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伟人事迹（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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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央视榜样6事迹心得张桂梅 篇一

_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守在学校门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姑娘们，快一点，跑快点……”

时间退回24年前，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蓝色的裤子、火红的上衣，经常进舞厅跳舞。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张桂梅39岁，历经丧偶之痛的她，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

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还在读书，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离异后，双方都不要女儿；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华坪女高）建立，张桂梅任校长，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当年秋天，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

一晃12年过去了，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2020年，159名学生参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线率达94.3%。至此，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

张桂梅印象中，母亲是小脚，常年瘫痪在床，一脸的麻子，只看得清两只眼睛。父亲脾气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谁家有事都找他，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听见父亲说，“不干了，怎么样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长大了我干。”满屋子人笑歪了，说要等着她长大。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惧怕父母。张桂梅记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一个晚上没敢回家。那时候，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经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错了事，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

上小学后，每到清明节前夕，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编织成花环。第二天，她们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红领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那个火热的年代，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喜欢唱《红梅赞》、《东方红》等。

1975年，张桂梅18岁，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彼时，母亲已经过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长时间不适应，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丈夫在学校当老师，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结果，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他们再次来接她时，张桂梅生气了，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那天，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张桂梅去得最晚。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裤子，工会买了一些喜糖，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新人代表发了言。她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张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丽江师范学院。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

张桂梅说，丈夫是校长，每月工资六七百块，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一节课30块钱。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下馆子吃饭，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也经常进舞厅跳舞。有一次，她请假去成都玩，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因为结婚晚，加上两人忙于学习、工作，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丈夫离世，她深感孤独，每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

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来到了华坪县。一开始，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简称华坪民中）。她去家访，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

第二年春天，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很快，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为她发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张桂梅的记忆里，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说吃了对身体好；有人走几个小时路，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还有的借钱捐给她……

自此之后，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个梦想”

2001年，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兼任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院长。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妈妈”，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四处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有人可怜她，给她一点钱。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驱赶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裤腿。她也不泄气，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渴了就讨一口水喝。但几年下来，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

那几年，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与此同时，她慢慢发现，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有杀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在路上，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什么年代了，你还建女高？”

杨文华劝张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两万建一个实验室，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杨文华说。即便如此，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但无人支持张桂梅。

2007年，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给了她几千块钱，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她把这笔钱攒下来，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她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洞。那一夜，记者跟她聊到深夜，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

第二年初，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打电话来说想见她。张桂梅想着，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却没想到，哥哥很快过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不久，张桂梅的访谈报道《我有一个梦想》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华坪县有两所高中，一所公办高中，一所民办高中。2008年4月，华坪第三所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简称华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

这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张桂梅很操心。教室开裂了，学校的维修等，她都第一时间赶到。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有一天，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一边哭一边问：“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杨文华告诉张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其他的我们去管。”

当年秋天，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她们全部来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在她印象中，开学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楼外一片凌乱，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张桂梅守在门口，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动，生气地说：“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

父亲有残疾，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芒果，养猪，以及帮别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

大约七八岁起，姐妹俩开始做家务，后来又帮忙干农活，去集镇上卖菜。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又是单亲家庭，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2007年，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父亲到处筹钱，很是忧愁。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院坝边上、关毛驴的地方，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一语不发。

中考前夕，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学费，只要花一些生活费，那时候，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另外还有学杂、住宿费等。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后来，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

那一年，张桂梅到云南师范大学做宣讲，提出阻断女子世代贫困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当年的毕业生张红琼。出生于农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她对此深有感触。

张红琼毕业后，跟着张桂梅来到华坪县，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记得，2007年8月8日，他们几个教师去学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满灰尘，乱糟糟一片。张桂梅带着他们搞卫生，打扫教室，把“儿童之家”的床扛过来，之后安装、铺床铺，并把学生的名字贴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实上，刚开学时，华坪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厕所、食堂，围墙。杨文华回忆，当时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学校，男老师住在楼梯间，女学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张桂梅发现，招来的学生底子差，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华坪女高总是垫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学习教学方法，试图让学生自主讨论，但结果更糟糕。“有的学生，老师跟她讲了八遍，她还是不会做，坐在那里哭。”

张桂梅压力非常大，她去丽江市找领导，说她们的学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领导也同意了。但她转念一想，学生成绩上不去，来学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当时学校的17位教师走了9个。

