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文【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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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论文 篇一

［关键词］知行合一 伦理意蕴 王船山、孙中山对“知行合一”的批评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055－02

一“知行合一”的内容

（一）知行本体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最后“中夜忽大悟”，尔后“体验探求，在更寒暑”凭依记忆与六经四字相印证，终于确信宋儒格物之说是错误的，并由此确立了他一生的学问基调。

次年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讲学于贵阳书院，《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异同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日，豁然大悟”（《全书》三十二，第446页）

王阳明在贵州初提知行合一时，曾受到普遍怀疑，王阳明自己说过：“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年谱》庚午条），关于知行合一的详细阐述首见于《传习录》上徐爱所录：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看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全书》一，第38页）

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陈来先生在其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中认为，在宋学中，与知相对的行并不是用来泛指一切行为的，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识的实践或实行。另一方面，知的意义相对较宽，因为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从而知不仅指主观形态所表现的知识，而且也可以指求知的行为。

在宋儒的知行讨论中，“真知”是一个重要观念，“真知”包含了“必行”在其中。当宋儒以“真知”指主体必定将所知付诸践履，以与常人之“知”相区别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当王阳明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时，这个真知的知与常人的如何区别，就需要一个分疏。

陈先生认为，“知行本体”就是王阳明用来代替真知的概念。并认为“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按照知行的本来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这是知行本体，也是真知行。

丁为祥教授在其论文《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中说：“这里的“本体”并不是与“功夫”相对的概念。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都指知与行本来的不可分割关系。说“知行功夫”，是指“知行合一”作为人生修养的功夫与渗透其中的人生本体相对而言；说“知行本体”，则是指知与行的本然关系而言，虽然具体指谓不同，但在知与行的不可分割上其涵义则是同一的。”①

两位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意思是相差无几的，在王阳明那，知行在本来意义上就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

（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

陈来先生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是“知行合一”说的第一个表述。“真知即所以为行”当指真知必能行，这个思想承自宋儒。而这两个命题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不行不足谓之知”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这里的“知”指道德意识的自觉程度而言。王阳明说过“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孝弟？”（《传习录》上，《全书》一，第38页）就是说，当“知”用于德行谓词“孝”“弟”等时，不可能与行没有联系，只能对在伦理实践中从事过此类活动的人使用“知孝”“知弟”。

第二个意义则指一般知识活动而言。王阳明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同上）。又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答顾东桥书》，《全书》二，第53页）

《答顾东桥书》是《传习录》中所录一长文，王阳明针对友人顾东桥的质疑，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深入的阐释，一一回应了友人的疑问，知行问题是其中一个方面，此文还涉及到其他许多王阳明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不应将这两句话拆开来各自分析，他们是一个整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前后两个知都是指“真知”而言。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论，引来了当世和后人的批评和质疑。

二、对“知行合一”的批评

（一）王船山的批评

王阳明在谈到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时，曾作了如下解释：“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全书》，96页）

王船山对王阳明销行入知的趋向，提出了批评：“若夫陆子静，杨慈湖，王伯安之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谓知之可后也，其所谓知者非知也，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尚书引义•说命中》，76页）

虽然王阳明不时会使用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必履艰而后知路等认识论领域内的例子去证明“知行合一”论，但“知行合一”主要是道德修养领域内事。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我认为，客观上最重要的指向即“为善去恶”。在为善方面“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不是嘴巴上说些孝、弟，就是孝、弟。而是要去身体力行，才能算得上真知。在“去恶”方面，“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要求人们将不善之念在心中克倒，“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我把它称之为“知行合一”论的双重向度。正如杨国荣先生在其著作《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中所说的：“如果说，以行释知突出了德性的外在展现（德性在德行中的确证）这一面，那么以知为行则强调了净化内在的人格（拒不善之念）在成圣过程中的重要性。二者虽然存在着某种紧张，但又始终指向同一目标。”②

王船山的批评，即抓住两者中的一方面，引向极端，自然产生错误的结论。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个整体，他的“知行合一”论又何尝不是？

（二）孙中山的批评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批评了“知行合一”论，宣传“知易行难”：

