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法律论文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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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一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

一、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常见问题

1.就业平等权得不到保障，歧视现象严重

众所周知，劳资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使劳动者明显处于弱势。就劳动关系自身特点而言，其具有从属性。劳动关系虽然是依据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建立，劳动者即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双方形成隶属关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权。这种从属性的关系使劳动关系脱离民事关系。因此，无论在劳动力市场整体还是在微观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因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就更是困难重重。

导致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泛滥，使大学生就业平等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近年来高校扩招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地方政府和部门就业政策的缺失、用人单位的效益至上观念和不理性的用人理念，大学人才培养存在问题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其主要根源是法律规制的不足。

2.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签订，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的订立是劳动合同制度的核心，事关劳动合同者权益保护。因此，《劳动法》第16条、19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但用人单位受降低用工成本的利益驱动，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和解雇成本的法律责任，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由于缺少书面劳动合同，在争议处理时，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此外，有用人单位以就业协议签订代替劳动合同签订，规避自身责任。事实上，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性质截然不同，就业协议仅为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达成的用人单位同意接收毕业生的承诺，并不涉及劳动合同的具体条款，其效力始于签订之日，终于学生到工作岗位报到之时。显然，就业协议不能取代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才是真正就业的法律体现。否则，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容易受到侵害。

3.大学生实习期间工伤难于认定

在大学生实习期间，一旦出现工伤，如何进行事后救济，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大学生合法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已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意外伤害，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我国法律对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在劳动部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能适用《劳动法》，不能通过工伤赔偿获得救济。实习生也不具有工伤保险赔偿的主体资格，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二、大学生就业权利法律保障及完善

1.完善《就业促进法》，保障平等就业权

《中华人们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实施，应该说是就业受歧视的劳动者的福音。它采取多项措施促进劳动者平等就业，无疑是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新的权利保障书。然而，由于《就业促进法》不是专门的反就业歧视立法，故对就业歧视的一些专门性问题未作规定或规定不足。例如，未对就业歧视进行明确的界定，对就业歧视的列举，虽然之后加了“等”字，但列举范围仍未涵盖常见的就业歧视，尤其是常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遭受歧视等问题。另外，行政执法不足，《就业促进法》出台之后，该法虽然规定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但是似乎仍未明确这种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处理就业歧视的职责，也未明确在这种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中建立处理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更未规定监督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在《就业促进法》出台之后，虽然规定了受歧视者可向法院提讼，但对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都未作专门具体的规定。这些仍然会给处理就业歧视的司法实践带来不便。

2.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

法律，尤其是《劳动合同法》，为防止企业滥用，对企业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权的行为，对其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1)限制了试用期的约定次数，即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不得重复约定。(2)规定了试用期的劳动报酬，即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此外，由于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因此，用人单位应该为劳动者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3)规定了试用期的具体期限。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4)《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试用期内劳动合同解除条件。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法定情形。

3.修订《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大学生实习期间安全

实习生与企业之间应该是一种劳务关系，应适用民事法律，按一般民事侵权来处理。但鉴于目前毕业生实习的情况增多，要更加有效的保护大学生利益，我国应该修订《工伤保险条例》，把实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事故纳入工伤保险体制。这样，既维护了学生的权益，也为学校和实习单位分担了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利于消除企业的顾虑，调动他们接受实习学生的积极性，为深入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法律对大学生就业的保障作用，不仅仅体现为事后的救济，更多的是要事前预防。因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条款，尽可能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高校要加大对劳动保障法律知识的宣讲力度，督促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以减少法律纠纷的发生，及对大学生利益的损害，更加有效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大学法学论文 篇二

目前，大学生校外打工、勤工俭学的现象在各高校均很普遍。与此同时，大学生勤工俭学过程中与用人单位、雇佣方之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与其他劳动合同纠纷有所不同的是：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始终受到质疑，甚至出现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企业公然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对其合法权益不予理睬等事件。其他现象如大学生被用人单位任意扣减报酬；用人单位利用大学生求职心切，强行索取各种不合理费用；乃至各种中介的欺骗行为也屡见报端论文。

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1)相关立法不够完善。1995年劳动部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5《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特别法，《意见》专门否认了大学生的劳动者地位，使得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对此也没做明确规定。(2)大学生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不强。大学生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很少有意识要签订合同，就算签订合同，基本对合同内容也无法提出保护己方权利的有力条款。调查显示：一旦出现纠纷，权益受到侵害后采取司法救济的只占18%?.另据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一项调查，大学生维权比例只占10%旧1.(3)公权部门缺位导致保护缺失。与劳动维权相关的公权部门主要包括劳动部门和工商部门。劳动部门的职能局限在保护、调整正式用工关系中的劳动者身上，缺乏足够的精力对大学生勤工俭学权益加以保护；而工商部门的职权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工商部门自身的法定职能并不涉及对大学生劳动纠纷的解决。工商部门对劳动用工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的办理、违法经营内容的查处上，与大学生的权益维护没有太大的相关性。(4)高校相关就业指导部门缺乏适当的指导与帮助。目前，各高校一般都设有就业指导部门和学生权益维护部门。前者基本上是为毕业生服务的机构，而后者则为学生校内自治组织，很难在学生与用人单位的纠纷中起到实质性作用。

二、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分类及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

为了在法律上厘清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到底能否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必要首先搞清常见的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有哪些类别。由于大学生勤工俭学主要为课外兼职，时问有限及经验缺乏使其常常局限为几种：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以上行为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基本可以分为两类：(1)介于大学生与雇主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教，大学生受雇于自然人雇主，以提供一定的智力劳动为内容而与雇主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一般认为不属于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是属于合同法调整的雇佣合同关系。(2)介于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之散发广告宣传单、产品促销等。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单位而非自然人。一般认为其合乎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关系的相关表述，因而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问题，我们认为：

(一)《劳动合同法》并未排除适用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该条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订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的规定。结合第二款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并没有限制大学生的劳动关系主体身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中也无相关禁止性规定论文。

劳动法理论上一般认为，适格劳动者应当符合四个标准，即年龄标准、体力标准、智力标准、行为自由标准‘“.大学生劳动者无论提供家教服务还是促销服务均符合这里的四项标准，理应具备劳动法主体资格。《劳动合同法》第三节关于非全日制用工之规定，解决了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类别对接上的困境。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

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从上述两条规定来看，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性质是非全日制用工，实践中大学生双重法律关系的建立也有了法律依据。大学生可以与多家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并且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拿上述几种勤工俭学的典型行为即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来分析，均可能存在多重劳动关系并存在随时终止用工之现象，其与法律之规定恰好对接。 (二)劳动部95(意见》并未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劳动部95(意见》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问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论文。

首先，其出台有特定之背景。1995年前后，国家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态度是保护学生的就业权。当时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开始出现。该条文重点在强调“不视为就业”。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仍由国家包分配，如果把这种打工视为就业的话，学校就无需为学生分配工作了，实际上就会造成对勤工俭学者就业权利的不公。劳动部的这个意见有明确的立法取向，就是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对大学生的这种规定不是要限制和损害大’≯生的合法权益，而是旨在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其次，“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可以不签，也可以签。如果大学生不是劳动主体，怎么还能签订劳动合同呢？因此，有学者指出该条款不仅不能证明大学生是没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而且恰恰证明了大学生是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法律授权产生的，不能因为人的选择而改变。资格要么有，要么就没有。

(三)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符合劳动法立法之宗旨《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一言蔽之，其立法宗旨乃在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实践中将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排除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之外，恰恰有违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中，学生一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将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符合一般法理关于保护弱者的基本原则。

