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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论文 篇一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瑑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个性,一个民族就只能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吞没,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全方位开放不断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明个性迎接世界各民族文化,学习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始终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过程张力延绵于当代世界,以独特优势影响世界文明。
世界史论文 篇二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15]十五大报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世界历史论文 篇三
那么,何为人类学时代?提出人类学时代有什么根据?这里所谓人类学或人类学时代,既是个历史发展范畴,也是个哲学价值范畴,它指的是人类力争按其良好本性的自我实现和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其实,人类学时代早就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中,东方自古幻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西方对自由王国的千年梦想,马克思的人类学共产主义,就是它的梦想体现。人类学时代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由盲目的必然性的统治,转化为由人类理性的自觉而合理的调控,从而为人类的合理生存奠定基础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学时代的优化发展特征,已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今天的历史中:其一,人类进入依赖智能技术和智力圈而生存于自然界的智能生存时代。在地质学家看来,工业技术是“人类世”的开始。人类在今天除了深海和太空还有待深入开发之外,智力性的技术已经深入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人类是作为一种智能技术存在体生存于自然界。不仅如此,人类技术已经进入对自身智力的调控时代,并创造出了一个调控它自身的环绕地球的信息圈、智力圈,使本来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智力,借重于技术而成为客观化(电脑)、系统化(网络)和世界化(形成地球的智力圈)的新的地球存在,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物。正是这一智力圈层,使人类技术进入了人类学时代,因为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智力对行为的调控。同时,人类的智力技术也深深改变了人本身的处境,任何一个偏僻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和全世界联系起来,与他们的情感和要求,痛苦和希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持等等,在精神上联系起来,世界同时变成了精神存在体。所谓“地球村”,同时是一个精神联系村。而精神固然有欲望,但它也更有理性,一种权衡人类关系的轻重安危的生存理性在不断成长。而进步就发生在理性对于欲望和野心的调节和改变之中。这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而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以及通过精神文化和思想追求而联结为休戚与共的整体,这是使人类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智力共同体而进入人类学时代的标志之一。其二,知识经济使人类进入依赖知识和创新而生存发展的人类学时代。人类今天一切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都成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活动,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第四产业,以及第五产业,都以知识和创新而不是以资本或政治为前提(它们已降为物质基础和管理方式)。而任何真正的知识都像技术那样是人类性的,以知识为本、创新为本的经济,不能不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进入优化的全人类通则的人类学时代。其三,全球化运动是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实际运动。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日益在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思想文化规范等等进入全人类一体化的方向,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思维、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全球政府,或爱因斯坦提出和追求而当前又热起来的“世界政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公民等等,都迫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升到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即全人类一体主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全人类进入人类学时代的历史优化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四,生态危机促进了人的生态觉醒,生态觉醒又促进了人的人类学精神的觉醒。全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作为同一个生态整体的人类学时代的提前到来。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成了突破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主义伦理、宗教伦理而走向人类伦理、世界伦理的脚步,有力地开辟着人类学时代。其五,全人类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式,促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人类已经形成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一系列研究全人类问题的科学、思想、伦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的出现,人类学价值、人类伦理以及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张扬,全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关切和公共精神、协商精神、共赢精神和共存理性的出现,表明全人类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作为命运共同体走向了人类学时代。其六,政治上的和平、发展、环境与合作的时代,推动政治走向人类学时代。人们公认,当代世界在利益的对立、竞争、冲突之中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合作的世界性呼声和行动,而任何世界性的和平、发展、环境、合作都是人类学问题。各国需要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变暖而防止地球生态崩溃、防止核灾难、“核冬天”的共同要求,人类共同的和平生存、健康发展的要求,不能不促使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这种世界趋势的背后,不能不是人类学价值精神的支撑和进一步的发扬。联会国是这一精神和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呼声日渐高涨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将有可能从制度上推进这一方向。这些无不表明了人类学精神的增长,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日渐兴盛,等等。其七,各种实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马克思时代,实证的人类学刚刚出现。20世纪初,人类学也主要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以来,由于广泛的直面人类问题的需要,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深入发展,也有一些传统上与人类学无关的学问,也上升到人类学高度看问题。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美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都表明了人们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向人类学方向的深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以人类学反思当代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学成了推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学科。从实践上看,以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协调为目标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到会有4000多位代表,足见人类学问题研究之盛。其八,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从哲学上来看,人类学思想产生得更早。且不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方向,即就有联系的发展言,叔本华就已开始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根据人的形象来解释世界。