“若夫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即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王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中山先生批评的思路是首先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同《尚书》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等同，然后得出“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

《传习录下》载有学生的疑问：“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二句为问。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正是由于弟子认为“知行合一”论与“知之匪艰，行之惟艰”有冲突，才向王阳明请教而“阳明企图把《尚书》的知行说，与知行合一说予以融通，照他的解释，毕竟和他的‘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的说法已不一致。知易行难之说，不管你作如何解释，是合不到知行合一中去的”。（《中国思想史(下)》韦政通著 864页）

所以，中山先生将知行合一同《尚书》中知行观等同是不合理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山先生指出了知行合一论的用意在于勉人为善，这是非常准确的。中山先生倡知难行易，目的在于教人敢于实行，不以革命理想之高远，革命方略之宏大而畏难不行。从这一方面说，两位先贤的苦心别无二致。

三、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立言宗旨和伦理意蕴

阳明的一生并不长久，但在他五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却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理想中的“不朽”，集事业公德与立言垂教于一身。可以说，阳明的一生，就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他的理论，不是空想推理，坐而论道而来。而是身体力行，即行即知而来。他在《书林司训卷》中说：

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无恒产者。然其时圣学尚明，士虽贫困，犹有固穷之节；里闾党族，犹知有相恤之义。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

阳明说得非常清楚，他提倡知行合一之说，是为了“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他清楚地看到引发上述道德危机的原因，就是知行的脱节。

正如张祥浩先生在其《王守仁评传》中论述的那样：“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是和利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士大夫之属无不口言仁义，笔写道德。他们口上说公，心里想私，嘴上言义，心里欲义……当这种情况形成普遍的社会风尚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就到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阳明结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悟，提出了“知行合一”论。如我在前文所述，知行合一论指向“为善去恶”。虽然单从认识论方面看，知行合一有不严密处，但是我们更应该在生活实践中，体悟“知行合一”，而不单单是做理论上的分析与推理。

注释：

①丁为详。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

②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10月。

[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4]杨国荣。王学通论一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

[5]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

知行合一论文 篇二

关键词：初中；英语听力；理论；应用

一、四理论的基本概念

言语听辨轨迹理论是从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大主题――语言理解中而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后通过声音记录仪、声音摄谱仪、电子肌动记录仪、电子记波仪、摄影摄像技术等来记录声音的动态变化，从而建立言语听辨的理论模型，以此预测解释更多的言语听辨现象。通俗来讲，就是听者利用言语发音知识来帮助听辨。对外语学习者而言，用自下而上的学习模式更加有效。听者利用感知知识，从音素、词、句子三层次上依次对听力材料进行辨认、理解。而轨迹理论则强调听力理解是大脑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与听力材料相互作用的过程，即用听力材料来扩大大脑记忆，用不断丰富的大脑记忆来辨别听力材料。

图式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图式是指已知事物或者信息存储在人脑中形成的知识架构，它能使信息有条不紊地存储在长期记忆里，当人们处理新信息时，总会把新信息与脑海中已知的旧信息相连通，从而给认知提供依据。图式理论认为，听者的听力由三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修辞图式来决定。语言图式指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和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知识，是听力理解的基础；内容图式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是指对听力材料主题和内容范畴的了解程度，可以弥补听者在语言图式上的不足，提高话语分析能力；修辞图式指的是材料的体裁和篇章结构方面的知识，如果听者能够了解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各类应用文如信函、通知等体裁的语篇结构特点，那么听者可以按照不同体裁的篇章结构去辅助理解材料的主要内容。

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人们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所建构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即学习者在丰富的情境之中，通过主动探索和协商合作，从而建构意义、创造知识。师生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对话者，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与促进下主动建构知识。它的三个主要特征就是：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

元认知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在元记忆基础上提出的，是指认知主体对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评价和调节的过程。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策略两部分，前者是对语言学习过程的认识，后者是对认知过程的思考。其中元认知策略又分为计划策略、监控策略和调节策略，是在元认知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元认知策略实现对自我学习的思考和调整。

