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情况调研报告【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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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查报告 篇一

中共十七大的最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问题”。而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农民工问题依然是民生问题中应给予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80年代后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大量地流入城市。他们正值人生的黄金阶段，他们奋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奋斗着，我们理应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样才有利于创造和谐社会。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一）比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生于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并且他们的家庭多数响应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因此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尽管户口本上他们仍然是农民身份，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缺少艰苦锻炼的机会，属于“从校门到校门”的一代。同时，标榜“80后”青年人的特征——“自我”、“物质化”、“无责任感”、“生存能力弱”等都同样适用于他们。他们在城镇寻求职业时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在xx些方面缺乏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志气。

（二）无务农经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或只会一点点。他们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农民之家，户籍在农村，但却很少接触农业生产活动，甚至有的随同父母在城镇长大。在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中，也觉得自己外出务工经商，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感情和兴趣。

（三）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维权意识较强

生于80年代，正好是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和法制建设步入正轨的年代，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都具有至少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甚至有些接受过中专或高技类课程训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态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在调查中发现有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其中最想了解的依次是专业技能知识（69.7%）、法律知识（54.7%）和文化知识（47.8%）。这种需要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细微的差别。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四）外出动机多为寻求个人发展

与父辈农民工外出以求生存为主的动机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把外出作为寻求自我发展和追求城市生活作为主要的目标。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和“在家没有意思”的人占到了71.4%。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60年代的农民工有76.2%的人选择了“出来赚钱”，70年代出生的则有34.9%，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有了比父辈更深更高的认识，融洽的工作氛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良好的工作条件已经成为他们找工作时最为关注的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就业现状和问题

（一）工作情况

据调查显示，我国工资报酬最低的五个行业是农林牧副渔业、批发、零售贸易服务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这五个行业的就业比例中占82.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型和低技能高替代性的工作，工作层次比较低，稳定性较差，发展机会很少。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10.2小时，甚至有些人工作时间经常延长到24小时。而在稳定性方面，有53%的人工作不稳定，其中有26.4%的人工作很不稳定。

（二）生活状况

由于很多用人单位不能为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比较正式的宿舍，从而使得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自己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大多选择了租房和搭工棚。而事实上租房费在他们仅有的微薄收入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因此住房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调查显示，只有30.2%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比较满意。

在生活消费方面，调查显示，总共有89.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的饮食条件太差，在少得可怜的休息日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走入网吧、舞厅、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尝试着融入繁华的城市。

（三）身份归属状况

与父辈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更加执着。他们积极地认同所在城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集体活动，渐渐适应并习惯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希望能在城市扎根发展。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理所当然地加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而历史形成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时常遭受城里人的白眼和歧视。一旦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到自卑和对“城市梦”的茫然，将自己与城市隔离开来，蜷缩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

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先城后乡”的不平等待遇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市场时处于劣势地位，同等条件下只能从事比较脏、乱、差的工作，即使同工也不同薪。农村一方面由于经济比较落后，政府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和合适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都难以预计进城后的情况。为此，需要深化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例如城市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打破城市公平就业的不平衡性，有效提高农民工素质培养。

（二）建立系统的培训机制

一方面，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来说，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使他慢慢发现自己的教育需求，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却难以享受当地的教育服务。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本来就很微薄，除去被克扣、拖欠部分和日常消费之外，很难再拿钱用于教育和培训，尽管其接受教育培训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其具有实际支付能力的教育需求是十分有限的。政府可以筹集资金，依托民办高校、职校技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批轮训方式。推动政府购买或企业委托培训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培训服务。

（三）创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执着的“城市梦”来到城市打工，大都不愿意甚至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务农。但是，创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项目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却成了创业的重要障碍。因此，相关部门可争取银行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机构的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施行专项贷款，进行小额信贷，以资助的性质、贷款的形式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资金支持。

（四）转变企业的管理方式

随着时代发展，农民工主体的变换，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应与时俱进。对待老一代农民工的那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以“出来赚钱”为主要目的，据调查，80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最高，达到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换0.45次。其中，近一半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不适合”，以及“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这种频繁的人员流动很容易打乱企业的生产管理与生产计划。除了加强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之外，还要积极引导他们脚踏实地、认真刻苦地钻研业务，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里找到归属感，真正踏实努力工作。

农民工调查报告 篇二

准确把握中国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根据省统计局20xx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20xx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浙江七市十县区、市的劳动力市场和百余家企业、20xx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采取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2100份，获得有效问卷1915份，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1.19%。现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农民工结构特征

从性别看，男性多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逐步回归家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呈剪刀式不断扩大如图。另外，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比较发达，这些行业主要需要年纪轻、反应快的女性从业，因此，在女性农民工中16-23周岁的女性比重较高，达40.1%，与同龄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其比重也高于男性农民工。

