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第一篇：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首先，表明立场。我是坚定的支持自由市场主义，不赞成政府去干涉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这数个世纪的运行和发展，已足以证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就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完美的存在，市场经济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很难根除，譬如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但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洗牌一样，让身体强壮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的企业存活下来，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风险的，以便在下一次发展机遇中让优势企业更加蓬勃茁壮起来。但一旦政府掺加其中，就会变味。政府从起源来看应是全体公民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同意出让部分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健全运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为应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必然会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损失，无论受损受益的是贫富哪一方，都从政府的本质来说是不符的。

读完张维迎教授的《反思经济学》，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是：“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我想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场运行完全不需要假设，那么通过假设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学本身就具备先天的发育不良。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是解释现象的，而不是从某些现象中捏造理论再去套用现象。换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楼阁，从而推演出的理论也不足为信。譬如说一个商店的购买量和销售量是可观察到的，永远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给量是意图之物，只是逻辑上的概念。我们只能假设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论，但实际运用中其是否时时相等的，想必是不见得。更何况，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应该是时时不相等才对。

因为自己读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体系。最早看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读物是《国富论》，然后是看完张五常先生学习经历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张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约本质》和《佃农理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理论》。读的东西很杂之后感觉经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百家争鸣。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系统的逻辑的阐述对整个经济学的认识。所以这个文章就是依附张维迎先生全文逻辑构造，付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开头我们讲到了经济学的架设。我觉得张维迎先生的假设不是很正确。我理解的经济学假设应该是这三个：1.经济人（理性人）；2.资源的稀缺性；3.“收益递减”规律。我不是很理解其这三个假设是从哪来的，但无论从何谈起，经济学的这三个假设应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开叙述了。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政府干涉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阐述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

韩愈的《马说》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伯乐。所以结果往往是有权力的人成为计划者，计划监督者和评判者。我们早先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没人知道正确的比例是多少。正因为没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确的人，所以贸然干涉市场运行，必定会产生问题。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会更简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换”，前提是“自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有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来的容易。张维迎先生谈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产生的内生增长。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表现，最根本的应该来自于“交换”。只要双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满意的进行交换，价值变产生了。因为财富并不取决于物质，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当），你去过早，买了一碗3元的热干面。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热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会去买，那么其中差价不就是新增的财富。对于店家，他一定是认为这碗热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卖给你，这其中的差价也是新增的财富。这就是交换带来的财富增长。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产权界定不清带来了外部性的种种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先生说“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我想更清楚一点阐述的话，是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所有权的不确定，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交换。就像我们的国企，我们的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并不拥有这些企业，他们仅仅是代管，走马上任一番，自然不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上心，时时爆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贪污腐化啊，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厂长进行“mbo”侵占国有资产，五大行为了剥离自己不良资产成立的诸如长城、信达、东方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门人不用对自身的错误负责的结果。而市场机制的优越处就在于它会强制那些犯错的人承担后果，而不会牵连消费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产权的界定不明，会使整体的国民为那些企业承受损失。

我们在来讲垄断，垄断的形成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便是该企业在该行业中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我们要反对的是政府强加的垄断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因为市场中的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一旦某个企业在某行业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必定收益率会上升，尽管他会设置各种进入门槛，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的侵蚀它的门槛同时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技术。也就是“自由进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但政府一旦设置门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会使这家企业形成寡头，从而一家独大，然后店大欺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屋子，自然垄断就像是门口装着一扇木门，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盗锁，但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垄断就像是没有门，只有两个黑面门卫，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宝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进取的胡作非为。君不见我们一汽最不要脸的口号“拿市场换技术”，然后是“人财两空”。

再来谈价格。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正是这种对立，是双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价格=边际成本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无限制的价格是供需双方最合适的状态，一旦对价格进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应求都最终会导致腐败。譬如最低工资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规定价格，但却不能去规定企业应雇佣的人数和房东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再来看消费。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一直在促进消费，为了保证gdp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赞同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依赖于高储蓄，它支撑着高投资。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消费的钱最终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其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经济周转不灵，投资购买减少，人们收入下降，不敢消费，形成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其投资意愿不足，没有新的增长点时才鼓励消费。但我国是产能过剩，投资意愿旺盛。没有高达40%的储蓄，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一旦市场运行的资金减少，政府增加货币，就极有可能增加通胀的风险。所以老是在说因地制宜，借鉴，从实际出发，但是总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谈谈经济学近年来的新趋势的变种，譬如“计量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这是我极其讨厌的两个分类，。要阐述“计量经济学”的问题需要很长的一个篇幅。但是我觉得“拉弗曲线”和“雷·费尔根据1912——1976年的经济数据作了一项回归分析，然后得出了一个如果成立就将轰动一时的方程式，该方程式可以提前预测谁会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你仅仅需要在方程式中输入几个经济要素——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福利经济学”，别的不说。我从最简单的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来看只有四种关系：“共赢、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种是全社会应该摒弃的。我认为的福利经济学是在创造一张大饼的基础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损己利人和损人利己”两种的纠结，但无论哪一种，其实他们的总和都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共赢的状态下才会增加财富。当然还有他们对于心理学很简单的归结为效用这种可计量的恶习。