二、听力理论的有效应用方法

国际上关于听者英语听力的研究理论有许多，但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初中学生的听力提高上呢？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单从听力方法入手，还应该结合这些理论，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论并将其在实际的听力学习中实践起来，最后通过多次训练巩固理论的应用效果和习惯，达到英语听力的有效提高。

首先，师生共同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并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论，或者进行多项理论的糅合，从中组合成适合自己的听力理论。传统的“听听力―判对错―对照原文”的听力教学方法已经很难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提高听力也没有太大作用。学生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英语听力水平，不妨先从了解听力理论开始，思考其中适用于自己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学习方法。比如，在学习图式理论中，认识到内容图式相对于语言图式的优越性，那么学生就可以着重丰富自己的内容图式，在平时的阅读中，多多涉猎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章，丰富自己的见识，保证在面对听力材料时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度，降低听力理解的难度，在此基础上总结各种题材文章的篇章结构，分析哪些需要重点听，哪些只需粗听，在了解文章结构的基础上，像庖丁解牛般，把握文章脉络，指导文章的行进方向，从而用这种听力技巧渡过听力难关。老师也可以从这些理论中发掘提高听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如通过剖析言语听辨理论，老师从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四种基本技能的相互关系出发，帮助学生实现四者之间迅速转换，即能迅速听音写词、看词辨意，帮助学生系统性训练，克服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听力障碍。

其次，在实践中熟悉理论，感受理论带来的提高。如，师生将言语听辨理论与图式理论结合起来，首先开设英语语音课加强语音教学，要求学生能读准音标，辨别单词中的长短元音、辅音，并学会和辨认出语音中的重读、弱读、爆破和语调等，做好提高听力水平的首要工作。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图式和修辞图式的训练，师生课下多阅读各体裁多行业的文章，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同时分析英语材料中各体裁文章的规律，发挥主体作用，自行总结，加深印象。接下来，教师发挥自己的辅助作用，传递相关听力技巧，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在学生正式进行听力训练时，先听一段相关材料进行热身，唤醒学生脑海中已有的图式知识，降低听力中的焦虑感，提高听力学习的成就感。在实践时，以小组为单位，学生交流自己结合理论在这次听力练习中听到的部分，互相分享、交流听力练习中应该注意的地方，并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是每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听力的学习方法。

最后，老师通过多形式化训练，在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巩固学生听力理论应用的习惯和能力。老师利用多媒体课件，可以采取精听、泛听相结合的训练，也可以打乱听、说、读、写四种形式的训练，实现视听训练、听读训练、听说训练和读写训练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听力反应速度和准确率。具体来讲，教师通过让学生看视频片段回答问题、听短文进行个人的口头重复、跟读录音稿、完形填空和项目排序等多种方式，加强学生对听力考查形式的适应性，提高训练强度，并结合元认知策略，在听前、听中和听后的三个阶段不断反思、总结听力理论应用的情况，并进行自我调整、提升。

总之，国内外关于英语听力的理论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都应用到，教师需要发挥好辅助、指导作用，挑选合适的理论，在学生了解的情况下选择适合个人的理论方法，进行独特化的以学生为主体的个性训练。

参考文献：

知行合一论文 篇三

[关键词]CDIO 理论基础

CDIO模式是国外高等工科教育的一种创新模式。CDIO是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作为工程教育改革的创新工具，CDIO框架提供了面向学生的教育，即强调在构思-设计-实现-运行中现实世界的系统和产品过程中，来学习工程的理论和实践，其理论依据如下：

一、环境与系统理论

一般地说，环境即系统周围的这样一些对象的总和，它们的属性和变化将影响系统，同时系统的属性和变化亦将影响到它们，这种影响是通过输入和输出的作用实现的。豪尔(1962)在讨论现代设计的基本策略时指出：“我们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将被引进环境的系统，而是要揭示环境是如何制约它的。实质上，设计的成败由系统达到的适应性，即它与环境协调的程度来衡量。”按系统方式的要求，研究高职工程教育的种种问题，如高职空调工程技术技能的学习，均需从环境入手，采取由外(环境)而内(系统)的路线。CDIO 方法的第一准则就是把工程教育重新置入工程实践环境―――即产品、流程和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中去。查建中等人认为，构思-设计-实施- 操作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内容，而应当被视为获得这些内容的工具和环境。因此，CDIO作为工程教育的环境完全相符环境与系统理论。

