提，规定决定了该描述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正如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决定了该学科的领域一样。当这一描述将这种规定本身作为对象或超出这种规定时，该描述便会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不再适用。这种使描述具有意义和使其保持在适用范围的界限，就是描述的边界。

由此可见，一方面，任何具体描述都是有边界的。描述的边界决定于作为描述前提的相应规定，描述涉及作为其前提的基本规定就面临自身的边界，从而导致描述失范。如果描述本身与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相矛盾，就会造成悖论。当我们谈论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时，事实上不管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存在真理为隐含前提的。因为我们在做出描述时，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么一个规定：我们的描述可以是真的。否则我们的描述就没有任何意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胡塞尔所提到的上述困境。

另一方面，规定不仅决定了以其为前提的相应描述的适用范围，而且决定了相应描述的意义。由于作为描述基础的规定决定了该描述所处的定义域，规定改变，定义域相应改变，描述的意义也随着改变。数学公式是否有效受定义域控制，定义域改变会使不可解方程变得可解；带根式的方程，根式取值不限正负，不可解，只取正值，则可解；定义域变化也可使没有意义的式子变得有意义。一个数被零除就超出了除法的规定。它在除法中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在超出一般的除法规定的情况下。实数域内1除以零(1/0)没有意义，在复数域内1除以零则等于无穷大(1/0=∞)。由此足见，描述的意义与作为其前提的规定密切相关，它是相对于规定而言的。描述的意义也只能相对于作为其前提的规定而言。因而，一方面，如果一个描述超出了作为其前提的规定，该描述就会失去其本来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超出原本规定可能意味着规定的改变，因而可能意味着对原来规定的超越。当超出自身规定的描述具有超越原本规定的意义时，则往往构成了描述的发展。

涉及作为自身前提的基本规定，相应的描述就会失去意义；而超出作为自身前提的规定，则会使相应的描述失去确定性，失去自己的前提。如果既存规定的突破把描述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构成对原本规定的超越。在“不是办法的办法”的表述中，后一个“办法”就超出了我们关于前一个“办法”的一般规定。当我们说“不是办法的办法”时，实际上是游弋于“办法”定义(规定)的边界。后现代思潮中的所谓“非哲学”，正是对包括现代哲学在内的以往所有哲学的共同根基刨根问底的结果。“非哲学”开始于传统哲学的限度，它把思辨视点首先放到传统哲学的任务和目的上，认为那种以对真理的终极关切，以奠定知识基础为目的的哲学观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由于思辨视点正对的是前此一切哲学的立足点，因而很自然地便把在这一立足点之上建构起来的哲学的对立面看作是“非哲学”。现代哲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抽象和概括的基础上的，其认识以概念为基础。这里包含着对事物的统一性、概括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等隐含规定。这些基本规定甚至都没有明确的确定程序，是最深层的、甚至根植于人们无意识深处的规定。以这些基本规定为思辨视点，往往就能得到与建立在其上的哲学不同的视界。(注：详见王天思《理性之翼——人类认识的哲学方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这就构成了对原有规定的超越，并促成了描述的发展。事实上，人类认识中的任何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意味着对相应领域基本规定的超越。这种对基本规定的超越，就表现为相对条件的改变。

规定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合理性。规定的合理性也是其人类学特征的集中体现。描述物体的温度无论用摄氏标准还是华氏标准，描述年代无论以公元纪年还是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描述物体的长度和重量无论用公制、市制还是英制，都不仅有其相对性，也有其合理性。而且其合理性往往也是相对的。公历作为阳历的一种，有比较方便的纪年和计年、月、日方法，以其相对的合理性赢得国际通用历法的地位。农历作为阴阳历的一种，根据太阳的位置把太阳年划分为24个节气，便于农时，在农业社会得到普遍运用，但它采用天干地支搭配的纪年方法，60年一轮，周而复始，不仅不利于大尺度纪年，而且“子丑、寅卯……”地轮起来也十分复杂，不很方便，其相对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相对于人们的日常习惯，十进制比其他进制更合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如果人脑采用二进制算法，恐怕连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二进制符合计算电路开和关的简单现象，在冯·诺依曼计算机中，只有采用二进制才能使机器计算成为可能。而同样在冯·诺依曼计算机中，机器计算必须采用二进制，但对于数据贮存和处理来说，最具合理性的则又既不是十进制，也不是二进制，而是十六进制。这种在我国日常生活中曾被采用并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的进制，在这里却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