张桂梅没有办法，到教育局找杨文华。杨文华安慰她说，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学生并到华坪一中。事实上，早在华坪女高创办以前，他就曾建议在华坪一中办一个“桂梅班”，但张桂梅没同意。

她不愿意放弃，相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总会改变这种现状。别人早上六点起床，她们五点多起床；别人晚上十点睡觉，她们有学生十二点还在走廊看书。高中三年，她们每个暑寒假都补课，最多放半个月的假。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学生成绩出现好转。

延续到现在，华坪女高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点20，她们才熄灯睡觉。

7月13日中午，张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机里放起了红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学生冲了进来，她们“噼里啪啦”吃完饭，又跑回了教室。几百个学生在10分钟内像一阵风，来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学生的成绩没有起色，教师张红琼也曾动摇过。有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门口，她把头贴在墙上往里面一看：张桂梅正在吃药，桌上摆满了药瓶子。吃完药，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贴药膏。看到这一幕，张红琼很受触动，决定安心留下来教书。

黄付燕是2008届学生，她记得，张桂梅身体不好，经常跑医院，但每天都回学校，用小喇叭叫她们起床、吃饭、睡觉。那时候的学生，敏感、内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们懂得感恩，想上大学，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

周云丽姐妹，一个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一个考入德宏师范学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儿们都考上大学后，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眉头舒展开了，高高兴兴地背着鸡、鸭，蔬菜去感谢张桂梅。

2015年秋天，黄付燕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个月，她领到了3500块钱工资。她很高兴，回家给父母买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块钱给华坪女高。

黄付燕记得，张桂梅很高兴地接受了捐款，还给她开了一张收据。那张收据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黄付燕带着男友回母校，准备了2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黄付燕第三次回华坪女高，她那时没有上班，带着丈夫，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准备了3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老师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

黄付燕很难受，觉得愧对学校和张老师，走出校门后，她哭了。

之后，张桂梅拒绝毕业生回校看她，甚至经常谎称自己不在学校。她不希望学生背负回报学校的压力，“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不容易”。

2019年5月，黄付燕考上了贵州的特岗教师，成为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

黄付燕说，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的。“我们华坪女高的学生，吃穿住学都是社会上捐赠的，更多是政府捐赠的。”

十万里家访路

周云丽曾差点被张桂梅打。

一个周末，她跟同学相约一起外出，张桂梅不让她出去。那时候，张桂梅刚去了她家走访，见到了她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张桂梅觉得，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该随便跟着去玩。

周云丽坚持要出去，张桂梅气坏了，拿起老人机砸过去，没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两名班主任拉住了。张桂梅记得，周云翠当时也跑了进来，一副要保护妹妹的架势。

张桂梅觉得，家访能了解一个孩子，激发她们的学习动力。12年来，她去过每一个学生家里，走了十几万公里的崎岖小路。看着她们的家庭情况，张桂梅经常恨铁不成钢，骂她们，甚至用书本摔她们。

一开始，姑娘们很害怕，觉得她凶，后来也知道是为了她们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丽曾多次陪同张桂梅去家访。一开始，她不理解，觉得开一次家长会就可以了，为啥一定要跑老远去家访。她去了后才发现，很多家长不会讲普通话，山路崎岖，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们去一傈僳族学生家家访。山路不好走，王秀丽一路走一路抱怨，张桂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到学生家时，天都快要黑了。张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会儿，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丽发现她的外套不见了。她问“张老师，你衣服哪儿去了？”张桂梅淡淡地说，“给孩子妈妈了。”

张桂梅说，第一届学生家长看到老师去家访，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几个例外。有一次，一个学生读着读着，突然回老家不来了。张桂梅跑去学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业，姐姐在那里干农活。妈妈不停地说，女儿不该去上学，应该去外面打工。

张桂梅问：“都不收学费了，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妈妈说：“考上大学也供不起，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姑娘这么小，可以去干嘛？”对方回复她说：“她可以去餐馆帮人洗碗啊。”

一些这种家庭的孩子，最终被她带回了学校，但也有个别最后辍学了。

华坪女高免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等，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申请生活补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请生活补助，班主任将此事告诉了张桂梅。

