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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论文 篇一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关于农业论文 篇二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实践性环节;学生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34-03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教学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高低,是本科教学水平、学生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教师科研水平、学校教学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1-3]。教育部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通知》(高教厅200[4]14号)中强调“要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环节”,《华南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实践教学工作的实施办法》(华南农办〔2007〕71号)也提出了“要切实抓好毕业论文(设计)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因此,加强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工作是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高校实践或实验教学改革的要求,也是学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是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的学院,目前有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和包装工程4个本科专业,都是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业。随着社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对食品类应用型人才需求质量的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对于食品类专业的学生显得更为重要。笔者现以华南农业大学食品类本科专业为例,针对目前毕业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在毕业论文管理工作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对于提高毕业论文管理水平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将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一、农科院校食品类专业毕业论文管理工作的现状及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在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且在指导毕业论文队伍的建设、毕业论文过程的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随着社会对创新型人才要求的提高,目前的食品类专业毕业论文工作仍有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如下。
1.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毕业论文时间安排一般集中在第7、8学期,时间比较紧张。而食品类的毕业论文工作是必须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只有通过实验,获得数据,整理分析,结合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才能做出具有创新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少数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是专业课程学习的总结和归纳,个别学生甚至试图用一篇总结或调查报告替代毕业论文;加上近些年来存在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的压力,严重影响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导致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实验不深入不细致,力求得出一个结果,完成任务[3-5]。
2.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由于扩招,师生人数比例减少,指导教师严重不足,毕业论文工作细节不落实,答辩流于形式,质量得不到保障。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少数高职称老师致力于科研工作,不屑于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把毕业论文工作尽量推给年轻教师,甚至让自己的研究生带本科生,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有些年轻老师教学任务繁重,投入精力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指导方法,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些指导老师对毕业论文题目设计不完善,对学生的基础、兴趣爱好了解不够,不能深入进行指导,有时还出现中途重新选题的情况[3-7]。
3.管理人员对毕业论文管理重视不够。学院教学管理头绪多,人员少,缺乏长期、有效、系统的管理机制,毕业论文工作的过程管理不到位。管理人员往往把毕业论文工作当作一般性的日常事务进行应付,时间到了就安排答辩,学校通知了就报送材料归档,而没有把毕业论文当作一项长期的、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常抓不懈[3-5]。
二、食品类专业毕业论文创新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1.加强毕业论文管理制度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毕业论文工作正常化和程序化的重要保障。建立具体、完整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规程和制度,能使毕业论文管理工作分工明确,管理到位[3,8,10]。食品学院目前有近2000名本科生,每年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人数500余人,而学院能够带毕业论文的教师不到60人,正高职称的教师不足20人,副高职称的教师不足30人。为确保每个学生能够做出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根据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华南农办[2005]15号)、《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华南农办[2007]67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华南农教[2009]8号)有关精神和要求,结合食品学科的具体实际,制订了《食品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相关规定》,从毕业论文选题、指导学生人数要求、毕业论文格式审核等多方面,提出了可行的措施和要求;同时,在毕业论文经费上给予支持,在酬金分配中对毕业论文工作量予以倾斜,提高了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积极性。2011年,全体教师共申报毕业论文课题,拟订毕业论文课题600余个,可满足2008级食品类专业500多个学生的选题要求。克服了以往教师带学生毕业论文人数不均衡,从而导致论文质量得不到保障的状况。
2.加强毕业论文管理队伍建设。首先,学院成立了毕业论文工作小组。为了加强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学院成立了以教学院长为组长的毕业论文工作小组,成员包括系教学主任、学院教学指导委员、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员、教学秘书和教务管理员等。
关于农业论文 篇三
一是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带头提高对农村文化产业的认识。为搞好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宣传引导,新闻工作者首先要破除文化只是一种事业、只能活跃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传统观念,要告诉农民什么是文化产业、怎样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就需要新闻工作者要认识到文化产业是精神产品的物化或精神化的物质生产,是以市场为导向、盈利为目的,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有确定的内容;加强农村文化产业建设,把农村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抓,是整个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再认识,是寻求未来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在正确认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牢固树立真心实意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思想,自觉通过及时而又准确的新闻舆论,宣传党和政府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法令,帮助群众从当地实际出发,挖掘、培育和发挥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优势,报道农民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典型事例,传播各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引导农民在实际运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真正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发展,走好以文化产业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之路。