写了这么多，都很零碎。其实中心意思很简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从现实中总结归纳出对资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层次，它是一种认识论或者方法论。而近代的经济学却是习惯从古典经济学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种限定，结合各种漂亮的数学公式，然后推导出各种好看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对更好的认识现实无益。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是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而不是企图在空中楼阁中再建筑一个空中花园。所以经济学的发展应在实践经济学中，走街头，串巷尾。发现人们的各种选择。当然这种思潮最近也变得越来越多，譬如我很喜欢的丹尼尔·卡内曼的行为经济学，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更贴近实际。以及威廉·庞德斯通的《无价》中从受众者心理层面分析价格机制。说到底是人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原来的简单抽离“人”把它当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因素。文艺一点的结尾是：对于苍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们无法确信其是否存在，我们应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现世生活里却不做任何理会，这才是相处之道。

第二篇：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你当然希望选择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入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的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20多年前，经济学理论还难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多少理论指导，而今天，博弈论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对公司融资几乎无话可说，而今天，信息经济学已成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还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来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或许，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教科书与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差别，类比于286计算机与奔腾计算机的差别，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你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过去，中国教科书市场上很难看到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一般滞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国内经济学家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内容则更为陈旧，更不用说在有色眼镜透视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学图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国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时引进，而且国内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内容上与国外同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荐如下三本教科书：1.曼昆（n. gregory mankiw）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2014年第17版。

这三本书都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撰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入门书，是西方大学里最流行的教科书。

曼昆是美国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他的《宏观经济学》是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多种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气比他的年龄大得多。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万美元的版税，创下了教科书版税的新纪录。这本教科

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两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他在产业组织、企业理论、经济增长、反垄断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以来，blinder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9年至1990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blinder发表有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就我所知，本书有澳大利亚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经济学》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内的数十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教育和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众多的普通人。难怪他自豪地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萨缪尔森本人对他的《经济学》的修订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经济学》没有随萨缪尔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继续以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教科书身份畅销全球。你现在看到的是该书的第17版。

尽管这三本教材所叙述的经济学原理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每个作者的个人偏好和学术风格不同，在叙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还是各有千秋。不同书中用于说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为补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据悉，这三本书由18位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联合推荐作为中国mba及经济学／管理学院的首选教科书。我个人学习经济学多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老学生了，但现在再拿起来读这些入门书，仍感有不少新的收获。事实上，当我在为博士生备课时，常常要翻一翻这样一些经济学入门书以在理解上“温浅而知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说：绝大部分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都在本科生的经济入门教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许可，我建议你不妨同时拥有这三本书。我的经验是，读三本由不同经济学大师写的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要比读三遍同一大师写的同一本书收获大。你可以从任何一本书开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对照阅读。特别地，当你对一本书的内容难以理解时，最好看看另外两本书上是如何写的。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见过一次面的人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场合再次谋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读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买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记住我一开始说过的话：读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而不是书价。要买好书，不要买便宜的书。

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策了。

第三篇：张维迎a 为什么要学点经济学

张维迎为什么要学点经济学？

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一种改进生活、认识世界的武器。或许你并不想做一名经济学家。但即使如此，你仍然应该学点经济学。

首先，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在你的一生中，你需要作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决策。比如说，在即将完成高中学业的时候，你需要决定是否去上大学或上什么样的大学？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需要决定是继续在国内读研究生，还是出国留学，或者去工作？在工作之后，你要决定如何花费你的收入：多少用于现在的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如何投资你的储蓄？是买股票还是存在银行？或许有一天你成了一个企业的老板或经理，此时，你需要决定你的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卖什么样的价格？在什么媒体上作广告？招收什么样的人员？提拔谁当你的助手？如此等等，不一而举。为什么决策是重要的？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你的时间有限，收入也有限。如果你参加工作，就可能没有时间上大学；如果你把钱用于买房子，就可能没有钱再来买汽车。所以你必须在各种竞争性的需求之间分配你有限的资源。进一步，更为麻烦的是，你的决策常常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的。比如说，当你选择学无线电专业的时候，你并不确定当你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为了避免决策的失误，你需要一些理论的指导。经济学是有关个人选择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决策。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经济学是西方大学里听众最多的选修课。

