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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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予全社会一个全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7日，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9月8日，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从理论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立足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这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3］基于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能级演化当中。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解蔽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本质要义，剖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逻辑，进而寻找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必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支撑。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资”部分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4］123在“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指出，“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4］175，176这两处所讲的“生产力”仅是泛指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5］两个方面。这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如何界定生产力内涵作出的初步探讨。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532在此双重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53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6］37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5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劳动二重性的视阈，将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来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可以称为生产力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53可见，生产力系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四大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一切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对象和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是其他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科学技术知识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运行规律的认识结果，其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实践的进行方式。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实践中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分工、简单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等作业方式。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因素，通过改善实体性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劳动者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能够发明和改进生产资料，发现和创造科学技术，创新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并由他们使用来完成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增长及其功能发挥内含并体现着特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飞速发展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能够提高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实际水平。组织管理方式的专业化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并调整生产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提高和改进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程度。

生产力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处在“旧质”瓦解和“新质”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8］这说明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系统原有的生产要素会不断优化。具体来说，劳动者质量的增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有效提高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改进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自然力向生产力的转化，会形成低成本的生产力；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也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是指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加入生产力系统。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管理、技术和知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通过资本组合在一起，即“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9］，从而创造出远超此前一切世代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同时，数据和数字技术会赋予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新的内涵，而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就会进一步构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0］43，“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533从根本上看，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还包括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即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等。更进一步地，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通过对生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观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4］613，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597，最终推动人类社会从一个形态迈进另一个形态。总的来说，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迭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从长时期来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革命，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经历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在一定时间段内，生产力发展未必会引起生产关系立即变革。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它就会继续存在；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产生质变之前，生产关系也不会产生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92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规定的限度内，如果人能够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局部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便更好地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691的历史规律的否定，而是说明，不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都要兼顾主体向度的考察。从中国实践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生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和保持经济健康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370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2］当前，我国生产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我国需要提高战略思维、坚持长远眼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命题，又是基于经济和社会系统工程的改革命题。

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看，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性质、新特征、新功能、新领域和新规律；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现代化人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和海量的数据及信息；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的生产力，并由此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关键“经络”。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的质的跃迁，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渐进性与继承性，后一个阶段生产力脱胎于前一个阶段生产力，是对前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否定之否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截然不同。传统生产力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技术基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主要要素，以机械化、电气化、化石能源为主要动力，以产值是否增加为衡量标准，具有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和不可持续等明显弊端。新质生产力是以在信息革命基础上孕育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数据为主要要素，以数字化、绿色化、共享化、协同化和国际化为发展趋势，以能否推动产业创新，以及能否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为价值尺度，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代际和谐等鲜明优势。近几十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新技术相继涌现，它们不仅各自发展、各自积累，而且日益融合、相互支持，共同建构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机器体系。正是这一机器体系推动我国传统生产力向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升级、持续进阶，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上：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数字化。高新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快速增长，促进了人的数字化思维和素养的加快形成，以及人的数字化的全面发展，从而带动了包括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在内的数字劳动者的大量涌现，同时促进了如阿尔法折叠、聊天机器人和ＣｈａｔＧＰＴ等新的人工智能体的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劳动资料的虚拟化。高新科技的里程碑式进步，引发了包括智能传感设备、工业机器人、光刻机、云服务和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爆发式成长。与此同时，促进了以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为主要特征的数据、信息等数字化劳动对象的海量式聚集。从新质生产力的结构逻辑看，“高素质”劳动者和“新介质”劳动资料采取采集、编码、存储和赋值等方式直接作用于“新料质”劳动对象，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劳动的发生场域和时空场所，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能够推动资源要素实现快捷流动和高效匹配，促进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开启全方位重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总书记两次谈及新质生产力，提到的关键词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13］30等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等鲜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14］等产业，具有创新程度大、技术密度高和发展前景广等重要优势，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中最活跃的力量。当前，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和生态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旨在促进二者高速增长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支柱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从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可见，促进产业系统化重建，能够释放更多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方向。相较前三次产业革命仅具“点突破”发展的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具“面突破”融合性发展的相对优势，它带来的融合交叉效应更加广泛，有利于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益的新型驱动。这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15］，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13］30，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16］，旨在全面提升三次产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从而确保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快地推进产业体系升级。需要强调的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所谓的“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并非将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立足传统产业的现有基础，优化传统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着力补强传统产业链的薄弱环节，锻造传统产业的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18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由此迈向了资本主宰、贫富悬殊、生态破坏和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旅。清王朝自持“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开启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和民不聊生的屈辱近代史。以史为鉴，是否具备掌握新兴技术的能力与速度，是一国生产力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世界进入创新密集时代，这是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时期。中国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虽然已经大幅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特别地，在政情、疫情和舆情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美科技在5Ｇ、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关键电子元器件等敏感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日趋明显，美国甚至采取“小院高墙”“可控依赖”“低端锁定”等手段对我国进行销售渠道控制和核心技术封锁，严重阻碍全球技术合作与进步。观瞻现实，针对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问题，中国也同样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及后发优势。具体来说，我国拥有推动科技创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超大规模的人口、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和完备的制造业集群等；我国政府加大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了这些机构进行持续科技创新的融资难题；我国以全球性视野与前瞻性战略思维加强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互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只有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跨越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梦，才能取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空间和动力，从而完成现代化的追赶乃至超越。