二是要认真抓好农村文化产业新闻舆论宣传专门人才的培训,激励他们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由于农村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要加大宣传力度并使之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就需要着力培养一批懂农村文化产业、热心于农村文化产业、善于用新闻舆论宣传和引导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记者和编辑。为不断提高他们的报道水平和工作能力,相关单位就需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加强考评、奖优罚懒、科学管理;组织他们加强学习,严格要求,在实践中发扬团结互助、不怕困难、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那些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勤奋工作、乐于奉献的同志,要理直气壮地把荣誉和物质奖励给他们,让更多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导演等人才脱颖而出,使之成为新闻战线上宣传农村文化产业、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发展的带头人。
三是要深入实际,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搞好调查研究,增强新闻舆论对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指导性。深入群众进行调研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同志很早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早在1927年,他为了回击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运动的种种责难,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农村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指导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新闻工作者只有克服种种困难,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了解新闻线索,才能掌握更多的新闻素材,也才能不断提高其本身的思想水平,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增强新闻报道指导性的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面对能帮助农民扩大增收空间的这一“朝阳产业”,新闻工作者只有扑下身子,深入农村进行调研,广泛了解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采取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科学方法,下工夫抓准运用文化产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帮助农民致富的最佳宣传点,使关于农村文化产业方面的新闻报道既真实可信、切合实际,又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所反映的问题既能回答群众所急、所难,更能做到帮助群众所需。
四是要把创新作为搞好农村文化产业新闻舆论宣传的动力。创新是一切事业的动力和源泉,创新才能使各项工作生机勃勃,我们的新闻事业才能不断推向前进。要搞好新闻舆论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宣传和引导,使所宣传的东西能把党和政府的意志同农民群众的心声统一起来,使思想性、指导性、可读性结合起来,实现其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引导的根本功能,也必须坚持创新。
首先要创新宣传报道的内容,满足群众对做好农村文化产业各种信息的需求。因为,在农村发展新型产业,农民担心的不是党的政策,怕的是不懂行情、不知方法、投入打水漂。如果新闻工作者能正确运用各自的阵地,采用不同的宣传形式,对各地党委、政府带领群众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增收致富的好经验及时宣传,对各地农民采用不同方式方法搞好文化产业的做法及时推广,正确引导,使农民认识到抓好文化产业照样能抱上“金娃娃”,并且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就会自觉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如:有的乡村通过搞好寻根拜祖活动弘扬中华文化的做法,通过宣传农村美丽的山川河流、多彩的田园风 www.jiaoxuela.com 光和朴实的民风民俗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的做法,通过搞好革命根据地的保护和开发组织红色旅游的做法,利用民间表演艺术和民间工艺开发农村文化产业的做法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组织好乡村旅游,效果更明显。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欧洲每年收入中农村旅游收入占5%~10%,我国近些年乡村旅游收入已使2000多万人脱贫。为此,新闻工作者就要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将各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及时总结推广出去,把那些不断发展变化的充满生活气息和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好新闻宣传出去,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其次是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因为,好的内容必须要通过好的表现手法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来体现。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下工夫提高自己的采写与编辑技巧,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多样的题材、一定的版面、不同的栏目进行宣传。如《河南日报》不断推出靠农村文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典型,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也经常介绍先进文化产业为群众打开致富之路的经验,《河南商报》开设的《乐游天下》专版中开设了“美景推荐”、“乡村旅游大篷车”栏目等,不仅形式活泼、信息量大,而且也强化了报道的深度,受到了农民的好评。
五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对于农村文化产业这一“朝阳产业”,要使之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好产业,新闻工作者就需要坚持用新闻舆论加强对提高农村文化产业认识的引导,加强对农村文化产业项目选择到科学发展的指导。为做好这项工作,使新闻舆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报刊社、电视台与电台等媒体还应组织有关人员经常在一起进行学习与交流,定期进行总结,必要时还可请相关报刊社在一起共同探讨,或请上级有关部门设立相关新闻奖项,以鼓励记者、编辑及媒体不断提高为农民群众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增加经济效益服务的新闻舆论引导水平。
关于农业论文 篇四
关键词:江南农业;明清;经济发展;水稻;集约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李伯重先生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并著有《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等3篇论文。在对这3篇文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做出评价。
1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3篇论文均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题目就能简略了解到李伯重先生所进行的探讨包含4个方面的内容:时间为明清时期;地点为江南;对象为农业经济;着眼点为发展特点。在我国农业经济史上,探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李伯重先生认为自唐代后期以来农业生产技术是在进步的。因此,有必要尝试研究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2)李伯重先生认为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唐代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论著较多,关于江南农业、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著尤为突出,显示出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对江南农业进行动态考察,以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农业状况。
2论文选用的材料
李伯重先生的三篇论文所使用的材料均以文字记录史料为主。其中,地方志使用频率最高,有《南浔镇志》《菱湖镇志》《湖州府志》和《杭州府志》等。现就论文所使用的材料进行举例说明。《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一文中通过使用三则材料来研究、论证明清江南水稻种植中劳动投入量的估数。这三则材料分别是孙志熊《菱湖镇志》中的万历时湖州归安种稻、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中的万历时通州水稻种植、包世臣《齐民四术》第一“农一”中的嘉庆时江南种水稻。另外,为更好地理解估数,更清晰地掌握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伯重先生还参考了《沈氏农书》“运田地法”中的有关材料。《“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一文中通过使用明清史料中一些关于蚕桑业生产中劳动力价格的材料来支撑蚕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例如,运用《蚕经》九之“戒宜”和明万历人庄元臣所著《曼衍斋草》来解说每667m2桑园上劳动投入的情况。《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一文中,通过使用姚廷璘《历年记》所记载的自康熙八年(1669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期间上海一带的棉田667m2产量数字统计来解释在松江东部种棉的经济效益比种稻高。而后,就种稻和种桑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投入进行比较,得出种桑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种稻的结论。此外,还使用张履祥和包世臣的论点来说明种植经济林木的经济效益亦颇高,进而提出明清江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经济效益提高的观点。
3作者的主要观点