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重要成员,也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研究基础上,向人类学方向发展,出现了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一批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有人类学价值倾向的哲学家。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哲学的人类学方向的深入开拓,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一些哲学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说,现代哲学出现了一种奔向人类学的主流。海德格尔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其所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人类学哲学的范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代世界的历史发展,促使人类开始进入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生存方式的世界化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生存、国家竞争生存发展到人类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时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已把人们从民族整体、国家整体升华成了人类整体、世界整体;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问题和任务,已从民族的问题和任务、国家的问题和任务上升成为人类的问题和任务;人的发展也从民族公民、国家公民的职责发展到世界公民、人类公民的职责。与此相联系,人的伦理观念也从家族伦理、氏族部落伦理、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人类伦理、自然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从而让20世纪还当红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成为明日黄花,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有可能成为时代旗帜,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加伟大的人格理性的提升和世界历史性进步。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重要哲学家科学家,都抱着一种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理想。歌德、康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罗素等等都是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哲学家,他们都希望人类走出狭隘观念的局限,让国家成为相对的存在(马克思甚至强调“国家的消亡”),从而为全世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的再次提出,表明了这一方向。
二、人类学时代的哲学:人类学哲学
人类是有许多问题、许多限制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不处在人与自然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生存。而关系既开拓着人的自由度,也限制着人的自由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是人的类群关系,它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因而,它最受哲学家关注。这里,我们主要从这一关系,考察人的自由发展这种人类学梦想。
(一)从卢梭、马克思的人类学梦想说起
康德和卢梭都是想对人类的这种类群关系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人。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6章中谈到,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梦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不可能不以群体结合的形式存在和运行的。但是,要么是群体压抑了参与者个体,要么有个体的自由而少了群体的整体追求,其结果还是每一个个体受损。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在于想找到这样一种个人与集体都能自由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它既有利于“全部共同的力量”的提升,而共同力量的提升又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使个体服从群体也就是服从自己本人的自由意志。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境界,也是一种对人的人类学关系的梦想。卢梭的这一梦想也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这种人的群体结合梦想。1848年,他终于以更为精粹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梦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在于,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梦想,是建立在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前提之上的,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难以实现,因为它还存在着“资本”这一非人性因素的统治,存在着人们在经济分配关系上的两极分化。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方向也还很远。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即在生产关系合理化基础上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原则。“每个人”,表明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以集体压倒个人;“一切人”,它可以指称有限的集体,也可以指称全人类。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大都是针对全人类说话的,因而,马克思的这一梦想,是关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都能自由发展的梦想。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都应当趋向的价值方向。因而,这样一种梦想,也就是人类学哲学的梦想。
(二)人类学哲学的提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如果说,还在世界历史刚刚发展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学梦想的话,那么,在人类学时代行将到来的今天,首先也就需要一种立足于人类、为了人类而推动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应当名之为人类学哲学。它建立在人的人类学原则———不是动物学的、不是生物学的、不是宇宙学的———作为人类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一般认为,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的一般本性和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哲学则是在这种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根本关系,研究人类如何能够合理生存、健康发展并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哲学。为此它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研究人类世界的不合理、非法性问题的存在、根源以及如何改变,它也因此成为一种深入研究当代人类问题及其合理化改变的哲学,因而是根据人类世界的当代问题而推动人类以优化的方式向未来理想世界发展的哲学。这样一种人类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开创直接相关,因为马克思开创了这一哲学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人类学价值原则。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一位阶级斗争专家,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理解。马克思还有更为广阔的广义的一面,这就是人类学的一面。即在阶级性的马克思之外,还有个视野更为广阔的坚持“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看,马克思是最早从人类学走上了人类学哲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构建的唯心主义、非历史、、不科学的关于人的哲学学说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他的开辟了在社会性和历史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哲学方向———即他所说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哲学。我们今天能够提出人类学哲学,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世界公民”的哲学探索,就是对人类学哲学的开创。
三、人类学哲学的价值追求: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发展
