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事迹（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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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事迹范文 篇一

宋庆龄奶奶走了，但她却把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诚信留给了世人，纵使时光流逝，这笔财富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从宋庆龄奶奶的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诚信是诚恳，诚信是守信，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根坚强不屈的脊梁。

自古以来，诚信就常常出现在人们口中，古今中外不举其例，不为别的，只因为人们需要诚信，诚信常常放射着比壁玉更诱人的光芒。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有时还真有点难，可是，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某战士为部队开拓前进道路，不惜以自己身体引爆敌人埋下的地雷阵，以致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报纸上连续不断报导他的事迹，称他为式的英雄，当部队老将军得知这位战士生命垂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去医院探望，并给他颁发军功章，将军问战士还有什么话要说，战士说：“有句话，指挥员不让我说。”将军问：“为什么？”战士说：“指挥员说已经报导了，全国都知道我是英雄了，说了影响不好。”将军追问：“怎么回事，你说！”战士说：“我不是英雄，我不是用身体引爆地雷阵的，而是自己不小心，跌倒在地碰上地雷的。”将军受到极大的震动，沉思良久，最后说：“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军功章你受之无愧！”

是呀，军功章这位战士的确受之无愧，因为说这样的真话需要无私，说了就会失去一连串的物质利益和名誉，说了就意味着付出和牺牲，说了还有可能招来莫名其妙的误解和攻击，可是，他没有怕，毅然说出了真相，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诚信。

泰戈尔说过：“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是呀，谎言始终都是谎言，总有露馅的一天，何不学会诚信呢？因为真诚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

诚信是平凡普通的，它没有那闪闪发光的金色外套，也没有娇娆的容貌，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你打碎了别人的玻璃；弄掉了别人心爱的橡皮擦；撕破了别人的小人书；当你抄袭同学的作业、考试作弊；当你无故不到校却向老师和家长撒谎；当你向别人夸下海口却又食言……犯了错误又没人知道，特别是犯了大错，要自己说出来，难，所以诚信很值得称赞。

诚信会让人佩服，可以让人对你刮目相看，让你敲开机遇大门……

诚信犹如一潭清澈幽雅的湖水，宁静、淡泊、美丽，她总是以自己朴素而又洁净的面容向人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可就是这样一潭清澈、幽雅、淡泊的湖水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完美。

宋庆龄事迹 篇二

赠礼中共领导人凸显肝胆相照情谊

十分尊重宋庆龄，宋庆龄也特别关心。

当宋庆龄了解到有靠在床上办公的习惯后，立即派人送了个大枕头给。

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没有收。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不收不好，又派工作人员追了上去，把枕头收了下来，用了两天就细心地收藏了起来。

1957年冬，我国北方贮菜时节，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回信致谢。

如此高层知名领袖人物你来我往的简朴互赠中，散发着的是清廉淡泊清风，令人感奋，发人深思。

宋庆龄非常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著，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在她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很多都装饰有鸽子图案，例如酒杯、玻璃杯、熏香炉、信纸、信封、请柬等，不胜枚举。其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一枚雕刻着鸽子形象的玉石胸针。

不仅如此，而且在宋庆龄与朋友的交往中，鸽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鸽蛋仔细地收集起来。积攒了一些，就当成礼物分送给好朋友。在信中，她常常会写上这样的字样：“送上新鲜鸽蛋××枚，请自用。”

1975年，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鸽蛋。

1976年1月初，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鸽子蛋已无法买到。

1月5日，宋庆龄听到无法买到鸽蛋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便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仔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凑上过去偶然留下的三枚鸽蛋，一共是五枚。

宋庆龄拿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五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将这份心意送给，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

隋永清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秘书赵炜也不见身影。隋永清只好把鸽蛋交给了值班的工作人员。当时，她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仅仅3天后，总理就与世长辞了。

1966年5月，“”爆发。到了后半年及至年底，刘少奇、邓小平等纷纷被打倒。政治形势如此严峻袭来，不少平日里同刘少奇关系亲密的人因担心受到株连都躲得远远的，很少有人去对他表示尊重，去做那种“飞蛾扑火”式的“蠢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险境下，刘少奇的家里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宋庆龄的秘书。宋庆龄派他来，为的是专程送上刚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

这本《宋庆龄选集》，对刘少奇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份再珍贵不过的雪中送炭的至上礼物了，它是一种力量的信号，是一种信念的鼓舞，是一种肝胆相照的友情，更是一种信任、理解和慰藉，给刘少奇一家人心里洒进了一抹暖融融的阳光。

