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歌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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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歌范文 篇一

诗歌写作的一些悖论，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当然，从后现代哲学中所谓的似是而非的思维特征来判断这个现象，悖论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既然是一个悖论，人们也有思考之的必要。这个悖论的定义就是：诗歌是时代的反映；诗歌不是时代的反映；或者说，起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反映。

于是，在第一个判断句的内涵里，诗歌和时代的呼应，成为衡量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但是绝非唯一的条件；

在第二个判断中，诗歌对于时代的脱节，或者说背离，是诗歌写作的常态；起码诗歌拒绝成为时代的镜子（像列宁说的，托翁是俄罗斯的一块镜子）。

这个悖论可以和上个世纪最后一些年代的非悖论时期的诗歌做个比较，以利分析悖论存在的条件。当然不用说在五，六十年代，诗人们只能，也只好歌功颂德，甚至有厮磨之嫌。近读老诗人穆旦七十年代的诗做，所谓的时代感呼之即出，但是已经不是所谓的厮磨之做，而是间离之做，是拉开距离以做观察而后投去一弹之做。他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时代的反思之精神。继而言之，什么又是他的反思精神呢？鄙以为，就是他在诗歌的文本中注入的理性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于弥漫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关于异化的思考；由此思考引发出人们对于人的地位及其尊严的追求 ----

……

人

神在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魔，

魔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神祇；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利得到了胜利！

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

心呵，心呵，你是这样容易受骗，

……

但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真理。

（节选自穆旦 [神的变形]）

严格说来，这首形象性较弱而思维性颇强的诗作，尚未将人们在那样一个充满了神魔世界的内在感受完全彻底地再现出来。但是所谓坚冰已经打破，却是不虚之实（我们中的多数人当然还记得关于凸现人道主义之说的那场争论；那场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争论……）。穆旦的诗歌在取消神话的层面上欲图恢复人的存在和尊严，这个内涵是当时的艺术的也是政治的呼吁。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类诗歌层出不穷，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产生了有影响的诗人。无论这类诗人的艺术水准如何，当时的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精神。如，我们引用了一万遍的"我不相信……"那首诗，艺术的角度也是不如思维的契入更加来得震撼；因为在据说是同类作品中，在早于此作十年，就有另一种呼喊，叫做"相信未来"。

新诗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自不待言。但是诗歌的创作毕竟不是新闻纸，所以他们在时代的强音试做弱处理的时候，往往游离至生活的表面以外。但是，一种更加深层的回顾却在这类游离中浮现出来。他们和新闻和事件的关系也是看似作者化，个性化了。进而推论之，由于这类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作家和作品也会在远距离近观中回馈于社会，甚至回馈于新闻的产生。比如说，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笔下的奥斯维辛就是这样一种反馈。究竟是在历史和事件影响着诗人还是抑或相反，看来是两者兼备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近在咫尺的历史事变，从这个世纪初到前一个世纪初。

秋槿，谭嗣同，汪精卫……早期的诗歌，承前启后，体制完备。加之诗人本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地位，他们在呼应时代的政治变革方面，是双重的权威。他们的诗歌甚至更加有时代感，有新意，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都是千古不弃，却几乎已被遗忘的伟大杰作。而七十年代改革之初的诗歌中蕴涵的精神力量，在表现和接受方面，不如说是用，或者说是代用诗歌的名义，做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呼吁，做一个呐喊。不象上述新古体诗歌，做为表现者和接受者，二者统一。在白话统治了文坛近半个多世纪后，表现者和接受者的层面出现了反差。一方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皆训练无素的文革后读者，另方则是稍微接触了中西文化的诗人，二者的间距不大，但是仍旧形成了反差。政治性文本的传播就像传播小道消息一样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在那样一个后"革命"时代，人们还无暇顾及诗歌微妙的和唯美的倾向，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贵族化和西化倾向了。虽然这个倾向很快就接踵而来了。

中国的这种诗歌政治或者说政治诗歌的局面，很是维持了一个阶段的。究其根源，是因为当时的读者也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美学"文本；我们根本无从想象，一个经历和接受了文革的读者群，会对政治以外的什么美学形式抱有好感和期待。这样的读者群，其实也反过来影响了作者。早就有作者提出"当代中国无大师"（仲维光）的看法，就是要指出，当时的作者的局限性--我们看到的，后来被称誉为什么"圣殿"的诗歌局面，从来也没有在中国这快陆地上出现过--那些苟活一时的诗歌小组的活动既无组织实力，也无思考实力--和俄罗斯的赫尔岑们，曼杰利什塔娒们的大制宏篇相比，根本是两码事。

我就看到过那时候的人们谈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文革书信。如果说确有其做，其诗人在反映着那个时代，也只是一些为茅屋之象做幻想之茅屋的一群，完全是一些比废墟好不到哪里去的精神和物质存在。包括老外，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在内的中国诗歌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也基本上没有区分圣殿和茅屋的能力。我们能让他们说些什么政治以外的中国文学吗？我们能够让他们将中国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取消为一种单纯的美学标准吗？（当然，我不绝对排除在那个年代末的非政治性写作和非现实主义美学追求，如"今天"派诗人严力的诗歌，就是一种超前的诗歌作品。）