人类学时代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时代,人类学哲学也是一种有强烈价值追求的哲学。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就是一种追求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哲学,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人类学价值哲学。因而,它不是空洞的,它体现为一系列的对生存合理性的追求:一是追求人类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二是追求人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三是追求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精神的合理化,四是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追求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言,这在今天就是走向生态生存、生态文明的方向。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赖以生成的血缘族系关系,决定着人的种系生存和种系存在,它在今天就是向民族的、国家的平等与友好方向发展;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这是人们取得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关系,决定着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得,它在今天就是向社会所有制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均衡经济学方向发展;三是人们赖以共存的类群关系,这是支配着人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一个社会的统治—从属关系就属于它的范畴,它关乎人的自由的实现,其方向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方向发展。这三大关系加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支配人类生存的基本关系,它在今天的上述最优发展方向,就是人类学哲学应当追求的价值方向。只有这些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的生存发展才能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才能为人类的共同生存奠定合理性基础。其二,在上述四种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基础上,追求每个与一切人的生存合理性的实现。这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推断出来。马克思的人类梦,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自由的实现是有前提的。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的直接目的绝不可能一下就上升到对自由的追求,他作为生命有机体,首先是要生存,是合理的健康的生存;而它作为社会人,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因为人是有追求的存在物,没有发展的生命延续不是人的理想。而这种发展的方向,才是不断在现有条件下而实现的自由解放。没有生存,没有发展,谈不上任何自由。所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发展”,这种自由发展当然以合理生存为前提。如果以上考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人类作为人类的人人都会同意的价值原则: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合理化基础上,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这是人类学哲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学时代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其三,人类学时代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自由、真理、正义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这是建立在以上两大价值追求之上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人类学特性不是简单的,它是丰富的,它从人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本性发展到人的人格理念,其直接要求就是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实现,而其最高理性或者说哲学理性,就是对人类世界的自由、真理、正义精神以及世界和平的价值理想的追求。“自由”是基于人的良善本性的发展意志的实现,是人类———它的每个人与一切人———“自身的”人性的、精神的、人格的自主发展,没有自由便没有人性的充分发展实现,人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高尚人格理性和创造精神的人。“真理”表面上是就人的认识与对象的契合关系而言,这在自然科学方面当然是这样,但是,“真理”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它在实质上———特别就它作为社会真理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超越自身利益的狭隘眼界而对客观准则的坚持。只有能够坚持这样的超越自我的真理原则的人,才能进一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正义。“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坚持的价值公平,以及对不公平的扶正精神,它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是最高的人类学价值精神,是任何共同体、任何社会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正义”就以各种具体的社会要求表现出来。没有真理和“正义”,即一个时代的公理,就是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而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就不能不是一个走向腐败、动荡和有待改变的社会。其四,在弘扬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和平友好的人类学关系的建立。这是由于,自由、真理、正义的存在和通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安定和世界的和平,人类的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没有敌意、没有战争的和平。在敌意和战争状态下,一切都会扭曲,一切都会改变。因为战争是生杀予夺的人间大事,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有碍于战争的要求,任何真理和正义的性质,也都会因战争而改变性质或不得不被搁置。而任何战争———这里主要是指原发动的侵略性的战争,不仅是对相关人们的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不仅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而且以牺牲自由、真理和正义为代价。所以,从来造成灾难的都是战争,从来的战争都是对人的人类学价值要求———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剥夺。原发的、侵略性的战争就是罪恶。至于被动应战,自我保卫,那是为自由而战,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所以,在人类学时代,首要就是克服战争的原发萌动,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才能让自由、真理、正义精神成为时代的最高的支配精神。这些价值追求,就它还没有实现而是要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来说,它依然是一种梦想,并且是由卢梭、马克思等所开辟出来的人类学梦想的具体化。特别是马克思,他直接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民族关系、生产关系和类群关系的合理化发展等问题。例如他强调:要“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①这种“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当然包括自然条件、物质条件、制度条件、精神条件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他还强调:“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②何谓“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可以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四大关系的合理化,就是人类学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这些价值要求,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历史发展问题,可以认为,当代的人类学哲学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就是通过生存关系的合理化而力图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有的价值原则。人类学哲学,就是追求这种价值原则不断实现的哲学,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来说,都是应当的,合理的。认识不到这一层,或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可能脱离人类学时代的文明发展大道,成为一种落后的孤立的存在,那当然是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以全人类友好交往与世界和平为前提
(一)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途径