从整体上看,3篇论文共同的立论依据是: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最先进的农业区,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江南经济史进行专门研究的意义非凡。李伯重先生的主要观点如下:《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一文阐述三大问题:1)明清时代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所提高及提高的方式;2)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达到的水平;3)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提高的可能性。通过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江南水稻生产的集约程度仍有所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以肥料投入为中心的资本投入。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推动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一文先后讨论三个问题:1)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中的劳动投入;2)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中的资本投入;3)明清时期蚕桑业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与水稻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的比较。通过对问题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桑争稻田”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改稻种桑引起的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比水稻生产自身集约程度的提高的余地要大,值得继续深入探讨。《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一文通过分析江南平原、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出结论:明清时期江南人民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比之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并没有达到顶点,尚有继续提高的空间。今后江南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水平。
4作者的论证逻辑
李伯重先生这三篇论文的论证逻辑,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论文除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以外,还特别注意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在分析问题时,使用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根据和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尤其是突出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方面,论文有意识地使用定性分析,在结论归纳时采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研究手段,如对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的分析、对投入—产出关系的重视等。另一方面,论文使用定量分析。以明清文献为资料基础,进行很难精密的定量分析,但对论文定量分析所得的各项结果,只能大体上做到准确。在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合理运用,能使研究更具科学性。2)注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论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观察生产力方面发生的变化。为更深刻地认识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论文一方面广泛吸收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直接运用农学原理去探讨问题。3)注重比较研究。判断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程度,需要有比较对象才能得出结论。论文在“蚕桑业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与水稻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中进行大量比较。
5论文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李伯重先生对明清江南农业生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对当今社会农业发展进行思索。完成这3篇论文后,李伯重先生还发表了《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四》和《“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李伯重先生也认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尚存继续探讨的空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经营规模及收益方面的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农业结构与同时期欧美农业结构之间的比较研究。
6结语与建议
这3篇论文的论证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说精确,但受限于史料贫乏,行文有一点粗糙。深入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经济发展史时,建议灵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同时附上相关计量单位的折算结果,使之更为明了。
作者:唐媚媚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J].中国农史,1984(1):24-37.
[2]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J].中国农史,1985(1):1-11.
[3]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J].农业考古,1985(2):150-163.
[4]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四[J].中国农史,1986(3):1-19.
[5]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商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J].中国农史,1996,15(1):1-14.
[6]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于农业论文 篇五
(一)农业科技项目具有很大的社会性。
农业科技项目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农业科技项目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牧业4个领域。以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就涉及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农业资源利用保护和产业服务等方面。农业科技项目的作用旨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业收入,促进农村科技进步,有的还提升了周边地区农户的规模化种植,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产业链,带动相关贸易、服务、信息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可见,与工业项目相比,农业项目的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二)农业科技项目有较强的应用性。
与基础研究相比,农业科技项目具有较强的应用特征。农业项目多数为农、林、牧、渔业产业经营中实际应用问题和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如2011年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目的是建设一批农林种苗花卉农业、稻米加工、天然蜂业中蜂健康养殖、水产罗非鱼加工、宝桑园果蔬汁饮料、水稻育种技术、百得佳有机先米国资源精深加工、春麟化工磷肥、微补植物营养、鸿威农渔产品加工机械等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一大批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加速以企业为创新中心的建设开发,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农业科技项目具有成熟期长、社会影响深远的特点。
农业领域的种植、养殖、加工至少需要1年以上时间,而林业产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农业科技项目带来的效益不止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农业项目对当地社会生活、经济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影响都是深远和长期的,其社会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包括带动农民就业、促进农业增收、辐射带动农户致富、培训农民技术进步、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节能减排、促进生态平衡、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
(四)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效果很难量化。
除大多数的经济效果可以量化外,农业科技项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多是属于较难量化的,以货币计量或者实物计量都艰难。正因为农业项目的社会影响较之经济效益突出,而社会效益的难以量化特征导致我们很难去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社会效益评价。现今,人们对科技项目的社会效益都不是十分重视,要么将之附属在经济效益评价,或借用对工业项目的社会评价方法来套用在农业科技项目上,是不符合农业科技项目的发展规律的。
二、农业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设计
考虑到农业科技项目的上述特点,对农业科技项目的评价就不能只简单停留在经济评价这个层面,还应该深入研究其社会评价方法。农业科技项目的评价应包括两方面: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
(一)经济评价。
经济评价包括对财务支出合理合法性的评价和经济指标实现程度的评价。
1、财务支出的合理合法性。