其次，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理解你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你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决策，而且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理解你周围的世界如何运行，自然有助于改进你的决策。你可能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感到惊奇。比如说，当你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只要支付必要的价格，就可以把它从商场搬回家；当你在大街上走的饥肠辘辘的时候，走进一家饭馆就可以指挥别人给你上菜，而无须回家自己做饭。而事实上，你事前并没有告诉电视机的生产厂家为你生产一台电视机，也没有通知饭馆的老板为你准备饭菜。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经济学是有关人们之间的决策如何相互作用的科学。学了经济学，你就可以明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使自利的个人为大家服务。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服务那么差，而收费却那么高；为什么今年北京的出租车提价了，司机反而不高兴；为什么一个流行歌手演出一晚上可以赚好几万，而一个建筑个人一个月也只能赚几百元；为什么利率一上升股票价格就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而下岗工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国有企业设备那么好，而就是竞争不过民营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生勤勤恳恳，一到59岁就犯贪污罪；??。

再次，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理解政府政策的优与劣。每个社会都离不开政府。学习了经济学，你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什么是政府应该干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干的。我们需要政府，是因为在存在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这样的场合，依靠市场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私自利的企业家也许会使你喝太多的污水；如果没有政府，私人部门也许不会提供你诸如路灯这样的公共产品。特别地，我们需要政府来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这样一类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保护我们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常常导致供给不足、价格扭曲、资源浪费、垄断横行。政府的政策选择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包括你在内的每个公民的福利。所以当你希望政府制定某种政策的时候，你必须谨慎考虑这种政策的不利后果。经济学常识有助于你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仔，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最

低工资法”保护你的利益，或者向富人多征税来补贴你，而经济学原理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也许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再比如，作为消费者，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商品的价格作出限制，而经济学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你也许再也买不到这种商品。普通人总希望吃免费午餐，经济学家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常识可能会误导你，经济学会使你不过于迷信政府。

最后，学习经济学可以改进你的思考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同天文学通过观测天体现象来归纳天体运行规律一样，经济学家通过观测现实经济现象归纳经济规律。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诸如需求、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比较优势、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均衡等等，是经济学的基本语言。掌握了这些经济学语言，你就可以更好地思考你周围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外行人常常批评经济学家看问题过于简单，而他们忘了，科学的力量就在于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经济学就象一张指路图，它舍象了现实中的许多细节，却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但知道经济学是如何思考问题是有益的，至少，你不大容易被蹩脚的经济学家和夸夸其谈的政治家所蒙蔽。无论你今后干什么，你不会后悔自己学过经济学。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当你在决定是否购买一本书之前，你还必须考虑的是：你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收益？这种收益是否能补偿你为此付出的成本？收益可能是不确定的，但就成本而言，你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读书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买书的货币成本。所以，你应该买最好的书，而不是最便宜的书。但是，非常遗憾，许多人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当然，选择好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经济学图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人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芋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第四篇：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来源:河南亦锐营销策划 本文是张维迎2014年12月29日在人文经济学会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人文经济学会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起于2014年7月，旨在推广人文经济学，促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应用。

目前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胡释之、岑科、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员。本文由人文经济学会授权ft中文网刊发。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茅老师，他就给我讲数理经济学，今天他给大家讲人文经济学。我不想太细评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好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有时候，他的好多观点，包括在座听众不一定听得特别明白。

但从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师交往的经验来看，他的好多观点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不是借鉴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我把茅老师讲人文经济学和发起人文经济学会理解为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师越来越走向人文经济学以后，我感到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怎么更好地合作。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人类有史以来都在探讨这个。

从思想角度看，人类有两个500年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最大，当然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经济学范畴。第一个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开始的所谓轴心时代，从孔子到耶稣，那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另一个500年是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第一个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强调心，强调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个500年换了一个角度，强调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一个500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人物，但是很遗憾，第二个500年东方没有贡献，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样，我们没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这样的层面。

我们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启蒙，非常遗憾，1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以后启蒙就开始中断了。我感觉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国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好比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她说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中国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我希望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其实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开启过一次，但是也就几年时间就被中断了，从此以后没有了。今年领导换届，预示中国有新的启蒙时代。