几年前，李嘉明的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时候。初二的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骂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还半夜把她赶出了家门。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亲帮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屋子，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偶尔也去学校、出租屋看她。但时间一久，继父又对此有意见。

张桂梅知道后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她决定去李嘉明父亲家里看看。他们家在荣将镇宏地村，离县城约3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山脚下的一间土木屋，门没有锁，屋子里空空荡荡，人也联系不上，张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学校，张桂梅让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儿童之家”，生活费由华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华坪女高位于县城东侧的狮子山脚下，这里曾是华坪民中的厕所，每到盛夏，金黄色的芒果挂满枝头。2015年，它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76亩，有校舍6栋，累计投资9千多万元。

张桂梅节省到吝啬的地步，为学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旧的衣服，十几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奖金，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

据华坪县宣传部给的资料显示：华坪女高为贫困学生减免住宿费、学杂费等，累计1335.06万元。

这些钱，全部是学校募捐而来，有各级政府给的办公经费，企事业单位给的捐赠，还有个人给的捐款。即便如此，华坪女高的支出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张桂梅担心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此前曾负责华坪女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的办学规模设计。后来因为学校的资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时候，学校一共五六百学生。

因为免学杂费和高升学率，自第一届学生高中毕业后，报名华坪女高的学生越来越多。张桂梅说，她招女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是不是农村户口，一个是看她的中考成绩。

自今年媒体报道后，张桂梅成了网红，华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热搜。这段时间，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有想来华坪女高读书的，想免费为张桂梅看病的，想捐赠给华坪女高的。张桂梅很高兴，同时她又很担心今年报名人数猛增，但学校招录人数有限。

她有时也不去想这些，觉得到时总有办法解决。一个人安静下来时，张桂梅会觉得孤独，想起黑龙江的姐姐、侄子，但他们都不能理解她，“觉得我眼里只有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时甚至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她说，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给忙老了。

这两年，张桂梅身体越来越差，疾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炎、骨瘤……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来，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张惠华记得，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他匆匆跑进医院，看到张桂梅吸着氧，眼睛闭着，处于半昏迷状态。张惠华吓坏了，大叫“妈妈，妈妈……”张桂梅醒过来，一脸疲倦，但她说自己没事。

那一次，华坪县县长来看望她，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惠华希望她保重身体，多休息，但张桂梅不听，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她一溜烟又跑去了学校。

张桂梅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目前，她最大的梦想是，女高有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2020年，华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参加高考，在张桂梅眼里，这是建校以来学生基础最好的一届。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学生没有手机，一些家里没有信号。令人欣慰的是，2020届华坪女高的一本上线率达44%。

张桂梅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63岁的她步履蹒跚，面如蜡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张影，她说，“美颜一下，我有点丑。”

学习张桂梅先进事迹 篇二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弘扬高尚师德，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云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在昆明举办“张桂梅思政大讲堂”首场报告会。9月1日下午14:30，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组织全校师生集中观看“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一讲《信仰的力量》，主讲人张桂梅老师讲述了创办女子高中的坎坷经历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张桂梅和女高的老师们带领学生读党史、诵经典、讲述革命英雄故事传说，让学生们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触摸信仰的温度，懂得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张桂梅老师把共产主义信仰教育放到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让学生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报告会上，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予波同志作了发言，他说，《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将作为全省上下办好、教好、学好思政课的最生动材料。去引导学生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通过邀请先进模范人物、知名专家学者上讲台，以先进事例感染学生，以透彻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打造全省思政教育第一金课，使大讲堂成为一个导向、一个标杆、一种激励。

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事迹 篇三

张桂梅的事迹不仅仅感动着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也激发了他们为实现教育公平不断努力奋斗的决心。

长年在乡村学校工作的何宇表示：“正如张桂梅老师所说，要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只能靠教育。她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人学习，但如何把感动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这才是最值得思考的。我还会继续坚守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尽自己之力，让农村娃娃能走出去，看一看他们不曾看过的世界！”

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20xx级公费师范生蒋山表示：“张桂梅老师把希望传递给了女中的学生，也用自己的无悔与担当提振了我们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的年轻人的士气，鞭策我们奋勇前进。作为一名公费师范生，我志愿投身西部基础教育事业，张桂梅老师就是我的榜样。我将践行学校‘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精神，教书育人、脚踏实地，让青春绽放在西部教育的热土上。”