把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赋予兼职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对违反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法律责任具体化，并规定双方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事前减少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侵权的可能性。一旦兼职大学生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相应地大学生就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会给合同双方当事人特别是给用人单位一种威慑力，从而有利于减少侵犯大学生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第二，可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便捷的救济途径。和司法救济相比，劳动仲裁在解决劳动纠纷方面具有快速、经济等特点。一旦用人单位发生拖欠、克扣工资等侵权行为，大学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不至于被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大学生勤工俭学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以拒绝。第三，有利于相关部门对保护大学生劳动权益的重视。作为处理劳动纠纷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由于大学生的劳动侵权纠纷成为其工作范围以内的事情，其自身必会更加重视。这有利于最终解决各类侵权事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职业中介组织立法的进程，加强对中介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如此，才能净化职业中介机构的服务环境，提升其服务水平，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雇佣关系中的勤工俭学对劳动法的适用及例外论文

实务及理论上均有人质疑雇佣关系是否适用劳动法，对此，笔者认为：雇佣关系在性质上与劳动关系的相似度高于与合同关系的相似度，因而，在劳动法中规范雇佣关系似乎更合乎法理及逻辑。毋庸置疑，雇佣关系中包含人身性质与财产性质的内容；同时其平等性与隶属性兼具，劳动力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征，均与劳动关系相似。而合同关系中一般并不存在主体间的隶属，人身性质的内容也很少见。鉴于民事诉讼法关于劳动合同纠纷的诉讼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将雇佣关系中的大学生勤工俭学纳入劳动法管辖范围更有利于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及实现劳动法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

关于例外，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教授认为：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的最低工资规定。理由有二：其一，大学生不是劳动者，因为大学生的主要职责在学习而非劳动；其二，最低工资标准包含了根据赡养系数计算的赡养花费‘“.对此，笔者不能苟同。首先，如前所述，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当担负自我供养的责任，其父母已无法律上的抚养之责。同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也理当担负赡养之责。现行教育法上关于学分制的规定，关于休学创业的规定等保证了大学生行使劳动权的可行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合法性。

诚然，由于大学生兼职劳动身份的特殊性，其在适用劳动法上肯定存在例外。比如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必须要为劳动者办理各项法定社会保险事项，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及女职工生育保险等。但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具有事先可预见的短期性及不确定性，加之各高校均按教育法相关规定为学生购买了相关医疗保险。因此，笔者认为，除办理必要的工伤保险外，其余险种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似不宜强行规定。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三

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阶段是高校大学生时期，他们的意识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独特性，同样，法律意识也会随之改变。由于不同的历史、家庭环境，以及大学生所处的周边环境、伙伴圈子等都对他们的身心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部分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存在着错误现象，不符合社会的要求。所以，了解和掌握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并且加以引导，帮助他们身心健康发展显得异常关键。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是建立健全社会法治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

二、分析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

据有关研究表明，目前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占社会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续上升。近几年，青少年群体犯罪占社会刑事犯罪的70％~80％，其中高校大学生犯罪约占比例为17％。综上所述，各高校大学生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缺少人文素养等现象，显然，高校的“象牙塔”不再平静，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存在问题。

1.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缺乏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在研究调查中显示高校大学生对法律的民主基础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实现统治的工具，比如，部分人支持“法治”，抵触“人治”，但受到传统人治观念和现实中某些“权大于法”现象的影响，往往认为法律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

2.大学生有感性的法律意识，缺乏理性的法律意识。

法律学具有较强的学理性，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掌握得越好，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找到解决方法。就像，大部分学生都知道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但是什么是宪法，宪法的具体精神和内容却知之甚少，在讨论宪法内容时就流于表面的文字内容，而无法想到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

3.大学生有被动的法律意识，欠缺主动的法律意识。

某些高校校园内的法制宣传内容多数是以描述违法犯罪的案例及其处罚为主，从而使得大学生认为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无需学法的错误结论，甚至有些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了沉默。守法教育固然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还应加强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权利的积极行使，这样才能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才能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主动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立法、执法和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早日实现。

三、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课外培养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对法律基础课不太予以重视，虽然高校本科均开设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但课时数较为有限，短时间内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及法律意识是较为困难的，因此开展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课外培养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注重法律信息引导，积极开展法制课外实践活动，使高校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高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师联系二级学院的方式，针对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社会法律热点问题开展讲座或者班级讨论，学生们可以搜集和参考相关资料，了解时事热点，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了解了相关法律信息，而且逆反感较少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可以自己去辨析判断法律的实质，法律是否无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没有缺陷等问题，分析判断的整个过程，将有利于塑造高校大学生良好的法律心理。高校在采集法律事件的相关信息过程中，应挖掘隐藏在那些反面信息背后的内容，做出有利于形成大学生良好法律心理的法律信息引导。高校也应积极开展法制课外实践活动，例如听法律专家讲座进行普法教育，开展明确主题的法制讨论会、演讲、“模拟法庭”、专题论坛等活动，以及旁听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和耳濡目染中得到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二）课外多渠道地传播法律观点，全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法律意识。

1.从校纪校规方面传播法律观点。

（1）民主地制定

高校校纪校规。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品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相关的管理体系，并且让制度得到落实，更好地服务高校教育，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在现代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制定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校纪校规时，有必要听取各方的意见，特别是大学生的建议，同时还应组织他们参与相关的制定过程，这是依法治校的需要，也是高校管理民主化的体现。

（2）审查高校校纪校规内容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高校教育的宗旨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在制定校纪校规时，应该从大学生的整体利益出发，平衡大学生个体利益和学校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制定好的高校校纪校规应该通过校方、专家、教师和大学生等各方人士审查，审查校纪校规内容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错误的地方予以纠正，这样才能使依法治校真正成为可能。

2.利用高校大学生相关法律社团来传播法律观点。

高校的教育质量是与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参与程度成正比的。很多国内的高校都设立了相关的大学生法律社团，由于受法律信息来源及大学生对法律信息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法律社团传播法律观点时容易出现信息偏差，各院系应组织社科部、团委、学生处等积极的响应，并及时给予指导和资金、行政等支持。另外，高校还可以引导大学生法律社团组织开展相关的法律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大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旁听公开审判、参观监狱等活动，或者组织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社会实践调研活动，包括社会治安问题、物业管理纠纷问题、家庭关系纠纷问题等，让大学生通过参加校外法律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树立起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法律观点。

3.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处理环节中的法律观念传播工作。

2005年，我国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学生申诉处理涉及5条内容，表达比较简单，可操作性有限，对此许多高校都自行制定了有关学生申诉处理的实施细则。这些实施细则制定的公正与否，对申诉事件的大学生及参与人员今后的行为态度将起到一定的暗示效应，他们相信在公正的规章制度做出的结论也应该是公正的，这种信念上的暗示作用有利于形成大学生平等、正当、适用的法律观念。如果做到高校申诉处理制度的更好完善，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设立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的高校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

该申述处理委员会应独立于高校的行政管理机关，组成成员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中立公正的态度，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客观地对待情感情等。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应由法律专业人士，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法律教授代表、相关领域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等按比例组成，但学校主要负责人、涉案相关部门负责人不得参与。

（2）校内申诉程序公开化。

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在审理各事件过程中，应该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审理信息进行公开，做到不暗地操控。同时，处理事件的时候要注意听证和规避制度，并做到公开审查结果。

（3）明确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的权力。

赋予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一定的变更学校原处分决定的权力，其复查决定才更具权威性，这也是依法治校精神的必要体现。