我觉得人类进步就是少数、可以数得出来的几十个思想家创造的。在过去200年，对人类进步最大的是关于市场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它是伦理

哲学家。过去认为一个人干事为了自己肯定是坏事，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证明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讲的“看不见的手”的价值。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被一些人认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我们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使一个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然后导致人类的合作，给我们人类带来共同的进步。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人无论多么自私，天性当中都有关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别人生活得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愉悦。亚当·斯密还讲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亚当·斯密讲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块的兄弟姐妹、儿女父母，离你距离越远同情心越弱。

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设想一下假如中华帝国数亿人被一场地震所吞没，远在欧洲的一个富人、一个企业家会有什么感觉？他可能感觉悲伤、怜悯，他不能忍受数亿人突然间没了，但是做完这些事以后他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晚上睡觉还是正常。但是同样一个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头会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没法入睡。

所以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进步需要好多人协作，而一个人穷尽一生也交不了几个朋友，人类随时随地需要别人帮助，但是仅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话是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是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讲什么对他们好。”

我想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证明这样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人类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须坚守的思想。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场。

当然像亚当·斯密这么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古人2014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陕西老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讲到过。当然了，它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述，但他讲到了基本的自由竞争如何导致财富的增加。

茅老师刚才讲得非常透，我们经济学走到数理经济学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当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度量，这个是错误的。人类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处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只有市场才能保护自由，当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市场。其实自由和市场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场，能够我们让每个人独立，让我们有自尊，茅老师刚才讲的货币可以买到一切，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经济学也受到好多人文学科的误解，所以今天这两个放在一块蛮有意思。因为人文学者大部分都会对经济学家不齿，经常会讽刺经济学家。我要特别谈到一点，理性人或者说自利人这个假设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会的道德堕落，就说你们经济学家作这样的假设，就让人自私，所以社会就变成了这样，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这个自私假设，是为了更好推进

人类的合作。事实上证明也是这样。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差。比如中国和美国。

人类好多的灾难，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结果我们都变成坏人，反倒如果我们都把人假定为坏人的话也可能都变成好人。看看我们的皇帝，我们过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是贪婪的，那么我们早就走进民主制度了，那我们就不至于经历这么多灾难，包括文革灾难、大跃进的灾难。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大跃进，不可能吃大锅饭，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所以茅老师强调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当我们按照数学方式处理问题的时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赖于本身，而依赖于数学上怎么处理，凡是数学上不能处理的东西假定它不存在，这个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的假设完全不现实；错就错在，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有效的经济学理论，结果却玷污市场的名声。如今很多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败”其实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我们却认为是市场本身的失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也要不断地反思。

最后我用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人文经济学应该考虑什么。有一个经济学家开车出去旅游的时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个农场主，问农场主路怎么走？农场主很客气地告诉他路怎么走。经济学家为了显摆自己的知识，说我打一个赌，十秒钟内数你有多少羊。

农场主说，不可能，如果数对了我送你一只羊。经济学家说你有783只羊，农场主很惊讶，只好说这么多羊你挑吧。经济学家挑了一只准备上车的时候，农场主说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赌，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着了我的东西你放回，经济学家说没有问题。农场主说，你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经济学家？农场主说，你数是数对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五篇：张维迎

张维迎：寡头垄断或最适人类发展 一味去反损害福利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1999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14年任学院常务副长，2014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长安讲坛第183期日前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了题为“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历史转型”的主题演讲。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人类在最近20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市场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科学的发展总是在进步，之后的东西是不是比之前的东西更正确，其实并不是这样。如今，亚当?斯密，甚至亚当?斯密之前好多伟大的理论被忘掉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不要只看现代的书，一定要读一些古典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东西里。”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引起世界巨变

“我们人类从会制造工具开始大约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使从智人的时代开始算也有15—20万年的历史，可以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其实进步非常非常慢。200年前，世界各国人们过的生活可能跟古罗马时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古罗马时代。但是过去的200年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距也日益明显。”张维迎说，世界发生转变就是最近这两百年。1500年的时候，世界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现在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而对于中国来讲，真正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张维迎表示，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市场的逻辑”。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术进步率仅为0.05%，而过去两百年大约为1 .5%，过去两百年的进步是过去1800年的三十倍。“今天，美国有一个什么技术，很快中国就有了，比如说苹果刚发布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国就有人开始使用ipad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传播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市场逻辑。”张维迎说。