根据项目结题验收时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和其他财务资料,与项目合同预算科目进行对照,逐一审核其合理合法性。第一,审核所提交的审计报告内容的完整性和数据的正确性。是否有承担单位提交的审计报告与所附的数据、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或因项目负责人缺乏财务知识,或审计人员原因导致的审计报告中项目经费科目与合同书科目不相符等情况。第二,审核承担单位提交的附件的真实性与合法合规性。所附的附件至少应包括:(1)项目承担单位出具并加盖财务印章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及项目专项经费明细账。明细账包括专项经费明细账和配套经费明细账。并据以核实科技经费是否专款专用等;(2)项目合作单位出具并加盖财务印章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及项目明细账。明细账也包括两部分:专项经费明细账和配套经费明细账;(3)大额支出的原始凭证复印件。关于大额支出的衡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应根据项目经费额度的大小来确定。第三,核对项目的预算支出与项目的实际支出是否相符,凡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变更合同支出必须经科技部门批准方可变更的,要查实其是否履行手续及手续的完备性。国家没有规定的,凡实际支出与合同预算科目差距较大的,应有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具体说明,并分析其合理性。第四,检查政府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情况以及配套资金的到位情况。核查项目的专项经费的使用率、检查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以及是否存在虚报配套资金等。
2、经济指标的完成程度。
核对经济指标时,考虑到农业科技项目的应用性较强,应核对是否有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反映其经济指标完成与否的证明材料,如销售合同、应用单位的证明、合作企业的财务报表等。
(二)社会评价。
对科技项目做社会评价是分析项目的实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应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1、项目的实施对国家或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一,评价项目对国家或地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分析项目是否完成合同书的要求,包括出版的与项目相关的专著、科研论文、获得的专利、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研制成果的应用情况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率等,以及项目的成功程度。第二,如果属于基础研究的农业科技项目,即使没有相关的应用效应,也应当视作项目所从事的工作是其他技术发明的后盾,而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三,关于科技服务类的农业项目,评价项目的实施对当地关键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农业科技攻关取得的创新成果,只有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对广东省农业科技下乡活动计划,要依据项目所派出的农业科技专家、免费为农民群众发放的科技资料和技术资料、赠送或者以优惠价格向农民销售水稻、蔬菜、玉米等种子,赠送肥料、农药,受益农民等情况来评价。对农村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项目,要依据派出的省农业科技特派员数量,这些特派员在各村镇、种养殖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点开展的“点对点”技术服务工作来判断,包括:举办技术培训专场、发放技术资料等。
2、项目的实施对国家或地方其他社会目标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分析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环境的其他影响,如带动社会就业、收益分配效益、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等。比如,对广东省森林生态建设网络项目进行社会评价,要通过分析项目对定位站的建设,逐步开展不同森林类型的生态效益建设的研究,对促进森林小气候、森林土壤、森林水文、森林部落、生物多样性、森林健康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是长期而深远的。再如,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进的现代渔业建设,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渔业产业发展。广州、梅州、深圳、佛山等地所发展的集垂钓、美食、娱乐、度假、旅游、商务于一体的高层次休闲渔业,每年观赏鱼产值10亿元,占全国的60%,该项目所促动的配套渔具产业也迅猛发展起来,有200多家渔具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国的60%以上。广州、东莞、中山等地已成为观赏鱼养殖集散地,产品远销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对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往往需要大量的定性分析。
三、案例解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课题名称为“水产安全生产的综合示范”,承担单位略,项目执行期间为2006年10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该课题研究内容为:在广东、湖北两省,围绕水产安全生产的综合示范开展重要鱼虾质量安全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集成、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监控技术研究与集成、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机制和模式、重要鱼虾健康食品安全养殖示范与推广研究。
(二)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项目除专项资金使用率未达到100%,结余2%即5.39万元,是因为截至项目验收日期为止预留资金用于项目验收使用,符合科技经费财务管理规定。经过上述评价,案例中的项目无论经济评价还是社会评价,都较好地完成了项目目标。科技项目的绩效评价还应针对评价内容,给出具体的权数和得分值,在评价实践中,往往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由评价专家根据评价内容逐一打分,填入评价表,专家评价表的格式、权数及分值,因实务中常常被政府部门采纳,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农业论文 篇六
森林植物检疫是为了确保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林业生产的安全,由政府法定的机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林业以及产品在流通前、流通中和在新的地点种植或确认使用地点后所实施的一系列预防森林危险性以及有害生物的传播的综合性管理措施。森林植物检疫的目的是要防止危险性森林有害生物通过人为活动(贸易或非贸易的)进行远距离传播,保护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林业生产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森检工作所针对的有害生物是指那些危害严重,防治困难,主要通过人为活动进行远距离传播、国内尚未发生或虽有发生但分布不广的森林有害生物。目前青浦区森林植物检疫的工作职责和范围。
2.森林植物检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
2.1做好森林植物检疫有效防止境外有害生物的传入
在自然生态链中,生物的分布都是有地域性的,一种危害性生物从原生地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由于自然屏障的限制,单靠生物自身的能力是很难办到的。还有一种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指人们进行贸易或非贸易性活动。这些传播人为是关键,有很多危险性生物具有隐藏性潜伏在植物以及产品的内部,或者附人体外表、衣物上,在货运或者邮递,把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新地方。有害性生物一旦进去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加上有合适的寄主生物,就会避开了原产地天敌的制约,在新地区很快机会定殖下来,高速繁殖,泛滥成灾。如何能解决这类问题,就要做好植物检疫的工作。把好质量关,在引进优良的林木和花卉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防止有害性生物的传入。提供引种检疫的一些数据。
2.2开展森检工作是保障林业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病害虫的影响。森林害虫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全过程,从新苗、种苗,到幼林然后成林,时时刻刻都会有病虫害的可能,轻者影响林木的成长质量,重者直接导致林业大片枯死。森林植物检疫是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必须要落实进行,它可以有效的阻止森林有害性生物的进入,消灭在产地之内,减轻预防工作的难度和成本,更是确保了种苗的质量和造林的成活率;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预防任务,也是从根本上能消灭病虫害的有效方法。目前青浦区病虫害检疫方面的形势。
3.积极开展森林植物检疫的有效措施
3.1根据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流通环节采取相应的检疫措施
森林植物检疫的目的就要防止对森林有害的生物通过人为的活动进行远距离的传播,重点要防止传出和传入,两者必须抓牢。要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必须要在森林植物和产品没有进入流通区域之前、流通途中和已经到达新的种植或使用区域后采取相应的检疫措施,从根本上破环人为传播的链条,就可以终止有害生物的传播。针对各个不同的环节采取相应的检疫措施,如在森林植物和产品的培育阶段,可划定出“保护区”和“疫区”,分实行区域封锁、消灭和保护措施;开展产地检疫工作,把好产地质量检疫关,严格履行各级检疫审批手续。在流通过程中可以设置不同的关卡,我们会设置道口检疫、工程复检复查、调运检疫等措施,来做好森检工作。具体加入实际工作情况。如哪些环节,哪些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操作性。
3.2正确处理好“把关”和“服务”之间的关系