（三）高校有关部门积极利用新媒体有选择地做好法律理论信息的传播工作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资源繁杂众多，信息共享已是趋势，高校大学生对各类信息绝对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学校已经不可能直接以单渠道传播法律理论和观点，而是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高校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新法律、法规传递给他们，帮助他们了解和认知法律，侧面、间接地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目前，高校相关部门和各院系领导、指导老师等可以通过建立“高校大学生法律信息网站”、微博、微信、空间等宣传法律知识，网站可以设立社会版、就业版等，由学生干部实行分版块责任制度，具体内容包括：提供法律基础知识，法律相关信息，开展互动问题交流，社会热点案例分析，组织开展法律相关活动等工作，高校可以指派相关法律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咨询并把关。设立“大学生法律信息网站”的目地是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法律相关问题的互动平台，使其在获得一定法律信息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参与了问题的探讨，加强了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有利于法律基础理论的传播，有利于加强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利于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和想法，从而采取一定的相应措施。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四

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接班人必须树立法律信仰，他们法律信仰的生成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但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信仰的缺失。法律规范信仰是指主体对法律本身公正性的确信无疑并力求践行的一种信念，是法律公信力的体现。然而当前大学生对法律规范的信仰却日渐低落，主要表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对法律不信任不尊重和不服从。大学生对法律的不信任、不尊重、不服从使得大学生对法律漠视，践踏。缺乏对法律规范的信仰导致部分大学生以身试法，害人性命，引发大学校园一系列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大学生自身不信仰法律，很难让他们在社会上去做法律信仰的传播者和倡导者。

二、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1．受到中国传统社会影响

在我国古代就有“法者，治之具也”的说法。这种说法直接把法律当做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教科书中对法律的定义就是“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手段”。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权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言九鼎、金科玉律。“特权思想”在今天仍有市场，在“特权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的“官二代”，“富二代”，阻碍了社会发展，扰乱了法治进程，直接阻碍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产生。

2．社会现有的法治环境不利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

(1)立法快，数量多，以致法律不严密。对法律信仰的主体而言，良法的存在是法律信仰的基础。公认的良法应该是公正、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体系，能够使社会秩序走向和谐。而普通公众无从了解掌握，必然导致对法律的陌生，法律信仰更无从谈起。虽然大学生在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上优于普通公众，但是对于非法律专业大学生来说，其法律知识体系必然不完整。而法律漏洞频发，自相矛盾，令人质疑，必然影响法律的公信力。

(2)执法不严，影响法律效力的实现。执法者的执法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法律的公信力及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行政人员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违法现象仍存在，损害了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影响了人们法律信仰的养成。

三、建构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对策

1．加强法律修养

培养法律精神崇理重情”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当“理”与“情”发生冲突时，“情”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法律信仰意识，法律信仰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求高校法律工作者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和处理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树立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其次，培养守法精神。法律不仅是世俗的政策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2．改善高校法律教育方式方法

优化校园法制环境提高高校法学师资力量，积极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推动学生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把法律信仰由理念化作行动；在高校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的竞赛，虚拟法庭开展律师辩论活动，提高学生法律素养；定期邀请律师到校讲解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法律问题，开办法律知识讲座，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学生的权利意识，传承法律精神，让法律价值深入人心；通过让学生参与学校的法律实践活动培养法律信仰，比如有关学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采纳学生的合理意见，使大学生从实际生活出发，自觉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法治精神应该在校园中得到倡导，当代大学应该依法治校，依法管理，尊重法律，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做法律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3．建设法治型政府

优化社会法治环境十五大报告上深刻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含义，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正式确立，同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保障自己当家做主的各项民利，这是依法治国的实质。其中建设法治型政府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建设法治型政府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政府如何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公正、便民高效、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及建立廉洁、高效、服务型法治政府成为政府的重要课题。不断优化社会法治环境，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精神的良好风尚。

大学法学论文 篇五

1．学生对语法知识的需求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英语语法习得现状的调查发现，大学生大部分学生通过高中的教育习得了基本的语法规则，但是在语法的应用方面常出现错误，语法教学的规则性讲解不能满足学生语法运用实践的需求，语法知识的学多是对高中阶段语法知识的简单重复。同时，学生在语法知识的结构把握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语法知识的学习主要包括词法的学习、句法的学习和篇章语法的学习。在关于语法学习重点的调查中，12．3%的学生认为学习的重点是词法的学习，尤其是动词和名词的使用，学生提出在英语表达中自己掌握的词汇用法大多局限于初中时候的一些简单词汇，严重限制了自己英语表达的深度；58．7%的学生认为学习的重点是句法的学习，认为只有句子的语法掌握了才能保证英语表达的准确性，而准确性是英语表达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认为句子语法的掌握能够有效的进行句子结构的分析，这对于英语语篇的理解也是助益的；29%的学生认为学习的重点应该放在语篇的理解上，认为通过高中教育学生已经掌握了英语表达所需要的基本词汇以及普通英语中所涉及的句法结构，目前英语学习的重点是关于英语文章的语篇理解，学习语篇语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的英语知识结构存在着不平衡性，大学英语针对所用学生展开的一致性教育不能够有效的满足学生的需求，严重影响了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在对大学开设语法课必要性的调查中，90%以上的学生认为应该开展语法课程，认为在汉语化背景下的英语学习语法学习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69．7%的学生认为应该以必修课程的方式开展，20．3%的学生认为应该以选修的方式展开。可以看出，大学生认同大学英语语法教学开展的必要性，但是对大学语法教学的开展方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2．语法课堂教学的现状分析

大学语法教学大多数是在大一开设，其目的是为高年级专业英语的学习奠定基础，但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开展大多采用的是讲解式的教学方法，其主要方式是翻译和对比。这与大学生的需求相矛盾，大学生的英语大多处于习得句法规则而在应用中常出现错误，与此相应的课程应该是学生练习为主，教师讲解为辅。但是教师大多数认为以练习为主的课堂，时间分配不够，不能够讲授系统的语法知识。而以教师讲解为中心的课堂也导致学生的语法学习兴趣不高，教师翻译的讲解并没有给学生流出充分的思考时间，学生在被动的接受着教师的翻译语言以及句子结构的分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不能够有效的调动学生的思维和学生应用英语的兴趣，从而出现大学英语课堂聊天睡觉的学生远远多于听讲的学生。再次，教师教学的面面俱到观念，使得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课程大多数与高中英语的语法课程相违背，学生关于语法的知识已经背的很熟，其缺乏的应用语法实践又得不到重视，学生不能够充分的感受英语语法学习带给自己英语表达的进步，而简单停留在理论上语法知识学习，有用的外部动力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和运用语法的兴趣。

二、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新出路———实践教学

英语交际教学和英语语法教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认为地将交际教学和英语语法教学相对立是不科学的。脱离英语语法的交际教学虽然可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英语表达能力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学生在达到英语表达的初级层次后的进一步发展则会出现困难，因为英语交际是复杂的，对语言的准确性、情境性和可理解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没有语言基础的积极只能局限在浅层次的交流。同时，英语语法学习也不能够独立的存在，独立存在的语法学生是没有生命的，学生的机械记忆和机械运用也限制了英语语法学习的突破。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大学英语语法教学要实行实践教学。

