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方法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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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读后感 篇一

今天我读了叶圣陶爷爷写的童话《稻草人》。读完文章后，我被文中的稻草人感动了，我陷入了沉思。

这篇童话写的是一个稻草人在河边稻田里的所见所思。农人亲手做的稻草人非常尽职地守着稻草，看见了夜间发生三桩令人悲哀的惨剧。一是水稻被小鸭毁掉，使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穷苦农妇悲伤绝望，但稻草人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二是渔妇顾不得生病想喝茶的儿子，在河里捞第二天做的鲫鱼，好不容易捞上一条鲫鱼，鲫鱼却又向稻草人求救，而稻草人既可怜又同情鲫鱼，不知如何是好；三是妻子不愿被赌输了的丈夫卖掉而投江自尽，稻草人看到却无力救助。

《稻草人》虽是童话，却写得真实。叶圣陶爷爷在旧*亲眼看到这些人间悲剧，就良而富有同情心啊。可它对那么对可怜的人们却无力相助，它只能焦急地摇扇子，只能洒下悲伤的泪水，只能最后绝望地倒在地上。

《稻草人》给我带来无限的阅读享受。我喜欢那简洁，朴素的语言，更被稻草人的善良的同情心感动，它们将永远铭刻在心里。

稻草人读后感 篇二

叶圣陶爷爷的童话富有哲理，常常令人回味无穷。其中，最令我喜欢的还是《稻草人》。

“走开，你们这些讨厌的蚜虫！”稻草人摇了摇手中的纸扇，对蚜虫愤愤的说。自己女主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玉米，就要这样被蚜虫毁了吗？不，它稻草人绝不允许！但，没有脚的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叶老先生将稻草人的愤怒刻画地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稻草人为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稻草人一样呢？

我在生活中，常常不能将所有的。精力放到自己的职责——学**面去。

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突然有事，要出门一下。临走前，特意交代我要先认真写作业。我听闻，便满口答应。但等爸妈前脚刚走，我就待不住了，快步跑到书架旁，拿出书就看，完全忘了自己的答应的事了。等看到《稻草人》的时候，我的脑袋好像被猛拍了一下，顿时清醒了过来。于是我急忙转身，回到书桌旁，开始认认真真地写起作业来，并在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要认真。全神贯注地我快速的就完成了并不算多的作业，后来还得到了爸**表扬。

感谢叶老先生的《稻草人》，是它教会并提醒着我：要全神贯注，认认真真完成自己所应该完成的职责，才能去完成另外需要你的一些事情。

论文研究方法 篇三

【关键词】语文教育 研究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6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8-02

语文课程改革过程中，语文教育理论不断的更新，向着方法论的方向演变，也可以说语文新课程推进过程，就是语文教育理论向方法论转化的过程。本文首先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简单的介绍，然后探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具体任务，并提出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概述

顾名思义，方法论就是人们采用何种方式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是人们感知并改造世界的根本所在。教育方法论是在教育理念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在教育中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主要是对语文教育理论实践运用问题的研究，探讨如何将语文教育理论转化为实际方法。不仅需要重视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同时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具体的培养。总之，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主要是对教育理论的总结，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实际运用价值的方法观点等。

二、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任务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目的在于提升语文教育的整体水平，为语文教育提供充足的研究依据。具体来说，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任务：

1.历史研究

从语文教育理论演变过程，分析语文教育研究中方法和对象之间关系。沿着语言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的过程，对历史发展与演变中，几个阶段中的特点、矛盾进行分析，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形成的原因、发展意义等进行探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侧重于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通过历史过程揭示方法论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同时将研究方法论放在科学发展的观点下，找出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从语文学科独立开始，并对语文教育中的教材、代表性文献、专著等进行研究，深入的探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过程。

2.结构研究

通过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构建体系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探讨语文教育方法论构建问题。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入手，对方法论进行深入的剖析，探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与各学科之间、和各个教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横向上，一般是对语言教育研究方法论与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语文教育理论在这些学科中的运用，并探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中人文性特点。也可以说横向研究是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本体构成的分析。从纵向上，主要研究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人文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并对学科群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些研究理论能够为语言教育研究方法论提供充足的动力，对促进我国语文教育方法论走向成熟具有特殊的作用。