二、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费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场上的营销生命，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CDIO则强调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行(Operate)现实世界的系统和产品过程中，来学习工程的理论和实践。构思-设计-实现-运行，这是一个完整的环节，也是工程活动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要求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工程人才都能精通这四个环节。在应用型人才系列中，应用型工程本科教育重在培养“能够把技术原理转化为工程设计、工艺流程、运行决策的人才”,而工程类高职高专教育则重在培养“能够运用治理技能或操作技能，把工程设计、规划、决策变换为物质形态或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对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的工程教育，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CDIO这一创新性的改革模式同样值得高职类工程教育借鉴。

三、知行合一理论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知”即认识认识，而且应注重“行”即实践，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知行合一理论应用于高等工程教育，便是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既要追求真理、善于学习，又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创造，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唐良奇，2009)。“知行合一”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在强调“知”(理论)的同时，也要强调“行”(实践)、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要着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谋划、方案制订，更要注重结合实际，强调实用，付诸实践，取得实效。CDIO理念在强调学生重视学习理论以强调构思与设计的同时，同时也强调学生的技术技能、实践能力与职业态度等，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四、价值链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个所谓“价值链”(Value Chain)概念，用以概括企业内部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过程。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配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集合体的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表达。” CDIO包含四个阶段事实上是与企业内部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过程“价值链”(Value Chain))是一致的。比如，价值链集合体中的“设计”涵盖了CDIO前两阶段即“构思”与“设计”,包括定义需求与技术，考虑战略与规章制度，开发概念、构架与商业案例以及描述将被实现的计划、草案和运算法则；价值链集合体中的“生产”过程对应于CDIO第三阶段中的“实现”,即把设计阶段的计划等转化成真正的产品，包括制造、编译、测试和验证；价值链集合体中关于“销售、配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则对应于CDIO的最后一个阶段“运行”,即使用实现的产品来达到想要的价值，包括维护、演进、服务等。

参考文献：

[1] Crawley , E. F. , Malmqvist, J . , ¨Ostlund , , S. , &Brodeur, D.R. , Rethink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 The CDIO Approach,Springer , New York , 2007

[2]Edward F. Crawley,查建中，Johan Malmqvist,Doris R.Brodeur.工程教育的环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4)

[3]唐良奇。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创新模式研究――以CDIO方式为例[D].硕士研究生论文，浙江大学，2009,(7)

[4]王沛民。工程教育基础[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5]查建中，何永灿。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知行合一论文 篇四

【关键词】知行合一 道德认知 道德实践 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重要论述，是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方面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把握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知行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的“知”主要是道德认知，“行”则是道德实践。“盖阳明之所谓知，专以德性之智言之，与寻常所谓知识不同；而其所谓行，则就动机言之，如大学之所谓意。然则即知即行，良非虚言也。”①因此，“知行合一”重点是把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是要认识事物（道德），而且要践行道德，才能真正意义上体现最高道德要求—“善”，这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最终价值归宿。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不是简单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把两者视为同一过程，即所谓的“知行并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以知为行，行由知定。“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传统道德思想应该指导人们的行为，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实践是“致良知”的根本，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指导道德实践的关键，而道德实践又必须服从传统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知行互含，知行互动。王阳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不能“知而不行”。在道德问题上，道德意识应该付诸道德实践，道德行为不能离开道德意识而独立存在，所谓的真知就是要付诸实践，而且要自觉实践道德，即所谓的“良知”。换句话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道德教育的两个互动环节，互为表里，互为一体。当然，“知行合一”把行为动机当作行为本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同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合理性更多体现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本体论、知识论层面，这是必须厘清的内在涵义。“知行合一”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方面，放到当今的视野下则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并具备深刻的道德教育意义。