1．实践教学的开展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许多高校都纷纷将大学英语的目标定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需要顺应时代的趋势由传统的讲授制课程向运用型课堂转变，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材料，将本节课的语法重点和语法知识化为一个个问题，难度要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中。然后首先由学生作答，不同层次的学生在问题的回答上肯定存在差异，教师不要急着给予指导，而要利用激发的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导学生展开自主学习，组织教学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讨论法、展示法等，这样的学习学生大部分能够解决80%以上的语法问题，教师只在学生出现分析疑难和误区的时候给予指导。然后引导学生运用学习到的学习知识纠正自己问题回答中出现的错误。这样的教学将语法应用与语法知识的学习相互结合，增加了语法知识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设置要与情景相结合，引导学生在情景问题的解答中将语法知识内化自己的一种自觉，例如可以用视频短片、PPT、动态画面将语法知识形象化，以一定的情景问题推动学习。

2．英语语法实践教学要与学生的学科教学内容相结合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会语言的使用规律，其目的是英语所习得的语言规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进行专业知识的深化。也就是说，英语是一门工具，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重要工具。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渗透学科知识，促进学科学习与英语学习的融合，引导学生展开关于专业知识外语文本的深度阅读、翻译和写作，利用所学习到的语法规则分析文本中的的关键难点，并引导学生使用较为复杂的句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促进学生思维与英语文本多用从句等复杂结构的表达习惯相契合，以引导学生使用英语表达的逻辑理解学科专业知识。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展开以专业话题为主的英语表达的辩论会、演讲比赛，促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去学习学科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肺腑了语法教学的内容，为语法教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3．英语语法实践教学要与学生的需求相契合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当代大学生通过法律教育也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可是，当他们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价值观的冲击，现实社会法治环境的不良影响，他们当中真正相信法律、信仰法律的人并不在多数。笔者认为，造成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产生

在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积淀，成为该民族的精神皈依，并还会隐性地影响着一个民族观念的形成。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夏朝、商朝和存在时间极短的秦朝时期的国家治理理念曾经崇尚法治，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治理理念基本上都是在传承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首先，儒家传统思想中信仰在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实用”的东西就是人们应该信奉的，而不是去信奉现实之外的神灵。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实用”的载体也将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必然也会导致人的信仰随之不断变化。这是与信仰的稳定性、执着性特征相违背的，从而让信仰变得扑朔迷离。其次，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本位、义务本位、宗法等级制度和君权至上观念充盈的礼法社会，它倡导的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忽视了法律作为一种外在约束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君权主义泛滥和陷入人治主义泥潭。最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源于孔子的“无讼”价值观也成为一种大众观念，使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贱讼”、“厌讼”心理，视对薄公堂为畏途。同时，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人们认为“法即刑”，法律就是统治者用来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这必然造成人们畏法如虎，轻视法律，导致法律地位低下。

（二）立法加速、执法不严和司法不公妨碍了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确立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其迅速，大大缩短了传播的时间。当代大学生可以凭借各种电子媒体，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和传播国内国际发生的事件。因此，笔者认为，现实社会中不良法治现状，必然将会影响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确立。首先，立法速度过快，数量繁杂，造成大学生的法律信息不足。而法律知识又是法律信仰产生的前提。一旦大学生对大批的法律法规内容感到陌生，就会难以认同法律条文暗含的法律精神，毫无疑问为当代大学生留下法律不被信仰的隐患。其次，执法不严，粗暴执法，使得大学生对法律敬而远之。曾几何时，城管粗暴执法、农民工职业病不给鉴定、各类行政不作为、交通超载“天价”罚款、钓鱼执法等事件屡见报端和网络。即我国目前还存在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越权执法，以罚代法、粗暴执法等执法违法现象，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最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导致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失落。司法正义被置于社会正义的根本地位。因为，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和最根本的保障，司法机关作为打击违法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律权威的守望者。可近些年来，如呼格吉勒图案等冤案案频出，令百姓瞠目；深圳市中院腐败案等法院整体腐败，让国人震惊。这些负面司法现象带给了当代大学生是对法律的失望。

（三）高校法制教育和大学生自身原因影响了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笔者认为，高校校园环境和大学生加强自身法律素养的认识不到位，也严重制约着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过程中，并没有把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作为一项独立的培养指标，而是一直把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对于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法律素养的培育，仅仅局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法律基础部分内容，仅弱占该门课程整体内容的1/3，同时，该门课程教学课时量少和法律教师队伍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现状，导致该门课程的讲授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主，对法律基础部分只注重于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的讲解，对法律精神的传授、立法思想的教育和法律信仰的培养置若罔闻，不利发挥高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此外，目前，我国高校领导层的设置依然由校党委书记担任一把手，依照一定的规则成立各院系等管理部门，以及学校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中，也无不渗透着“人治”传统的阴影。当代大学生长期耳濡目染于这样的校园管理氛围之中，要让他们产生法律信仰实有苛求之闲。特别是作为法律信仰认识主体的大学生，由于在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下，社会阅历浅，对事物的认识比较片面，在思想上比较急功近利，不太注重自身人文素质包括法律素质的提升，损害了法律信仰的主体条件。

二、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路径探讨

（一）扬弃中国传统观念，充分全面认识法的价值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积淀，奠定了一个国家治理的传统和模式。因此，我国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精神，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土壤之中。我们必须学会客观、辩证地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譬如，“法自君出”、“君权至上”、“法即刑”等传统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力崇拜”和“法律工具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摒弃。因为在这种理念下，掌握公权力者很容易滥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成为滋生严重腐败现象的温床。近些年来，我国各级基层人民法院受案审理的数量逐渐增多，这就说明人们已经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说明人们“厌讼”、“贱讼”的传统法律思想正在逐渐改变，还说明人们的法律工具主义理念也正在逐步削弱。此外，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法律因受传统的礼法文化和伦理亲情的负面影响而降到次于礼与情的尴尬地位，但是并不会影响“礼”及“伦理”依然是一种“规则信仰”，对于提升每个人的内在修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信奉的坚定性对于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也有极强的典范作用。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可知，我们在培育大学生法律信仰的过程中，既要明确法律信仰不同于，有别于传统文化，又要理解法律信仰的内在要义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辨析中不断追求。

（二）净化社会法治环境，维护与彰显法律权威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可知，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因此，在促进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外因也不容我们忽视。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现代法治观念。它不仅是是迈向法律“实然”状态的第一步，还是我们把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信仰这项工作落在实处、产生实效的重要条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净化社会法治环境。首先，我们制定的法律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忠诚，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法律是为每个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设立的。因此，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仅必须是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充分表达民意的“良法”，而且当务之急，我们还要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系，才能消除法律门类多而杂、互相抵触的现状。其次，要真正形成人人自觉守法的良好社会局面，我们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项制度，从而在法制建设中处处都渗透和显现着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再次，高校在制定学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以法律本位、民主公开为原则，尽可能让全校师生参与民主讨论。只有这样，全校师生才会真正认同学校的每一项规章制度，才会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才能确保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到有章可循；才能让当代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够处处感受法律理念熏陶，在学校良好的法治环境中自觉培养自身的法律信仰。

（三）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

培养法治社会所需的人才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高校必须充分认识到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是高校进行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法律教师的自身专业素养和法律教育水平。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就是优化高校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首先，各所高校应该根据本校法律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途径来提高法律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还具备完备的专业知识和相当高的法律素养。其次，完善高校法律教学内容和模式。根据目前我国高校法制教育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革，即除了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增设一些与学生的学科专业以及今后的职业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课程，甚至还可以建议学校通过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两至三学年度。此外，我们知道法律信仰的养成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实践活动加以“体验”，所以我国高校必须重视和强化法律教学的实践环节，让当代大学生在参加“送法下乡”等一系列的法律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感悟。因此教师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内外各种社会资源，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到学校的各项管理活动中来。譬如，利用学校网络、宣传橱窗等加强法制文化宣传；学生违纪处分后，可以给学生提供申诉的平台；学生各项奖学金的评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审核等等。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法律信仰的培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既要认识到开展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又不能犯冒进主义错误，而是要求相关部门齐心协力作出一个长远的规划，挖掘整合多方面的社会资源，精心搭建一个多元化的平台，共同为培育当代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法律信仰而共同努力！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七

