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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忆长征心得体会

发布时间:2021-07-18 15:34:15 审核编辑:本站小编下载该Word文档收藏本文

学党史 忆长征心得体会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1000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OOO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至公元二OOO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中,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工巨大影响。其中,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公元1100年,火药武器的发明。(唐朝末年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1。132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 )

第二个事件: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帝国。(1219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蒙古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西至今天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的手中。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对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长征是什么?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了约40座高山,跨越了近百条河流,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井”的茫茫草地,在总里程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共计6.5万多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已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同敌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场以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今天,我们结合党史学习,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个简要的回顾,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踏上长征之路算起,1935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六七千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33000多人。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21000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长征之路,1936年10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11000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1934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8000人,最少时兵力只有1000多人(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5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会合(方志敏的部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为红二军团番号)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的218000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陈世才、政委李先念)、第九军(孙玉清、陈海松)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董振堂、黄超),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西路军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西路军全军覆灭的悲壮历史(战死7000余人、被俘杀害5600余人、失散流落4500人,被营救回延安4700人)。(一段凄美的爱情王首道96王泉嫒2009初见你时,你面如柳花,美艳动人;再见你时,你已是满头白发,岌岌老矣。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1934.12.18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1935.1.15-1.17在位于遵义市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里)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遵义会议否定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唤回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开启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传奇历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解之后我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6日到达陕北与陕甘苏区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红军长征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开始的是最艰辛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要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形成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强大合力。乡村振兴的道路充满希望又任务艰巨,虽然现在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比起红军长征时期优越得多,但是新的情况、新的困难层出不穷。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伟大的团结精神,需要党内的团结和干群关系的团结。党内外团结一心,是建设事业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只有把一切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能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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