“知行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在思想道德层面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是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成道德信念、激发道德意识、培育道德精神、指导道德实践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利于促成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是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于内心对社会道德义务的责任感，又是个体对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的确认。道德信念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信念指导道德实践的重要作用。“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方法是个体道德的内在要求，藏于个体的内心，通过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内化为道德信念，形成个体道德需要。道德信念的形成，有利于体现个体道德的主体性，在复杂的道德冲突中明辨是非，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从伦理学层面上看，“知行合一”是把知识作为道德，促进道德信念、意识转化为实践的有机统一的过程。“知行合一”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遥相呼应，是知识道德与行为实践最关键的节点，是道德与实践两个向度的合一。

“知行合一”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通过道德实践，形成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包括道德理论体系。道德意识是由道德观念、道德认识、道德觉悟共同形成的，需要道德实践的佐证。“知行合一”是个体德性的自我彰显，是一种君子美德和品性。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突出人的主体性作用，自觉实践社会道德规范，从而促进个体道德的形成。道德意识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一个是本能的，一个是后天的学习或教育生成。根本上来讲，“知行合一”追求的是人道德意识的自觉，以塑造人的道德意识、实践社会道德为目的。通过道德意识即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情感，自觉接受道德教育，实现道德理想。

“知行合一”可以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的形成需要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道德教育是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有社会对个体的道德教育、自我道德教育等，通过道德教育转化为内在品德以此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而道德修养则涉及个人思想品德的培养和提高。道德精神的培育不仅是满足个体道德实现道德人格的价值需求，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群体、社会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道德精神，为道德实践服务。在《论语》中，孔子提倡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是指言行一致，注重社会责任和担当。培育现代道德精神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精神信仰的需要，更是为了完善个体道德的同时强调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强调共同担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

“知行合一”能够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通过个体行为、行动、表现，充分发挥个体道德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促进个体在社会中实现、遵守社会公德。通过知识转化为美德，是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知行合一”在道德教育实践中是理想道德人格立德、立功、立言的基本要求。道德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道德意识促进道德实践来培养道德品质。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知行合一”的内涵之一，如能通过道德教育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言行一致，就能形成道德文明的社会环境。因此，提高道德认识，促进道德修养和加强道德建设成为社会道德文明发展中不可漠视的重要环节。

知行合一论文 篇五

一、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IntegrationTheory）又称概念融合或者交织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家福柯尼耶（Faucon-nier）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意义构建理论。心理空间是人们思考、交流时为了达到理解与行动目的而构建的概念包[3]。概念整合是基于心理空间的一种人类基本的、普遍的认知方式，是综合不同认知域框架的一系列的认知活动，也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其整个过程包括了类推、递归、心智建模、概念范畴以及建构框架等[4]。概念整合理论关注4个基本的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四位空间模式包括两个输入空间（InputSpaces）,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Space)和整合空间（BlendingSpace）。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类属空间里；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整合空间。整合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EmergentStructure）。这样，这4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5]。概念整合过程可分为3个基本过程：第一是构建过程（Composition），即从输入空间投射到整合空间的过程。第二是完善过程（Completion），即输入空间的投射结构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结构相匹配的过程，它是层创结构内容的来源。第三是扩展过程（Elaboration），即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在整合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的过程。合成空间理论是一种在线的、动态的、创造性的认知活动。福柯尼耶认为，“概念整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认知操作，是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动，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

二、翻译的概念整合观

福柯尼耶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为意义成因机理的探索做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对语言、符号学、形式和意义、概念的映射与整合、新创机构和新创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理据性的阐释。概念整合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觉去认识世界、认识心智空间、概念空间、意义生成、表现与内涵、外部世界与人的心智世界；概念整合理论跨越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此理论对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也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和研究意义，其根本原因源于目前我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以及概念整合理论对文学翻译过程研究的极大解释力。传统的翻译隐喻观将翻译看成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的过程，即从原文到译文。翻译就是将源语言中的意义和信息投射到译入语中去。传统的翻译观过于局限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客观意义的单向投射上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概念整合网将翻译带入一个动态运作系统，其同类空间相当于源语言和译入语共享的文化心里图示，因为有了它源语言向译入语的投射才有可能。概念整合之所以能将翻译带入一个动态的运作系统就是因为交织空间中有层创结构存在。翻译的概念整合观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看法，动态交织运作很可能会比较容易地解释传统翻译观中一直难以解决的矛盾，诸如意译和直译、等值与可译性等。翻译过程超越了传统的“编码、传达、解码”，而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中间涉及了广泛的认知运作。原文作者和译者构成一对交际的双方，译者和译文读者又构成了另一对交际者。翻译是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作者及潜在的译文读者进行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即时进行在线空间合成和概念整合。译文正是经过多次合成、整合后的层创结构，与原文和译者空间都不同的新显形式。整合空间中的层创结构是概念整合之所以能将翻译带入一个动态的运作系统的原因。