【关键词】法学教育 法律理论 教育目标 途径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康、有序的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稳定、系统的法律教育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大学法律理论教育问题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教育属于职业性教育，但又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律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社会公正意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中不仅要灌输大学生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塑造大学生法律理论意识。因此，本文以法律理论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做初步的阐述。

法律理论的概念界定

“法律理论”是大学法学院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因此，要想分析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就必须明确法律理论的内涵以及理清其外延。为了更好了解法律理论，本文将比较法律理论、一般理论以及法律职业理论。

1.一般理论。一般理论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形成的道德准则体系，它是人们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人们经过无数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积淀，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体现其民族精神传统和习俗文化的理论准则体系。因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地域必然形成不同的理论准则体系。

2.法律理论。法律理论不同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是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法律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法律理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一般理论，它必须根植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源于国家一般理论，但又高于一般理论，否则就不能形成法律理论。

（2）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般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般生活理论的强制化和规范化，因此，法律理论必须是对该民族一般理论的记载和升华。

（3）法律理论决定了法律的品质。法律制度也有善恶正邪之分，法律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品质。

3.法律职业理论。法律专业人员在其工作以及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相关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法律职业理论，例如律师从业理论准则、法官职业理论准则等。法律职业理论主要是用来规范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操守，要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廉洁自律、忠诚于法律。如果说法律理论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那么法律职业理论就是法律制度的外在理论。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目前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该学校注重对受教育学生的法律一般性知识教育，而忽视对其进行法律理论教育；第二，在该校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的功效十分有限，并没有突出法律理论自身的特点，使教学内容不突出、教育目标不明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法律职业特点的要求，重新设定西北某大学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

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设定

本文结合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分析目前在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应关注的目标。

1.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问题意识。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学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老师将已经存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的学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解决所有不断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条文要不断加以修订和解释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属于体系，但是我们要借鉴欧美的判例法律体系，培养该校学生的法律论文问题意识，使得学生不断对已存在的知识提出疑问，继而培养高校学生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现：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知识丰富但见识却较少，擅长辩论但却解决不了实务问题。因此，西北某大学应该改变目前填鸭式的教育过程。法律理论教育应当首先关注学生的理论问题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发现理论问题的敏感性的培养，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减少他们在以后从业过程中遇到理论问题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该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法律理论困境的承受能力，使他们了解到在法律学习工作中遇到理论问题是很平常的问题，要有决心迎接理论问题的挑战，解决法律理论问题是法律从业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自己的责任。

2.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员，首要，具备良好的洞察能力，对法律理论问题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除此之外，法律专业人员还要具有精湛的理论推理能力。但是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法学教育中根本没有培养学生法律理论推理能力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导致目前该校忽视培养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错误理解；二是对理论问题认识不足。

理论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人们通常认为理论问题不属于理性知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理论知识，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知识是理性知识，是可以被证明的。在西北某大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解决理论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自身的推理能力并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上。因此，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了适应将来从业的需要，要加强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一是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要培养自己辩证推理能力。因此，在法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上述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人员。

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途径

第一，西北某大学的法学院应当将法律理论教育纳入该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目前，该校并未单独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该校教育机构应当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使该校法律学生对理论知识有系统性、规范性的了解，为后续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说该校应开设法律理论相关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课程，而是在法律教育中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法律学习的始终。因此，该校应当将培养法律学生的理论观察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贯穿整个法律教学环节。

第二，提升法律学生自身的理论道德修养和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法律是一个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学科，其法律条文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法律理论同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要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掌握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的法律学习应为该校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其理论道德修养以及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西北某大学要改变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以实现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上文已经提到，欧美国家的判例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时间的教学实践证明：判例教学法是成功的。因此，西北某大学要改变教学方式，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法律理论问题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法律理论进行更具有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我法律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

西北某大学开展的法律理论教育活动仅仅是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扩展到法官、律师等职业实践当中。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法律理论的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人才素质的提升，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明确法律理论教育目标，改革教育方式，为国家法律事业培养大量高素质、高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超：《论法律理论的方法及其性质――基于分析法理学的视角》，《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

[2]周S：《当下中国学院式法律教育之惑――并及当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之问题》，《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9期。

[3]蔡镇顺：《法学教育的定位与改革》，《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2期。

[4]孙义刚：《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日本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透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八

（一）学生对法律的学习积极性不够

高校的教学任务较重，所以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普法活动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靠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来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是这门课程在许多高校都是公共课，对学生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多同学就不重视这门课的学习，也就没有了主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甚至很多同学只是为了考试而对书上的内容死记硬背，这样的学习，会让学生产生法律学习是很枯燥的错误想法。

（二）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样重要，一个好的法律意识能使一个人积极守法。而现在许多的大学生法律意识都十分淡薄，经常分不清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界限，对一些违法事情却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对一些需要公平公正处理的事情会带有私人感情，这些都是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不懂得利用法律维权

其实对一个人的法律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而在高等教育阶段，想要培养出一个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同样优秀的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就像前文所说，一门思修公共课就作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够的，如果都以应付考试的态度来对待这门课，那么这门课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不会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四）法律意识淡薄

甚至可能导致犯罪很多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区别，这导致了近年来大学生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对大学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种各样，可能是因为贫富差距，可能因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极端主义、报复心理，等等，但这些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严肃和不可侵犯性认识不够，连一些行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

从而培养出学生优秀的法律意识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主要途径，改革主要是针对法律教学方面，首先是对思修这门课的重要程度进行大幅提升，对教学内容也要进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条文作为上课的主要内容，而是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当成主要教学目标，对一些死的法律条文，可以当做课外读物。这样的改革会使得课程更加精炼，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一）学校应营造良好的法律教学氛围

高校应和国家保持步调一致，每个学校都应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去要求学生遵守，如果学生违反了相关制度，就应该根据规章做出适当的处罚，不能因人而异而让学生产生法律可以讲人情这一错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一定是科学合理的，这样就能在校园里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法律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慢慢提高法律意识，对学生日后走上社会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传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进行法律知识讲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违法情景演练等，这些能把枯燥的上课内容形象生动地表现在学生的面前，使学生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举办心理教育活动

前文说到大学生犯罪的种种表现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其内心发展有些扭曲，除了上课之外，法律意识的培养还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教育等活动，使学生对许多心理知识有了了解，对法律的认识也就提高了。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担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一个大学生必备的素质。只有同时拥有优秀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才，才能真正为祖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可见，大学对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九