随书而来的信皮上，是宋庆龄的亲笔墨迹：“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写着“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 宋庆龄”的字样。

同时，宋庆龄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来，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之中，王光美整日与刘少奇四目相对、困坐愁城。接过宋庆龄派人送来的《选集》，坚强的王光美禁不住泪水长流。王光美一边擦眼泪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宋庆龄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她并不是不了解大的形势走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那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质，令她无法去做违背良知之举。宋庆龄与刘少奇共事多年，深深地了解刘少奇的为人，根本无法相信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她仍然称刘少奇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这正是为了明确表达她对迫害国家主席的强烈抗议。

后来，王光美将这本极富传奇色彩的承载着一段风云历史的《宋庆龄选集》，捐给了刘少奇故乡花明楼“湖南刘少奇纪念馆”。这本书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镇馆之宝”。

宋庆龄以上的特殊举动，显示出宋庆龄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妥协”，在大风大浪中的从容淡定。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多次遭遇政治高压，但她从不妥协、从不动摇，被誉为“压不碎的政治原子”和“中国的良心”。这正如海伦・斯诺曾经如此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宋庆龄曾像是孤独挺立于海岸边的自由女神。”

赠送革命同志礼物以示关爱

宋庆龄一向与拿笔作刀枪的坚强革命斗士鲁迅相知信任而结下深厚情谊。鲁迅身体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结核与肋膜炎。在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突然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听到消息，宋庆龄十分关切和担忧。马海德大夫回忆说：“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只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是否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药。”

3月2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食糖三种，茗一匣。”宋庆龄晚年曾有人写信问道，致鲁迅的信并糖果和茶叶，当时是怎样送去的。宋庆龄答复说，鲁迅病重时，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没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莱代转送一些礼物”。

5月15日，鲁迅再次病倒，这回病情的来势非常凶猛。许广平见状很是担心，便与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随后将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告知了正在住院的宋庆龄。宋庆龄得到消息后，焦虑万分。她立即推荐了美国邓（DUNN）先生给鲁迅诊治。邓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宋庆龄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陪同邓一道前往鲁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与邓医生来到鲁迅寓所，继续为鲁迅诊治。

这次诊断后，宋庆龄听到了史沫特莱的转述，得知鲁迅已卧床不起。她心急如焚，怀着复杂的心情，在6月5日抱病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这是她送给挚友鲁迅先生的一份特别的精神礼物。她要以自己的力量劝说鲁迅入院治疗。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耽（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地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信尾是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送出这封信以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十分喜爱花木的宋庆龄还常常把鲜花赠送给海内外的贵宾与好友，赠送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她温馨友爱的感情。正像她的好朋友、共事于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所说的那样，她本人就“好像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设有一部中共地下组织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特别高兴，当天晚上就从自己的住所带了白兰地酒和一束红玫瑰花，兴冲冲来到愚园路艾黎住处，与艾黎、史沫特莱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友人一起庆贺。

宋庆龄满脸笑意地先给每个人戴上一朵红玫瑰，然后同大家一起举杯欢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与宋庆龄有关的旗袍传奇有不少。有一件真丝旗袍就很特殊，因为它不是宋庆龄本人所穿。这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了。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穿旗袍，抗战时期，她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美国友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巴布科克，玻莉正是穿着这件宋庆龄特意赠送的真丝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玻莉也积极加入了“工业合作社”的队伍，想以此来帮助中国乡村里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民众。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玻莉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玻莉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玻莉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也因此迅速增加。

玻莉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侯波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红色摄影家。由于经常拍摄中共高层活动，因此她有幸与宋庆龄有所接触，并被平易近人的宋庆龄视为朋友，情谊渐浓，关怀有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会议结束时，照完相的侯波去问候宋庆龄。宋庆龄拉住侯波的手说：“小侯，听说你丈夫也是个搞摄影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小伙子？”她指了指正在收拾摄影机的徐肖冰。侯波忙把徐肖冰拉到宋庆龄身边。宋庆龄说：“你们两位是夫妻，又是同行，这在业务上就有很多共同语言，真好。”她还拉着夫妇二人的手说：“以后有时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秘书打来电话，请侯波、徐肖冰第二天到宋庆龄那里吃午饭。宋庆龄把他们让到客厅里入座，说：“我刚从上海回来。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小礼物。”