森林植物检疫有两个重要的职能:一是预防对森林有危害性生物通过人为的活动进行长距离的传播,不仅要制止传出,还要防止传入。二是为森林植物以及产品的经营者、种植者倾心服务,为确保林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做好护航,维护信誉。在森林植物检疫工作中,“把关”与“服务”是相对的统一体系,“把关”是前提,“服务”则是目的,“把关”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服务的畅通,“服务”则是体现了“把关”的质量,因此“把关”和“服务”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导和推动下,做为为县级森检部门应该谨遵这样的口号:“发挥把关作用,服务对外开放,坚决做好森林植物检疫工作”。落实到具体做法上,经常派遣工作人员对境外地区的疫情进行调查,时时刻刻掌握疫情的变化,严格检查、监督包装和消毒处理,从根本上减少了入境检疫的时间,提高了检疫的效率,加强了检疫的实效性,促进贸易活动的发展。做为区县森林植物检疫的工作人员,根据多年经验,检疫重点应该放在产地上,抓住疫情源头,严格把好检疫关卡,把检疫性有害生物消灭在种苗生长期间,不仅保障了种苗的质量,而且也有效的防止了检疫有害性生物的传播。怎样严格把好检疫关卡,具体如何开展。
3.3把法制手段与技术措施有效的结合起来
森林植物检疫工作法制性是很强的,森检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依据国家和省市级地方颁布质检和森检法律法规。工作过程中不仅要对流通过程中的植物和产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把关,还要完善对森林植物以及产品的经营者和拥有者加以规范经营活动。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通过宣传和思想教育。让生产经营者自觉的按照植检,森检法规的规定去办理检疫手续,如在区县级调出森林植物以及产品应该及时向区县级森检机构办理申报,如果从国外引进的种苗应该主动向省市级森检机构办理申报,更要及时汇报疫情等等。森检工作不仅是一项法制性很强的工作,在技术方面的要求也很高。实际工作中,森林植物以及产品携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事还是非常多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们检查出来,又该如何及时处理掉,保障种苗健康成长以及正常流通,是一件不易的工作。所以,想要把森检工作做得更好,必须将法制手段和技术措施有效的结合起来。
关于农业论文 篇七
“普通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普通野生稻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江西、湖南、福建和台湾等省(区),其中广西和广东两省普通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分布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而广西是野生稻分布面积最大的省区。自从1926年丁颖在广西的钦州、合浦及西江流域发现普通野生稻以来,随后进行了多次的野生稻调查。19781979年调查发现在14个市59个县240个乡镇有1100多个分布点,并发现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稻原生地,连片繁密覆盖28h/m2o 19941995年据高立志等人的调查发现,野生稻覆盖面积最大的是贵县,其次为来宾、武宣、桂平,此外,尚有许多生境特殊,与稻田隔离好的小居群如桂林雁山、临桂会仙九头山和崇左江洲青龙塘等。在上述三次的早期普查中,均未提到在隆安县发现有野生稻的分布。广西农科院于20世纪90年代末重对北回归线穿越的16个县市的野生稻进行调查时,在其他12个县市中均发现有野生稻的分布,但与隆安相邻的平果、德保、靖西、那坡并没发现有野生稻的分布直到1996年陈成斌等人对南昆铁路广西段野生稻的考察,首次在隆安县那桐镇陆屯和隆安县畜牧所后的岂横桐发现了普通野生稻,才将隆安县增加到广西野生稻分布的版图上。
普通野生稻的传播主要有水传播、生物传播、花粉传播三种途径,“从普通野生稻在广西的广泛分布与遍及的江川河流来看,水传播是它散布的重要方式”。隆安县目前发现的野生稻分布于那桐镇上邓村一带和岂横洞,上邓村处于罗兴江河岸,而罗兴河是右江的支流。右江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龙山,属珠江流域水系之一,在珠江流域中,西江水系是野生稻分布广、群居多、多样性丰富的地段,从隆安县目前野生稻分布的范围小且比较零散,又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情况看,属于原生境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通过流水的冲刷到隆安,碰到适宜的生存环境而繁殖起来。笔者曾考察过上邓的野生稻保护区,周边基本上是农田,在约200平方米的壕塘内生长着零星的数丛野生稻,分布面积和覆盖率都比较低。
黄娟通过对广西14个区域27个居群690份普通野生稻样本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得出博白的遗传多样性最为丰富,其次为福绵、铁山港和象州,并将广西普通野生稻分为红水河一柳江一郁江一得江野生稻区、南流江野生稻区、百色独立区、北部山区四个区域带,其中红水河一柳江一郁江一得江野生稻区是广西野生稻分布最密集、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段,而百色独立区野生稻只分布于右江沿岸的狭小地区。百色地区是隆安的上游,隆安零星分布的野生稻极有可能是随着水流由百色传播而来。同样,薛艳霞等人利用24对微卫星标记分析来自郁江流域、红水河流域、南流江流域和桂北山区的普通野生稻623份材料的遗传多样性,得出的结论是郁江流域是广西普通野生稻多样性中心,琶宁居群的普通野生稻地理分布广、种类丰富,而扶绥居群遗传多样性异常丰富,这其中并没有隆安。
综上所述,从现有研究的资料来看,无论从分布情况,还是现存保有量以及生物的多样性看,隆安的普通野生稻在广西的资源并不占优势,更不突出,只是一般的普通野生稻。
关于农业论文 篇八
【关键词】毕业设计;农业院校;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专业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作为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其发展目标是解决不断涌现的各种实际环境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已成为一门集自然、社会和技术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环境工程学科不仅研究水、气、固废、噪声等主要环境污染和公害的防治技术和措施,还研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探讨废物资源化技术,以及对区域环境进行系统规划和科学管理,以获得最优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设置有环境工程专业的高校已超过300所。由于各高校的基础和重点学科存在明显差别,其环境工程专业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理工科类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都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其本科生培养方案注重于对学生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的培养。我校的资源环境学院准备新设环境工程专业,在环境工程的人才培养方案上不能照搬理工科类大学,一定要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并发挥现有优势,找准适合自己的立足点。
安排在第七学期末开始的毕业设计(论文)是环境工程专业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检验,也是保证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毕业设计(论文)辅导环节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实际问题和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2.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和研究观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传统;3.使学生在方案设计、材料调查与搜集、工程绘图、理论计算、实验研究、数据处理、外文阅读、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经济分析、工具书的使用、文字表达等基本技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鉴于毕业设计阶段对于本科生培养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就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设置安排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能为我校环境工程新专业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和理工科类院校不同,农业院校的环境类专业一般都源于土壤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其本科课程设置主要是帮助学生形成以土壤、农业化学和农业生态资源等专业的知识体系。因此,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安排上,也应与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所不同。从目前来看,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比较单一,重实验轻设计。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毕业只有毕业论文可做,而无毕业设计的内容供学生选择。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一般建设较晚,在师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方面和工科院校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在工程设计及应用的教学、科研方面,农业院校环境类专业的基础显得更加薄弱。因此,目前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师资力量尚难以开展对学生进行毕业工程设计的指导;同时,由于学生们受专业课程设置所限,他们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与工科学生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因此很多学生也不愿意选择他们感觉更为吃力的毕业设计工作。然而,目前环境工程本科生就业的去向主要还是与环保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相关的公司和企业,而诸如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监测站等事业单位现在大多都呈人才饱和状态,可接受的本科毕业生非常有限。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工程设计能力方面的弱势,在就业时与工科院校同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就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有必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加强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使他们能够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所需要的基本工程设计基础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面临的不利局面。