年龄结构青壮年居多，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50.3%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31.9%为高中或职高。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在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63.9%年龄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另外，在16-23周岁的农民工中，60.3%为初中以下学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和可持续性。

“晚婚”现象较为普遍，四成已婚农民工家里有“留守儿童”。浙江流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比重较低，只有52.5%的农民工已婚。根据有关调查，全国外出农民工婚姻结构基本呈现“三七开”。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这主要源于浙江省16-23周岁的农民工未婚比重较高，为89.6%，24-30周岁之间未婚农民工比重也高达48.8%。说明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很多农民工摒弃了农村传统的“早婚”观念。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全家都搬到城里的占28.8%，43.3%的人夫妻在城里，孩子在老家，两地分居的现象较少，但“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安徽、江西两省与浙江毗邻，成为浙江外来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外省农民工中，户籍为安徽的占20.82%，江西的占13.3%。其次是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依次为12.0%、10.1%、8.6%、7.4%；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重庆户籍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依次为4.8%、4.4%、2.8%、2.6%、2.4%。

二、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

就业途径向多渠道发展。虽然依靠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仍然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其它途径也逐渐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民工求职信息“老乡”、亲戚介绍的占41.1%；通过市县劳动力市场了解住处的占17.2%；通过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站了解住处的占12.0%；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招聘信息的占3.3%；而毫无目的，随意闯荡的占9.0%。

外出动机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学技术、见世面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16-23周岁的农民工，为寻求发展机会而外出就业的比重为33.3%，见世面的占11.3%，想学技术的占11.1%。

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多数农民工想扎根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民工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46.2%的农民工没有转换过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在未来打算方面，只有20.6%的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30岁以下农民工明确打算回家的比例更低，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

注重就业质量的提高，失业期间依靠积蓄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较强意识。在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中，35.5%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由于工资太低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占46.4%。在失业期间，55.3%的农(民工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民工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失业保障不足，使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通常是“骑驴找马”，失业期较短，88.3%的人在两个月内可找到下一个工作。

三、农民工权益保护情况

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8元，比全国966元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20xx的平均水平高出252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5.2%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拖欠工资方面，有4.8%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39.8%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

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37.6%。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26.7%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8%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69.9%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70.2%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覆盖率不高，以参加养老保险为主。为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不仅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社会保险一是覆盖面较窄，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37.1%；一是险种覆盖不全面，参保农民工大多数只参加了五项社会保险中的一项社会保险，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27.5%。同时也发现，本省户籍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这与

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63.1%。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47.5%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68.2%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 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9.4%，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44.9%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59.8%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21.0%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19.0%，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

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1.57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6%，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04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14.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72.1%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43.2%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11.7%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58.4%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定居性迁移难，农民工“城市化”任重道远。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特征等因素，难以真正的实现。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自己买房住的仅占4.8%，住房成为大多数农民工定

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18.4%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五、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构建浙江大社保体系，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未来趋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决定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背于农民工未来融入城市的发展趋势。浙江省提出的“大社保体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大”，不仅体现在保障项目的广度上，也体现在保障对象和范围的宽度上，即全民大社保。当前应该着重抓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含女工生育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并积极探索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与农村养老、合作医疗的衔接方式与渠道，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解决他们养老、医疗问题。此外，还要研究解决一方面用工单位认为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负担重，另一方面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还会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挑战。

加快地方法制建设步伐，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要积极抓好《劳动法》、《工会法》等现行相关

法律法规的落实，积极做好配合 国家《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陆续出台后的宣传贯彻工作，主动调整清理和修订妨碍农民工享受平等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政策。同时，针对浙江实际，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认真总结和推广义乌等地维权的经验和做法。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三

春节期间我通过对我家乡盐城市响水县黄圩镇返乡农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我对家乡农民工在收入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从从业情况★WWW.BAIHUAWEN.CN★、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至少在我省苏南地区各市外来的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其它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奖金补贴的待遇。我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正文内容）

一、调查背景和调查方式

20xx年底，温为农妇熊德明讨薪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政府到民间，都以各种方式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尽力帮助农民工争取应得的权益，政府部门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欠薪问题。时隔一年半有余，

1.4亿农民工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特别是欠薪问题是否得以解决呢？对此我决定做一次小小的社会调查，旨在以小见大，一窥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在苏南务工返乡的农民工，本次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和访问两种方式，一共调查了20名农民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额、计酬方式、发薪方式、签订合同情况、拖欠工资情况、解决欠薪所采取的方式等

二、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 民工的从业情况

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篇四

**县调查反映返乡农民工创业呈现创业层次持续提升等新趋势但是仍面临创业资金不足融资难等问题。

近日，**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显示，随着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外出务工农民工带着信息、技术、资金、项目等陆续返乡创业，呈现出返乡创业人数增加、创业形式多样化等新趋势，但是也面临创业资金不足融资难、补贴金额小申请手续繁琐门槛高等困难问题。