什么是“市场逻辑”？张维迎这样解释：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大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最终使自己幸福。张维迎说：“第二种方式叫市场的逻辑。我们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那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你要比别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给别人创造东西，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多新的产品可以享受。”

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多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活改善这么大，其实都源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正是在两种方法中不断地摇摆，直到今天这两种方法都在使用。有些人是在琢磨怎么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么能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人类追求幸福的过

程一开始都是打，打的过程中发现往往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后发现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就开始‘交’，交换，就是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张维迎说。

他举了二战的例子说，日本和德国都想通过打变成世界强国，却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几近毁灭。相反，在二战之后的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和德国分别变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靠的正是市场的逻辑。它们通过创造与贸易，给其他的国家创造他们喜欢的产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也是这样一个市场道路。

现在社会上普遍有种思想，认为市场经济跟道德是相冲突的。张维迎认为，通过自己对市场逻辑的解释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不冲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使道德准则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到他人，那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办法，就是不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逻辑恰恰是整个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他说。

“市场逻辑”概念最早源于我国

“我们经常会觉得市场理性、市场逻辑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其实这些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智慧。”张维迎说。比如“市场逻辑”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被较早提及。《国富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变成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

而亚当?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亚当?斯密给苏格兰一个家庭当家庭教师的时候，曾经跟着这个家庭去法国待了两年时间。在巴黎，亚当?斯密跟这些重农学派有过交流，见过魁奈。

《国富论》里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这些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响。而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国古典思想的影响。17世纪至18世纪，大量的中国古典思想，包括《论语》、《道德经》都被翻译成外文，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当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

《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老子的《道德经》第81章里有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当你为他人着想时你才能获得财富，你给予别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这和市场逻辑是一致的。

《货殖列传》里也说：“善者因之，其次顺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要顺其自然，让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获得幸福，获得财富。其次要利导之，进行利益导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齐之，规定这个能干，那个不能干。最糟糕的是“与之争”，与民争利，就像政府办的好多企业，与民间企业争利，是最下等的一种做法。

“市场逻辑理念虽不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把这个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中国则一直受到压抑。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我们现在国力强盛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伟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国古典思想里都包含着。”张维迎说。

过去两百年，因为我们一直在国际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我们受这个影响，有些不太自信，其实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崇尚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就出现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把其他的民族都当作野蛮民族，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一个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们本质上就觉得矮人一等，这就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一个潜在心理。有些表现得很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一种自卑，我们现在很难用平常心看待世界，与我们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运作的前提是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

市场本身的逻辑是先创造财富再通过令人幸福而最终自己获得幸福，这本身包含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前提。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产权的基础上，掠夺财富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在这种掠夺制度下，是不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同时带来幸福的。张维迎表示，任何一个企业的收入都来自其产品的价值，价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谈判，自由的交换。“好比我买这个矿泉水，如果这个矿泉水给我带来的价值没有我付出的价值高，那我肯定不会买。所以，当我愿意买这个矿泉水的时候，自然这个矿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满意的。只有我自由的选择，我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怎么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消费者剩余，谁就能获得这个市场，谁给别人带来的幸福多，谁就能够获得利润，获得收益。任何一个企业，它索取的价格不可能超过他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我们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费者舒服，才能赚钱。当然，在中国，好多情况下企业家不是怎么使消费者变得舒服，而是怎么使政府官员变得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强盗的逻辑在起作用，它获得收益是通过某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换而获得的。”张维迎说。

他表示，中国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市场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还有行政权力地方分权化。但是贯穿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核心其实是让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得到保证。在计划经济之下，每个人没有自由支配其选择交换的权利，必须服从计划的安排。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义上财产是公有的，其实本质上也是个人的，因为国家、政府都只是一个机构，它不可能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无论在任何体制下都是个人。所以在计划经济下，所有权利都是建立在职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权利定义在财产基础上。

在计划经济下，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使用资源的权利，指挥他人的权力，必须要进入政府，进入国有部门。任何权利首先要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政府内部的职位本身又有很多种类，从下到上，越到上面权利就越大。计划经济下，就连一个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车究竟是坐硬座、硬卧还是软卧都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甚至去医院看病，哪个医院看病，什么大夫给看病都是由职位决定的。甚至那时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权力决定的。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内部文件，所以职位高的人获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权利(权力)都是不一样的。

市场经济就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下只要一个人有钱，那他就可以坐过去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坐的软卧，更有钱的可以坐飞机。过去别墅只能部级干部才能享有，现在如果有钱，他住的房子可以超过中央领导。这就是社会发生的变化，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金能与王者同乐”。整个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为从基于职位权利到基于财产权利的变化。