所谓人类学时代,就是人的人类学特性得以丰富发展的时代。人的人类学特性,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人性,它既是“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西方人性,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人性,总之,人类应当超越那种把自己的生存架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动物学原则,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类学原则。这样的人类学原则是不需要战争的,是与战争相对立的,正像一个国家内部不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那样。或许有人会说,人类已经太拥挤,因而必然会相互排斥。或者会说,生态危机和资源匮乏使人类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而相争相斗等等。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应当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意识形态的进步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节而加以解决的。世界科学技术和思想进步史表明了这一切。地球今天的70亿人时代的战争并不比在7亿、10亿、20亿人时代的战争更多,而且普遍比那时生活得更好就是明证。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思想道德的发展提高加以解决的。人类学时代尤其是这样。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发展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的世界性的和平友好交往关系,这种交往不再仅仅是打开“世界历史时代”的商品交往,而更主要的是人的交往,如文化交往,科技交往、学术交往、思想交往、教育交往、青年交往、公权交往、官员交往、私人交往、旅游考察交往、生活体验交往等等人性的、人情的互相认同的交往。通过这些互相交往,应当达致这样的新型的人类学关系的形成:即“人—境关系”生态化、生产关系合作化、经济关系均衡化;家族关系人际化,族内关系族际化、国内关系国际化;类群关系自由化,世界关系人性化,等等。通过种种关系的人类学化,达到人与人的“道不同而相尊重,人不同而相理解,教不同而相信赖,墅不同而相交往”,①并把这些人际关系推广为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主义与主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孔子的伟大的人与人的人类学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它在今天的推广: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人所不欲,勿施于境!这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不仅是东方的人类学梦想,在今天也应当是全人类的人类学梦想。
(二)通过世界和平实现全人类共同生存
因此,人类今天的最大问题,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最大问题,人类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当代,就是如何实现和平、确保和平的问题。人类今天的发展状态是复杂的,它有200多个国家,2000多个政党,20000多种宗教,这些都是把人类分割开来的刀子,挑起人们争端的鞭子,任何既掌握权力又有疯狂野心的人,都可以挑起不义战争,而今天人们制造的核武器,又是可把人类毁灭50次的宇宙的原子结构力量。所以,不消灭这些核武器,没有一个能够统驭人类各种权力机构的强大的世界政府,要想和平,只能是枕上空想。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两万多种宗教可以归向世界三大宗教,两千多个政党其实主要是立足个体自由的民主政党和立足于整体发展的集权政党。而两百来个国家中则出现了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体系,以及更多的国际组织等。这些距成立世界政府也只有一步之遥了。那种破坏这一切的、志在毁灭他人的战争意志和置人于死地的武器追求,在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的干预下自然也就无处藏身。在今天,要使地球的“人类时代”和“人类世”得以延续并向良性发展,要实现人类学价值理想和推进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生存合理性的实现,那就首先要实现由世界政府主导的永久和平。在此基础上,才能高举自由、真理、正义的大旗,开辟伟大的地球文明的新时代。因为,世界历史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生存、国家竞存、走向全人类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时代。如果还不成立能够主导这一趋势的世界政府,一切都可能成为空话,人类也就摆脱不了由自己的动物本性所酿造的灾难。人类学哲学的世界性任务,就是通过追求世界和平而开辟人类学时代的哲学。总之,人类学哲学也就是一种世界哲学,而这种世界哲学———它的主要价值追求,又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问题的特殊性而返回自身,成为民族的国家的各有其特殊性的哲学追求,以及返回为每个人与一切人的个人哲学追求,因为它本来就是追求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的哲学。
世界历史论文 篇四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世界历史论文 篇五
朱方刚在美国私立高中格罗顿中学读高二,他的暑假从6月初就开始了,直到8月底才结束,并且没有任何假期作业。漫长的假期如何度过?朱方刚和他的同学们却都没闲着。因为格罗顿中学有个特色课程“全球交流教育”(Globle Exchange Trip),鼓励学生们去往世界不同地方的学校交流学习,或与当地学生一起组织活动,为文化交流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假期,朱方刚的一位同学就去往尼泊尔珠峰脚下,为一个生态研究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另一位同学踏上罗马文化之旅,还有人去了乌干达和秘鲁。
然而,没有人来中国!格罗顿中学里的汉语课程开设了多年,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朱方刚觉得自己有责任建立一个与中国的交流项目,他想到了百年职校。
中国百年职业学校是一所专为打工子弟创建的公益学校,已经成立了十年,在国内各地有多所分校。朱方刚的爸爸朱茂元是一位律师,也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当年,朱茂元从安徽农村考入北京大学,地区贫富差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他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一直热衷于教育公益事业。从小,每年百年职校的慈善晚宴,爸爸都会带着朱方刚一起出席。在这样的熏陶下,朱方刚对公益抱有极大的兴趣。
两年前到格罗顿中学面试时,朱方刚坐在接待室里翻阅期刊,忽然看到了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开展交流活动的报道。当时他有一种“真巧”的感觉。但入学之后,他发现这个交流活动只办了一次就停止了。后来他一直惦记着:让两个学校的交流持续下去。
今年上半年,朱茂元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公平教育的演讲。这给了朱方刚很大启发,他决定组织一个到百年职校的支教活动,为他的中国交流项目打响第一炮。
有人竟纠结于“鸡蛋”怎么说…
暑假前的两个月,朱方刚就开始了项目筹划。他一手建立起“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主页,给美国一流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发去邮件,介绍百年职校与支教项目并征集志愿者,最后根据资历亲自筛选出了两名美国大学生,一位来自布朗大学,另一位来自乔治城大学。活动的策划、联络与宣传全部由他一人搞定,而且他还成功地拉到了赞助。
6月15日,朱方刚与两位美国搭档在首都机场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便一起奔赴银川进行为期20天的支教。“银川地方偏远,那里的孩子们特别需要接触外面的世界,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条件走出去。学校虽然开了英文课,可效果并不好。”朱方刚和两位美国志愿者决定为学生们上英文课。
朱方刚本人英文优异,即使刚到美国时也丝毫没有感到语言上的压力。因此,他上第一次课时,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让他吃了一惊――有人是进入职业学校后才认识ABC的,有人还纠结于“鸡蛋”怎么说。“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学习外语的条件太差了,更别提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他说。课下聊天,学生们告诉朱方刚,最不喜欢的学科就是英语了。
不喜欢并不是根本原因,朱方刚觉得这主要是教育资源匮乏造成的,只要有好老师就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他和搭档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决定直接放弃枯燥的语法教学,改教发音和基本对话。
银川百年职校的学生们有三个专业,厨师、电子和平台设计,他们便针对不同专业设计了将来可能用到的英语会话教给学生。通过做游戏,如Guess、who?使他们大胆张口说出来。在为学生们讲述美国文化时,他播放电影《阿凡达》,介绍谷歌眼镜、苹果电脑,当然也没有忽略美国的社会问题,像枪支和种族的困扰。
教课之外,朱方刚还跑到偏远的山区里进行了一次家访。他拜访了两个家庭,学生们困窘的家境再次令他震惊:两位学生都住在离学校上百公里远的地方,一位学生的父亲因车祸去世,全家7口人的生活只靠在外打工的大哥支撑,另一位全家依靠低保过活,哥哥上大学需要大笔学费,初中刚毕业的弟弟只能去打工。
“现实的残酷与无奈第一次如此赤裸地呈现在眼前。”然而,他又被两家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所打动,“他们没有绝望,踏实地过着当下的生活,并寄希望于两位在百年职校上学的孩子能令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这个感觉真切而实在。”这次经历让朱方刚切身地感受到了教育的价值。
