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读后感,年代,爱情)-读后感-好范文网

正文

第一篇：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1980年代的爱情》的“代序”写道，这是一本在文字的灵动性上可以媲美《围城》的小说。作者野夫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做过知青、蹲过监狱。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有着很强反叛意识的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对这本小说的题目好奇，80年代的爱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说是一则“雯”和“雨波”的爱情故事。最开篇，大学生“雨波”被分配到乡间当村干部，在小镇上巧遇了过去的高中同学“雯”。“雯”没考上大学，只当了一个镇供销社的售货员，但她却是一个有修养、有才气的女子。“雨波”在镇里住了半年，他与“雯”的感情日渐加深。中间有几句诗让我很受触动：“亲爱的，请给我一个家一座厝放游魂的灵塔不会坍塌的床，对着湖山如画悠闲的晚餐是无尽的情话……只给我一句许诺、一声回答就跟你相誓，牵手走遍天涯”。就几句诗，虽然简短，让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并不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相反，却是一场劳燕分飞大悲剧。“雨波”最终选择离开了小镇，而“雯”似乎也看不出有太多的伤感，甚至都没有挽留他。她只是祝福“雨波”，希望他能在大山之外有更好的前途，最后平静地目送他离去。看到这儿，我又忽然感到一阵一阵地心痛。

80年代末，那场“风波”，却将“雨波”投进了监狱。几年后，他被释放出狱，回到故乡，就在他打算将父亲骨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再次与“雯”不期而遇。这次，“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身体给了这个饱经风霜的男人。我想，这应该是她在用一种女人特有的方式来安抚他、宽慰他，希望两人的肉体结合，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过，此时的“雯”已不再是往日那个含羞带笑的青春少女，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偏偏又碰上丈夫几年前死于车祸。可她什么也没对“雨波”说，她只是把自己给了他，却又不由分说地决绝了他的爱意。最后，她塞给他一把钱，让他去北京，并决绝地告诉他，以后谁也别再打扰彼此的生活。

若干年后，“雨波”再次见到“雯”。而这次见面的场合，竟是“雯”的葬礼！他得知了一切真相，如梦方醒。他在“雯”的遗物里，看到了高中时自己写给她的情书，每个折痕都保持当时的印记，他落泪了，他嚎啕大哭起来，突然感到天地在剧烈地翻滚，仿佛要把他的心肺肝肠，统统搅拌成飘洒的雨滴，洒向空中，渗进泥土，随着“雯”一起钻进地心里去。

再后来，“雨波”收养了“雯”的女儿。一天，在北京街头，父女俩忽然听到远处飘来一首曾经熟悉的歌曲，那是一首他曾经弹着吉他唱给“雯”听过的老歌。父女俩静静地听着这首歌，女儿，轻轻地把头依偎在父亲的肩头，就这样，在街上站了好久好久……

看完这个故事，心里暖暖地浮现出两个字：成全。这就是“雯”对待爱情、对待爱人的方式。它十分地与众不同，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从“得到”来想象爱情，认为“得到”才是爱情真正的、最好的归宿。可是在“雯”那里，爱情，却是成全自己最心爱的人。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说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所带有的历史痕迹。

顿时，这让我对80年代肃然起敬，并且渴望，我的生命中也能遇见一段这样的有价值、有尊严的爱情！

第二篇：马不停蹄的忧伤——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马不停蹄的忧伤

——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一直固执的认为男人如果要看小说，应该看些具有宏大叙事的，或者广阔历史背景下展现人物命运之类的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梁的《血色浪漫》、王跃文的《大清相国》，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像“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一样，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爱情，或者说作者用了一个言情小说的名字，来讲述了特定年代里的一段悲情人生故事，以一根名为爱情的红线，栓住了读者的心——隐忍与坚持，等待与错过，爱与放手。我们的过往，何其相似。

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1980年代是注定无法忘怀的一段过往。它是广大“公知”至今神往的“自由时代”，他是萨特、弗洛伊德、尼采，他是朦胧诗、伤痕文学，他是喇叭裤、蛤蟆镜、霹雳舞，他是邓丽君、港台武侠和琼瑶阿姨，就像作者在小说开头写的那样，他是“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这种美好，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关雨波来说，开始于1982年秋天，发生在鄂西一个名为公母寨的土家族乡镇。故事情节很简单，大学毕业的关雨波告别了省城的女友，被分配到偏远的公母寨——“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邂逅中学的暗恋对象丽雯。关雨波展开追求攻势，被雨雯婉 1