2.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未能充分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尚未充分体现农业院校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的优势。与工科院校相比,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专业的历史沿革、学科组成和行业特性上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的竞争力,需要在毕业论文(设计)这一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上充分体现农业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照搬工科大学的方法,而应走有生态特色的办学之路,培养出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污染防护的人才。农业院校一般都具有生物、生态学科的优势地位,毕业生相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具有更扎实的生态学知识。此外,当前环境工程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的工作。这样一来可以发挥农业院校学生生态学基础扎实、生态知识结构较全面的优势,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二来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并适应市场需要,为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特别是农村地区环境评价的单位输送可用人才。
3.毕业论文(设计)立题与实际联系还不够紧密,约束性题目难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热情。由于教师设计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未能全部追逐科技前沿或来自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部分题目陈旧甚至经年不变,摆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些旧知识旧问题,使得设计成果没有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这在一方面打击了某些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使得某些本来就对毕业设计(论文)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同学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工作应付了事。
为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完成质量,进一步加强农业环境类专业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在毕业论文(设计)的设置和指导上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改进措施:
1.加入一些和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相关的设计类题目。由于目前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大多是在给水排水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的内容上受给水排水专业的影响较大。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主要为排水管网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农业院校如果照搬工科院校的设计内容,由于专业基础所限,无法与之进行有力的竞争。因此,应在设计内容上着眼于和农村地区和农业环境相关的工程。如目前农村受污染地下水的治理和农村污水的处理都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工程也建设了不少。可以设定一些如农村小型给水站或分散性生活污水处理站的课题。在处理工艺选择上,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条件,一般应选择操作较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常规处理工艺,这样更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比如用吸附工艺处理污染地下水,或用人工湿地处理畜禽类废水,都是可行的设计题目。学生经过这些设计工作的锻炼,将有助于他们在毕业后从事农村环保治理的相关工作,不仅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也可为农村环境的治理培养可用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在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上也要考虑有工程背景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同时可以通过帮助青年教师去设计类单位进行工程实践等措施,提高他们的工程素养和设计能力,从而达到辅导学生的要求。
2.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体现资源与环境的紧密结合,设置适量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题目。工科院校的环境专业一般更侧重于各种污染治理技术工艺的开发与研究,对环境与资源的重视不足。农业院校则注重于从宏观侧面上分析环境与资源的关系,将自身对土壤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优势体现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为进一步体现农业环境院校学生在这方面的特点,有必要在毕业设计时通过设置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课题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能力。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在当前对环境工程本科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其中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做工作设计不同,由于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学方面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和工科院校学生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他们做的比工科院校的学生要更加深入,相关的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为本科生毕业设计设置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课题,不仅发挥了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环境评价方面的一些优势,也可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这同样也对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加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对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也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一个可取的方法是鼓励青年教师考取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注册工程师,通过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来保障本科生培养的质量。
3.将毕业论文与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环境工程专业由于本科就业的压力较大,相当一部分的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攻读本专业的研究生。对于准备攻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特别是已取得报送推免资格的学生而言,在本科毕业阶段通过完成毕业论文来得到一定的科研能力的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无需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保送生,可以安排他们尽早进入毕业论文的课题。在课题的选择上,应尽量从老师的在研项目中选取适当的一部分让学生来参与并完成,而不是只是简单的让本科生给在读硕士生打下手。根据笔者的经验,只要老师进行有效的辅导,并选取学生力所能及的课题,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本科生同样可以参与到实际科研项目中,并做出较好的科研成果,有些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在高度上甚至不逊于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对于要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毕业生,也要尽早安排他们进入毕业论文的课题。老师要帮助学生按安排好时间,一方面要让他们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学生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实际情况,尽量做到两头兼顾。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有必要在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毕业内容的多样性,加强其实践性,并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为培育出更多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治理的人才而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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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建云等。农业院校理科类本科生毕业论文环节的改革研究与实践[J].高教论坛,2010 (1):84-87.
