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后感精彩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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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一

《袁氏当国》讲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作者唐德刚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寥寥数年，此乃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袁氏当国》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几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但《袁氏当国》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为读者重新烹调了一份具有独特口味的历史文化大餐。

唐先生在《袁氏当国》中对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有着诸多精辟论述，他曾写道：“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指袁世凯）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可袁世凯“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唐先生说的。对，袁世凯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都没有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国家体制，舍共和，就唯有帝制了，结果将自己葬送在历史的大潮之下。

民主体制在民初或许确实不可以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结果，可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在帝制与民主间另辟蹊径，以为过渡？要知社会趋向民主的大势是决然无法逆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失败了，造成了军阀混战，国家贫弱，于是转型之事一拖就是半个世纪，直到1978年。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若能抓住时机，民主将不再是梦。

最后以唐先生的话作结，对于未来中国的民治形态，“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民初社会转型为后人留下的教训最重要的一点，笔者以为就是要由威权政府引导民众树立公民意识，并培育法治环境，以促成社会的民主转型。

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二

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

袁老辣，孙天真

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

“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

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

“孙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们权且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国父”的圣光还是不该磨灭的。第一件事，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科罗多拉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接报之后火速赶回上海。长年在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坦言“我一个钱也没带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奋战的黄兴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凯担任总统之后，“宋案”发生之前，是孙袁二人的“蜜月期”.孙中山不是认为“三民主义”就剩下民生主义还没完成么，袁世凯为了“安抚”孙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铁路”了。“孙大炮”脑子一热，就立志在民国初年延长铁路20万里（一说是10万英里）。截至2012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12万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凯当时心里就发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入党宣誓词就有“服从先生，再举革命”,党内高级干部均由党魁直接指派等等，给人的感觉怎么这么像独裁？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

“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

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500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孙香，命哉时哉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

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

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 “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

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

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三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

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

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四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

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

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

于是，袁世凯大人找到了理论依据，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他的袁大脑袋。苦了的是古德诺，再怎么开记者招待会也没用了，本来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这回全没戏了，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历史黑锅——支持复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

想想有点不明白了，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权威记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怎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

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

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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