拒，但雨雯在生活上给予关雨波周到的照料。寒冬时节，关雨波调离小镇，无奈放弃这段美好的情愫。多年以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大学生经历人生浮沉，落魄回乡取父亲的骨灰之际，再次邂逅雨雯。雨雯毫不犹豫的帮他树立了生活的希望，却隐瞒了自己的际遇。数年之后，主人公关雨波成为了京城所谓的成功人士，意外的收到了雨雯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一位同学告知了1982年那个寒冬之后雨雯的经历——结婚、丧夫、寡居、罹患癌症。1982年的婉拒，和多年之后鼓励他重新站立起来，雨雯用牺牲自己爱情的方式，去成全关雨波——一位文革后首届大学毕业生的前程。由此看来，雨雯对关雨波的爱，是只要他好，而愿意无条件的付出，令人唏嘘。

在小说的代跋《讲故事的手艺人》短文中，作者坦诚自己讲故事的手艺最初源自煤矿医院中那些因工负伤致残工人的口述故事。在笔者看来，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可爱与可读之处，却不在于故事，而在那些或行云流水、或天马行空的文字，有着刻骨铭心的效果。

故事的开始，描写主人公初到公母寨时，“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结绳记事、货郎，聊聊几个词，道尽了公母寨的古旧、偏僻、闭塞，向读者准确无误的传达的主人公此时的情绪——货真价实的应

届大学毕业生，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内心郁闷之极，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

主人公第一次在公母寨供销社买酒时，陶醉于一个窈窕身姿的背影（雨雯），喊了一声“同志”，然后等待“她”的回身，“我手上的表滴答滴答，仿佛和心跳在赛跑一样地轰鸣在那寂静的一刻。多么漫长的一瞬，她挣扎着像从前生转世一样，艰难脱胎地回过头来”。这种转身在影视作品中多是一个慢镜头，然后四目相对，而作者用“滴答滴答”的手表秒针走动声音，让须臾的等待显得静谧，“艰难脱胎”的表述，此种等待更显得漫长，令人跃跃欲试、躁动不安，主人公的期待之情跃然纸上。

在描写雨雯做晚餐的场景时，作者这样写道，“她把火盆点燃，红泥黑炭，照亮了寒山中的落寞。她在炉上煨鱼汤，做饭菜，我呆看其身影娉婷，利索地打点着那些青葱白蒜”。80年代初期，主人公他们的青春荒年里，一道简单的鱼汤，显得那样色彩绚烂、纯真浪漫，连主人公都感叹“还有比什么样的画面，更让人渴望生活呢？”

尽管在80年代之初，真正的爱情表白，像赴汤蹈火般艰难，尽管对于关雨波艰难的告白，雨雯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但故事的结局，作者以雨雯生命的逝去应答了关雨波的表白——如果还有爱，最深的爱莫过于埋葬于心。我对你一无所求，唯一的期望是，我要你答应我，从此给我永远的宁

静，将我遗忘在出行的起点。在雨雯短暂的生命里，对关雨波的爱无声无言，却从容有力。想爱不能爱，想留不能留的无言之痛，在作者忧伤的笔触下，愈发显得忧伤。作者正是凭借这样高超的文字表述，触动了读者柔软的心灵。

（作者：戴成龙）

单位：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戴成龙

电话：0736-725825415907361936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柳叶大道武陵区委机关大院1号楼2106房间

邮编：415000

第三篇：《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800字

《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800字

本来以为是一本很随意的爱情小说，但通读完之后在心里却久久回味。

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大山的村子里当村官，然后偶遇了高中时代的初恋，接着他们之间维持着一段暧昧的关系，直到这个大学生半年后因为工作调动要调离这个村子。小伙子很不想离开，因为他喜欢和这个初恋在一起，但是女人却执意让他离开。因为这个大山会泯灭他的斗志，而且因为阶级成分不一样，他们也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后来这个小伙子终究离开了这个大山，但是却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出狱后又见到了曾经的初恋。此时他又想和她一起平静的生活，但是女人又推脱了，她还是希望他能够成就一凡事业，而不是平平淡淡的了却一生。于是，他又离开了。终于，若干十年后，他有所成了，然而等待他的确实这个女人因为癌症永远的离开了。