关于农业论文 篇九
关于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一:互联网在特色农业经济品牌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互联网;特色农业经济;品牌发展
1互联网可为特色农业经济的品牌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使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众多挑战。因为本人在长期的生活当中,结合河南省滑县的观察,较为深刻的认识到我国当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面临着如下新的挑战。一是,现代化劳动作业带来的农业土壤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供给紧缺等,是农业资源偏紧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剧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现出结构性不均衡并造成农民逐渐老龄化问题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即农村老龄化使田谁来种、地如何耕等诸多问题突出。三是,农产品结构越来越单一,生产结构失衡,农业效益偏低。所以,通过研究要全面地把握、准确理解和认真地调研后,要在党中央和各级行政部门领导下,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并加快建成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特色农产品经营为的品牌经济发展为基础,即通过强化互联网与特色农业合作社的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使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产品经营互联、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化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当前农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其次,根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前期配套措施,这些都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政策层面为农村及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可有效改善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优质的发展环境。
(1)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讲农业产品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3%;小型农民经营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不征收增值税;从事农、林、牧等项目的企业也可以不征收或者根据企业情况减征企业所得税。
(2)交通网络枢纽体系的完善,为特色农业发展面向全国甚至是走向国外市场变成可能。根据官方报道十二五期间基本实现了五纵五横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公路网络不断延伸,使得农村公路里程突破397万km。西部地区81%的建制村实现通畅,水运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更加合理,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超过2100个,五年新增500个。民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机场布局不断完善,全国民航运输机场达214个,新增39个,通勤和其他通用机场加快发展;
(3)第三方物流体系竞争,促使互联网在农村的充分发展且不断的成熟完善。根据统计,截止到十二五期末,邮政网点在农村的密度明显提高。邮政局所完成8840个乡镇空白补建,基本实现乡乡设所的目标。全国乡镇网点总数达到5.3万处,乡镇快递营业网点达14.5万处,知名的快递企业在乡镇网点覆盖率高达70%;
(4)批量回乡创业人员,对互联网认识越来越宽泛,使用互联网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为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从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自有土地上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立到实施,农民工外流的一种转变,再到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当前城镇化日趋紧密再次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工潮回流,我们暂且不论民工潮回的具体原因,就返回农民工在入城的工作中,受互联网经济、所在企业管理等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大批有阅历、懂管理、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农民工,他们利用农村特有的土地、场地、人力等低成本资源下,大胆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
再次,在我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在取得进步的基础上,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尚存在如下突出问题,要急待改善:
(1)信息不对称,供求严重脱节。以农产品为例,目前农产品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普遍,直接导致了农产品的种植面积、产量与价格波动剧烈,大量的游资介入流通环节,导致农产品丰产不丰收,严重挫伤了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
(2)融资渠道有限。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者亟需大笔资金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和温室大棚等装备设施建设,粮食、蔬菜、园艺、渔牧等企业也亟需更多的资金开展标准化、品牌化经营及农产品深加工,但农业项目因投资期限较长,资金周转速度偏慢,且缺少合格抵押物等因素,目前并无十分通畅的融资渠道,贷款难抵押难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3)品牌聚合度弱,整体利润低。与制造业及服务业相比,基础农副产品因其直接可用于生活消费,具备品牌塑造基础,但截止目前,除去康师傅、双汇和三全等二次深加工的品牌外,其它知名的农副产品品牌屈指可数,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体利润偏低,导致企业无力开上展标准化操作和品牌化运营,长期处于小农户、弱品牌的尴尬现状。
2互联网可为特色农业经济的品牌发展提供良好的展示平台
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经常使用的传统媒介相比,当前使用的互联网手段却拥有无可比拟的划时代优势。它主要为资源共享、超越时空、实时交互等。而与移动通讯交互融合后,其对人们的日常交往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更为直接深入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策略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聚焦于农业品牌塑造,互联网+模式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和更大的操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1)掌握市场动向,科学作出决策。各种农副产品的全国性供求信息及预计种植面积,各地政府办公室或协会都有相应数据统计并会定期或更新,掌握第一手数据,有助于对未来市场动向进行判断,确保商业风险在可预判、可承受范围内。
(2)生产加工标准化,物流体系快捷化。初级农副产品品牌塑造的症结在于精细化管理难度大,配送体系投入大。借助于互联网及衍生出的物联网技术,可逐步实现农副业领域的全覆盖,达到精细化管理目的,投入成本又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同时,近几年网购业的快速发展,第三方物流平台已充分竞争并建立起完善成熟的物流配套体系,初级农副产品品牌塑造的物流基础已经具备。
(3)营销管理网络化,渠道投入简易化。互联网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了结构繁琐、成本高企的经销渠道建设,使企业可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单纯的内部管理和品牌建设。初级农副产品前期品牌建设举步维艰,重要原因是经销渠道不畅,企业要么自租门面予以直销,要么向大型商超缴纳高额的进场费及保证金,但大部分从业都并无上述资金实力和专业人员。目前,借助于成熟的B2B及B2C平台,农副产品生产者可直面终端批发商及消费者,同时根据需要投入适当的形象展示店面,相关费用及人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4)资金来源多样化。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P2P网贷、众筹等方式不断涌现,借助于良好的商业模式及可实时查询到的销售记录,初级农副产品从业者亦可通过互联网金融丰富渠道来源渠道,且目前投资者日趋理性,资金使用成本处于下降趋势。