陆云泉表示，北京一零一中学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帮扶与学校结对的凉山学校。回忆起带着老师前往大凉山深处帮扶的情景，他感慨良多：“当看到当地落后的教育硬件设施，学生们薄弱的教育基础，我觉得在当地做老师真的太难了。可是那些老师仍然默默坚守着讲台，坚守着自己的教育初心，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深深为之感动，发自内心地觉得，与他们相比，平时自己工作中的困难都算不了什么，努力奉献也还不够。我们决定长期帮扶凉山的两所学校，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朱建民表示：“对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而言，只有教育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人的命运。张桂梅老师舍弃了个人‘小我’，专心为边远地区的孩子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尽自己所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目前，学校与中科院、北航、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10个国家级实验室，开放在线课程，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西部地区的孩子提供课程资源；此外，还为广西、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等地培养了200余名中小学音乐教师。我想，‘有歌声的地方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用歌声唤起孩子们对未来的希望。”

学习张桂梅先进事迹 篇四

张桂梅同志命运坎坷，但无论身心如何困苦、处境如何艰难，她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信仰，饱含着对党、对人民、对贫困山区的无限深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1998年4月，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20多年来，她始终爱党、护党，忠诚于党。

她对党忠诚！

熟悉张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她面前说党委政府的不好、说共产党的不是。她反复说：“你们可以说某个干部不行，但绝不可以说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共产党，哪儿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一句话，她讲了22年，不知有多少遍，她说还要继续讲下去。

她对党感恩！

2000年，在领取劳模的5000元奖金后，她考虑到自己重病在身，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把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2015年，她将自己的十七大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生获得的荣誉证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组织，全部保留在县档案馆里。别人问她怎么舍得，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她对党信赖！

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创建后，她把党的信念融入办学体系，坚持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教育育人，实行红色教育统领校园文化的教学模式。建校初期，由于山区条件艰苦，加之她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完全适应不了，不到半年，17名教师就有9名辞职离去，教学工作近乎瘫痪。现实虽然让她始料不及，但也意外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这也启示她，有党员，就要有党组织，有党组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从此，张桂梅心中有了底气，脚下有了力量。她迅速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入党誓词，诵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里泛着泪花，紧握右拳向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一定要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学校党支部很快成立起来，从此女子高中就有了“主心骨”，学校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10多年来，她开创并坚持“五个一”党性教育常规活动，全体党员一律佩戴党员徽章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合唱一支革命歌曲、每周观看一部红色影片、党员每周组织一次理论学习。女子高中第一届学生都清晰记得，第一天唱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女子高中一大办学特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成为了女子高中始终不变的办学宗旨。对此她说，我们就是要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有人说，张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躯是自己的外，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家。她却笑着说：“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她用一言一行、心血汗水、无疆大爱，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把一生全都给了党。

牢记宗旨，为民奉献一辈子

20多年来，张桂梅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秉持为民情怀，保持着铸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心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1975年12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从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在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1996年，丈夫去世后不久，张桂梅放弃了在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从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越走越偏、越走越苦。来到华坪后，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没人喜欢艰苦，张桂梅也一样，但她却选择了艰苦，她说：“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越发感受到做好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爱生如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面对的是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大山，家庭贫困，因为缺乏营养，普遍体弱多病。对此，她就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她告诉学生：“你们这个时候正在长身体，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每次学生们都吃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学生们吃完饭，张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饭钱，学生们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每顿饭仅舍得吃两毛钱一份小菜的`张老师、其实并不宽裕。大家无语凝咽，泪眼相望。

2003年，张桂梅还送走了一个特殊的班。这个班有的学生转走了，有的学生回家不读了，有些男孩子晚上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对这个班都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随着中考临近，张桂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主动请求接下这个班，担任班主任。之后，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但玩游戏的学生还是管不住自己，晚上总想跑出去。张桂梅横下心来，把行李搬进了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在了一起，既当师长又当家长。早上，她叫学生们起床早操；晚上，她先检查完女生宿舍后，又逐床清点男生人数，才躺下休息。一段时间下来，男孩子们都说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张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里的那几个月是怎样熬过来的。为更好照顾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张桂梅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而且男生们粗重的鼾声、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她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个班在中考时22个学生考到了500分以上。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不幸总是缠绕着张桂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已经像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地把检验结果揣进怀里，继续坚持站在讲台上，直到7月份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她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为她手术的医生从她体内取出重达2公斤多的肿瘤时，眼泛泪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这样一个薄弱身躯熬过这样的疼痛：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6个月以上，可仅仅24天之后，张桂梅又站在了她热爱的讲台之上……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 篇五