故事描述起来是这样的普通，但是有几个细节确实让人回味：

当这个大学生刚来到这座大山的时候，意志消沉，因为曾经满腹经纶，而如今却直落个碌碌无为。于是他就整天喝酒来麻痹自己。曾经的初恋是供销社的服务员，当他看到自己也深爱着的男人这么堕落时，就在酒里掺水，她告诉他：一个男人不可以这么没有志气，人生不能因为处于低谷就消磨斗志。

当他和她处于暧昧状态时，当男人每次想挑开这层关系时，她总是把话题岔开。因为他们的阶级不一样，注定他们在一起会害了这个男人。(范_文_先_生_网)于是她宁愿默默地帮助这个男人，也不愿意和他做男女朋友。于是，就在女人的暧昧和帮助下，这个男人度过了半年时光，并且没有继续颓废下去。

当这个男人遭遇了牢狱之灾、父母双亡后，她第一时间出现了，给了他第一次，给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感受到他并不是孤独的活着。虽然这个时候她也很想和他在一起，因为此时她已经是孤寡一人，但是她没有告诉这个男人。虽然这个男人三番四次的表达，但是她始终拒绝她，乞求他忘记她，不要“打扰”她现在美好的生活。于是，这个男人失望的离开了，义无反顾的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当这个男人有所成之后，她却离开了。当她曾经的故事由他的友人一一告诉他的时候，他已经心碎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女人是这么深深地爱着他。

第四篇：《再见1980年代》读后感

好几个星期前就看到了《南方周末》那篇《再见1980年代》，一个人在沙发上喝着茶，窗外骄阳似火，屋内凉风宜人，读着那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怀旧，心中不免生出对那个年代的种种记忆与描绘……，还有那个听了很多年的字眼“80后”。

提起八十年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比起那些成长在北京的青年一代，我们这些生活在边远的山村的孩童，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多数是儿时的各种嬉笑、童欢，没有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没有城里孩子统一的制式校服，我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连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看到一辆四轮的机动车都是件新鲜事。是的，提起那个年代，我们都要用怀旧的口吻，无论当时你是懵懂无知的孩童，还是情窦初开的少年，抑或是肩挑重任的家庭脊梁……那个思想和自由刚刚开启的国家恢复期，一切都在复苏。任曙林用镜头记录着八十年代北京的中学校园——简单的设施、朴素的装扮、青涩的爱慕，照片中的那些影像对于我这个八十年初出生的人并不陌生，尽管八十年代末我才走进村里的小学，但是照片中木质的黑板、二八自行车、千篇一律的朴素着装，还有，那个年代里无所不在的神态，一切都那么熟悉。因为当我在九十年代初走进中学校园，那里的一切也还远远没有超越影像中记录的八十年代北京校园……所以，这些照片中凝成了永逝的八十年代，同样也牵动着许多“80后”的回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把“80后”这个标签贴在我们这些出生在80年代的人身上，总感觉最初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充斥的贬义与责难，“80后”与自私自利、缺乏社会责任感等一系列的负面评价绞在一起，一度有人出来驳斥、辩论，但却无力扭转舆论压力。于是“80”后选择用事实说话，汶川地震中给了那些所谓的社会学家一记响亮的耳光。是的，看待一个年代的人，不能无限放大所谓的缺陷，先看看周围的环境吧！先看看所谓的70后、60后，甚至50、40后们，那些自认为经过了血雨腥风，懂得担当、懂得奋斗、懂得珍惜的长者们思想里面都充斥着什么吧？成长中的经历不同，对世界的感知就会不同，思想观念也就不同，想法存在差异无可厚非。是的，我们没有经历战争、没有经历文革，但是我们比前人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懂得珍惜机遇、珍爱资源，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差异，不是吗？

如今集体奔三的“80后”越来越多的初涉职场、越来越多的为人父母、越来越多的肩挑起赡养父母的重任，是的，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到了怀旧的队伍里，看到那些老旧的照片会勾起儿时的记忆，会陷入久久的遐想……再见，1980年代，再见，80后的青春！