三、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运作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将源语空间与译者空间进行创造性整合的过程，译文是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与目标语表现形式在第三个概念域内的整合。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时译者通过投射链动态地将源语和目标语两个心理空间连接起来，这种认知运作机制正是翻译整合观的体现。文学作品的概念整合翻译是一个由阅读、体会、沟通、整合到表现的审美创造过程。源语言的符号反映到译者的大脑转化为概念，由概念组合成完整的思想，然后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思维活动，如联想、评价、想象等等。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New-mark）最早关注了文学作品的隐喻翻译问题。他在Ap-proachestoTranslation(《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辟专节讨论文学翻译大环境下的隐喻翻译方法[6]。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认知运作是个复杂的动态创造过程：1.源语文本空间：译者对源语言文本的解读，分析原作者的创造心理空间及与原文相关的信息。源语文本空间主要由源语文本结构及相关的文化心理图式构成。2.译者空间：译者创造过程中将与解读文本相关的百科知识、生活阅历、审美倾向、文化底蕴、社会历史知识等输入此空间。译者空间主要由译者文化心理图式及其语言表现形式构成。3.类属空间：译者和原作者共享的意义和心理图式构成了类属空间。4.整合空间：经过源语文本空间与译者空间之间的相互映射，融合，有选择地投射到最后的整合空间，并产生译文的层创结构，最终创造出翻译作品。以上步骤只是翻译中概念整合的大致构成，具体的翻译操作时译者还须根据具体的情况，通过投射链动态地将源语言和目的语空间连接起来，进行多次整合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译文[7]。下面以红楼梦的不用译文实例来探析概念整合在翻译过程中的运作。例一：(凤姐)又向平儿笑道：“我如今是骑上老虎了……”《(红楼梦》55回)。译文1:She(Xifeng)changedthesubjectthen,contin-uing,I’mridingonatiger’sback…”。(杨宪益译)译文2：XifengpausedforamomentandsmiledatPatienceconfidingly:“Butit’slikeridingatiger…”。(霍克斯译)“骑上老虎”是民间广泛流传的简短的谚语，表达灵活，却常常蕴含丰富的寓意和哲理。显然，这里“骑上老虎”不是描述现实发生的状况，所以必须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将源语言中的文化情境投射到整合空间才能探明隐藏在源语中的深层含义。而上面的两种译文都是忠于语言形式，追求字面意义的一致。按照福柯尼耶的概念整合理论分析，“骑”激活其内在槽孔(Slots)的默认值(DefaultValues)形成潜在的输入空间，即“骑马”空间。另外一个输入空间是显性的“(骑)虎”空间。“(骑)马”空间中包含了马的普通属性，例如：温顺、迅捷、倔强、食草等，而“(骑)虎”空间包含了虎的普通属性，如：凶猛、飞奔、不驯服、食肉等。