关键词 ：法律修辞方法 案件争议点 甘露案 参照性案例

一、问题的引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2年第7期刊发了最高法院对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一案的再审判决书和判决摘要。该案虽非指导性案例，但作为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方式公开的典型案例和参照性案例，对下级法院相似案件的审判仍具有事实上的先例约束力，对下级法院法律修辞的运用也具有相当的指导性和引导性。但该判决书在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上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它脱离该案的法律争议点并任意选择法律修辞方法，为了满足其“先入为主”的法律感，严重肢解该案的论辩前提可能构成的体系性结构。因此，分析甘露案再审判决书在法律修辞方法选择上的问题，并指出未来案件说理或裁判书修辞选择法律修辞方法可参照的规范性学说，对我国目前的法律修辞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引和理论构造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或发现属于修辞五艺中的开题（inventio），即修辞中的“觅材取材”或“修辞发明”。西塞罗曾经对之做过这样的解释：“所谓开题就是去发现那些有效的或者似乎有效的论证，以便使一个人的理由变得比较可信。” 〔1 〕为了实现开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者需要同时动用艺术性的手段和非艺术性的手段。前者可以细分为三种诉求：诉诸理性、诉诸情感、诉诸人品，而后者并不来自于修辞艺术本身，而是来自于修辞艺术之外，如法律条文、合同、证人证词等。西塞罗认为，在开题的过程中，修辞者需要依赖于自己的开题天分、锲而不舍的开题态度以及修辞学总结的方法和技艺。〔2 〕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属于修辞开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它直接决定着法律修辞论证的如何展开和法律修辞的整体布局。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需要同时诉诸于个案争议点的甄别和分析以及个案论辩前提体系的整理和构造，其中前者属于艺术性的手段，后者属于非艺术性的手段。

二、从案件的争议点出发

法律修辞意义上的论辩意味着围绕着词语和事实与他人或自己的争议，这构成了其两种基本的争议点：法律争议点和事实争议点。〔3 〕法学的概念和命题必须以特殊的方式与所争论问题保持联系，只能从问题出发来加以理解，也只能被赋予与问题保持关联的涵义。案件的争议点具有相应的论题学功能，能够变成“修辞发明” 〔4 〕上的“寻找格式”（Suchformeln），能够在一介论题学和二介论题学范围内指导如何寻找解释问题的观点，并能充当进入商谈的可能性和客体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5 〕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对法律修辞方法的初步选择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可分为法律实体维度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性争议（简称为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和法律思维意义上所涉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性争议（简称为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在法律修辞过程中，前者往往过渡或回溯到后者。根据西塞罗的观点，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可析分为：文字和意义关系争议、法律之间的冲突争议、文字歧义争议、类比推理争议和定义争议。〔6 〕根据法律修辞学与其他法律方法的适用性关系，法律争议点不能径直呈现为“法律与规范的目光往返”问题，它会遭遇法律解释、法律发现、法律推理等对事实与词语对应关系的初步加工和处理。如果它们一经适用便确定了法律词语的核心语义或规范与事实的涵摄关系，则这些语义和涵摄关系可直接转化为法律修辞论证的起点和前提，“修辞发明”就会告一段落，接着就该“修辞论证”出场了。如果它们没有解决论辩双方间的解释性争议点，反而因此导入或引入了更多的法律多义性、歧义性或模糊性，则“修辞发明”或“修辞论证”须将这些法律方法及其引致的解释性争议点作为进一步的论辩主题，并进而选择相应的法律修辞方法进行论辩层面的解决。因此，只有从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出发，才能框定法律修辞方法的初步选择范围，进而为有效的案件说理指引一个明确的方向。

鉴于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和解释性法律争议点的分类和甘露案再审判决书旨在说服的核心法律听众对象（甘露为一方，暨南大学、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为另一方），甘露案再审判决的法律争议点可作如下分析和整理。

（一）权益性法律争议点：

1.甘露一方的权益性主张

甘露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责令暨南大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直接将开除学籍决定变更为其他适当的处分，同时赔偿因诉讼多年而支出的交通住宿等直接支出的费用和因丧失学习机会造成的间接损失、精神赔偿。

2.暨南大学等一方的权益性主张

a.暨南大学主张，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驳回甘露在原一、二审期间未曾提出的赔偿请求。b.天河区法院主张，维持开除学籍决定。c.广州中院主张，暨南大学认为甘露违规行为属情节严重，主要证据充分，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暨南大学处理程序并未影响甘露行使法定权利，甘露认为开除学籍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驳回甘露上诉，维持原判。d.广东省高院主张，驳回再审申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

3.双方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

通过总结双方的权益性法律主张甘露案再审判决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在于：甘露因其考试行为是否应被开除学籍或给予其他类型的处分？即暨南大学的开除学籍决定是否侵害和造成了甘露的受教育权或其他权益损失？天河区法院的初审判决、广州中级法院的上诉判决以及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再审驳回是否正确、适当和合理？

（二）解释性法律争议点

1.甘露一方的解释性主张

甘露解释，其先后两次提交的课程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属实。但所涉课程考试是以撰写课程论文方式进行的开卷考试，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违反了考试纪律，应按违反考试纪律的规定给予处分。不过，这种抄袭行为并不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违纪行为。暨南大学依此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犯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国家法律不当、处分程序违法以及处分明显偏重的错误。

2.暨南大学等一方的解释性主张

a.暨南大学解释，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修读课程的考试形式之一，也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应按照《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即使将其行为归类为考试作弊行为，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的规定：“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仍可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b.广州中院解释，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作为自己考试论文的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在任课老师指出其错误行为后，甘露再次抄袭他人论文，属情节严重。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3.双方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

通过总结和分析双方的解释性法律主张甘露案再审判决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在于：首先，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究竟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其他严重的作弊”或“违反考试纪律规定”中的哪一种？这三种法律规定是否同时适用于甘露的行为而发生法律竞合？这属于法律争议点中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争议、文字歧义争议和定义争议”。其次，甘露先后两次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是否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中关于开除学籍规定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即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是否“明显偏重”？这不仅涉及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情节严重”的“文字争议和定义争议”，而且涉及对甘露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争议。最后，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法律争议点，系因双方了采用了不同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方法以及不同的衡量标准和衡量方法。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方法上，甘露一方通过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进行限缩解释或缩小解释认为，其行为虽是抄袭行为，但（通过文义解释得出）仅系《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6条规定的“违反考核纪律”，因此不属于（通过反面推论得出）“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而暨南大学同样采取文义解释方法辩驳，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课程的一种考试形式，属于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甘露的行为可涵摄入“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这一规定。其进而借助伦理解释和类比推理认为，即使甘露的行为属于考试作弊行为，仍可由《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内含的兜底条款“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包摄。广州中院采用文义解释认为，该案中的课程形式可归入考试范围，甘露的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并通过采用反面解释方法指出，甘露的行为不属于考试作弊行为。这些争议构成了解释性法律争议点中的法律方法争议点。

在衡量基准和衡量方法上，甘露以其受教育权为衡量基准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严重作弊的行为，仅是一般的考试违纪行为。而暨南大学以学术的严肃性为裁量基础认为，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是对相关规定的严重违反，丧失了作为一名学生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即使将其作为考试作弊行为处理，其也是一种严重的其他作弊行为。广州中院同样以学术的严肃性为衡量基准认为，甘露违规行为情节严重。

（三）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不得偏离法律争议点

针对个案的法律论辩必须根据案件的法律争议点选择相关性的法律修辞方法。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运用性商谈”和“法律辩证”法律修辞总以试图影响、说服他人为出发点，它是面向法律听众的讲演而非修辞者自己内心的独白。修辞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强调论证内容和修辞语境的语用关系，法律修辞者只能选择有助于法律争议点论辩的修辞方法和论辩技巧。〔7 〕甘露案再审判决书虽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该案的法律争议点，但仅是遵照我国裁判文书的格式化程式对法律争议点粗糙的勾勒和描述，而并没有规整和总结该案争议点的性质、类型和发生因由。最高法院再审判决书说理选择的法律修辞方法对本案核心的法律争议点而言并不具有充足的相关性。该案的再审判决不同于其初审判决，其不但需要解决甘露与暨南大学之间行政法上的权益性法律争议，而且需要协调甘露一方和暨南大学等另一方之间的解释性法律争议。再审判决书也需要同时将之前裁判甘露案的历届法院和本次再审中的双方当事人作为说服对象。