关于有形东西的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无形的东西如一些深层预设和人的信念等的合理性就不那么明显。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某种规定是一种规定时，关于它的合理性便更无从说起——这常常是我们在描述和认识对象时陷于迷误的重要原因。这也充分说明，从描述研究出发，对隐含规定的合理性的探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以前在实在论立场上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时，我们既感到探讨人类认识合理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同时也觉得这样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本身总是不那么合理。其原因就在于：在实在论的立场上谈论认识的合理性本身缺乏合理的根据。在一种纯客观的真假标准面前，是没有合理性的位置的。只有当涉及具有主观性的规定时，当一些描述本身被看作是一种认识结果时，才不仅存在一个是否客观真实的问题，还存在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

规定以及描述的合理性是一个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冷、热由于不是相对于一个确定的规定，因而是不定的。例如，同一气温既可以称为冷，也可以称作热，全看相对于什么而言。但温度就有了确定的规定。这里所反映的日常描述和科学描述的区别，不仅涉及描述的合理性问题，而且涉及这种合理性的发展。从罗马数字到阿拉伯数字，从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的并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描述及与之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定的合理化进程及性质。

人类从原始的屈指计数和结绳计数发展到现代数学和逻辑学，其关键就在于采用了符号体系，并在规定和描述方面使这种符号体系不断合理化。这方面，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分别采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采用罗马数字，人们要读到大学毕业才能学会除法。当时即使是造诣极深的专家，要完成百万数的除法也必须付出毕生精力。然而自从引入阿拉伯数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用阿拉伯数字运算，即使亿万数的除法，一个小学生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由此可见规定合理性和规定合理化的极端重要性。

规定的合理性和合理化就意味着描述的合理性和合理化。规定和描述的合理化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具有以人类实践需要为转移的性质。也许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天干地支”不如公元纪年合理和方便，但我们却绝不能笼统地断言十进制、二进制和十六进制哪一种更优越。规定和描述的合理性是相对于人类实践的需要而言的，也只能相对于人类实践的需要而言。

规定的合理化不仅表现为更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更表现为人类描述和认识的深化。规定的合理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描述对既有规定的超越也永无止境。在更高层次的新的规定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原有规定的描述，是人类描述发展的基本方式。

逻辑学论文 篇八

1.1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含义及特征

学生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按照知识管理理论划分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字表述的知识，它是通过人为方式，通过文字、数字等来表述的，所以显性知识也被称为“明确知识”“言明知识”，它具有高度概括、高度明确等特征。例如：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所学的英语语法、句型、词组等都是显性知识，它包含了我们在应用英语这个沟通工具时的一个标准用法。隐性知识是指不容易用字面文字、图表和数字表述的知识，它是通过我们在做某件事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主要体现在经验、教训等方面，它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主要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其最本质的特性是“隐性知识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换言之，隐性知识不是通过逻辑思维思考、运算得到的，不能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大众媒体、报告等形式进行传递，它的传递方式比较特殊，例如：师徒传授等。

1.2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传递

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通过群化传递，即：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共同活动来实现的，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而不是语言。经验共享是这个转化过程的关键。在《交换式网络配置与管理》课程的教学中，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由组长和组员组成，教师作为指导，在完成“小型办公网络搭建与测试”这个项目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技能训练的环节：双绞线制作、IP地址配置、网络连通性测试、局域网共享等工作任务，并且在完成过程中相互分享彼此的成果、通报彼此的进度、总结期间的经验教训。学生由此获得是通过个人在“做”过程中成功、失败的个性化感受，并将这种感受传递给组内其他同学。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是通过外部明示(外化)传递，即：它是一个将隐性知识用显性化的概念和语言清晰表达的过程，这是一个隐性知识高度概括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网络互联及路由器技术》课程中，学生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发现RIP协议的拓扑中，每到30秒，网络流量会突然增加，学生通过调试、查阅资料等得出结论，RIP协议会以30秒为周期更新路由表。学生由此获得是通过个人在“学”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并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表示。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是通过融合的方式传递，通过一种文字、图像、数字能够表达的方式，从一个对象传递到另一个对象，在其传递过程中，知识的表现形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知识本身通过传递形成更复杂、更系统的显性知识体系。在我们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小组学习、讨论完成了项目，教师作为指导，要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答疑，同时通过“教”对项目中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即：通过“做”掌握了技能、通过“学”获得了知识、通过“教”构建了体系。在实施“做学教一体”的教学过程中，实现了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传递的过程，这种教学模式的构建过程符合高职生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基于“做学教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基础