第五篇：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文章来源：文章作者：傅元峰发布时间：2014-01-13字体： [大中小]

1980年代小说审美模式转变期,风景描写连缀人、社会文化和自然,给小说诗性中所必然包含的个性和人性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个体审美精神在80年代小说中有两种体现:体现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立;还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审。具有独立品格和自反意识的叙事者在小说中出现以后,小说是对“人”的深入追寻,也是对一种地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一种带有个体意味的审美挂靠在地域性的审美观照中,体现为具有集体意味的个体精神。

这个时期,人性内涵已经突破了启蒙话语中的国民性内涵:启蒙观照中的愚顽、审美观照中的朴拙,都在文学的诗性开掘中得以呈现。80年代小说让在政治意识层面已经站立起来的农民第二次站起来,这次个体性的站立同时呈现了两种风景,即个性与劣根性,这次站立续接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之后的两种人的观照元素,从而实现了一个立体的人的站立。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可以以何士光笔下的冯幺爸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为代表。冯幺爸与罗二娘、曹支书的对抗中终于挺直了腰杆。小说这样描写冯幺爸戏剧性的对抗之后的场面:

“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像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像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在乡场上闹个不停。换一个比方,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

风景加入了这场真正的民间狂欢,突破了政治制约。在这段文字中,景物描写成为场景的喻体,一场暴风雨失去了红色审美逻辑中可能具有的审美效力,而代之以主体情绪的狂欢意味。冯幺爸的对抗可以提炼为一种被奴役的觉醒,叙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冯幺爸的觉醒都可以通过这段作为喻体的景物描写来感知。被政治假释的文学的个性审美由自发变为自觉,“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何士光对冯幺爸自我立人的发现,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中阿q遗迹的发现,是中国小说诗性个性化的重要迹象,个性救赎和诗性救赎必须同步进行。小说突破了“伤痕”和“反思”风潮中以落难的文化人为描写主体的局面,将描写的笔触指向了农民,从那里开掘人的丰富内涵,并确立了具有个性意味的叙述主体。在这种开掘中,自然景物描写也携裹了叙述者独特的审美感知,在红色审美系统中消失了的个体性的审美意识终于重现。在彭见明写于80年代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中,老少乡邮员的人生价值体现在一条坎坷曲折的山路上,党性视角被一条狗的视角替代了,它是称职的人性美的见证者,朴实描述出了美好心灵、崇高精神和真纯人性。生命的意蕴就在这种朴拙的接续中体现出精神的超越性,就像小说对那只狗的描述:“一只黄色的箭朝那绿色的梦里射去。”红色梦魇随之淡漠。

个体的人作为小说叙事对象,体现出小说审美感知的个性化。景物描写反衬出诗性救赎期从生存图景到生命图景的转换。在80年代的多数“寻根”小说中,人性状况的探索和生存境况紧密相连,景物往往与更切实的生存图景互相融合,并最终被蒙上文化的面纱。被推为所谓“寻根”小说代表作的《爸爸爸》(韩少功)、《小鲍庄》(王安忆)、《大淖记事》(汪曾祺)《棋王》(阿城)、《老井》(郑义)等,都描写了一个部族、一个村落、一个群体的生存景况,原生态的生存需求和精神的飞升相结合,突破了美和革命性、人民性的单调结合方式。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生存观展示了一种超时代的人生态度。在内部开掘中,生存的文化解读占据了主要地位,自然景物被赋予文化意蕴。韩少功的短篇《西望茅草地》在茅草地的“枝叶、花瓣、阳光、尸体和歌声”里,叙述者对张种田投射了更多的悲悯情怀———韩少功是站在更开阔的审视空间发现了悲剧制造者们的人性悲剧,这种发现促使他到民族文化心

