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剧集《中国医生》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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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剧集《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1

很多患者不理解医生，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医生太“冷漠”了，这边家属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医生却“事不关己”，显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医生是真的是冷漠吗?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医生应该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急他们之所急，悲他们之所悲吗?

在以前的宣传中，我们似乎一直在倡导医生这么做，要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云云，让对患者有求必应云云。可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可能，要知道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每个医生每天要面对的病人太多。医生再博爱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无法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所有病人和家属的全部情绪。我们不能以圣人和超人的标准来要求医生。

南京鼓楼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有个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几岁，特别年轻也特别乐观，这让魏嘉最挂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尽量为她多做点什么。但纪录片最后，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辈建议她，“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医生也害怕伤心。他们并非拒绝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克制情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来来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医院里发生。魏嘉虽然并未听从前辈的话，她还是对这个乐观的患者上心，但这也非意味着那些没能成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专业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25岁就博士毕业，工作三年后遇到自己职业生涯“难以跨越的沟壑”。一名全身95%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他的家里人为了给他看病，拿出家里现有的全部积蓄，但依然凑不够高昂的医疗费用，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术，总体花费得100多万。徐晔帮患者争取到了2万元的援助基金，尽力劝说患者家属坚持治疗，因为患者出院离世的可能性极大。但患者家属还是强行出院了。徐晔赶到时，面对空荡荡的床位还是有一丝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却也知道家属面临的困境。

年轻的医生类似的经历多了，心理能承担的极限就会提高。徐晔事后说：“为什么有人说有的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

也就是说，当患者家属指责医生“冷漠”时，家属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亲人遭遇险境。但家属也忽略了，今时今日患者的情况、家属的反应，在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已无数次遇到过。医生并非麻木，他们的波澜不惊，是专业、经验和经历累积后的冷静。

慌乱、不安、痛哭留给家属就够了，慌乱之中需要冷静的医生做出专业的判断。冷静不等于冷漠。

纪录剧集《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2

有人这样总结，“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却从来不了解”是我国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医生》以医患为什么无法相互理解为出发点，以平视的目光，让公众看到去掉光环、去掉标签、去掉附丽之后的普通医生，试着从他们的经历与付出，去理解他们的艰辛与崇高;从他们的局限与无力，建立起对医生的正确期待。

理解中国医生，并不是要控诉中国患者。虽然《中国医生》聚焦于医生，但从纪录片的案例和细枝末节，我们也能窥见中国患者的众生相。在中国，难的不只是医生，需要理解的，也不只是医生;除了呼吁患者理解医生外，我们对患者们做得足够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在《中国医生》里的多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实在令人揪心痛心。纪录片中那个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儿子选择强行出院，他并非不孝顺，他花光了积蓄，但他也非尽全力，因为他采访中他谈到，前几年买了房子，刚开了个厂，现在卖厂亏大了。

笔者注意到，纪录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长都是砸锅卖铁、不惜一切，但年迈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就像徐晔医生说的，“有时候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烧伤患者的儿子。但恐怕谁也无权指责。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牺牲上一代的基础上，然后供给下一代;当上有(不止一个)老、下有(不止一个)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责困境中的`人的选择，而不妨思考，人心够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么。纪录片中也透露出太多无解问题：有些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农保，一旦重病就倾家荡产，该怎么提升基础医疗保障覆盖率?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属首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家属千里迢迢地陪护身心俱疲，客观上也造成三甲医院负担过重，门诊医生要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显得奢侈，该如何均衡医疗资源?

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的“医生苦、医生累”，共同指向的是医疗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医生和患者只不过首当其冲，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医生的手术费、诊疗费很低，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法体现。医院为了维持“生计”，常常是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利润，这就造成了药价虚高，大型检查、检验价格偏高，没必要的检查太多，由此加剧了“看病贵”。

医生的苦、医生的累是真实的，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焦虑与无助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做圣人，同样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属做圣人，永远通情达理、永远临危不乱、永远笑对苦难。相反，我们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通过制度去化解人的难题，让每一个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尽可能地保持尊严和体面。

但体系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当下仍需要医生和患者去承担不尽完善的体系的代价。医生依旧会很累，患者看病还是会觉得“难”和“贵”，此时医生和患者能做的、应做的，就真的是多一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终究会过去，祝愿奋战一线的医生平安归来。但我们对医生的尊崇不应是局限于一时，而是日常;医院对于患者的救治与关怀，也不应只有经济的考量。无论是爱护医生还是怜悯患者，说到底是对人的本质性关怀，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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