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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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 篇一

一、改科举，废八股，设经济特科

“科举制度的弊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谭嗣同就敏感的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变科举。梁启超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变法通义》中专列‘论科举’一节，格外强调‘欲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只有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才能使中国富强。

在维新派的努力下，“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上书，请光绪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造成无谓的争论。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潮流，又照顾了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科举方案得到清廷批准，7月19日上谕称赞这个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由康、梁等人鼓吹的‘立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人的稳健方案暂时得到落实。”

其外为了选拔特殊人才，还专门设立经济特科。“经济特科之设，朝廷原期取英才，以备贤良之选，非为幸进之途开营谋之路。又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

1898年10月，慈禧太后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然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政府，1901年8月，慈禧太后则了“宜讲求实学”的谕令，四年之后，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废止。

这样八股取士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被动摇，将锢蔽人们思想的一大毒瘤所清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文体的变化也起到了深远影响，实乃千年之弊俗，一旦而扫除之。

二、建立京师大学堂

维新派倡导的“兴学育才”呼声不断高涨，中外人士不断向清政府呼吁迅速兴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皇帝根据御史王鹏远的建议，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商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6月11日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时，明确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7月3日总理衙门奏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名义上虽仍宣称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实际上已远远超越旧学经史子集的范围，所习科目分为‘溥通学’十门：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专门学’十门：高级算学、高级格致学、高级政治学、高级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五门。规定‘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

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实行教育之机构，同时也为全国最高之教育行政机构，各省大学堂均属其管辖。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规模宏远，条理详密，不可因陋就简，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与洋务派所倡导的内涵不同，洋务派近年所设学堂，实际上是有西文而无西学，而京师大学堂创办坚持的是中西学并重，比洋务派西文学习的基础上更向前发展了一步。

1898年9月，百日维新虽然失败，新政俱废。但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关闭，只是有名无实。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中，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民国初年，改为北京大学。作为维新变法中遗留下来的一个成果，京师大学堂所蕴含的精神在不断的传承，现今的北京大学作为一流学府中外闻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对我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开办新式学堂

在1898年7月10日，上谕规定“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寺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

戊戌时期，各地开办农、工、商等专门学堂，如农务学堂、编译学堂、医学堂等，还鼓励建立各种实用学堂。

此外，维新派还尤其重视女子教育，将其作为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他们努力和倡导下，我国第一个女子学堂——经正女学，于1898年在上海成立。

科举制度废除 篇二

科举制就像是一把双仞剑，既有它的利，自然也有它的弊端。

科举制是属于开放性的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科举制不仅改善用人制度，还所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并被皇帝笼络、控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社会、国家繁荣安定，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使出身卑微而又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去做官，获得利益；使人读书之风盛行，促使社会形成努力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促进刺激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有利后来唐诗的繁荣，促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缓解了不少社会矛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许这正如我们所说，科举制是害人的凶器、格式化的考试。因此，废除科举制又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然，废除科举制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也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更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科举制度废除 篇三

关键词：科举制 废除过程 废除原因 影响

科举制属于我国古代文人考试的制度，同时还是选官的制度，在唐朝与宋朝时期渐渐完善，而在明朝与清朝中期走向辉煌。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受到各种变革的潮流冲击，科举制被废除，这一重要举措对当时的社会与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于巨大影响。

一、清末的科举制废除历程

科举制度属于隋朝与唐朝后各个王朝成立的选官制度，在隋文帝将世族垄断九品中正制废除以后，在开皇七年设置了清平干济与修谨两科。在唐朝增设了明算、秀才、明书与明法等，同时还有道举、一史、童子与开元礼等科。而后武则天行殿试，增设了武举，使得科举更加丰富。但是在众多科目中，只有进士属于常设科目，并且较为重要。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洋务运动发展与西学传播背景下，科举制产生改变。1888年清朝政府第一在考试内容中纳入了自然科学，到了1898年增设了经济科，培养经时济变的人才。应康有为的建议，将八股废除，改为策论，将实务作为命题[1]。

在彻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命令全部考试都按照旧制度。在1901年9月实施新政以后，各个地区的封疆大吏开始上奏折，提出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经济特科恢复，到了1904年清朝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时候科举考试逐渐改成策论，但是并没有彻底废除。直到1905年慈溪下达诏书，正式宣布从1906年（开始光绪32年）将科举制废除。同年九月二号张之洞与袁世凯上奏，请求将科举考试停止，推广咸趋实学与建立学堂。1906年清廷准奏，停止了全部乡会试，同时派学务大臣分发教科书，在各个州县设置小学堂。到此在我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完全分离[2]。

二、清末的科举制废除原因

（一）在晚清实际科举制自身问题日渐突出

首先，在晚清时期科举制原有的公平性渐渐消失，例如：在考试中经常会出现舞弊的情况。清末时期人口量增加，而科举考试成了文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一旦金榜题名就能获得荣华富贵与提高身份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人为了金榜题名而不择手段。其次，科举的考试形式和内容无法满足时代需要，考试的内容不够灵活。

（二）近代社会转型

在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国人在不断起义，西方列强在入侵，这就促使我国转向现代化的社会，尤其在思想、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变化。而近代经济和政治变化，势必会推动文化变化，主要表现在很多文人开始探究西方的文化；我国政府派遣学生去国外学习。这就使得国人开始了解国内文化缺陷，尤其是教育制度缺陷，无法培养出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3]。