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作品和时代的节拍吻合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和当时的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接受美学的两极。任何过于誇饰其美学价值的评估都是有欠妥当的。诸如此类的诗歌作品，拿到我们所说的悖论之天平上衡量之，他们的特征不是和时代脱节，而是刚好相反，他们的诗歌外形和内涵和时代完全吻合，完全合拍。（反对所谓朦胧诗的人们，则是一些连这一点都不敢正视，无力正视的官方语言思想的殉葬品。他们可以被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因为，在那个时期，有些良知的人们，知识分子们，都在诗歌作品里读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分析和感触，虽然这些作品还是属于接近废墟状态的作品，还远未能和国外的大师们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古代成熟的作品一较高下。

在政治力量的驱动下，诗人们的政治关怀得到了一定的回报。随之而来的幸运，是和官方对待之的厚爱直接相连的。朦胧诗人们的地位在国内外都已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成为经典文本和经典人物。这就再好也没有地说明了他们的反叛性和异端性的消解和灭绝。就像几乎所有生前被经典化的人们一样，他们前期的反叛性，已经像梵高的杰作一样被隆名和钱财埋葬了。反叛的反叛，正在回到前反叛的社会角色之扮演当中。政治的代价换取的个体回报，几乎可以说在商业上是价值连城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毕加索说过的话。他说，我是在用我的垃圾愚弄公众（大意）。）其实，几乎所有类似的名家都在玩弄拍卖梵高和他们自己的游戏。这可以说是蓓论中的悖论。在所谓政治上的单面人时代，艺术的命运好像也未能摆脱这个怪圈。我们对于名家的期待，只有在唯一一个前提下才是绝对正面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还是指望他们的先锋性和前卫性风格，能为我们带来主流社会以外的作品和启示，而非那些前反叛性作品，以及不向大众趣味扇耳光的随俗之作。如果一个作家的反叛性终其一生，那么，他的最后的被拍卖倒是可以被谅解的。我想，这样的作家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反叛之迷也许和人类社会共存亡。这样的期待是一个悖论吗？ 2

我们很容易忽视时代和时期的划分。一般而言，时代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阶段，而与时期有别。但是时代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同样不好划分。大而言之，从但丁，赫尔德林和画家安格尔与音乐家贝多芬的身上，人们可以划分出他们身前身后的时代及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划分这样的时代，或者说划分出这样的时期，也是颇费周折的事情。以年龄和年龄段来划分诗歌的群落是很好笑的。谁也不会对于李，杜的年龄差感到兴趣。对于新世纪的诗歌读者来说，我们不能不将198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分水岭。这是因为在1992年以后的商品化社会的到来之前之后，时代特征得以改变，或者说大部分得以改变。

和这个时期以前的诗歌比较而言，今天的诗歌，的确在是否反映时代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无方无圆起来。政治诗歌的总量在明显地减少（好像是诗人们自己在减持其量乎？）我关注到，坚持政治诗歌写作的人中，青年学者余世存的所谓模拟奥登风格的作品，几乎给我留下唯一的印象。就其大致是有感于底层命运的写作主题而言，这样的诗歌，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还是很准确，很情感化的，虽然他一点也不缺少理性的思考。

此外，坚持所谓"元语言叙述"（这是指元政治叙述或者说拟叙述）的海外诗人的政治关怀诗作，也还在追求和政治社会问题接轨。但是，可以说，在绝大部分诗歌作品中，这类作品几乎被一大堆和时代的另类特征接轨的诗歌淹没了。所说的另类时代背景，不是政治背景，而是取缔政治背景的准消费主义和前市场经济背景。这种关怀在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的调情气氛中，将所谓的关怀几乎消解殆尽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关于消解，解构之类的话题）。

那么，这样的诗歌写作就不是时代反映之写作了吗？又好像似是而非。因为没有政治的政治，其实是回避政治，回避政治关怀。在有意无意中自律一方的中国诗人中间，政治关怀自然被定位为无意义。这让笔者想起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排除上帝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个在卡尔纳普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严重忧虑！当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映，巧妙地转化成为对于"那个"时代（几乎就是又一个"大唐盛世"）的适应和服从。这两个反映组成了又一组悖论。于是，中国人的上帝问题也好像被排除了；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能够和应该被排除的吗？

我们倒是应该叙述那些只是写作半商品化社会生活感受的那一群诗人。他们的年龄多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已经发明了他们的诗歌派别，如"下半身"一类。他们对于终极关怀的解释，是一种反解释。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得感性化了，本能化了。他们当然没有经历最初由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带来的，关于崇高和反崇高的议论。这个阶段严格说，是包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和说法给我们的感受，是对于政治的回避；包括对于文化和思想的回避。而对于政治的回避，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采取的美学态度，当然值得商榷。在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这组悖论中间，过于绝对的政治关怀，好像一向以来，是诗歌的对头。但是我们又很难忘却泛政治化社会及其思维方式，那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泛政治化的反动，应该是何种样子，我们今天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之。究竟应该如何正面对待政治性，社会性的内容在诗歌中的存在和存活呢？