一、返乡农民工创业出现的新趋势

一是返乡创业人员逐年增加。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经济普遍下行形势下，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人数逐年增加。据县人社局调查反映，该县长期在外务工人员11万人，20xx年1月份以来，外出务工返乡人员6000余人，返乡创业农民工810人，占同期返乡农民工的13.5%，所占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20xx-2014年，全县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分别为145人，240人和545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占创业人员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农民工返乡后，一部分人就地就业，一部分人凭借外出积累的资金和掌握的技术，开始自主创业，约占返乡人员的5%—10%左右，占城乡创业者的20%左右。

二是返乡创业层次持续提升。据**县反映，返乡创业的形式由过去单纯的个体经营，逐步发展到以股份制经营为主、小微企业遍地开花的现代经营模式上来。曾在**从事汽车饰品销售的狮子楼办事处的42岁赵玉重，与3名同时务工的工友返乡后，合伙创办了投资100万元的山东**格林斯汽车饰品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汽车坐垫原材料加工和坐垫编织。冠县范寨乡返乡农民工范孟振20xx年创立“冠县国雅家具有限公司”，着力打造高端红木文化品牌，现公司规模已达200万元。另外，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事电商产业等第三产业增多。20xx年12月份，**首家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县级运营中心即农村淘宝冠县服务中心正式启动，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正面向全县招募合伙人，截至目前报名参加的返乡创业人员已达到600余名。

三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规划更加具体可行。据冠县桑阿镇副镇长姚理涛反映，目前80后农民工成为返乡创业的主力军，他们受教育程度基本都在初中以上，87%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均对自身创业有明确规划，并且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务工期间接触新鲜事物较多，对国家扶持创业的政策了解更多，返乡创业的成功率不断提高。

农民工调查报告 篇五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通过“12340”社情民意调查热线分别对市区农民工（学生家长） 和教师开展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调查。

一、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进行，调查范围为市区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农民工），具体包括：莲都小学、天宁小学、天宁中学等。农民工（学生家长）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3.54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7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7.3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35%。农民工夫妻在同一城市务工的占 90.6%。

二、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一)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1、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困难重重。据调查显示：认为进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的占受访农民工的66.46 %，认为“没有在丽水交社会养老保险一年以上而没入学资格”政策不平等的农民工占57.76 %；认为待遇不公平的农民工占52.80 %。因此，城里孩子接受的“良好”教育对诸多农民工子女来讲是遥不可及。

2、认为公办学校资源不足也不愿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占受访农民工的62.73% 。由于农民工子女来自各地，整体素质普遍没有城里学生好，入读后给学校、老师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一些额外负担。比如：有些学生不会说普通话或说得不好，难以和老师很好地沟通交流，教学无法实现互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3、认为私立学校很难满足孩子上学所需的占受访农民工的44.10 %。由于办学条件所限，好多资质较浅的私立学校教学设施简陋，设备短缺，师资力量不足，很难让农民工子女接受到全面、优质的教育，所学知识较为局限，从某种角度来讲，影响和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二)家庭现状方面

1、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程度

在受调查的161名学生家长中，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占大多数，达65.22 %，认为家庭教育比较重要的家长占34.78 %，没有家长认为家庭教育不重要。由此可见，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错。

2、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用榜样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67.08 %，他们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孩子面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希望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树立良好的形象。用说服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81.37 %，但据他们自己说，有时家长自己做得就不够，不能以理服人，所以根本说服不了孩子。用鼓励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98.14 %，更多地表扬孩子，让孩子开心地进步。另外，还有1.24 %的家长干脆不管孩子，听之任之。据了解，这少部分家长大多说工作太忙，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

三、农民工子女普遍的心理现状：

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 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偏远农村。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的成绩较本地孩子差，使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自卑、自控能力不强、意志力薄弱、戒备能力强等不良心理。来自本地孩子的歧视，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也让农民工子女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的心里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他们从农村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因为经济、地位、及父母的艰难处境，农民工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城市孩子的种种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亲情失落、心理失衡、行为失控、学习失教、安全失保、监护失助”已成为他们中的普遍现象。22.00 %农民工认为从农村转到城市学习后，孩子的自信自尊受到一定的打击，心理变得比较敏感脆弱，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体社会化发展受到影响，性格上也容易产生变化。多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不合群；攻击性行为多、不喜欢与同伴交流；容易自卑，适应过程比较缓慢；不太会关爱他人；行为和学习习惯差等。

父母在外务工，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少负面影响，前5类情况占受访者比例均高于60%，可见问题不小。

四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换来的。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里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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