3.理论核心研究

在研究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过程中，可以对其核心、结构、特点、理论基础等进行逐一研究，并形成一种研究体系。包括文艺学方法论重点在于批评、鉴赏；而语言学方法论主要是语用学基础等。以这些理论为研究的基础，对现阶段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相关研究方法、发展动力、方法和对象之间矛盾等进行研究，揭示语文教育研究的必然性，为语文教育发展提供动力与依据。

历史研究、结构研究以及理论核心研究三个部分的内容，共同构成了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其中，历史研究为方法论提供事实依据，通过对发展历史的思考，促进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的认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转化问题以及结构关系；理论核心研究集合了前两个部分的基础，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尽管这三项任务不是并列的，但其相对集中，相互渗透，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为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三、研究语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课题，在教育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研究的方向不够集中，很多研究都是停留在表面，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化的研究体系。其中，董菊初老师对论方法和方法论进行区分，并在其著作中申明了其研究属于论方法范畴。随后，陈菊先等学者，相继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必须跟上学科发展的速度，通过方法论研究，为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并探讨出有效的实践方法，帮助语文教育学突破发展瓶颈，消化研究对象和方法之间的矛盾，保证研究方法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对象需求。

四、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语文教育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十足的进不，也尽力了多个发展时期，加强对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提高语文学科教学水平，促进语文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能够分清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结构，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加以研究，逐渐形成现代化的语文教育理论，为我国教育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稻草人读后感 篇四

暑假里，我看了《稻草人》。稻草人不能走，不能说，不能动。但他有思想，心肠很好，一心想帮忙受伤害的人们。

“稻草人”的主人是个年迈的老太太。这一年，稻子长得很壮实，并且雨水也不太多。眼看今年有好收成，她笑了！可是稻子的天敌——灰色的蛾子飞来了。它们在稻叶上安了“家”，下了很多卵。稻草人慌忙地扇扇子，但蛾子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稻草人想到主人的脸；又想到了主人不幸的命运，心里像刀割一样。稻草人使劲地扇扇子，可是蛾子们还是继续放卵，然后从容不迫地飞走了。稻草人多想告诉老太太，可他不会说话，他好悲痛……

稻草人多想帮忙身边的人们！为了驱赶破坏稻谷的灰蛾，他使劲拍着自我的身子想告诉老太太，为了挽救生病的小孩，他想变成被子给孩子温暖，为了阻止妇女跳河，他流尽了眼泪。

最终，稻草人倒了！不是因为他怕辛苦，而是因为他的心碎了，像玻璃一样碎了。于是，稻草人倒下了！

稻草人的精神是多么崇高！处处为别人着想！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这样，为别人多着想一点，多献出自我的一点爱，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必须会像那首歌唱的那样：世界将变成完美的春天！

论文研究方法 篇五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www.haoword.com）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论文研究方法 篇六

关键词：研究方式；美术史论；文献综述

美术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提升人们审美意识和水平，研究美术史论，不仅可以丰富美术史上资料，更有利于促进现代美术持续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研究方法的使用，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提高研究过程的效率和质量。研究方法主要是指科学活动中会采用的程序、系统思考等，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美术史论，为美术学界提供研究成果的同时，还促进各领域相互交流，如美术史论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论证那个年代的艺术发展情况。

一、美术史论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一）整体化美术史论研究方法

基于美术史论的发展过程，“整体化”的研究方式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将美术史历史当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并运用整体理念阐述、解释历史现象，从而确保历史分析过程内在的科学性。使用整体化美术史论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美术史研究学者帕诺夫斯基，其也是探究图像学的典型代表，为美术史研究作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丰富阐述美术作品题材[2]，将艺术现象寓于整体文化环境中，明确每一件美术作品代表的含义，并将文化符号赋予重新的生命力，共同推进文明进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必须清楚把握符号之间的关系，对美术作品进行准确、全面的解释；二是创造重新体验美术作品的条件[3]，构建具有感染力的文化环境，从整体的角度出发，重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体验美术作品。