在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政治诗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过一些交代。众所周知，在政治问题遍布一个社会的所有毛孔时，诗人对于政治的逃避是很可笑进而很可耻的。没有此类必要的政治关注和政治训练的诗人，他何以在他的读者，在被政治命运控制的读者中，做出以诗代言的交代呢？难道真有一种"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世家"的现代境界吗！旁及左右，索尔什尼琴的古拉格和他的天主教关怀，难道是他那个时代可有可无的一种精神选择吗？--进而言之，今天的，在被取消了古拉格的俄罗斯社会中，老索的关注又是什么？我们很少见到俄罗斯的"下半身"，只是听搞俄罗斯文学的朋友说，他们也有一个卫*？今天的中国是卫式化的社会吗？还是人们用一个不确定的模式，营造出了一个卫式"关怀"的写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的高度下降为一个青楼女子的自白；……固然，同样是青楼，按照林语堂的说法，数百年前，是她们创造了唐诗体制和形式以后的形式：词！

多元化世界在中国有其存在的证明，人们对此少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是否中国社会只有卫式社会的生活特征？在现代租界之奢华和与老外交媾的快感驱动下，政治和社会的关怀被推向一个唯一的唯性主义"写""做"！鄙以为，大群的农民，氓流和底层市民是没有此等关怀和兴趣的。他们艰辛的生活倒是在劳伦斯的矿工题材小说甚至在雨果的作品中似曾相识。

语言的放松，现在被用来制裁内容的紧张。这种紧张在消费主义写作群体中的确是极为罕见的。（诗歌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一种颇为紧张的语言探索----在马拉美和瓦雷里那里表现得极为突出----已经据说完全应该改换为一种所谓的口语写作。）他们的也许不止是吃喝玩乐的感性经验究竟如何应世，确是笔者十分陌生的领域。虽然，早在文革时期，鄙人就接触过所谓的玩家，但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克己复礼"的社会，究竟要如何的大玩一把，倒也值得研究之。 3

从时间顺序的排列来看，诗歌写作从政治关怀到本能体验的径流，中间不可以忽视一个过度阶段，就是精神审美和非叙述写作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看到了他的独特风范。这个风范远未能说是政治关怀的成熟和本能体验的萌生，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西方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说是近百年来的诗歌探索，在那个时段的诗歌写作中，都见出端倪和取得实效。过度的游戏主义和犬儒心态，还处在尚未成长状态。这种迹象既表明了那时候诗人的某种程度的单纯，也见出他们单纯里面的幼稚。这样的幼稚，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尚为非自觉的，还不应由这个时期的诗人来负全责的。

一系列中外诗人的名字出现在诗人和评论家的笔下。中国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外国的诗人如：瓦雷里，里尔克，T。S艾略特，圣琼·佩斯，阿胥伯莱……的名字，象征着诗人对于外国诗歌美学的领悟和模仿。其间，一种不能说是绝对严肃，但也不能说是绝对荒诞的诗歌风格混杂其间，一时间有真伪难辨之象。逐个来分析某个外国诗人对于某个中国诗人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存在了。笔者在一些较为出名的诗人的文本里，可以得到这类影响的关键证据。这样的看法，是就我们所说的悖论而言，这个悖论就是，诗歌的政治关怀已经在精神的层面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只是这个发展的势头，被我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所中断了。而后，当然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

诗歌的政治性和诗歌的精神性关系，类似于精神层面的哲学对于政治的覆盖；政治，其实是哲学的一个子目。这个判断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大诗人的美学关照里，都包涵了他的哲学--政治观；这样的政治观甚至是他的诗学之有机的组成部分。反而言之，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也都有他的诗学关照，他的诗歌的鉴赏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创作。也就是说，一个缺少所谓整体哲学精神寄托的诗人，往往是随波逐流的小诗人。在中国人对于哥德的研究里，人们就谈到哥德的神魔二元互动。其主要人物如浮士德和糜菲斯特的对立统--这也是浮士德本人心态与心路历程的二元互动--而这般如此的对立统一，则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意志之路产生一定的关系--而黑氏和中国近代思想历史的路径，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等等。

将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牵强附会地对应于某个哲学家是过于生硬的做法，但是我们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的身上，却可以检测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将这类精神财富有意识地注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虽然，在文字和形式上，在精神内涵的地域和时空上，他们同样面临着许多的难点和悖论，但是总体上说，他们的实验是有希望的。在那个时段，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看到了经过模拟的英国诗歌，法国诗歌，俄罗斯诗歌的种种不同的承袭性习作甚至翻版。在这样的习作里，虽未见出自身独创性的发现，但是这类准贝多芬式的写作，还是令人鼓舞的，难以忘却的。许多诗人的话语，穿过世纪的荒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记住了他们的箴言："挺住，就是一切"，"诗歌在散文结束的地方开始"，"残忍的四月……"，等等。这些话语的增值，也许是那些西方诗人自己也未想到的--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某种意义的新解。