实施“做学教一体”教学模式改革学校与企业深入合作、要求教师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要求课程开发与教材开发能够满足教学模式改革要求等。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在这几个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2.1紧密校企合作关系

2.2“双师型”队伍培养

教师教学思想的转变是顺利进行“做学教一体”教学模式改革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实施该教学模式的改革对教师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传统教学要求教师做好充分的备课即可，进行教学模式改革之后，对教师不仅要求进行充分的备课，同时要求教师对项目的实施过程有足够的掌控和引导能力，并且要充分掌握各个项目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能够对学生出现问题之后进行有效的引导促使学生达到利用周边资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鼓励新进教师参加国家、省组织的“国培”“省培”中的企业实践等项目，加强专业教师的业务能力，开拓教师视野。同时，积极参与行业、企业组织的职业资格认定，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对于有三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师，安排他们利用暑假、寒假进入职教集团框架下的用人单位进行业务实践，将企业中的生产项目转化为教学中的教学项目；将企业的生产标准，作为教学中的考核标准；将企业一线的工程师、能工巧匠，吸引为学校的兼职教师或德育导师。

2.3校企合作课程开发

高职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课程开发的重点应放在课程内容的拆分和重构上，根据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面向的工作岗位群(包括典型工作岗位)的技术要求和工作过程的流程要求。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一道将原有的课程进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开发。课程内容按照工作过程分成不同的情境(或项目)，使之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岗位的实际工作任务需求相一致，内容与技能的更新与生产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弱化理论的讲解，强化实践应用，严格学生在“做”“学”“教”的过程中的引导。

2.4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建设一批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能够使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做学教”的循环，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几年来，我们建设了“项目引领”式的服务中心，如进行计算机维护项目的计算机服务中心、网络维护项目的网络服务中心和办公文档处理的文印中心；建设了以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中心的“师生工作室”，如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的网站建设工作室、吉祥置家工作室等；是按照校企“互惠互利、自愿双赢”的原则，吸引企业共同参与、合作建设“校中厂”式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如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引进的北京有生博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誉维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对接本地支柱产业和信息化发展需要创办校办企业，如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聊城市WEB应用技术研究所”等。学生在这些实训基地采用“轮训+专训”的方式进行实践锻炼，自我提升，遇到的问题既可以依靠实训基地的指导教师，也可以把问题分享到课堂上来。

3“做学教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过程

2014年我们将《交换式网络配置与管理》列为“做学教一体”教学模式改革试点课程。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1课前准备

课程开始前，我们对原有课程的内容进行重构，结合思科CCNA职业认证标准和网络管理员岗位要求，将原有课程的内容分为三个项目来实施：交换式网络搭建与初始化配置、二层交换式网络配置与管理、多层交换式网络配置与管理。根据每个任务的不同制定针对教师和学生用的工作页，作为教师指导和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时的手册，同时指定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材为学生参考书，校企合作开发的电子教材、PPT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