通过上述法律争议点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发现，甘露案的再审判决需要处理的论辩主题为：（1）甘露的行为究竟属于“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其他严重的作弊”或“违反考试纪律规定”中的哪一种？（2）甘露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开除学籍所要求的“情节严重”？（3）双方解释性主张背后所依据的文义解释、伦理解释、扩大解释、反面推论、类比推理以及衡量基准和衡量方法哪一个更为正确、合理而被应适用？

甘露案再审判决书为裁判说理选择的主要法律修辞方法是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5）项中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和“情节严重”分别进行“限缩解释”或“缩小解释”以及随后进行的补强论证或辅助论证，即指出“甘露作为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该案法官选择的法律修辞方法明显偏离了其核心的法律争议点：（1）即使甘露的行为在法律解释构造的语义界限上无法归入“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但也不可排除其可由《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中的兜底条款“其他严重的作弊”涵括；（2）将甘露的行为解释或论证为“课程考核行为”在法律竞合关系上可反面推出也无法排除其可与上述兜底条款产生涵摄关系；（3）即使只能将甘露的行为归类为课程考核行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第16条、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若甘露的行为严重违反考核纪律，仍可被开除学籍；（4）对甘露行为违纪或作弊情节的判断，最高法院并没有像原、被告在解释性法律主张中那样采用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将“情节严重”置换成经验性概念后径直对之进行了限缩解释，作为说服对象的各方法律听众所分别认同、运用的衡量方法、衡量基准在再审判决书中都被一一忽略或省略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甘露案的再审判决之所以陷入法律修辞方法选择的任意困境，主要原因在于，该判决书并没有从该案所涉的所有法律争议点出发寻求能够解决相关论辩主题的法律修辞方法，反而仅将本案涉及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作为主要的论辩主题，企图仅通过文义解释方法完成其裁判说理的法律修辞学构建。论辩双方间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尤其是法律方法争议点并没有透过甘露案再审判决书法律修辞方法的安排和选择获得相应的反驳和回应。法律修辞的商谈程序和会话结构要求，修辞者在建构自己的法律论辩时，除了以法律理由证立自己的法律主张外，还应反驳和回应论辩相对人可能提出的反对性论据。法律论证的论证规则要求每一个论证如果受到挑战必须由其他理性的论证给予支持。法律论证的真诚规则要求论辩的每一方都应该被认真对待，禁止在论辩中使用强力、欺诈以及针锋相对的偏见。〔8 〕遗憾的是，甘露案的法律争议点始终没有对其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和构造发挥相应的指引和约束作用。

三、结合案件的论辩前提体系

法律修辞方法除了根据案件的法律争议点进行初步选择外，还应使其与个案中可能使用的论辩前提体系勾连起来，从而实现其最终的筛选和确定。佩雷尔曼指出，论辩者为了获得听众对自己主张的认同，需要使用法律共同体一般接受的观点作为论辩前提，这些前提包括法律规则、一般法律原则以及特定法律共同体接受的原则。〔9 〕Wolfgang Gast认为，在法律修辞中，不同类别和性质的前提都在被使用，其中，法律概念是一种完全的前提，法教义学是一种特殊的操作性前提。〔10 〕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款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表现形式或内在组成部分，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和听众不得任意挑战的法律权威，可构成法律修辞的客观前提或完全的前提。法学原理、一般法理、法律学说以及部门法学说等作为有效法的教义性知识，具有根本的教义学属性，能够生产和提供关于法律和法律体系的相关信息，〔11 〕也属于法律修辞主要的论辩前提。在法律论辩前提的分类上，它们属于Wolfgang意义上特殊的操作性前提。在法律修辞中，这些论辩前提之间的体系关系和效力结构在案件争议点之外也会影响裁判书修辞具体修辞图式或修辞方法的选择。如果说，案件的争议点是从其修辞语境或论辩情景的角度影响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那么案件的论辩前提体系关系是从法教义学和法律方法论的立场进一步确定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两者的协作和合力将实现案件法律修辞方法的最终确定。

如果修辞者与其听众没有达成共同的论辩前提，则具体的论辩将是不可能的。论辩前提首先必须是听众能够接受的、无异议的，同时，它的内容及其产生的一切也必须是有效的。只有如此，论辩前提才能成为法律修辞中更大范围内可接受性的“源泉”。〔12 〕依据上述法律修辞之论辩前提的分类，甘露案再审判决所涉及的论辩前提可作如下分析和整理：

（一）甘露案再审判决涉及的论辩前提体系

甘露案再审判决涉及的各种形式论辩前提包括：

1.法律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a.《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和成绩评定方式，以及考核不合格的课程是否重修或者补考，由学校规定。b.《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6条：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由学校视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的，经教育表现较好，在毕业前对该课程可以给予补考或者重修机会。c.《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第1款：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d.《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e.《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四）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五）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七）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同时，由于《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是完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制定的，且不违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条文的主观意思，因此，《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相应的规定也构成了甘露案法律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2.法律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由于甘露案关涉到甘露的受教育权问题，因此，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权和受教育权的相关条款理应成为甘露案的论辩前提。根据阿列克西的观点，宪法权利构成了一种意味着最大化律令的法律原则。〔13 〕因此，宪法关于公民人权和受教育权的相关规定可构成甘露案法律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甘露案再审判决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包括：

a.《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b.《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c.《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d.《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第2款：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e.《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3.法教义学形式的论辩前提

甘露案的再审判决不但涉及复杂的法律修辞、法律解释等方法论问题，而且亦涉及基本的行政法教义学问题。甘露案再审判决教义学类别的论辩前提包括：

甘露案涉及大学自治与强制退学制度 〔14 〕以及大学自治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平衡问题。〔15 〕由于甘露案作为一种行政诉讼涉及对“情节严重”的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因此，该案涉及行政法上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解释及其司法审查 〔16 〕、判断余地 〔17 〕以及一般性的行政自由裁量等问题，如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的约束。〔18 〕

（二）各种论辩前提的定位及其体系性结构

以上述《宪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为文本载体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及其包括的各种关键的法律概念，共同构成了甘露案再审判决的客观前提或完全的前提，而甘露案涉及的各种行政法教义学知识是甘露案再审判决特殊的操作性论辩前提。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有典型的文本形式可直接作为论辩起点，根据两者初显性特征的差异，〔19 〕如果它们发生冲突，则应按如下原则处理它们的关系：“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若无更强理由，不适用法律原则。” 〔20 〕若两者属于同一论辩结论的支持性论据或反对性论据，则两者可作为互补的论辩前提被同时适用。甘露案涉及的行政法教义学属于广义的行政法范畴，它是以法学内部组织的观点对立法、法院判决等各种行政法素料的解释和体系化，并且它能够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解释性的法律学说和法学知识。它们能为行政法提供一个透明的结构，促进它的精确性、融贯性，并使行政法在政治动态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21 〕在甘露案的说理或论证过程中，案件的具体决定以及它的法律商谈结构、论辩前提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受到上述行政法教义学的规范性影响。〔22 〕相较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教义学具有更强的可争论性和可辩驳性，并且实证法的状态和立法水平也会影响到法教义学的一般性效力。因此，修辞者对法教义学作为论辩前提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可操作空间。按照上述对各种论辩前提的分析和定位，这些论辩提前可以形成一种初步的体系性结构，但若真正形成裁判规则意义上的融贯性体系，它们还需要结合该案的法律争议点和主要的论辩主题进行更加细致的构造和协调：