随之而来的后现代话语，也似乎以此面目降临在我们的诗歌土地上。虽然他们降临后，已经有所易质。（我们的诗人和学者就后现代的一系列关键词也做了很准确的解释：如"解构""零度写作"，"无意识"，"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更正了一些误解和错植。尤其是对于解构一词的阐释----解构！其实是一种包含旧有传统的再造，而非拆毁，颠覆，等等。）

具体而言，什么是那个时代的诗人所关注的诗歌内涵，他们中国化的过程如何？如何对应中国的"诗情"，国情呢？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我们看到，类似虚无，空洞，坚持（挺住），痛苦，迷茫，甚至颓废，自贬，自责，有限度的世界主义和传统主义，哲理的玩味，宗教感（伪宗教感），文化整体论……等许多特质和特定的诗歌内涵，已经侵袭到我们诗人的身心。在西方人结束的地方，我们刚刚开始。总而言之，是那种非惠特曼式的诗歌品质和诗歌风格，在统辖着八十年代年代的诗人。他们的总体诗歌情绪是低沉而沉重的，是悲愴而苦闷的--他们对于文革的悲剧记忆犹新；他们的总体写作态度和写作状态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峻的，残酷的（残酷到他们人生的"行为艺术"……）。除去少数因颓唐而绝望的游戏制作以外（他们绝对不同于所谓的本能写作群体的为游戏而游戏），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在沿用一种几乎已被公认的"荒原"精神，一种后乌托邦主义（虽然，其间夹杂着对庞德的东方学崇拜之崇拜）。

这类试验似乎预言和预演着一种极大的精神突破。虽然我们的精神储备和体制建设尚不完备，很不成熟。换言之，我们还是徘徊在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巨大阴影当中。但是，在这样的，类似慢板乐章的，大酝酿和大受孕的，生机勃然的诗歌写作，诗歌沉思中，一种比较健康的诗歌精神已在缓慢而坚毅地彰显和上升。其行动终点，很可能是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至于说他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体制，在语言和节奏上，使得新诗的写作轨迹清晰起来，当然是一件更加艰巨的事情）。但是很不幸，很遗憾的是，他的中断已经就在眼前了，在那个年月的**以后。 4

我的一个诗友在研究所谓的荒诞诗歌且辟有一个网站。我对他们的实验乐观其成。

前此，笔者撰文讲述过"用荒诞不能说明荒诞"的观点，无外是说，荒诞的介定，是用非荒诞语言言之，荒诞本身不能说明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还应该进一步加以说明之。既然我们已经言及政治，就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说明吧！政治上的正确性，随着年代的发展，国家的分布，说法不一（如文明冲突论）。但是，起码在我们这里，政治的正确追求还未过时。政治真理，是否像一切已经被似乎陈述过的真理一样，在据说一经陈述就无真理可言的后现代哲学中受到挑战（但是他们的政治体制，似乎还是在沿用至19/20世纪，乃至更早的一套理论，一套办法）；这个挑战的结果之一就是荒诞出现的理由。卡夫卡并未因为奥国的政治制度的某种民主化议会和法制化而撤回他的变行记。他是如此，其他伟大作家亦然。这样几乎是永恒的批判似无终结。这当然是运用了政治和文学两个标准。但是，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种暗中的通道吗？他们是永远平行而绝缘的吗？有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历史程序呢？答案好像并不绝望。因为历史是在冥冥之中做着他的安排，只是我们想起"天助自助者"这句话。

我们的意思是，在思维的荒诞和绝对的不可能性前面，人类的游戏，是在制定规则的前提下精心策划而一赌输赢的。在争取当赢家的战斗过程里，诗歌的警世之用似乎是在理性，而不在荒诞。尤其是在我们这类国家。因为最好的其中也有坏的；而尚未达到最好之前，何谈争取之的无用呢？也就是说，春天的的等待，有其规避春天之恶的判断；不然，诗人不是要遭唾骂乎！这当然也是一种悖论。

许多文本对此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将这个观点在诗歌写作中"活学活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沿用民主自由的观念并践行之，实现之，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严肃的；循此意义写作的诗歌不好儿戏！我们的悖论是，当我们回顾历史而反思理想主义诗歌创作时，政治上的标准，一度成为唯一的标准；反之，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回报只能是停滞不前，依旧如故；满足于一切行为的荒诞，和将行动至上，目的消解的机会主义做法殊途同归。在这样的荒诞主义特定前提下来写荒诞主义诗歌，顾左右而言他，是一个种变。

简而言之，西方的荒诞主义，是在他们实施了严肃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后，仍未到达理想境界后，所做的一种由他们介定的荒诞主义作品。这个荒诞和我们未完成时中的荒诞，是两个荒诞。比如说，德里达就为法律实施过程的"宽容"提出了和法律无法兼顾的"宽容"；我们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如何对应之？我们的荒诞诗倒是可以和马基亚维利的机会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量齐观？

于是，在选择荒诞和不选择荒诞当中，我们又发现了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荒诞：因为选择是一个合题，而后现代哲学拒绝所谓合题的呈现。