理的深层探询悲剧存在的原因,也促使他突破政治感怀式的人性关怀,将叙写的笔触指向以生存为基轴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小说因此凸显出理性色彩,景物描写也表现出“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1]韩少功人性审查的眼光逐渐穿透了社会历史的表层,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开掘。与前期作品鲜明的时代感知不同,《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鼻血》、《鞋癖》也在着意表现各种个体生存状态中简单而又费解的东西,神秘和空灵、具象和抽象杂糅,在当代小说中拓展出独特的审美空间。由于着意营造神秘氛围,追求一个多义象征的艺术世界,小说的景物描写增加了主题感知的难度,赋予小说在文化透析中的诗性附着。郑义也关注一个村落的生存抗争史,在《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中,他改变了类似于《枫》的悲剧感怀,将从《远村》开始的文化批判与生命褒扬接续下来。孙旺泉的爱情苦痛和老井村的生存艰辛相互映照,在惊心动魄的掘井传奇中,小说展开了黄土地上的生存画卷,自然与生存抗争交融,保留了深刻隐晦的象征色彩。

自然隐没在生存本身,并最终具有文化指向,和那个时期作家的文化心理特征紧密相关。从红色审美的心理定势中解脱出来,作家以自己的个体体验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在小说叙事中,无论是人性省觉还是文化迷醉,都体现为一种集体心理归属。因此,在诗性救赎期的小说审美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个性化的集体性———生存感知中的民族文化图景成为那种“集体潜意识”,置换了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这个集体的个性化过程所携裹的自然风景最终体现为文化风景。

文化和自然的悖论在于,文化促成人们对自我自然根脉的遗忘。80年代小说所展示的生存图景具有了个性化,但不是一种个体观照。小说叙事人都在生存的集体归属中寻找自我,生存图景注定是在一个文化空间的集体生存图景。生命意识流动下的人性感知拓展了这一格局,80年代小说寻根的实际行动已经具有两种寻根路向,即文化的寻根与生命的寻根。当叙写指向个体生命、而不是整体生存的时候,小说叙事才可以铺张自己的审美情绪,并促使这种(请你继续关注好范文网：WWw.HAOWORd.cOM)情绪流动获得更纯粹的个体诗性特征。风景的文化依附能够有所突破,就是在生存追寻基础上继续向本原拓展。虽然中国作家在重新体认“寻根”时依然没有达到人类学家们对自然和生命的审视高度,认为“寻根”的实质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到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中去寻找材料,以期建构一个和现存的固定的世界别样的天地”[2](p105)。“生存的原初”只能是生命存在的自然现实,是本原的生命景象。所以,生命体认的理论缺失并没有抑制生命意识的萌生,当生命感在一些小说中震荡的时候,生存在小说叙事中深化了,从一种单质的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发展成为一种终极关怀的趋势。小说艺术呼唤着人性化的诗性特征,生命的充实感和虚无感叠加在一起,变幻出纷繁的小说主题意象。

生命感寻归以后,生存困境才分化出一个更富意味的小说叙事空间,即生命困境。史铁生是一名与众不同的“根”的追寻者,当文化寻根潮流迅猛的时候,他异在于对生命困境的开掘。1986年,在《随想与反省—〈礼拜日〉代后记》中,史铁生说:“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生与生俱来的困境。”史铁生的前期作品以发掘自我记忆为基础,描述出他所体验的独特的“爱”与“美”支撑的世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四季更迭中,开掘了清平湾在诗性反映中的三度空间,包括贫瘠的黄土高原、陕北那片热土上农民的生存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陕北老人“白老汉”维系了“我”的清平湾印象,将自然景物融进了一个普通的生命历程。这种以亲情、友情等搭建的叙事框架,将纷繁的社会历史变迁推到背景,如《奶奶的星星》,就是以单纯的儿童视角描述了“奶奶”,又以“奶奶”的一生折射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以《命若琴弦》为标志,史铁生开始走出自我命运的艺术写生,更深切地关注生命困境,与自然也靠拢得更近。在苍莽的群山之中,浮动着人世间的东西,它们乃是生命的符号:老少瞎子、琴槽中的无字的药方、兰秀儿、“电匣子”??小说的社会背景淡出后,一个体现生命真谛和生存意志的自然世界迤逦多姿,那也是一个寓言世界。后来的长篇《务虚笔记》没有保持这种叙事特色,叙事者