说着，宋庆龄送给侯波一条淡绿色的丝绸围巾，送给徐肖冰的则是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确良白衬衣。徐肖冰说：“谢谢宋主席，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宋庆龄说：“以后你们不要对我说客套话。我们是同志，又是朋友，我把侯波当做我的女儿一样。你们坐着，今天我要亲手给你们烧两个菜吃。”那天在饭桌上，宋庆龄不断给侯波夹菜，劝她多吃，好长得胖些。

告别时，她给侯波的孩子带了许多好吃的，并嘱咐：“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孩子，我喜欢孩子。”

1961年，侯波离开中南海，调到新华社，和宋庆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常常间接听到宋庆龄对她的关心和问候。1964年，侯波突然接到通知，让她陪同宋庆龄出访斯里兰卡。

见到侯波，宋庆龄很高兴。她拉着侯波的手问长问短，并同她一起乘飞机到昆明，为出国做准备。侯波和文字记者李琴住在一起。宋庆龄每天都为她们做一个菜，请工作人员送过来。她还亲自教大家吃西餐，为他们演示刀叉怎样用，嘱咐喝汤、吃饭时嘴里不能发出声音。当时市面上只有短袜，她就把自己带的长袜送给每个女同志一双。

把房屋、汽车慷慨捐献给国家

宋庆龄别墅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苍松翠柏之中，始建于19世纪末，为二层石木结构的美式建筑，与民国四大家族之三的孔祥熙别墅比邻。1980年，在征得宋庆龄本人的同意后，这座别墅被改造成中式四层楼建筑。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了闻名于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声明》，宣布她不再参加的工作。这一举动也明确表明了她不愿与为虎作伥的宋氏家人有来往。这正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之规律和情理所在。随后，由于受到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困难，于是她决心去红色国境苏联，而她能去苏联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8月下旬，宋庆龄等人悄悄离开上海，应邀前往苏联访问。这一走就是将近两年的春秋冬夏时光。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在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时，她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对反人民的立场决不妥协，宁死不屈。宋庆龄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使宋霭龄、宋美龄深感不安。这是因为在上海的四一二和武汉的七一五两起政治事变中，她们姐妹二人觉得客观上是逼迫宋庆龄出走了的。

这时，或许是她们感到统治基础渐稳，抑或是良心发现，宋霭龄流露出手足亲情的心境，主动提出将庐山河西路一栋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霭龄还真情实意地劝慰宋庆龄说：“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姐妹永远是姐妹。母亲给了美龄一栋小楼陪嫁，祥熙又买了两栋，你一栋、我一栋，都在庐山，又靠在一起。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的，你不会和庐山的奇峰秀石生气吧？！”

1929年6月下旬，宋庆龄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陪同下第一次上了庐山。庐山的风光虽暂时缓和了宋氏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却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政治上的主张和追求。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两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1953年8月上旬，宋庆龄第四次上庐山。据文献资料记载，宋庆龄这次上庐山，也可以说是由主席和总理促成的。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林伯渠等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是，宋庆龄和同年出生（宋庆龄居于这年年首，而降生于这年年尾），两人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时刻都相互支持，相互景仰与敬重，结下了肝胆相照、情深意重的不寻常友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金。解放初期，国家及华东局、上海市的许多重大事情往往都要听取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工作繁忙，加之公务缠身，她的血压高等病情使和总是牵挂于心、萦绕于怀。在此情况下，特意请安排一下宋庆龄到南昌视察工作事宜，顺便请她到刚刚修好登山公路的庐山休息一番。

1953年8月，在宋庆龄视察江西工作的间隙，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主席邵式平亲自陪同宋庆龄重上阔别了18年的庐山。时任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到庐山车站迎接。管理局请宋庆龄住进最好的别墅，即昔日的美庐。美庐，虽然同宋庆龄的别墅相距很近，但是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却从未踏进过一步。这次，宋庆龄在美庐住了一周，故地重游，两重天地，感慨良多。

8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特地去看自己的庐山别墅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她看到十几年过去了，旧居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整修得很好。于是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完好啊。”随即，宋庆龄客气、谦逊地对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人师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接着，宋庆龄又对沈坚说：“我决定将这栋小楼交给国家，由管理局统一管理，为来庐山休养的英模提供方便。我个人不再需要它了。”

沈坚听后顿时感到十分惊愕，随即马上推让。他想，解放初，庐山管理局对没有房主和战犯的别墅是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法，收归国有，可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别墅怎么能这样处理呢？不需多加思忖，他就坚决表示不能接收。