能指和所指，本来是在意义的前提下合为一的。但是在拉康那里，能指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所指，他们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诗歌的写作不能不受到这位医生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的诗歌作者在能指方面的含量正在变小，变微----我们的诗很难说是一种歌，此为一例----能指的削弱并未能够扩大所指之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我们是在自律的选择里被抛弃的一群。加之我们的诗歌作者往往会忘记所有陈述的时空地域之前提，意义的引深已经成为悬念；而悬念的提供，又会使意义产生误植。尤其是在引用西方大师用言时，并未能把他们陈述的前提摆在面前，以廓其清。退而言之，是一种妥协中的共性，使得这种天各一方的话语系统普世而降，混淆杂处，为大众（世界大众，东西方大众）所共享。共享的破绽和痕迹随处可见。

有无可能在我们的第三世界的诗歌写作里将这个悖论化解和消融之？

仅仅回避荒诞前后左右的严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处之得体，化之有方。应该在对象兑现为词语的时候，只能将就于此，而不能说，"对像和词语是一组原罪"（蒯因语）。

这样，我们就兑现了我们自身的语言前提。因为我们要兑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可能不在诗歌的文本里有所反映。但这并非是说，我们无望等到有必要，有权利说出蒯因用言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同样不知道那时候的蒯因们又会如何说法了--至少我们不能走在时空之前说话，做诗（难道我们是由类似先秦哲人的超世纪材料构制的吗？）遗憾的是，情形刚好相反。我们在无数文本里大量引用西方古往今来一切大师的用语以支撑我们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其实是一个荒诞。荒诞主义的兴起，好像也因乎于此。

其实，荒诞的写作并非因为我们要提倡荒诞，而是我们证明了绝望。这是极为可怕的，哀，莫大于心死嘛！而那些贝克特们，加缪们和波们，是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历了澈骨的荒诞，绝望而后已。他们的荒诞是一种严肃而严竣的荒诞，是荒诞反面的精神所无法与之抗衡的绝对，他们因此而不同于我们的轻佻的儿戏。因为在我们的荒诞身边，有一种或可取代的非荒诞因子：他们是自律的，入世的，功利的和并不颠狂的。这类荒诞，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伪荒诞。进而言之，包围理性的非理性世界实在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个理性的岛屿上，理性的存在似乎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一切和福科的所谓的客观阐述又会形成一个悖论。 5

有人说，今天是叙述的年代，一切写诗的人要叙述了。其实，诗歌的叙述与否，也是一个悖论。在语言本身没有被怀疑之前，人类文本的召唤性很是突出。他们按照文本行事并且籍此举办仪式，祭奠祖先。当文字上的图画和图画中的文字开始行使其则，他们独立的存在就变得极为明显，文本被赋予了双重的涵义：一种涵义是，文字本身的存在；二为，其解释说明外界之功能。这样一来，文字/图腾，就存在着非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非陈述性，非叙述性。这是一个历史的证明。

虽然，前此所说的，比如拉康的意识说，就是和他的语言说紧密联系的。何以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和反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一样，二者本为一体，缺一不可。所谓叙述，是说，一维的语言和一维的世界对应，你叙述的事情和语言的表达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歧义的，于是，读者随着你设想的线索一直走到底。这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说是很古老的，不古老，也说不上现代。因为人们早就对用一维的语言来仿造一维的世界心怀不满。人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探讨用语言的多维性，来对应世界同样的多维性，以至于所谓零度写作，多成为语言多维化实验的重镇。在近现代诗作中，人们很少会发现绝对的叙述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换言之，一一对称的世界一旦改变成一和多的对称，叙述，就捉襟见肘了。这个道理在中国人看来极易理解。

再者，一首诗的形成，除非你看到的是最早的文本，不然，你就没有任何可能将某一文本看成是"元"文本；就是说，一首诗的文本叠累，和他的共时俱进的含义，多呈现多元化的叙述/反叙述功能，即不得不将叙述中的转折甚至转义，看成是叙述本身，从而开始走向非叙述和反叙述。

另外，文本体现的所谓的客体，究竟是否客体，至少今天的人们是很怀疑的。这个说法当然也不自今日始--驰名的移情说，现象学，都是例子。这意味着叙述的中断和反叙述形成之必要。在映证这样的诗歌实验时，我们看到过无数类似的文本。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如何介定那些游离在这二者之间的诗歌文本，像我们的老杜的"兵车行"，这一类诗歌中的叙述运用。其实，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一种诗人的借用形式，就像在任何非诗歌作品里，包涵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意因子一样。我们不应该籍此而否定大多数的非叙述文本风格的作品。

广而言之，在有，或者没有上帝的国度里，要想逻辑地取得叙述的准确性，本是上帝一笑之事--虽然上帝是否发笑，谁也不能断定。于是，叙述上帝是否发笑本身，就转化成为不值得信任的叙述方式了。这算是一段插曲。 这样的插曲如果进行一下政治关怀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政治诗歌大行其道的时候，发生在叙述和非叙述之间的歧义：

…………万岁！万万岁！--是一个非叙述，是诗歌的叙述，是反叙述，但是他被看成了叙述，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客观"叙述。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和今天，我们都看见类似的诗作，他们运用的多维时空和N层面反叙述语言并非不可理喻。在文章结束前，我们援引一首这样的作品--

《地图收藏的心境 》

之一

虽然，这张地图已不是那一张

但指给我看，就理解

这地图的后面――

埋伏着歌声，鲜草和霜露

杏树的上方，神灵

它们的浮现，是远离。

道路、海面，以及天空的蓝调

不能压抑那些翅膀

居住在"这里"

一脉与一波

相连的"那里"，提示我注意：

从夜晚走向天明的路

有无数条

可以弯如弓，可以握如拳

可以开合半个真理。在劈开的老树边

挖一口金井，细腻温软，是一半的

真理。观它，天赋其形

它的精神，无从掘起

井、颓园、花坛与面容，好似，陷入

一种假说，而关于完整真理的

假说，锁入图形，发散出

微光，使我见到大光环

......