的心灵探询在社会感触、生死焦虑、欲望困惑中失去了自然的依托,无论是生命还是诗性都变得虚空。

在莫言那里,纯粹的个体生命感知和朴实的自然景象交融在一起。黑孩的背景是地道的乡村背景,黑孩看到的风景是地道的乡村风景,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风景却是生命的风景,它与乡村最普通的因而也是最本真的东西简单地融合在一起。莫言的有关高密东北乡的风景叙事提供了这样一位叙事者:他眼中的风景终于不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有密切瓜葛,他知道他讲述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再纳入任何社会历史意识的阐释空间,所有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在隐约可辨之中,成为叙事流程中的一种点缀———那个时候应该发生那样的故事,但是只有莫言小说中的叙事者才把握到了蕴藏于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人性蕴味,自然在他笔下和历史时空截然两分,并因此增加了和生命的亲和力。莫言叙事中,社会历史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比重有了很大调整,他的自然环境的认知不再需要社会历史因素的特别标识,而是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和生命的感官相协调,痛快淋漓,本色本真。莫言笔下的乡村性自然景物不需要特别的处境就可以和人性中的每一个细部胶合在一起,莫言小说也不需要从自然风景中特别排斥出社会历史环境,而是在更高的人性立意上淡化了它们,将它们视为和吃喝拉撒一样的生命条件,在任何的社会条件下,生命都是处在这样一片包容它的风景之中,接受这样一种富有血性的存在。

莫言小说叙事的雅俗观和汪曾祺的雅俗辨证十分相似。汪曾祺在世俗融入时着力渲染的明丽和莫言在乡村叙事中执意追索的真实朴拙异曲同工,是求纯和求真的两个支流。汪曾祺的芦花荡和莫言的高粱地都为人性提供了最恰切的观照平台:受戒之后,明海和小英子荡舟在芦花荡里将当代小说久已缺失的本真人性点化到了极致。《大淖记事》把笔墨倾注在对社会风俗人情和自然景致的描摹上,给人性的自由伸展提供空间。刘号长被逼出了这个和谐美丽的地方,大淖保持着它的人性自足,没有冷酷、伤害,只有质朴的生命和爱。这种质朴和明丽来自作家卓然不群的个性意识。

莫言、汪曾祺的小说在预言着自然风景的两种复活方式。80年代的文化氛围一派阳春气象,这种和合气氛似乎在宣告一个文学诗性的自足时代已经到来。但在中国,这种文化空间的瞬间释放所面临的是已知的和未知的反弹。宽松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迅速结束了,诗性复苏后的小说仍然面对着艰苦的叙事环境。

80年代的诗性救赎行动中,自然景物为丑陋和苦难的回归提供了背景。叙述人的主体情绪在中性的自然景物描写时变得沉着起来,昭示着新的审美形态对丑陋和苦难的重新理解。这实际上是续接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传统。当这种新奇的审美体验呈现在小说中的时候,人们才蓦然意识到:红色审美系统中常见的“革命性大团圆”情节模式,是传统和现代胶合的奇怪东西,这种审美的新奇体验里包含了现代审美精神的起起落落。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曾谈及中国人大团圆的心理定势,并将其归结为一种国民性:“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3](p316)中国人在小说中贯注的大团圆的审美理想,使苦难和丑陋在小说中的呈现模式和感受评价都趋于单一。中西审美的差异在这点上有突出体现:雨果借卡西莫多的丑陋发现了心灵的纯美,而《金瓶梅》和《水浒传》则借武大郎的丑陋导出了一则杀戮和淫邪的故事。中国现代小说只有打破趋乐避苦的审美法则,才能将更深广的人生内容吸纳进小说叙事中。小说的现代递进体现在:由于正视残缺、丑陋和悲苦,人性才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小说才能获得了悲剧性审美意蕴。由于在叙事中融入了切身的痛感和责任感,早期乡土小说展现的丑陋和苦难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而在红色审美体系中这些审美体验被剔除和扭曲了。红色审美形态的小说借丑陋和苦难形象反衬和烘托英雄形象和英雄行为。党性审美经验里只能有悲壮,有带有党性道德评判的可悲下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精神。红色审美模式中悲剧精神失落的根源