“坚持，再坚持一下呗”

进入女高的陈法羽很快发现：关爱的同时，是严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你们迟到一秒钟我也不干！”

张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贫困较劲：“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对学校老师、学生要求严格：“坚持，再坚持一下呗！”这是张桂梅劝慰大家最多的话。

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张老师也在拼啊！”

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桂梅老师是在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

张桂梅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受伤左脚骨折，想到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杨晓春老师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桂梅宿舍里有4张床铺，1张自己睡，3张留给“不听话”的和生病的学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张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痛哭，说一定好好读书。

“女高的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焐。”张桂梅说。

2021央视榜样6事迹心得张桂梅 篇六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交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01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04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但张桂梅坚持要干，“钱多钱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处“化缘”。她打印“好大一堆证明和宣传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桥上发，想着一人捐几元，捐得多了学校就办起来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万多元，有人骂她骗子，还有的向她吐口水。

张桂梅在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当年，全国党代表在丽江市只有两人，张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记者发现她破洞的裤子，将她想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见诸报端，引起政府重视。

在市、县政府200万元资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投建，环境简陋至极：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地上遍布钢筋水泥。

当年，张桂梅带领17名老师擦洗教室，他们将床从山下抬到教室，铺上新被褥，贴上学生的名字，迎来第一届新生：96个女孩。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是对面一所高中男孩的，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看看。”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每到假期，张桂梅带着面包、矿泉水，坐车去山里家访。12年来，张桂梅的家访路长达12万公里，最远时要坐10个小时车。

第一届学生家访时，张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寒冬里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除了物质贫穷，人的精神状态也糟糕，男人提着一个大烟袋懒洋洋闲坐，女人穿得脏兮兮，目光呆滞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过，有女孩考到女高后，村里开始陆续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谁家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她发动老师一起购买；看到很穷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随身带的钱留下；有个人家只有两个姑娘，被人欺负，土地被侵占，张桂梅帮她们打官司，“吃亏我才不干呢。”

有个女孩全市统考中数学只考6分，张桂梅去女孩家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让她转学或读职高。到那一看，整个山头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残疾，独自一人操劳的妈妈将搬离大山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

家访结束，张桂梅给这家人办了贷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这样，你说咱们怎么办？”最后女孩考上了大学。

对家庭关系不和的，张桂梅会想办法调解。有个女孩四五年没有跟父亲说话，一次唱歌大合唱，张桂梅把父亲从山里接出来，让女孩站在父亲身后唱《我的老父亲》，父亲听着听着哭了起来，父女关系改善不少。对不懂事的女孩，张桂梅会直接让女孩对着母亲跪下。

张桂梅像一个大家长。宿舍楼2层以上的门长年开着，张桂梅随时进屋查找学生是否带手机，看到学生日记也翻。有一次，张桂梅翻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生写的情书，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让她停止谈恋爱。女孩很生气，说她翻日记违法。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张桂梅说。

去年，张桂梅翻到一个学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内容，女孩要自杀。信里说，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没有意义。张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里访问，发现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时，父母清醒了，张桂梅将信的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写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证书。不过保证书是写了，可这个父亲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张桂梅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女孩们。她看到有个学生3年穿一件外套，给她生活费，让班主任格外关照。为了省钱给哥哥看病，一个学生经常不吃晚饭，独自留在教室唱歌。张桂梅发现后很心疼，告诉她好好吃饭才能有力气学习，考出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

那时，周云丽喜欢和一个家境稍好的女生来往，周日休息时间也会约着出去玩。张桂梅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没钱没势，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周云丽不服气顶了一句，张桂梅气得用手里的诺基亚手机砸她，骂人声整层楼都能听见。两个班主任闻声过来劝，周云丽的姐姐也来了。张桂梅看出来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来捶我。”