3.2课中进行

课内：以任务“子网划分与虚拟局域网配置”为例。本课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完成虚拟局域网的添加、重命名、删除、配置等操作；掌握子网划分与虚拟局域网在过滤通信上的不同。该任务的学生用工作页上共有三个子任务：子任务1：子网的划分、配置与连通性测试。子任务2：虚拟局域网的添加、端口添加与终端连通性测试。子任务3：子网、虚拟局域网数据包的捕捉与分析。工作页上有详细的工作步骤和提示，学生按照工作页上文字表现的步骤一步步的去“做”，完成既定的子任务，每完成一个步骤，不同的学生就会有不同的“经验、教训”的感受产生并永久记忆在脑子里，同时每个子任务结束后都有几个问题需要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后回答，例如：“造成不同子网中主机无法直接通信的原因是？子网掩码在子网划分中起到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问题要依赖于学生将那些得到的经验、教训形成文字表现出来。讨论回答问题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知识、讨论教训、交流经验、提升素质的过程。这期间不排除有“意外”情况发生，比如确实有学生完成不了既定的任务，并且通过组内的讨论也解决不了，这时就需要教师来进行指导，并且在指导过程中“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种思路是直接由教师到学生的，可以是文字提示、也可以是图片分析等。学生完成所有的子任务后，教师会根据子任务中的问题随机的提问不同小组组长回答问题，同组成员可以进行帮助。提问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够给学生指明解决的思路，对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了外在的推动作用。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工作任务，学生完成后可以各小组交叉改变其他小组的配置，使对方的网络瘫痪，然后通过故障的查找、分析、定位、解决几个环节，从内在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教给学生一些思路，而在学生解决问题最困难的时候得到的帮助，正是学生记忆最为牢靠，收获最多的。学生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之后，教师要总结课程的内容，充分利用教材、参考书上的重点，从理论层面上梳理两种过滤通信方式的不同之处，并结合这期间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使这部分内容成为构建学生在《交换式网络配置与管理》课程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课外：近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学生都会在学校网络中心、计算机服务中心、E-民工作室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学习小组都会利用课外和周末在不同的实训基地值班一周，主要内容是接听来自不同部门和个人的电话，受理来自教学区、家属区、学生宿舍、图书馆等出现的网络问题和系统故障，并通过填写接听电话记录、故障现象记录单、维修记录单等文件总结在处理网络故障过程中的方法、技巧和经验。在这种实战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动手技能，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3.3课后效果

先后有10多名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毕业生通过了互联网行业顶级的职业认证——CCIE。多名学生在全国、山东省的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中赛出佳绩并得到了知名企业的青睐。目前，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毕业生的就业层次和满意度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4基于“做学教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面临的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做学教一体”教学模式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

4.1实训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目前实训室还存在大面积的半开放状态，上课时畅通无阻，放学后大门紧闭。这是学校出于安全和管理的考虑，本无可厚非。但这一关，就中断了了学生在课后提升的机会。同时，校内的实训基地“实战”功能不明显。已建的实训基地大都从单门课程和单一功能实验出发，缺少企业的参与和实际项目的融入，实训过程与生产过程脱节，企业的文化氛围与专业文化的融合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4.2企业兼职教师参与度不高

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对员工的控制也比较严格，加之学校提供的兼职教师报酬与其实际在工作岗位上获得还有不小的差距；加之高职教师的教学理念还有待提升，与兼职教师交流时，校内教师更喜欢通过能力、知识、素质来表达对课程的要求，而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更喜欢使用“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来表达，沟通不畅也是一个影响兼职教师参与的原因之一。

4.3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跟不上

“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改革需要有配套的教学管理制度作为辅助，但是目前所出台的教学管理制度还不能完全满足教学模式改革的需要。

5结论

逻辑学论文 篇九

认识人类自身、认识人类所面对的宇宙，是科学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而衍生出人类知识的两大系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最深刻的关联在于：人对自身认识有多深，对外部宇宙的认识就有多深，它们是同步进行的。作为自然科学重要分支的物理学是建立在分析与实证基础上的。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物理学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早已超越了感官经验的范围之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困惑：我们以现有的感官经验去描述、解释远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对象是可能的吗？要解决这一困惑，就必须转换逻辑思维的方式。对此，古老的禅宗哲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众所周知，作为逻辑演算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事物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命题之间的关系。禅宗逻辑同布尔逻辑[2][3]相似，也具有明显的类代数的特点。令全类为"1"，空类为"0"。以A和B分别代表两个类，也称之为选取符号。A代表在论域中选取所有A的结果，B代表选取所有B的结果，则

A=B表示两类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分子；

AB表示两类相交，即逻辑相乘，代表既属于A类又属于B类的类；

A+B表示两类相并，即逻辑相加，代表或属于A所标记的事物的类，或属于B所标记的事物的类；

附图表示A的补类，即由论域中除去类A的事物的类。

按照上述的基本约定，在传统的布尔逻辑中，如果A表示类“有”，B表示类“无”，则明显有A+B=1，即类A和类B互为补类，即这意味着同时属于两个互补的类的类是可能存在的，即传统逻辑中的“不矛盾律”在禅宗逻辑中不一定成立。其次，由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可言说的本体的“认识”过程在逻辑上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这正从逻辑上显示了它的不可言说性的根源所在。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4]原来不可言说的禅宗“第一义”是在传统的语言和逻辑之外的存在，现在随着逻辑的扩展，在禅宗逻辑框架内，它便不再是逻辑之外的存在了。逻辑扩展了，世界也随之扩展了。

根据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在零级近似下（对应于在求和公式中只取n=0一项），逻辑求和公式变成：

A+B=1.