1.若将甘露撰写课程论文的行为定性为考核中的“考查”，因其作弊或违反考核纪律，则可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纪律处分的种类可包括开除学籍。因此，根据法律规则间的语义关系和逻辑结构，甘露仍可被开除学籍。但《宪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相关法律原则却构成了相反的或反对性的论辩前提。甘露的行为在语义上即使可构成开除学籍的形式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原则，其行为未必达到了开除学籍的实质要件，悬疑的问题是如何对甘露的违纪或作弊情节进行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上述论辩前提间冲突的衡量需要参照我国行政法教义学发展出的相应法律学说和法学知识的接受和吸纳状态进行。

2.若将甘露撰写课程论文的行为定性为考核中的“考试”，则其被开除学籍可获取多种平行的法律规则链条的支持：第一，因其“违反考核纪律或作弊”，可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纪律处分的种类又包括开除学籍。因此，甘露可被开除学籍；第二，因其“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可被开除学籍处分；第三，由于甘露的行为与“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行为具有相似性，因此属于“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行为，可被开除学籍；第四，因甘露“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也可被开除学籍。将甘露的行为定性为考试与将其定性为考查具有相同的反对性论辩前提，而且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间冲突的衡量也需要参照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教义学知识。

综上所述，在是否“开除学籍”的论辩上，共有五种平行的法律规则链条构成的论辩前提，而且每一种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都面临着相同的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的挑战，同时不同的行政法教义学可供相应的选择性备用。因此，上述各种形式的论辩前提可形成内在协调、融贯的论辩前提体系。

（三）肢解论辩前提体系的法律修辞方法选择

甘露案的再审判决没有根据上述的论辩前提体系选择和安排相应的法律修辞方法，反而通过肢解各种论辩前提之间的体系性关系而随意选取了一种法律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并试图借助限缩解释来迎合其“前见”和法律感早已锁定的裁判结论。〔23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该再审判决中通过不余遗力地对“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和“情节严重”同时进行缩小解释来极力否认甘露的行为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并透过将甘露提交论文的课程类型解释成课程考核的“考查”对之进行相应的补充论证或辅助论证。但根据甘露案的论辩前提体系，甘露被开除学籍具有五种不同形式的规则类别的论辩前提，它们在逻辑关系上的平行性或并列性决定了对其中任一论辩前提的反驳并都不能否定其他前提进入论辩的可能性。即使甘露的行为不属于“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或无法满足其“情节严重”的要求，但仍有其他四种论辩前提为“开除学籍”的行政处罚提供法律规则上的理由。甘露案的再审法官虽然认识到了甘露参加的课程可定性为“考查”的课程考核，但却没有认识到违反考核纪律仍可被开除学籍。根据甘露案的论辩前提体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法官在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上合理的做法应是：承认五种规则链条作为论辩前提的可能性以及它们间的法律竞合关系，但要认真审视前述法律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与这些法律规则的价值性冲突，然后选择针对法律冲突的修辞规则以及其他法律修辞规则，如文义论辩规则、目的论辩规则和结果论辩规则 〔24 〕一一解决这些法律冲突和法律争议点，而不可径直选取一种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试图仅透过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来敷衍和修饰其“先入为主”认定的裁判结论。其他论辩前提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体系性关系，决定了本案的法律修辞方法应该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和适用种类。

大学生法律论文 篇十

1.法治环境的影响

受传统的封建制度、历史文化的影响，的现实法律环境乱象丛生，人们对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抱有质疑甚至绝望的态度。走访中的一些学生表示，他们有时候不得不“信人而不信法”、“信权而不信法”，“信教而不信法”，许多依照法律程序无法解决的事情，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特殊人员或特殊权力，权力滥用已经成为污染司法、污染行政、进而影响稳定的严重因素。

2.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宗教文化、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影响深远。因而、权利信仰等代替法律信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使得许多藏区的大学生形成了义务本位、不重视自己权利的传统观念。在需要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权益的时候，一些学生从主观上不会把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从心理上排斥法律的适用，对法律表现出茫然退缩、犹疑不定的态度。这是因为在的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形成对法律信仰这种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藏区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

我国的大学生法制教育课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却一直从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特别是2005年教育部将《法律基础》课程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进行整合后，从2006年秋季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成为现阶段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然而整合后的课程中法律知识部分被大幅压缩，只占整体内容的1/3不到，使得一些老师、同学均认为此部分的内容不甚重要，造成了在授课与学习的过程中的忽略。高校也不例外，同学们往往针对考试突击背诵课本内容，而对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则避而不谈，更加不会对法律信仰进行深入探讨。

4.学生自身的原因

大学校园是一个小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与真实的社会比较，显得更为简单和纯粹。现在的大学生经历挫折较少，社会经验缺乏，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入，理论思维能力尚未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身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涌入校园时，他们的观念势必会受到影响。很多同学往往重视专业知识的提高，来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却忽视了法律素养的提高，遇事容易表现出情感超越理智，不冷静、易冲动的特征，甚至采取消极的应对行为。此类学生如果未得到长期、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导致他们从内心深处藐视法律的威信，直接影响其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1.净化的法治环境

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中，大学生们所见所闻的一些特权事件、不公事实等，使得他们极易对法律的权威产生动摇。因此，要维护大学生乃至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就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合法有效地控制，全面提升官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从根本上净化法治环境，从而使学生确立“法治”优于“人治”的理念，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这是法治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法律信仰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

2.完善高校的法制教育

大学生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高校在传统的法制教育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在灌输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法治精神的渗透和法律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注重发挥理论与实践的合力作用，积极组织学生对热点法治问题进行模拟庭审、法律辩论等进行法治实践，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热情，使他们能够从实际生活出发，自觉遵守法律及相关规章制度，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各高校还应营造依法治校、依章办事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要坚持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发生违纪现象做到秉公办理，在评优、评先的各项活动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严禁走后门、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的发生。在师生权益受损时，学校应当为师生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必要时支持师生依法提讼，维护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们必然会体会到法律、纪律、制度的权威与价值，会自觉维护法纪，严格按规定办事，从而逐步生成法律信仰。

3.注重大学生道德建设，提升法律意识

法律规则本身不足以使人们自觉地产生信仰，只有当法律的规则与程序产生某种社会效果，并且这种效果符合人们对正义、公平的评判标准时才能够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任与遵从。因此，法律作为道德的最后防线，为人们履行道德义务划定了最后标准。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时，必须首先从道德要求开始做起。在强化大学生道德意识与伦理习惯的同时，强化其对法律的信仰，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深入的信仰。同时，还要唤醒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使他们摒弃封建历史文化的影响，认同法律存在的价值，树立判断是非曲直的法律观念，激发他们学法用法的法律热情，真正自愿接受和遵守现行的法律制度，维护法律的尊严，培养他们对法律的情感，从内心深处自觉撑起法律信仰的大厦。

三、结语

法律制度的实施固然需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但如果缺乏法律信仰作为内在的支撑，完全依靠强制来施行法律的时候，一国的法治便无法长久地维持。当前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的原因，做到对症下药，促使他们对法律价值高度认同，树立学生“法律至上”的意识，自觉守法、积极用法。当他们对法律形成一种尊重和信仰的习惯，使法律内化成为一种传统和精神的时候，法律信仰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才能促使他们以法治理念更好地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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