我想起在路口遇到的一个人

他是否没有祖国，没有往昔与未来

他凝望故事发生在阳光下

决非同一个故事

悬持在光环中

他从地图上的某一点

来到我的树下，如一只小鸟

随风袭来；如悬而未决的时刻

从故事中蒸发 ，怅然飞逝

或者说，鸟儿不知坠入哪一个

巢穴，眼底的？笔尖的？还是

一个心――居住之广大！

或者，在色调陈旧的心房里

祖先的地图在征战

我想让图翼伸展

变幻、繁衍出奇异的染色体

那些异样的醉意如星光

迈过阑珊，我望着－－

地图上凿开的是四季

填不满的千里是遗忘

......

之二

在灯下赏析

一张地图绣着一行行花纽

堂皇复堂皇；

红暗盘成一团团香火

已飘向

天上的画梁

读地貌之变迁

已读过的是一把叠扇

在风中呜哑；

读一队整齐的过雁

――那有情的

无声，胜过有形

之三

一次、再次，我转到地图的反面

是一个修复羊皮纸地图的人

指一指，"这"，看似一无所有

但这里生长着树木

但这里生长着结束

慢慢地我沿着一根细线条

穿梭往返

在天空下打转

在地图上转圈

细腻，要放飞

几世纪的幻觉

一面风筝就牵来

可以跃向九霄云外，也许

一百步飘飘然，坠落

于是

我安慰自己："现实"

似一缕余辉

画入幽深的峡谷

每当黄昏来临时

它将独自去丈量，如此的

可歌、可泣、和可叹！

......

之四

和我共同赏析地图的人

你要我的目光

平实些，或许更低矮；

因为高大的身影，从未

带来任何的拯救

尝试着寻找：

一张地图，"内""外"

隐蔽的交叉点；

它躲藏在

沉睡的意识中。

我试着在未醒犹睡时

把它寻找。

之五

说出你我居住的城市

说出你的朋友和敌人

说，在一个老式的窗前

历史――没收它的桃和梨

说，――在地图前，被抛洒向

广袤的田畴是不情愿

因此

我的头脑是一张区域图

只有

星空和麦浪，轻声地

交谈

也说，一根倒刺孤哑在指端

头顶柳叶在轻飘；

说，默契是天空卷走的一片云，也望

表达如清水

......

之六

住过的老屋已拖曳到

地图的后面

悄悄销毁掉

......