不学历史,怎么让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他能够观察社会,同时也受到了教育,他得到的比自己送出的更多。”爸爸朱茂元对儿子组织支教活动非常赞赏,更令他欣喜的是,在美国读书两年,儿子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他并没有像一般中国家长那样渴望孩子成龙成凤,他只期望“孩子能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有完备的知识储备,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自立去创造自己的事业。”社会责任感太重要了,这也是美国高中教育注重的内容。“他们引导孩子去实践,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进行思考,朱方刚就在支教中对教育资源的公平性有了更多了解。”
出国前,朱方刚和很多聪明机灵孩子一样学奥数,考重点中学。如果一直沿着这样的轨迹,他现在一准儿是个理科生,遨游在数理化的题海中。都知道国内高中分文理科,学了理科,人文就撇一边了。然而在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一刀切。学生们要修科学也要修人文,同时,还能依兴趣自由选择课程排列组合,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打造了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这为朱方刚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在国内,理科生大多不学历史。来到美国,朱方刚则更爱历史了。高二学过世界历史后,他发现,“只有了解了人类历史,才能理解当今社会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只有学了历史,才知道学习科学的意义,以及如何去运用。”在他看来,不学历史就不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回到北京后,朱方刚与曾经的同学们聚会,他发觉昔日的学霸还是老样子,平时除了学习就是打游戏奢侈一下,偶尔抽出时间打打球,享受一下就去购物中心吃顿好的。朱方刚本来想跟他们聊聊他的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和支教的事,希望他们有兴趣也能加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离他们的学习生活太远了,没人关心。
“鲨鱼放在水族馆的箱子里是长不大的。”朱方刚这样形容他们的现状,“他们不学历史,你就不可能和他们谈论思想上的东西,美国学校里有社团,有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年轻的民主党人,学生在初中就可能有政治倾向,在高中时就可以加入社团,辩论政党的意见。中国高中生不学历史,怎么叫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追求他想做的,我们不担心未来
聊天时,同学问他最多的问题是“你卷子多吗?”答:“不多。”又问“那你的作业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回答。在美国高中,老师通常会布置课后阅读任务,课上讨论交流,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啃下来相当不容易。而且还有课程论文。朱方刚这学期的历史论文题目让爸爸朱茂元听到后大吃一惊――《中苏关系交恶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朱方刚的历史老师对俄国有兴趣,就让他们选择与前苏联相关的主题。朱方刚想到中国与前苏联几经更迭的历史关系,里面一定会有有意思的内容。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方向,随后泡图书馆查资料,独立展开了宏大的研究。
“这样深的问题高中生能完成吗?”朱茂元起初有些怀疑,他也积极帮朱方刚找资料,最后看到儿子的成果,他的怀疑打消了:“写得还真不错”。在国内,这是大学甚至研究生课程才会出现的内容。而小朱在上大学前,就已经开始探究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了。
说到未来,朱方刚没有为自己限定一条道路,他兴趣广泛。体育好,让他更自信,而且他还是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又喜画画,现在还打算学习戏剧。在组织支教活动过程中,他对“公平教育”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下一步,他要促进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成为联谊校,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进入社会,会一直致力于这件事儿。
世界史论文 篇六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世界史论文 篇七
关键词:世界历史 全球化 启示 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 人民日报[N].1998-3-10
世界历史论文 篇八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2-06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传统的历史试题认为只要行为目标规范化,情境创设得当,就可以通过设问操作来再现考生的能力。这样的命题实践往往会把考生看做是“给予”的对象,考查过程也就是一个静态且线性的过程。但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长历程,是动态且非线性的,命题者应该能动地使测量过程动态化,不仅要关注考生的知识素养,随着设问的深入,还要重视对考生公民素养、学习能力、表现能力等的诊断。对于国外新的测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断地学习、引进,以促成当前国内测量研究的欣欣向荣景象。中国未来的历史考试测量研究,理所应当对相关研究进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须”等问题进行论证,对国外测量的研究逻辑应进行定位和思考。结合已有的命题经验与教训,来自各方的有效反馈,改进试题研制的思路,及时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总而言之,国外先进地区的考试测量经验说明,历史材料论文题纳入大规模考试之中,不但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可行性,是客观条件和人为努力双重结合的产物。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有意识、有步骤地创造改革的条件,历史材料论文题必定会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世界历史论文 篇九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文革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文革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文革,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国民党旗,第五个是指他文革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文革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文革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无耻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文革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文革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文革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年下半年看80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可谓是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50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文革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偶尔见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文革后,张注洪先生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近30年默默无闻,文革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文革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右派”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文革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1953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右派帽子让他1978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10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文革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先生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多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1981―2004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1932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其间,刘半农曾带他3次去见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妓女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不可。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