三、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以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从理论逻辑看，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基于我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从历史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实践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及传统的社会主义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旨向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开拓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力要素创新理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关于生产力新质理论深刻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量理论，关于生产力水平跃升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进步理论。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生产力。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27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7］，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8］，“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19］，“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3］33，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进一步地，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拓展、深度强化和融合度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程度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7］698。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0］改革开放后，国际间以科学技术为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如何运用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这一问题。江泽民提出，“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21］。胡锦涛提出，“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2］。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将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并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这为我国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逻辑看，在对待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上，我国始终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方面和环节，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自觉地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并在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和完善正确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所有制结构上，我国从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的作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业创新和创造财富，有助于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要素在各产业中迸发生机活力、实现有效组合，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在分配方式上，我国首先改正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贯彻价格体制、工资体制改革，推进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后明确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承认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基础上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能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使生产力系统中人的因素高度活跃起来；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推进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报酬合理化，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体制上，我国首先逐步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的全覆盖；而后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因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国才能加快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和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促进其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渗透。正是因为发挥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才能够加快发展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从而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印证。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52从目标导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得益于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探索科学技术发展及与革命斗争、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相继实施“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了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去追赶，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和格局性重大变化。目前，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北斗导航、移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数字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等等。从结果导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较之其他国家能够更稳、更快。据统计，1820～1870年，在科技进步及工业化的赋能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4.2％。到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7％。而在1979～2019年间，随着科技创新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ＧＤＰ年均增速为9.4％，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高到17％。这期间，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202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下降为1.78％，而中国则保持7.28％的年均增速。彼时，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美国经济发展增速的4.1倍。［23］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下，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将会持续缩小直至赶超。

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促进物质财富的丰盈，而且有利于推动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活形态阶段的提升，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373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是包括物质和文化生产在内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生态生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党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研判，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科技创新已在生产力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创新的赋能下，生产力会向更深层次拓展，并会推动社会生产指数式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实践领域来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激励机制，将以经济层面为中心轴线，广泛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促进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充分，前三者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强化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

一是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要整体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原则，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奠定基础。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突出高精尖导向，培养造就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拔尖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动力。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目的，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支撑。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深层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多地释放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已经兴起，正处于扩张期。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需求、资源条件、关键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因此，必须聚焦上述因素，系统性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具体来说，要制定并完善有助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度，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创新构建科技支持政策体系，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秩序、预防其无序竞争，从而延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未来产业尚处于萌芽或孕育阶段，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必须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和未来空间等领域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未来产业的关键技术清单、重点服务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的策源高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制定发展未来产业的行动方案，国家要前瞻性设计发展未来产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各地区要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从优势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中筛选、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未来产业，并因地制宜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原创成果突破、产业梯度共进、创新伙伴协同、应用场景建设、科技金融赋能和创新人才聚集等方面，出台发展未来产业的配套措施，构建发展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创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生产力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而是坚持三者的有机整合。新型举国体制能否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要围绕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与咨询机制；围绕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建立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特别是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围绕何“人”实现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并为之探索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基于这个行动逻辑，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从历史经验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展“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形成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研制出大批战略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组织实施大规模协同攻关，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代以来，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等，发挥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的制度优势，一定时限内在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和激励方式等长效机制，从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已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承接作用。针对量子信息、星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内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和效率更高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具备攻关能力的创新人才和领军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和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加快构建起、维护好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

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四个方面切入，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新型监管机制，以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法治环境保障。这其中，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还要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从而主动探索创新化发展路径，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力，加快落实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国有企业要推进颠覆式创新，布局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围绕价值创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要完善创新机制，优化创新模式，强化创新激励与容错机制，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和决策链条短等优势，不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集成创新，快速释放新质生产力，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跟随创新，迅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但民营企业通常以获得利润为根本经营目标，因而难以承受原始创新过程中“试错”带来的高风险。对此，要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推动科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特惠性向普惠性转变，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制度型障碍。

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推进，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变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齐波拉（ＣａｒｌｏＭ．Ｃｉｐｏｌｌａ）指出的，“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24］与之相适应，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私有财产的剧烈膨胀、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和社会身份的深刻变革。从衍生弊端的一侧发展链看，会导致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现象纷沓而至；反过来，又会造成改革停顿、市场失灵和经济停滞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可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为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发展方式，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进一步排除、克服和革掉发展生产力的阻力、束缚和桎梏。最核心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进一步引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腐败行为对公共财产的掠夺，会造成对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和环境，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一般意义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国有企业推动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利于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创新的内生动力，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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