就在于此。

80年代诗性救赎期的小说重获悲剧精神和个体崇高感,小说叙事恢复了个体对苦难的生命体验,找到了个体人生奋斗中的崇高感,并塑造了一批或带有文化象征意味、或带有个体生命象征意味的丑陋形象。在这类小说中,自然景象为丑陋形象和人生苦难搭建了一个中性的审美时空。在诸多作家笔下,苦难和丑陋从不同的审美层面上被挖掘出来,但是,苦难没有导向悲悯而是塑起了崇高。丑陋人物,如瘿袋女人(刘恒《狗日的粮食》)、丙崽(韩少功《爸爸爸》)等,也往往是从生存和文化的观照角度导入了多元的审美空间,自然景物在这个空间里,和苦难、丑陋结合在一起,传递着另一种审美意味。

最初的回溯是试探性的,是在集体生存观照的基础上感知了苦难,从而借助了“人民”这个平台,在人民性的过度中,以个体崇高或泛化的人民性崇高分享了党性崇高所占据的审美空间。“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ricor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4](p59)。路遥就是借助了这种回跃,使苦难体验具有了个体意义,构建了个体崇高感。农村青年高加林(《人生》,载《收获》1982年第3期)从巧珍姑娘的爱情中走出,渴望能够成为彼岸世界的一员;最终又不得不主动断绝了与黄亚萍的爱恋,回到自己的黄土地,匍匐在德顺爷爷的脚下,手抓黄土,发出一声“我的亲人哪??”的呼喊。高加林悲剧性的人生道路最终迂回到黄土地上,他的人生悲剧包含着较多社会因素。新与旧、自卑与自尊、追求与退缩、驯良与愤怒??种种个性矛盾从黄土高原单调的背景中生发出来。作家追求苦难的崇高体验,在《平凡的世界》中依靠苦难体验铺展为一条叙事长河。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包含着作家的思辨,一切都还没有脱离黄土地苍茫的召唤,但是,苦难抗争的奋斗史贯穿劳动精神,成为小说的诗性精髓。在今天看来,孙氏兄弟两种奋斗的时代局限已经十分明晰。然而,作家以整个身心体察的生命与爱、苦难与意志流淌在诗意的叙写中,作品由此成为诗性救赎期的重要收获。路遥要从革命叙事的高大全中走出,又不能回归田园牧歌,他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不可能用美好的景致来表现一种和美的生活、舒畅的人性世界;他也没有回归批判与启蒙的乡土叙事,虽然乡土叙事也指向人生苦难。路遥把苦难的深切感受作为主要叙述对象,将革命叙事中的人民性泛化了,爱情和劳动在黄土高原美丽的风景画和风情画中成为叙事的核心。他不讳言自己和高加林们相一致的恋土情结,将艺术和生命的根深扎在黄土地上,体现出一种地之子的苦难情怀。这种苦难意识体现出的个性、人性光彩非常可贵。路遥最大限度地探询了在人民性中寻归人性的可能。社会风云、乡间农事、儿女情事、生命个体境况都有朴实的景物穿插其中,景物描写中透露的是本真的地之子情怀。从小说的景物描写中能够感知到的叙事者是一个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存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似乎就生活在叙事场景中,在临场说话。他所叙及的人事是他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因而,美是生存体验到的朴实的美,苦难是个体奋斗和命运抗争中的苦难,带有切身之痛。那是一些粗糙的情绪和事实,但是正是这种朴实,在苦难的激荡下升华为带有个体体验意味的生存的崇高。这种崇高不同于革命叙事中程式化的崇高,给80年代的审美空间带来了新鲜空气。

当然,小说除了个体生存和命运抗争,除了爱情渲染和亲情描摹之外,还写到了政治。路遥似乎想缔造一首史诗,他的崇高精神里不可避免带有人民性崇高的痕迹。在真挚的情感投入中,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激情澎湃的叙写中,粗糙的审美情绪中包含了红色审美逻辑的污染痕迹。路遥的劳动美体验除了个体性崇高以外,也带有红色审美方式的伤痕,路遥写一个荒唐的时代,却没有超拔出那个时代;他描写永恒的劳动精神,把它当作可以延续的超历史的东西,在描写这种延续时,他的审美品格也感染了一些工具性毒素。路遥身后,90年代后半期,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状况再次进入了作家们的表现视野,这就是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是,相对于路遥人性与诗性探察相结合的努力,他们的创作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路遥在苦难体验中对党性崇高所做的人民性和个体性移植,在莫言的审丑意识中变为一种

“艺术的野性反抗”[5](p113)。80年代的审美形态中因为有了莫言而格外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小说叙事中贯注的具有生命意味的审丑行动。