在研究美术史论的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利用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促使研究人员更深入的理解美术作品。随着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相关学者应及时将其补充到美术史论文献资料中，以科学为前提，在交流理论的层次上补充、转化美术史论研究观念。

（二）美术史论研究理论体系

研究美术史论属于艺术领域中独立的一门学科，就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而言，已经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与现实中美术实践、创作相分离而自成具有特色的体系[4]。但该类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自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史论才逐渐发展并充实，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已经开始填补部分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术史论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不断修正、完善，我国的美术史研究正慢慢重新构建科学体系。

在研究美术史论的过程中，研究方式可以参考1974年学者马克・罗斯基尔缩写的《什么是艺术史》，该著作中提出美术史论研究对象具体时间、风格、真伪辨识标志和来源等，并再次强调绘画的实际意义和某些被世人遗忘的艺术家们，该书作者坚持认为美术史论是一门具有技术和原理的科学，不能够仅凭研究人员直觉猜测、定论。随着美术史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该领域逐渐朝着研究理论多元化和跨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出现该趋势的原因主要有：美术考古研究的发展、博物学和美术知识体系的完善、文化知识、意识的提高。就具体实例而言，如中国历史中美术史大家不仅是理论学家，更对美术作品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也是一名优秀的鉴赏家，如苏轼，从以上分析可知，跨学科化是传统美术中就存在的特征。进入到20世纪后，美术史论不再局限于博物学、鉴赏学科，而更多的涵盖文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等，这种跨学科化的特征是依据美术史上综合型学者。在研究不同时代的美术艺术时，发现每个时代的研究方式有存在相似之处，比如史学家会收集不同时期的文学资料，考古学家会比较挖掘出的视觉证据，人类学家主要根据传统风俗或信息，对那一阶段的艺术进行考察。中国的美术史论强调研究传统文化，可以采取前因后果或者“直线”思维的研究方法，如董其昌根据此方式，将我国传统美术史分成“北宗”和“南宗”。

（三）选择美术史论研究范围

波兰著名历史学家―丁・托波斯基在著作中《史学方法论》中指出，选择合适的美术史论研究范围是史学使用方式的主要任务，学者需要对自身研究范围提出针对性问题，并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回答出问题。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应运用到“观察”的基本方式，对文献资料知识、真实性进行验证。

目前美术史论应着眼于整体、着手于局部，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美术史论新体系，全面分析美术史中出现的新材料。首先，收集、统计、整理、分析历史材料，美术史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集人类文明和美术自身特色于一身，系统的美术史论应加入更多大众美术，如雅俗文化、高低文化等；其次，收集现代人的美术资料，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美术史论研究学者都采用前瞻型研究方式，研究当代对美术领域有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作品，以供后人参考。

二、典型美术史论文献综述

（一）研究傅抱石美术成果

研究傅抱石的美术成果的作品主要有《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傅抱石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等，该类文献资料主要从美术史观、叙述模式等方面入手，逐一阐述有关傅抱石的美术史论成果。

（二）研究滕固美术成果

滕固曾在日本留学，专攻艺术史和文学，后又经自身努力，在德国获取美术史学博士学位，目前研究滕固美术成果的文献资料有《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薛永年）、《滕固博士学位考》等，在这一类著作中，都阐述了滕固史学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其实际发展需要，分析滕固史学中蕴含的美术模式。滕固对于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贡献在于构建新的方法论，其将风格学与图像学相融合，并运用到美术史论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逐渐增多，有关的文献综述不仅在数量上变多，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上涨。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人们认识且感兴趣的内容并不代表着需要否定其他方面的艺术史解释，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最原始的阶段，神秘等思想逐步转向现代化思想，在美术史中，主要采取叙述史实的方式，以创作人物或者作品，并会根据其发展评论。

【参考文献】

[1]张雪娇。艺术教育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创新思维――评柴永柏、曹顺庆主编《艺术学导论》[J].艺海，2015（11）：124-127.

[2]祝帅。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字”与“书法”――二十世纪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学科关联及其反思[J].东方艺术，2015（24）：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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