这事当然难不住一向聪慧睿智、灵活果决的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便指派秘书前往管理局房管科交出别墅的房产证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秘书还代表宋庆龄再次表达了请庐山管理局收下别墅服务于人民的心愿。

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一诺千金。宋庆龄当即将斯大林和平奖委员会送给她的一部德国产高级轿车送给了庐山管理局。

1980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庐山管理局的一封信。信上请求她允许他们将其房产拆除，他们想要另盖别墅。

宋庆龄很快让她的办公室写了回信。信中表示这房子解放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对于房子的维修或是改造，一切由当地政府决定。

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为自己考虑的人，她的大公无私令人十分钦佩，至今还令人们感动。

将稿费大部分捐给妇女儿童慈善事业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通过保盟及其出版的新闻通讯，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主义的援助――不仅有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保盟工作，还有许多国际朋友特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队通过保盟安排进入中国抗战最前线；保盟还募集了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积极支援了英勇的抗日军民。

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人们抚育。遵照主席“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紧缺，缺医少药的状况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热情地送来了用她个人及募捐来的钱所购买来的医药和物资，大力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则全靠那点工资维持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上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为救异国友人捐出母亲的婚服

20世纪40年代初，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曾经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由于宋庆龄与史迪威的关系很好，有吉幸治同宋庆龄也自然就有了一些交往。

1951年，美国政府实行麦卡锡主义，制裁亲共人员，有吉幸治不幸被抓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焦急万分。她立即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当时两国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尽管那时宋庆龄已是国家副主席，但依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帮助有吉幸治出狱。无奈之下，她将身边的一套珍藏多年的纯手工的价值不菲的绣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这件绣服变卖，所得钱额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套绣服是宋庆龄母亲的结婚礼服：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当时宋氏三姐妹中母亲最喜欢二女儿宋庆龄，但她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后来婚姻既成事实，宋庆龄主动与父母亲近，以补赎歉疚之情。一段时间后，家里也就承认了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还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套绣服，所以宋庆龄很珍视它――因为这是她的家族承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一件珍贵证物。既然这套绣服对宋庆龄如此重要，可为什么她还要把它捐出去呢？捐别的财物进行援助不行吗？

宋庆龄的一生中，在经济上没有接受过家里的任何财物，孙中山也没给她留下任何财产，她完全靠自己的工资过日子。

当时，宋庆龄拿的工资是行政一级，月薪579元，是中国官员里唯一一个拿到这个高额工资标准的。当初工资定级时，、、刘少奇、宋庆龄等都是一级。后来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刘少奇等都是中共党员，于是主动把工资下调至三级即480元。宋庆龄当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工资没动。然而，工资中的一大笔被宋庆龄花在外事活动方面，原本国家每月应给她300元补贴，用于正常的外交开支，但宋庆龄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就连国家安排照顾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资，宋庆龄也始终坚持自己承担。上海的李燕娥跟了她52年，北京的钟兴宝跟了她也有几十年，她们这几十年的工资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来负担的，这就是宋庆龄为什么没有积蓄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这件宋庆龄身边最宝贵也是最有价值的绣服，第一次飘洋过海被送到美国，以解异国朋友燃眉之急而用。

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绣服，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她没有把它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狱。

1970年，出狱后的有吉幸治受宋庆龄之邀，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把这套绣服放在箱子里带到宋庆龄的住处，深情地说：“在我遭遇不幸的日子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这套衣服太贵重了，所以我要送还给您。”

宋庆龄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

有吉幸治只好又把这套绣服带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仔细地收藏起来，并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同时，有吉幸治向宋庆龄寄来两大箱子名叫鹅掌红的鲜花。这是美国夏威夷的一种特产，当时中国还没有。宋庆龄非常喜欢这种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恒”、代表吉祥如意的花。

宋庆龄事迹 篇三

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与南阳路转角处，有一栋建于1908年，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国式花园别墅住宅。住宅宽敞明亮，楼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房屋建筑面积824平方米，园地面积1218平方米。这处房子的主人原是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宋庆龄之父)买下，成为宋家花园。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后，其夫人倪桂珍携子女迁居住于此。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邓颖超、许广平’廖梦醒等应邀来到宋宅参加托儿所的开幕典礼。同年11月，托儿所迁出，这里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临时办公地点。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这所房子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代为管理。目前宋家花园不对外开放。