马和虎都是动物，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制约和影响，这一共性反映至类属空间，成为概念整合的前提基础。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基本元素“马”和“虎”及其属性成分在认知活动中进行跨空间映射，这些属性被投射到整合空间，当然属性的投射是有选择的，选择性投射通常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投射完成后，通过“组合”可以把来自于输入空间的元素(“马”和“虎”)糅合在一起：都是动物，都有难于驯服的一面。然后通过“完善”和“精化”进行整合：骑马有时都很难驯服，更别说是骑老虎了。完善过程需要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从而发现这些元素之间的相似之处：迅捷—飞奔；倔强—不驯服，然后通过“精化”实现真正意义的概念整合，获得“呈现结构(Emergentstructure)”，即：使(某人做什么）很为难，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骑虎难下”。当然，具体背景不同，概念整合的认知结果就不同，翻译出的译语也就不同。如果这话的文化背景是凤姐有靠山，说话时信誓旦旦，底气很足，这时“骑上老虎”应理解为“攀上了权贵”；如果凤姐是利用他人权势压制他人，那么“骑上老虎”应理解为“狐假虎威”了。所以说，认知整合离不开背景空间的作用，充分考虑背景空间参照点和默认值因素的制约，使输入空间的成分在整合空间内正确整合并合理构建“呈现结构”。例二：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钦石自沉音。毫端运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诗歌是一种再现人类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抒情性是诗的本质属性。而意象又是诗歌的灵魂，并具有隐喻思维的特征。隐喻意象在诗歌创作中起着多种衔接作用，将诗歌语篇衔接成一个意义的整体[8]。概念整合理论可以全面的、立体的解读诗歌意象隐喻，将诗歌的意象隐喻和常规隐喻相互映射，叠加，结合而构成一个立体的隐喻的结构或者意义空间，从而表现诗歌的主题思想。所举之例是“大观园”中潇湘妃子（林黛玉）所作“咏菊”。

知行合一论文 篇六

读过这样一首诗：贵州的崇山峻岭，似浩瀚的海洋；贵州各民族兄弟像一艘艘战舰，正在破浪远航。他们哟，风尘仆仆，经历几度沧桑；他们哟，昂首巍巍，擎起民族瑰宝的太阳。他们跨岭越谷，笑迎万里风浪；他们飞驰在岁月的长河，目光向着前方……

王阳明曰：“天下之山，萃于云贵。”大山的乳汁滋养了贵州各族人民，锻造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山魂，贵州面貌的每次改变，无不镌刻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烙印。

最近，笔者一气读完王华的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兴奋之情、敬仰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文朝荣这个大山之子，用血与泪、灵与肉、情与感书写了充满生活激情、闪烁时代火花、具有崇高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的人生真谛，呼喊出了“苦熬不如苦干”“苦干大路朝阳”的时代强音。这强音是贵州各族人民人与物共流、天与物一统的心声，浓缩了贵州各族人民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精气神。

近年来，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指挥下，贵州各族人民从贵州人文精神的精髓中汲取思想资源、民间智慧和生活启迪，努力把微观与宏观、历史与现实、纵比与横比、新事物与新观念紧密结合，在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出了一幅幅众志成城、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壮丽画卷。其功绩为历史所铭记，为世人所公认。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新的进军号角正在奏响！在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征程上，靠什么进一步凝聚广大民众的心智力？靠共产党的领导，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靠经济建设和改革创新，还要靠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山魂。

笔者最近在调查研究中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人和事，完全能够体现贵州人文精神。最让笔者动心的是三位可亲可佩可敬可爱的老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生动写照。

他们是：68岁的研究“时间学”35年的遵义县马蹄镇新坪村柿花村民组农民王世帆；77岁的为推介贵州旅游奉献了毕生心血的著名艺术家金德明；74岁的优秀共产党员、禁毒老兵邱镛怡。他们既秉承贵州人文精神又融入现代气息，文脉与民脉相通，一身朴实、满腔热忱、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请看王世帆：

35年前，受王阳明“龙场悟道”精神的濡染，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王世帆，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办“时间学”，并一头扎进“时间学”研究，这一钻研就是35年，其痴迷状态被誉为“贵州学界一怪”。王世帆紧贴着乡亲们的心，围绕农民怎么在有限的时间能有最高的物质产出与精神收获，先后写了近百篇论文，其中《试析农民的社会时间结构》《再析农民的社会时间结构》等，多次在全国获得大奖，他也荣获“贵州改革开放30年30事30人”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并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到首都作关于“时间学”的学术报告，最近他又与研究生毕业的儿子王启乔合作，提出创立新学科――人生设计学，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请看金德明：