仿效一位老人

蹒跚如孩童

缓缓攀登

一座高塔在城池

再回首，探望

经历过登天般艰辛的人

再见一次――人与塔

在冷风之中变得黑沉

我体味到消失的悲惨

悲惨得

来不及

写诗歌范文 篇二

巴特勒说过，英国其他时期产生过一些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作家，但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浪漫主义时期这样涌现这么多确实举足轻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历时并不算长，纵然是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趋于结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英伦三岛，但彼此却很少唱和追随，从政治信仰到文学理念，他们往往大相径庭，彼此悖驳。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浪漫主义作家们身处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之中，反倒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无透彻的自觉，这便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统一的风格和理念，反而呈现出一派复杂多样的文学气象，使后来的文学史家很难对“浪漫主义”做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概括。人们意识到，浪漫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运动或文学流派，如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这些流派容易辨别且相对统一；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则是变动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犷，有细腻有豪放，有写生有写意……，但是，历史愈沉淀，我们愈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经历同样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家们毕竟存在着诸多共性。例如，他们都反抗某种社会羁绊，颠覆某种社会规范，执著地追寻个人的自由和理想。从布莱克到济慈，这种“热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汇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国来说，同样的，尽管浪漫主义诗人彼此间很少相似之处，但只要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法国或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做一比较，就会使人立刻感受到他们身上共同的英国气质。追本溯源，这种英国气质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一个作家的个人信用和文学倾向。”［1］的确，似乎惟有自然主义，才构成了英国诗人气质中普遍的、核心的艺术因素，他们对乡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动物的热爱使得他们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崇拜者和讴歌者。 一、田园风光之上的冥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大量的田园生活描写。在诗人们笔下，无论是清新恬淡的自然，还是绚烂绮丽的自然，无不透露出灵与慧、现实与虚幻相交织的境象。诗人的自然写作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以景抒情、以物观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甚至世间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然观的真实流露。“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2］，也是整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写照。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满足于翔实地描绘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大自然当作实现梦想的天堂，净化灵魂的乐土。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的爱好者，爱好到狂热的程度。由于这一特点，他们的创作尽管旨趣不同，如布莱克和拜伦作有许多“托自然而说理”的诗篇，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则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华美篇章，但他们在作品的审美意境上无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纵然描述最简朴的乡间日常生活，也能诗意盎然；纵然描写最虚幻的梦境天堂，也能真实得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若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在用诗歌描绘自然，莫如说他们是生活在诗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得的只能是我们给的，大自然只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华兹华斯这位描写日常田园生活的大师便以自己的诗歌语言证实了这一道理，也演绎出美的神话。在《早春即兴》中，诗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经触角伸展到整个自然中去了，“当我倚坐在灌木丛中，我听见一千种柔和的音响；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缕缕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见，在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是在用心灵感悟自然，用热情探寻美的存在，用生命记录自由之歌。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布莱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怀着对时间的厌倦，整天数着太阳的脚步，它寻求甜蜜而金色的天边———倦旅的旅途在那儿结束”。向日葵，暗喻了人类的欲望，看似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实则令人疲倦。那是多么无奈而又无尽的俗望啊。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诗人还常常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阐述其人生体悟，如布莱克《天真的预示》，“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这些诗歌或赞誉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或将自然视作心灵的慰藉。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也写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亲近自然时，诗人才能感受到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愉悦，才能灵感泉涌直至神灵附体之境。由此可见，诗歌中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诗人在自然中汲取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中追寻梦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始终是浑然一体、相互渗透的。我们甚至无法分辨是自然赋予了诗人以灵魂，还是诗人赋予了自然以生命。在这些诗篇中，既有瑰丽奇异的想象世界，也闪现着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不论是平铺直叙或跌宕起伏地讲述故事，还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伤地抒感，自然的形象始终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语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他们并不是消极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归自然，探索隐匿在近代工业文明阴影背后的大自然的价值。诗人们从未放弃过在自然的语境下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考。虽然从创作机制来说，自然是激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进行思考的动因，诗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生存本质。#p#分页标题#e#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期望的是通过重返自然来解决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平息商品社会中人类的骚动，甚至净化人类的心灵。当诗人们在纷繁的社会领域找不到出路时，英国丰富的自然世界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便成了他们最乐于凭借，并寄予无限希望的解决现世问题的法宝。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和期冀，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描写生活化；这些诗歌通常语言简朴，结构简单，内容平实但却充满挚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这种试图重返自然、关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社会现状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来，既没有声嘶力竭的抨击，也没有深邃精辟的评论，却能发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种种危机和隐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自然之美出发，探索和思考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质和关系，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历久而弥新的魅力所在。他们将生态的自然、物质的自然扩展到人性的自然，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浪漫主义诗人在处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时，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性纳入自然性中，透过自然的视角观察评述人类社会的本质。如布莱克的《扫烟囱孩子》，华兹华斯笔下的《孤独的割麦女》，彭斯《两只狗》中的庄稼人，一次次地叩响人们心灵的良知之门，引发出无数人的愤懑与哀伤。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歌颂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这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描写不仅充满了人格魅力，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邃内涵，揭发出社会生活的严酷真相。这类诗歌往往体现着诗人们用诗歌重塑自然的努力，传达出诗人们挥斥生活的全部热情与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声唱出：“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当许许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中的财富尺度概念时，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这种财富尺度的能力。的确，当人们过多地关注自身的社会性时，似乎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自然性。人类将生存需求和金钱扭曲地连接在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遗忘了幸福的本质，而困顿于金钱的枷锁之中。彭斯大声疾呼，他所要唤醒的正是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认同与关注，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质朴。人不仅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存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心出发，他们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观察大自然，思考社会问题。他们不局限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和羁绊，在诗歌中追求真理，讴歌人性的坦荡、豁达和真实。 三、浪漫主义诗歌之生态批评 回到当下的社会，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处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生态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才出现了“生态学”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生态学为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学和生态学的联系何在？文学研究能为世界生态系统的发展做些什么？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3］3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3］4 文学生态学的发生缘起于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它“大致涵盖了3个方向：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视角对小说、戏剧进行研究；环境文学的研究。”［4］27文学生态学的发展必将召唤出新的文学内部研究，包括对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和文学作品中承载的自然观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简单说就是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既包括自然描写，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写，这种内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等因素影响的自然属性。事实表明，以此为对象的自然写作正是以某种自觉程度的自然观为基础，对自然予以描写、说明并表达人的自然感受与价值意识的写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自然写生。 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类和自然之间依附关系被彻底割裂的起始处，也是现代生态危机的体现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正处在这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类生态危机的见证者。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颂自然，重申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未遗忘这一点。其诗歌中的自然主题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灵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冥思，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晶，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沉淀为现代的生态意识。人类对自然的强烈的依附感原本来自早期记忆，那时人类从自然中获得最可怜但却最珍贵的生存资源，维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评价。而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猛烈而彻底地动摇了这个社会的自然根基。时至今日，各种非人道势力裹挟着科技力量，在使人类获得对自然的实际支配权的同时，进而发展到了桎梏人类自由和人类良知的程度。人类在狂欢中甚至呈现出遗忘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势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英国浪漫主义创作的自然主题，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意识固然是时代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未具备明确的生态意识和人类存在的忧患意识，但不可否认，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时，格外注重人类和自然的联系，将其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自然带给人类怎样的命运，人类注定要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致的认知。#p#分页标题#e# 时至今日，现实逼迫人们关注环境，生态意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人类业已开始关注这些自然写作的现实生态价值（因而才导致英国浪漫主义创作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同时在努力建设基于生态意识的新的文学评价标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弊端，转而回归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倚重的思想和艺术资源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传统既体现出历史性和继承性，又彰显出前瞻性和超越性，为现代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甚至包括19世纪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英国社会的每一重大思想运动和实践活动，都闪现着自然主义创作的影子。”［5］英国社会的这一浓厚的自然主义传统无疑在现代文学艺术以及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是种种历史境况使然；回归自然，是诗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不是生态文学的开创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的奠基者。