多年后，周云丽才懂得校长当时的一番苦心。读大一时，她回校看望张桂梅，抱着校长开玩笑，“你再打我一顿。”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到华坪女高，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11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11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办校12年后，不断有学生为争取读书机会涌向这里。有女孩背着包站在校门外，恳求来这读书，许久不肯离去，张桂梅年年遇到这样的女孩。也有外市来求学的，学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钱，嘱咐对方，没钱再找她要。

张丽（化名）初中时，父母离婚，被判给父亲。但父亲长期酗酒，常常责骂她。她独自一人住进镇上120元一间的出租屋中，房费由改嫁的母亲支付。

初中毕业，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里再凑些钱就能读书。但母亲坚决不让她读，说家里供不起。她天天哭，中考成绩未达到女高分数线，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辍学，去年暑假，她壮着胆，拿着贫困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父母离婚证来到女高门口，申请一个读书机会，办公室老师收下她的材料。没想到，几天后，她的妈妈接到女高的电话，女儿被女高录取了。妈妈说孩子走了“狗屎运”。

学校不仅送张丽一张高中入场券，也为她支付了生活费，免除她经济上的担忧。

不过，像张丽一样因交不起学费而来到女高的越来越少。2019年，华坪女高一本上线率40.67%，排名丽江市第一。今年，学校成绩依然可喜。159人参加高考，一本线以上70人，本科线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线的高考成绩让张桂梅不太满意，她觉得，今年受疫情影响，山里的孩子与城市孩子进一步拉开差距。

上网课在大山里很不便，风一刮，信号就没了。她让老师和各级村委会联系，让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去村委会上课，并给没有手机的学生买了手机。

张桂梅希望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学校最缺的仍是资金。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负担，工资水平低。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告诉记者，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办学规模设计，但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师工资，学校水电费、学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学校负担，每当账户剩下100万元，张桂梅就进入新一轮的忧心，她要继续为钱奔走。

名气能为学校带来钱。张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国聚焦在2008年，新闻联播报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汶川地震来了。第二次时，媒体宣传她，片子还没播，鲁甸地震来了。

这一次，赶上了疫情。她以为又没了音讯，自己却突然火了。

社会各界的捐款让张桂梅暂时免于为钱发愁。但代价是每日数不清的媒体约访和陌生人的问候电话，有人请她去给干部讲道德课，有报纸请她跟全国优秀教师写几句话。以前没钱看病，如今，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医生关注，有人给她开中药，有人对她问诊。

她对每位到访者客气。多家媒体到来前，她特地去医院打了一针，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节，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视频采访，身后有县长和一名医生保驾护航。

这位强势的校长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越来越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她多数时候表示乐观，觉得学校名气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会管。

以前，有洁癖的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体愈发虚弱，要靠别人搀扶。半生教书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一会，想想自己的事，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找不到一个可倾诉之人。

脆弱的时刻很短暂，很快，她又以健谈精干的形象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说，只要她能动，女高就不会倒。

感动中国张桂梅先进事迹材料 篇七

许多年前，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让张桂梅至今无法忘怀。

一个女孩坐在山坡上，忧愁地望着远方，身旁放着箩筐和镰刀。她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才十三四岁，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暗自发愿：要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让她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2008年，她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12年来，已有1800多名大山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

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孩的梦。

低进高出，1800多名女孩命运改写

今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8月底，学生们报喜的短信把张桂梅的手机震得嗡嗡作响，但她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这一届，华坪女高159名学生参加高考，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其中一本上线人数70余人。“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姑娘们能考得更好。”张桂梅心有不甘。其实，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了。

因为，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山区，不少学生基础差，甚至中考分数远低于当地高中的最低录取线。低分进高分出，高考成绩常年位居丽江市前茅，华坪女高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12年来，1800多名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改变了人生轨迹。

27岁的陈法羽是其中之一。2009年，家境贫寒的陈法羽中考分数没过线，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元。“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陈法羽说，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

后来听说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任何费用，陈法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快跑来报名。在女高学习三年之后，陈法羽顺利考入云南警官学院，如今已成为丽江市的一名警察。

回忆高中三年，陈法羽难忘校长的严厉与坚守。不管刮风下雨，张桂梅每天清晨都会陪着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都会亲自查课；晚上，她和学生一起住在宿舍，直到夜里12点后查完宿舍才入睡。

“没有张老师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我们的命运转变。”陈法羽说。

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事迹 篇八

20xx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xx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xx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xx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xx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xx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xx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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