不过张维迎同时表示，我国改革三十年虽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腐败问题。张维迎表示，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腐败归根到底还是由职权导致的。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在于职权不能有偿转让。所以，当一个官员在其位时，由于他所指挥的大笔资产不属于他，而且他离开这个位置后就不能再指挥这笔资产。那么，他在在位的时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同时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变得富有了，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稀缺资源。而有些官员也希望通过权力寻租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中国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张维迎说。

未来我国构建市场逻辑重在建立市场信任

“信任，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张维迎说。古代社会依靠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模式，粮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现如今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基本全都

不是自己生产的。生产东西的人不消费，消费东西的人不生产，两者有时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让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尤为重要，缺少它，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

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建立信任，张维迎认为关键还是要健全连带责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国的秦孝公当政的时候，他聘请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变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连坐制，十户编成一组，五户一组，所有编组里的人承担连带责任，一个人犯法，株连九族，这个制度对皇帝统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个自我监管机制。连坐制对中国的统一非常重要。”

张维迎表示，其实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坐制或者连带责任。不同的是，古代的连坐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而现在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企业产权制度理论认为，一是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员工要承担连带责任，老板意味着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的责任是一个链条，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开一辆宝马车，开到高速路上突然轴承断了，你受伤了，谁负责任？宝马公司负责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钢材不合格导致的，而钢材企业生产的钢材，离生产宝马的汽车公司相差好几个环节，汽车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直至五级供应商等等，宝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宝马公司都要对所有的供应商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奥妙。”张维迎说。

张维迎同时认为，一个人有多大承担责任的能力，才能挣多大的钱。“如果你有本事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你就当一个个体户，如果你可以为十个人承担责任，你就管十个人的企业，如果你可以为一万个人承担责任，你可以管一万个人的企业，为十万个人承担责任，管十万人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多大，而这个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监督制度。”

张维迎以三聚氰胺为例：“2014年中国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认为很冤，这个三聚氰胺不是他掺加进去的，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卖到市场上没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进去的，但是对不起，你作为牛奶公司，要赚这个钱，就要对成千上万的奶农、数十个奶站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出问题了你就要赔偿。最后，三鹿垮台了，老板还要被枪毙。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一定出问题。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张维迎表示，垄断企业的出现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进行反垄断，反而会损害我们的福利。如果一个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让价格发挥作用，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信任。任何一个行业，最后竞争剩下来的必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信誉良好的大企业。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对人类发展可能是最合适的。这些有信誉的大企业的出现，有利于我们建立对市场的信任，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如果人为地拆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改善了我们的福利，而是损害了我们的福利。

现场问答

问：我看过您的书，市场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福利。但是市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很脆弱，同时它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应该如何解决？

答：第一点，外部性是与产权有关的。公有制机构都具有外部性，因为在这里的人干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任，这就会产生外部性。引入产权，就可以有效制约。第二，有技术上的难度。定义产权很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好定义。

我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好还是靠市场。比如控制环境污染，怎么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现在开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号交易所。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救灾这种问题，也是哪个地方市场机制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救援情况就好。有好多领域我们可能觉得市场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实不是市场不能起作用，而是我们没有让它起作用。

问：如果不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不改变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扩大国内市场从何谈起呢？您觉得这种状况和您对自由市场的倡导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怪现象，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城市身份和农村身份，现在北京有五百万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大量的农民在城里，但是不享受城里的条件，这对市场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现在的中国城市化有些虚假，到2014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我觉得应该尽快地去解决。我觉得这与我讲的没有矛盾。

再进一步讲，一个市场，在中国分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这本身听起来就有点荒唐。其实大家多看一点历史就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包括我们讲的乡镇企业，所有的国家发展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英国人当初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英国人开始发展纺织业，跟温州人的家庭工厂是一样的，美国工业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当初的一个小镇最后变成了大城市，这些都没有独特性，我们真正的独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乡和镇的政府拥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乡镇企业独有的。

问：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说人民币汇率在没有形成一个自由变动机制的情况下，所有出口盈余的部分都变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您觉得现在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盈余很多，外汇卖给央行，央行不断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币，储备多了，本币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央行现在买回来一些央票。你讲的汇率问题，我想谈一点，美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政治化，中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情绪化，这都不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对美国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会使美国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国人愿意把它的东西都免费送给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才是，中国的东西免费送给美国人，美国人应该高兴才是。这是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