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溜滴溜地转,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孟森)治史,最后成为一位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
文革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20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76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2007年1月6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那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1949年20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5名学生之一,于1953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得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文革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我与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更多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老头,身体单薄而羸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
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解放军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60周年的50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1909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1928年考上清华政治系,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改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2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
邵循正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文革后期,周总理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1972年4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文革的人,特别是熟悉文革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文革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往往文革前的“红人”,文革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62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文革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文革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4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年10月,范达人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当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底细后,他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江青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文革期间曾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梁效”总共发表了181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28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文革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1980年以后得以“解套”,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文革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印象中,文革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是在文革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音nè而非人们惯叫的nà,我们系1959级的学生),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毛主席”。那时候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把郝斌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儿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90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都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让我说,文革中,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弱,体单力薄。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按“反对毛主席的女儿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反对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对毛主席”?幸亏郝斌出身好,不然就顺理成章了。8341部队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解放出来。不然按文革中制定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平易朴实的马林彪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林彪老师。大高个,河北邯郸人。他也是196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身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身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外籍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文革开始,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林彪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那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那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解放军过某地不摘苹果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林彪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1960级毕业、欢迎我们1964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的老人的风采。再见面恐怕就是1966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14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1372年(洪武五年)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26代、600多年历史,有万余后裔。
文革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连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文革开始不久,翦老被当作“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7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1966年6、7、8这3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后来北大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毛泽东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周恩来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将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后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此。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l、2两卷。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62册,约3000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平反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伸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毛泽东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毛泽东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十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周总理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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