3互联网可为特色农业经济的品牌发展做有效的顶层设计
从当前学界来看,互联网+与农业现代化的嫁接并非是一个新课题,而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譬如,在早期的互联网与小商品的制造、批发和零销过程中的深度结合而产生的广泛影响与达到了预期成效。显而易见,在现阶段的从业者要在顶层设计层面从事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时,既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像小商品等其他行业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又要结合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经济中存在的诸多优势,从顶层设计中要考虑如何实现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在重点上可以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品牌塑造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不可为一时之利自毁长城。品牌塑造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也是农村建进程中一项长期任务,它能够给是一个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可持续性,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驱活力和后劲动力。品牌塑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培育并做好自己的品牌,用品牌来吸引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真正做到品牌兴则农村兴、品牌强则农民强战略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大繁荣。
(2)发展和完善农业合作联社,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由于我国农村经济以户为单位,规模小,产品单一,生产流通体系不完善导致发展后劲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竞争力弱。对比农业发达国家,不难看出要衔接好我国农业经济与现代大市场流通对接,应对因农产品数量过剩造成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走农业合作联社,充分利用农业协会等农业经济中介组织,使之更有效地发挥着生产和市场之间协调与组织作用。
(3)与地方政府加强联系,取得地方政府支持,便于统一协调资源。地方政府作为本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后盾,具有战略优化,人才引进、市场管理、信息科技服务、风险管控等服务职能。在整个互联网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4)品牌商标注册及使用;互联网的发展为特色农业发展带来机遇也有挑战,在整个互联网大背景下增强特色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需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品牌注册及正确使用特色农产品品牌。
(5)互联网+农户模式下需加大法律宣传,提升彼此契约意识。随着互联网线上及线下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大法制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契约意识,不仅有助于从制度上保障农民权益,还有助于当地农户运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范自持特色农产品生产、交易等,一方面有助于互联网下特色农业融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建设特色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具体农产品类别及从业实力不同,顶层设计方案会有较大区别,但上述几点值得予以参考。
参考文献:
[1]李国英互联网垣背景下我国现代农业产业链及商业模式解构[J]农村经济农村经济,2015(9)
[2]陈红川互联网+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5(16)
[3]刘丽伟,高中理互联网垣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研究[J]世界农业,2015(12)
关于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探讨
关键词:生态;农业;经济
1生态农业的基本概念
生态农业是以可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模式,按照人们生活需求要求,以生态发展为前提,实现满足人们日常农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过程。生态农业以传统农业产业发展为平台,建立起具有现代科技发展体系的加工、生产、销售管理流程,不断完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进程,减少污染农药的使用,选用更加具有生态农业发展建设前提的产品,完成对产品品质的有效提升。
2生态农业发展的优势特点
随着我国综合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发展阻力,需要合理的规划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根据生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尽可能的完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内容。
2.1加强整体规划发展
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对实际产业的各个方面进行协调,架起整个生态农业产业的长效发展,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竞争机制,尽可能的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实力,确保生态农业的长效发展水平。
2.2多样化的生态农业发展
建立生态化的多样发展品质,不断扩展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条件,对比南北区域的生态发展模式,因地制宜的对实际的生态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建立符合生态效益整体平衡的标准内容,实现对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统一建设。
2.3生态的高效性发展
加强生态高效性的农业发展模式,从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认识适合生态农业发展循环利用的标准,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标准内容,不断提升生态农业的发展经济水平。
2.4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农业需要可持续性的稳定发展,建立农产品供需规划体系,按照实际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形成适合生态农业发展的环境进程,提升生态体系的稳定性,确保生态农业的有效可持续稳定发展。
3生态农业经济的探索分析
3.1促进生态农业结构化的改进
逐步推进农业生态化建设发展,利用现有的生态优势,提升农业市场发展的需求,调整农业产品发展的结构化标准。根据实际的发展竞争力水平,建立符合实际竞争格局的发展内容,加强生态农副产品的结构化管理,从各方面推行农产品的特性形式发展,保证农民的收益,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建立符合企业综合营销的管理模式,解决各种物流推广运输流程,实现对生态农产品的快速发展。
3.2建立合理的农产品融资管理渠道
按照农产品的优势发展趋势,分析农业生态发展的优势,吸引投资,提升农业生产的发展可行性。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不断促进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鼓励农民对生态农业经济进行合理的投资。
3.3生态旅游与农业经济的开发
生态农业可以创建旅游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全新管理。例如,生态农家院、生态田园景观、生态农产品采摘等等。从另一个角度吸引游客消费,提升农业经济的发展途径,确保生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关于农业论文 篇十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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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中央档案馆等编:《满洲农业移民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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