三、清末的科举制废除消极影响

（一）科举制废除使得政府控制力与公信力削弱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食是政首――农是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治国思想，在隋唐以后，国家政权主要应用乡绅阶层来控制农村。但是在光绪32年废除科举制后，逐渐出现的教育与西方文明冲击，使得乡绅师统地位发生了变化，致使农村的乡绅主体劣质化与蜕变，使得农村的社会次序崩溃，这就使得农村开始怀疑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影响了社会的上下层联系[4]。

（二）废除科举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与选官制度紊乱

若是只从考试的形式对国家文职的官员进行选拔，在没有找到相关功能进行替代前，就草率否定了科举制并不明智。当然，当时的清廷也了解到该问题，所以在1910年出台了文官选拔新制度，但是并没有得到落实。继而到了1929年国内始终没有成立次序化、公开与刚性选官的制度，缺乏选人的标准，没有用人的尺度。

（三）废除科举制引起了政局动荡与政治失序

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及时出台替代性的制度，绅权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也渐渐消失，导致士绅阶层流向其他的社会阶层。在晚晴时期，国内士绅阶层开始衰落，各种忧患越来越严重，导致军人阶层开始转向政治的中心，逐渐成为社会领导者与主干。但因为不少军人缺乏专业知识，缺乏广阔、深邃的眼光，并且过于依赖武力，所以无法承担社会领导的作用。此外，因为军人过于在乎集团利益，从而形成祸国殃民、割据一方的军阀，严重影响了政局与政治[5]。

四、清末的科举制废除积极影响

（一）促进国内社会风气转变与基层改革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第2年，清朝政府宣布要准备立宪，而为准备，不少州县的基层社会士绅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开始创办、组织农会、教育会，并且大部分地方开始自治，同时实施人口的普查，对识字教育进行推广，逐渐开始封建制度的废除运动，例如：女子缠足这类运动，部分地区开始组织地方的公共事业与运动，大力配合运动开展。此外，在民国时期建设、地方自治以及乡村建设等运动开展，和晚清有着间接或是直接渊源的关系。

（二）动摇清王朝统治基础

晚清新政的教育体制变革主要把科举制废除当做核心内容，而且科举制被废除以后，导致封建士子失去了他们的人生目标，断绝了这类人的仕途，同时还使封建士子面临生存的危机。而在时代大恐慌的面前，封建士子只能在有限社会空间中谋求生路，一些封建士子可能投笔从戎、弃文从商，或者是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这些封建士子在与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接触以后，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相继走上革命与立宪道路，进而组成滔滔反清反封建的洪流。这些认识是和封建制度相背离的一股新兴进步与学习势力，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组成了当时的革命党人骨干。例如：陈炯明、黄兴与等人，这些人原先均具有秀才与举人的身份。一些立宪当人在当时变成了清朝政府政治的反对派，例如：许鼎霖、张謇与郑孝胥等推动与发起晚清全国的立宪运动，公开地、直接地对抗清朝政府。当时一位封建官员对这一活动惊呼：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于公议；无君无父之论、昔起于匪类、今创于缙绅；世变之奇、至此已极、异日之患、臣不忍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度废除的背景下，我国士绅阶层政治倾向开始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从封建政府支持者逐渐转变成封建政府的反对者，这些清政府都始料未及。事实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为封建政府培养了掘墓人与反对派，同时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影响了当时的封建制度发展，使得封建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将这过程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作用[6]。

（三）推动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

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可以建立新型教育制度，这些教育制度有着近代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就学校的教育内容来看，新型教育制度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增加了自然科学、国文、美术与史地等学科。在同一个时期相继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堂，建立了诸多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精英与知识分子，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民族救亡与留学运动高涨。

受到日俄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刺激，国内逐渐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热潮突起的时间是20世纪的初期，并且越来越甚。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在1904年-1909年期间，国内新式学堂实际在校人数从92万人增加到156万人；去国外留学的人数也高达12万人，自此以后，每年留学的人数都在上涨。这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按照自身所学知识，或者是在外国留学时所获得的感悟，得知晚清时期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挽救国民，新型知识分子提出军事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实业救国的口号，同时全身性投入到近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从而结合西方先进知识的学习和民族救亡运动，把救国运动推到了更高更新阶段。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间段，国内诞生出一批代表性的人物，例如：、以及陈独秀等，同时还包含的蔡元培、廖仲恺、与胡汉民等；这个时期还出现很多著名的企业家，例如：南洋的简氏兄弟与荣氏兄弟。上述的人物都是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接受了新型教育的学者，这些人对于政治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他们比较善于掌握时代的脉搏，推动着时代变革潮流，使得中国的近代社会逐渐与封建统治社会脱离，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7]。

五、结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废除冲击着晚清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互相交织。在此期间诞生出清王朝封建统治反对派，逐渐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与疏远了清王朝的拥护者，也就是旧知识的分子群，轻而易举摧毁了当时的封建社会等级，但是并没有重塑新政治的权威，无法成立新社会政治的次序。所以在旧制度变革过程中，不仅需要将其局限性以摒弃，同时还要对其合理性方面进行保留；不仅要了解科举制变革是历史必然性，还要意识到出台相关措施现实的紧迫性。此外，在新制度成立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出台现实的必要性，还要考虑社会实际承受的能力，确保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性，确保新制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许哲。论宋徽宗时期科举制度及对文学之影响[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0（1）：103-105.

[2] 杨金玲。浅析清末新政中废止科举制的原因[J].西部皮革，2016，1（4）：279-280.

[3] 裴世东，李军。科举制的废除与乡村革命因素的积累[J].九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7（2）：68-70.

[4] 岳铭青。科举制废除、士绅阶层衰落与基层治理变迁[J].怀化学院学报，2015，34（2）：48-51.

[5] 唐跃常张洪江。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与借鉴[J].兰台世界，2016，11（6）：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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