附图而这正是布尔逻辑，即布尔逻辑是禅宗逻辑的零级近似。可见禅宗逻辑比传统的只研究矛盾对立双方间的关系的二值逻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在逻辑对象上，除了包含互补的、矛盾的两个基本的逻辑类之外，它还同时容纳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余所有可能的独立的类，这就为在逻辑上去研究“非非”之类（传统逻辑之外的、不可言说的）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次，就逻辑自身而言，禅宗逻辑包容了那些不矛盾律不再成立的逻辑，为逻辑自身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与禅宗逻辑

物理学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类。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人们感官经验之内的物质客体，适用于牛顿力学。站在经典物理学的立场上，一个具体的物质客体只能以粒子的方式或波动的方式存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存在方式，即一个物理客体要么以粒子的方式存在，要么以波动的方式存在。以粒子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刻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具体时刻在全空间存在而不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例如水波和声波等。无论是经典的粒子还是经典的波，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借助于牛顿力学理论，人们可以运用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来描述、理解它们，而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一旦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它的客观对象（如原子）就不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体验的了。微观客体的微观运动本身已不再是感官所能直接观测和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及其运动，只有借助于复杂的科学仪器，通过人工安排的科学实验，观测由其引起的在仪器中发生的某种不可逆放大过程所导致的宏观可观察效应。这种通过仪器的读数所“认识”到的对象已不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这又是对微观客体的唯一的一个认识途径，即只能这样来认识微观客体，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认识”。

在通过各种科学实验对微观客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观客体（原子、电子等）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粒子性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表现出波动性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微观粒子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和波的简单综合。这种“波粒二象性”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临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与之（指禅宗）惊人地相似，与禅宗的情况一样，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靠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5]尽管物理学家们无法在逻辑上解决“波粒二象性”佯谬，但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最终在数学上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微观客体一般就表现为一个数学上虚的态函数，它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理论本身并不能给出关于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物理解释，因为数学上的虚数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外在的客观存在相对照的。1927年，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来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玻尔把两种图象——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看作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互补的描述。这两个描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使用粒子概念以及波动概念都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不能避免矛盾。”[6]不难发现玻尔的互补性解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逻辑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逻辑是无法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疑难的，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比传统逻辑包容性更大的新的逻辑。本文所给出的禅宗逻辑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波粒二象性”问题。首先，波和粒子作为两个类在传统逻辑（经典物理学框架内）上是完全互补的两个类，因此可令：A表示粒子，B表示波，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就是：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类，它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上的微观粒子就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客体所遵循的逻辑是禅宗逻辑的一级近似的结论的正确性。

三、总结

禅宗哲学（包括禅宗逻辑）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平行性，早已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玻尔在1937年访华时就曾被中国的对立两极的概念所震惊。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则更是为这种平行性所吸引，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尽管有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物理学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但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根由。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平行性、相通性的根源在于二者所研究和指向的对象都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禅宗逻辑的对象是感官经验之外的，是日常的语言、逻辑所不能言说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禅宗所要证悟的最终本体恰恰都是这种对象。人的思维离不开形象、直观，离不开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和逻辑，而禅宗所要证悟的本体和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却又都是直接经验之外的存在，是无法从形象和直观上把握的。正如玻尔所指出的：“物理学面临的困难来源于我们被迫使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和概念，即使我们是在从事于精炼的观察也如此。我们除用粒子或波就不知道其他描写运动的方式。”[7]因此要想“认识”和“把握”这类对象，就只有超越传统逻辑的束缚，应用全新的包容性更大的逻辑进行思维，才能将其重新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内加以“言说”、“认识”。

收稿日期：2002-08-30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01.

[2]朱水林。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84.

[3]马玉珂。西方逻辑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09-317.

[4]［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5]［美］卡普拉F.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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