莫言最初的小说是想区分审美体验中的不同层次,当他在《民间音乐》里用音乐把小瞎子和花茉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春夜雨霏霏》中的那种单薄的纯美,将丑纳入小说叙事,以补充审美层次,提升审美境界。与音乐相连接的自然景象提升的审美世界映照着人世间的美丑,小瞎子在马桑镇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红蝗》中,审丑意识充斥叙事全过程,审丑和审美糅合在一个叙事空间。而能够给这种糅合提供和谐的可能性的,只有生命的流动。在狂欢式的生命感受中,莫言对野性、血性、族性的膜拜充斥了更加狂放的生命力,力图在审美感受上回到本原。莫言在充满哲思和诗意的美妙乡间景致中写四老爷的排泄,这种强烈的反差渲染出极为个性化的叙事情绪,生命的个体意志在审美行动中宣泄出来。在自然景物的衬托中,丑陋实际是作为一种审美体认对象纳入了审美活动中,叙事为丑提供了美的审视景致,并依靠生命和故乡的赞颂糅合在一起。莫言的狂欢在对历史的个性体认中实现了审美习惯的颠覆,但并不刻意表现为反语———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深刻的小说修辞意义上的反讽。所以,莫言没有对故乡人事抱以启蒙姿态的批判立场,他不是回归到“鲁迅风”式的乡土精神,倒是更多回到了沈从文式的生命体认,回到田园牧歌中去了。

但是,《红蝗》并不是止于生命本真的牧歌情怀,它的“自然丑”的美感转换在“一定的语境范畴内是可以赋有特定的内涵的”,[6](p181)当小说将一片热土作为一种生命感受的支撑的时候,如果他混淆了美丑、达到了审美的个性迷狂境界而没有驳讦和嘲弄,那么他的野性的反抗究竟将潜在的矛头指向了哪里?当太阳从荒地东北边缘上升起时,叙事人站在家乡的荒地上,“感到像睡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安全”。四老爷一个美丽如梦幻的春天的情事被叙事人用第二人称讲述出来,小说的家族叙事已然很牢固地挂靠到生命体认系统的家族中去了。在几近于人类意义的生命感悟中,叙事人认定“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的世界是个完整的世界。与苦难和丑陋相对应的批判力度被生存关怀和文化审察消弭到了底线以后,这种激进的审美行动到底对抗了什么?革命的“崇高”景象在鲜活的个体生命面前成为一挂皮囊。从这个巨大而又漫长的骗局中醒来的作家,不再对革命意象的各种载体报以纯美的注视,而是拥抱了能够给他们真实感、甚或是慰藉的丑陋事物。拉美文学“爆炸”和中国小说审美的历时激变产生了共振。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小说的审丑冲动,契机也许隐藏在对一个审美生态转接期的历史回眸中。莫言的审丑式审美取向在《红蝗》之后便回潮,走向中庸,偶尔闪露着他不安分的审美天性,但再也没有达到《红蝗》那样的审美迷狂;韩少功意识到“油菜花的灿烂金色,意味着我们追肥时的臭味烘烘,意味着我们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有尽头的吱吱呀呀碾磨声,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当当榨响”。(《昨天再会》),不会体认到路遥式的崇高。情绪就在红色审美幽闭的突然性释放中爆发出来,这种爆发冲撞了庸常的美学逻辑:“丑本身不会激起审美情趣,丑只有在经过变形,经过对照、经过谴责之后,才可能激起审美情感。”[7](p141-142)在莫言那里,审丑情绪可以理解为愤激潜流的疏泄。莫言们的审丑不是审美的艺术变形,不是审美技术的提升,不是追求思想对阵,而是一种诗性的情绪化的矫正。红色审美幽闭后的审美生态空间需要这样一些“文学顽童”来恢复它窒息太久的生机与活力,真正能够标本兼治的药方只能是加强审美对抗力。

80年代文学已经获得了一段历史距离。它所留下的光荣和遗憾已经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对80年代文学而言,在文学个性追寻和艺术诗性救赎中,再没有比一场先锋性的审美革命更好的策略了。

参考文献:

[1]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2]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a].文学的玄览[m].北京出版社,1998.

[7]童庆炳.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