上海孙中山故居

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人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并于1993年更名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目前，毗邻故居还有一座欧式建筑辟为孙中山文物馆。文物馆共展出文物、手迹、资料三乏酴件；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使用过的原物原件，并遵照宋庆龄生前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样布置。这座宅邸更具有历史意义。孙中山在此完成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并在此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改组会议，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36年，宋庆龄约见中共地下工作者董健吾，托董将倡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重要信件转交和。宋庆龄还在此与美国医生马海德会谈，后安排马海德和爱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考察，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

上海宋庆龄故居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欧式独院建筑。故居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建筑面积有700平方米，楼前有宽广的草坪，楼后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周围有宋庆龄最喜欢的香樟树掩映，环境优美清净。宋庆龄于1948年底迁居于此，她生前曾表示，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这个“家”就指的这里。现故居对外开放。故居内的陈设保持宋庆龄生前原样。楼下过厅墙上挂着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国画，客厅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主席1961年来此看望她时的合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书房中收藏着孙中山先生演讲的珍贵录音、唱片和孙中山亲笔题字的遗著，还有中外图书四千余册。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室内的一套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结婚时父母送给她的嫁妆，沙发和茶几是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室内摆放着孙中山18岁时的照片和孙中山逝世前一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二楼走廊里，挂着宋庆龄1951年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时的照片。楼下车库里还停放着斯大林赠送的一辆“吉姆”牌轿车。

宋庆龄事迹范文 篇四

宋庆龄是中国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开创者。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她的特殊感召力，为中国的抗战募集到大批经费和物资。宋庆龄十分重视宣传，她亲自选定的《逃亡》公益宣传画，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实例。

从《逃亡》到《难民》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并领导了抗战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39年1月，以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急需开展有效的宣传，以尽快扩大募集款物的规模。

1939年4月，“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中环中央戏院举办了画展。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亲自来到展场参观。

走到一幅名为《逃亡》的画前，宋庆龄停下了脚步。这幅画作表现了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一户中国农民。一位手提重物的老妇人，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一位牵着毛驴的男主人。四个人物的眼光朝向四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极度的惶惑和迷惘。

宋庆龄满怀同情和不忍，神情凝重地伫立在画前。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保盟”就这样买下了这幅作品，印制成宣传画，发送到世界各地。

在被“保盟”印成宣传画后，《逃亡》更名为《难民》。这显然是根据宋庆龄的意见。

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了宋庆龄。在她自己珍藏的原版照片中，有一幅是她站在已加好边框的《难民》画前的留影。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一幅美术作品，对宋庆龄来说十分罕见。

丁聪十分崇敬“**”

1937年8月，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局势日益严峻。丁聪当时已经是《良友》画报社的美术编辑。他与又是邻居又是同行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结伴，搭乘一条法国船去了香港。

这时，与丁聪同是邻居、同样从事美术工作的叶浅予正在武汉。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抗日漫画宣传队。当时，中国军人从日军俘虏身上抄出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日寇在侵华战争中奸淫烧杀、狂轰滥炸的种种暴行。三厅决定就此编印一部《日寇暴行实录》。因香港有较好的印刷条件，叶浅予就带着这批照片从武汉来到香港。到香港后，他和丁聪住在一起。丁聪帮他画版样、当编辑，直到印装成册。

《日寇暴行实录》的成品，由叶浅予护送运回内地。但没有料到，赶上了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结果这批书大部分被烧毁了。于是，叶浅予第二次来到香港，组织抗日宣传。

因为上海沦陷，《良友》画报被迫停刊。1938年底，马国亮、李青、丁聪等《良友》人，便在香港编印出版了《大地》画报，编辑部设在中央戏院二层。

叶浅予第二次来到香港，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筹备出版一本名叫《今日中国》的对外宣传画报，用英、俄、法、中四种文字印刷。他到香港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地》画报便把编辑部的一角让给《今日中国》。两个编辑部朝夕相处，丁聪也就近参与了《今日中国》的办刊工作。在办刊的同时，叶浅予还出面组织画家创作抗日宣传画。他们买来许多白布，裁成一米多长的布块，发给香港的本地画家和相当一批来自内地的画家。丁聪白天编画报，晚上不仅自己参与创作，也帮助叶浅予联系画家。

1939年4月，画作收集上来以后，叶浅予、丁聪等人组织举办了抗战画展。预展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中国记者金仲华―起来参观。过了不几天，宋庆龄也来看了展览。吸引宋庆龄的《逃亡》，正是丁聪创作、展出的几幅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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