现年77岁的金德明，从70年代开始，就把推进贵州旅游业发展作为毕生专注的事业，克服一切杂念，排除各种干扰，持久地把主要精力和心思集中到贵州旅游资源的发掘、研究、包装、推介上，尤其是他对开发贵州溶洞资源的不凡建树更是有口皆碑。多年来，他先后考察了旅游资源千余处，探查溶洞600余个，拍摄了近万幅图片，在洞穴中生活了4300多个小时，向社会奉献了许多震惊海内外的艺术精品。其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贵州溶岩奇观摄影展览”，填补了我国溶岩摄影空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其创作的《金德明溶洞白描作品集》，荣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溶洞白描作品数量之最”证书，金德明也被誉为名副其实的“洞穴艺术家”；其新近创作的“地下世界――金德明溶洞绘画艺术十米长卷”，经北京荣宝斋艺术中心鉴定，结论为“古今中外唯一描绘溶洞形态十米长卷”，复制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以探索摄影、绘图、雕塑等技法的表现力来说，金德明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他拍摄讴歌红军娄山关大捷的图片时，曾七上娄山关，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悬崖上寻找最佳拍摄角度，身上被荆棘、树枝划出几十道血口子也不吭一声，后来干脆在山上的观测站住了一个星期，直到相机里出现理想的画面。他这组反映娄山关神韵的照片引起强烈反响，长时间得到业内公认。党和人民对金德明的卓越贡献充分肯定、多次褒奖，他不但是第六届、第七届贵州省政协委员，还获得省旅游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省政府专家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请看邱镛怡：

贵阳市关工委、综治办等最近编印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读本》里，74岁的禁毒老兵邱镛怡题为《在青少年心中构筑防毒反毒的堤坝》一文引起多方震动，许多家长、老师特别是青少年阅读后受到极大的启迪和教益。好几位专家评价这篇文章通过一桩桩内容坚实的生动事例，通过宽阔的视野审视和现状剖析，鞭挞丑恶、揭露卑鄙、引领方向、弘扬正气，是对青少年进行禁毒教育的难得的力作。

邱镛怡退休前是贵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贵阳市政法委副书记、贵阳市禁毒委副主任，由于工作中建树卓著、屡次立功，曾荣膺贵州省十佳公安局长、贵州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个人等称号，并于2005年2月10日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接见。

14年前，邱镛怡光荣退休。退休后还能为社会做点啥？结合禁毒工作实践，邱镛怡深切地看到：尽管禁毒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就，但蔓延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尤其是吸毒人员低龄化的趋势加剧，贩毒、吸毒已经成为诱发各类刑事案件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主动请缨，决定用退休后的主要精力为农民朋友、农民工兄弟、青少年、年轻的父母等宣传识毒、防毒、拒毒知识。在省、市禁毒委、关工委和教育工委等的支持下，邱镛怡精心编写出包括“罪恶的”“禁毒形势十分严峻”“贵阳从哪里来，怎样传播？”“的危害”“染上毒瘾怎么办”等五项内容的教材，以志愿者身份，深入农村、学校、社区进行宣讲，有数万人次听过他的报告。

贵州省、贵阳市禁毒委的领导评价邱镛怡，每一次禁毒宣讲都是传递正能量的声音，每一次禁毒宣讲都是对的猛烈冲击，每一次禁毒宣讲都是向犯罪投放集群手雷，每一次禁毒宣讲都是构筑防毒拒毒的堤坝。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太需要这样的志愿者！

王世帆、金德明、邱镛怡在与笔者交谈中，都介绍到他们学习省委书记陈敏尔关于进一步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示的体会，共同的感受是贵州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实干行动和精神追求，它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的进步，促进了贵州民众文明程度的升华，促进了贵州各民族团结，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全省人民要在弘扬贵州人文精神上有新突破、新成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实践。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更真切地带头践行贵州人文精神，使更多的人受到激励，让大家对贵州人文精神的理解不仅是从表态上看，从形式上看，而是要更多地从实际中看，从社会生活中看，从经济发展中看，从左邻右舍的关系里看，从下一代的精神风貌上看，从贵州后来居上的具体效果上看，这样才可能“一点雨一点湿”，成风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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