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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坛经读后感 篇一
首先,我想表明,我没有悟道,我甚至不知道"道"是什么。禅是不立文字的。任何文字描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禅的本体。就好比,我们需要坐飞机,换火车,才能来到一片大海边。然后,有人告诉你,禅就在大海另外一边,但是没有方法可以过去。海不是禅,所有关于禅的文字就好比是那些交通工具,我们完成了禅的旅行,可能只是在海边看到禅的表象,并没有获得禅的真谛。禅就是这样无门而入,入门之前,不知道禅在何处,甚至进入之后,门也并不存在。这个时候,唯有等待机缘巧合,才得悟出禅的真谛。
坐禅分为三个阶段。从小我到大我,从大我到无我。这就好比取一升空气置于真空的瓶子中,当瓶子由一升变为两升,空气变得稀薄;瓶子的体积继续放大,空气逐渐变得更加稀薄;当瓶子的体积无限大的时候,瓶子内部就接近真空。人从小我到大我,从大我到无我的过程,就是逐渐的扩大自己,放空自己,最后和整个宇宙合二为一。
小我,有点类似儒家里面的"修身"。人需要有健康的身体,需要有丰富的内心。这些需要我们坚持做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自己的境界。
小空间里面的事情,如果站在空间以外看,就不是事情了。
就好比散步的`人看不到公车里面的繁乱嘈杂,他只能看到公车这个整体。就好比同样忠诚却抱有不同政见的谋士,外界看不到他们的明争暗斗,却能看到整个团体日趋衰落。就好比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能记得五代十国被宋一统天下,却忽略了某国嫔妃的争风吃醋。就好比站在银河系中看地球,地球只是个蓝色的水球,我们已经看不到人类的尔虞我诈,风谲云诡。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站得越高,看到的东西就越全面。当我们站在家的高度,我们就可以齐家;当我们站在国的高度,我们就可以治国;当我们站在天下的高度,我们就可以平天下;当我们站在宇宙的高度,我们就可以天人合一。于是,小我就变成大我了。
我们还可以让自己的高度更高。最高是多高?最远是多远?如果高和远还可以被度量,那就不是最高和最远。当高得已经没有高的念头,远得没有远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高远。这个时候就到达了无我的境界了。唯有无我,才可以放空自己,放下一切,达到无所牵挂自由翱翔的状态。
仰山禅师度完暑假来看望沩山禅师,仰山一个暑假用于耕种,沩山一个暑假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两位禅师的暑假都没有白过。万事万物都有佛性。禅在于轰轰烈烈的大事,也在于平平凡凡的小事。吃饭是修禅,睡觉也是修禅。万事万物在我眼中都是禅。而我在万物的眼中却是个平常人。不同的只是内心的境界。
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什么是真正的朋友,那种足够一辈子珍惜的朋友。一路上,有过快乐,伤心,有过感动,失望,有过收获,失去。我很认真的对待我认定的人,并且希望朋友用相同的认真对待我。接下来的话,不知道怎么写了。一切真的是执念。朋友在于平凡,就好比坐禅也在于平凡。我们在平凡中珍惜彼此吧。
祖坛经读后感 篇二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派,而《坛经》则是后世奉为禅宗惟一的经典,也是中国人所写佛教著作中惟一被尊称为经的典籍。《坛经》记录了禅宗创始人惠能的言论,代表了禅宗的基本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同样占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过去读《坛经》的人,大多数是以明藏本的《坛经》为惟—一通行的读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写本发现了,日本的兴善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坛经》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到敦煌写本《坛经》,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按原本不分章节校定,编入第48册。日本学者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分章节的校定本刊行后,并收入民国普惠大藏经。流通行世,逾数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写本:一为北京图书馆藏八O二四号写本,首尾不全。一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任子宜本。一为旅顺博物馆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现下落不明,但日本龙谷大学藏有照片。各本文字虽小有异同,却可能出自同一个底本。
由于敦煌写本文字的书写习惯,与后世颇异,历来都认为是抄写的讹误。故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吏部侍郎郎简法宝坛经序云:“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见宋代人即视写本文字为鄙俚繁杂。直至现代,学者仍多持此种见解轻视写本。如近人任继愈教授敦煌坛经写本跋云:“敦煌本坛经错字别字,连篇累牍,说明传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至于日本学者矢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柳田圣山诸教授,莫不鄙视坛经写本,名之为“恶本”。宇井伯寿《第二禅宗史研究》(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卷首《坛经考》,历指敦煌写本偏旁之误(如打、掬作木,往作徍,代作伐等。)。
此种看法,颇易对写本内涵,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因此许多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对着满目谬误的恶本,抱着鄙视浅劣抄手的心理很容易造成了误抄误认的过失。遇到读不通处,更常常自以为是,擅自改动。于是各逞臆说,造成了读敦煌写本的一大障碍。我经过长期涉猎敦煌写本之后,启发了我一个客观深入的看法。我认为语言文字,是心灵思想的符号。人人都有表达思想的欲望,人人都有创造语文的权利。所以荀子《正名篇》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所谓名,即是文字。所谓约定,即民意所公认。
所谓俗成,即大众所通用。许多敦煌写本中我们认为是讹误的文字,实在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文字。它们自成习惯,自有条理,它们是得到当时人的认同的。因此如果不通晓敦煌文字书写的习惯条理,就很难读通敦煌俗写文字。现存的敦煌卷子,一篇作品,往往有多个写本,可以互相校对,互相印证。我综合历年来研究所得,1980年8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汉学会议中,提出了一篇《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的论文(见《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10月出版)。我把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等条例。
字形无字,如人、人不分,雨、两不分,瓜、爪不分等;偏旁无定,如木、十、彳不分等;繁简无定,无佛作仫、含作舍等;行草无定,如风作主、门作勺等;通假无定,如是通事,须通虽等。标点符号亦和现代通行符号大不相同,如删除符号作“卜”等。这种种现象,正和辽代沙门行均编纂的《龙龛手鉴》完全相符。原来《龙龛手鉴》是根据宋以前写本编成的一部字书,所以人部的字和彳部不分,瓜部的字和爪部不分,木部的字和宁部不分。甚至同一个雨字,可以用作两,亦可以用作雨,并同收在雨部中。
这种种状况,证明了敦煌写本使用的文字,正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恶本讹字。我们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敦煌写本确是当时普遍通行的抄本,并非被后世轻视的所谓误本恶本。我们把这种错觉扫除后,再仔细观察这个伦敦所藏的坛经写本,便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很质朴、很接近原本的早期抄本。这个抄本,据印顺法师说:
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的主体部分。这在慧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慧能入灭,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才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我们根据印顺法师的法说来观察伦敦藏本,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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