写诗歌范文 篇三

我呕心沥血好几年，总共发表过30多首诗。到了28岁就不写了，我觉得我没有浪漫情怀了，同时也埋怨人们为什么要把那个叫贾岛的捧得这么高？要进门，一脚蹬开便是，何必又是推又是敲，搞了半天还没决定？害得我们写诗的人左右为难，上下捉摸。发记脾气，不写了！

不久，我就到东北参加一个笔会，和著名朦胧诗人某红住一个房间，某红不是年轻貌美的女子，而是一个老头。白天参观游览，晚上吃菜喝酒，夜里我们俩就关在屋子里神吹瞎聊。我说：红大哥，你能教教我怎么把诗歌写好吗？

他脸红耳赤：好吧，既然我们是兄弟，我向你透露一点我的秘密，你可不要说出去啊。我拍拍胸脯：我们是兄弟！

他说：我在写朦胧诗之前，随便找一张《文学报》或者《文艺报》，然后拿一把剪刀把里面的词都剪下来，零零散散铺在写字桌上，什么云彩、大海、放松、微波炉、青涩、慧光、打气筒、生平、秋雨、书报亭、涌动、煲汤、散架、特约、美为神、白帝……然后呢，童孟侯你听好了，然后我就随意把这些词组合起来，标点都不用加，很快，一首名叫《晚发》的朦胧诗就诞生了：

微波炉青涩涌动生平的挺直/大海美为神放松后/尽致打气筒/散架了/慧光了/特约了/朝发白帝后晚发/哦/神韵的煲汤云彩……

我目瞪口呆：红大哥，这样拼凑出来的诗谁给你发表啊？

他当即纠正：什么叫“拼凑出来”？这是一种高智商的创作！我抄好了寄到诗歌编辑部，责任编辑当然看不懂，可是他说他看不懂多不好意思？于是他在审稿单上写：诗情中有画意，结构独特，乡情浓郁，建议发表。

我的《晚发》最后送到总编辑那里，他知道我是有名的朦胧诗人，他还估摸我一定是位年轻有魅力的女诗人。其实呢，他也看不懂我的《晚发》，但是他更不能说自己看不懂，于是大笔一挥，写：发第三期。我的诗不但不“晚发”，还早发了呢。哈哈哈哈……

红大哥狂笑着，不一会儿就到梦乡去了，被子都没盖。可我还在自己床上琢磨：神韵的煲汤云彩？

去年，我又参加了一个笔会，认识了著名演员刘子枫，在回家的大巴上，这个被称为“疯子刘”的老演员拿起话筒说：给大家解个闷，我来朗诵一首诗吧，诗名叫《错对歌》：

对是对/错是错/对错都有因和果/今天对/明天错/错的常比对的多/没错哪儿来对/有对就有错/对错交替生机才勃勃/你这儿对的用在他那儿未必对/他那儿错的放在你这儿不为错/对了你别太骄傲/错了你也别太难过/对/不会永远对/错/不能一直错……/对错之后还有新的对和错/对不对/错不错/对错错对对对错/世上充满《错对歌》。

一车人噼里啪啦鼓掌，这首诗绕来绕去还真绕出些哲理来。我问刘子枫：《错对歌》是哪位大家所写？他回答：我写的呀。

我顿时灰心丧气：人家不是写诗的人，随随便便就能写出这么好的诗，而我曾经一本正经写诗……罢了罢了。笔会结束回到上海，我便把刘子枫的《错对歌》推荐给《上海诗人》刊物的季振邦主编，发表了。

今年年头，我的朋友浩明告诉我，他正受命整理著名劳模杨怀远的诗歌，将要编写一本《杨怀远歌谣》。我问：杨老爹一共写了多少首诗？他说：八千首。

噢，我惊叹不已！《全唐诗》收了唐朝五代两千多诗人的诗，也不过四万多首。我们敬爱的杨老爹没读过什么书，只是客轮上的普通服务员，一下子就写了八千首诗歌，难道不值得我这个还读过一点书写过一点诗的人惭愧吗？

这两天，我得知一部《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出版了，它涵盖了过去百年来海内外300余位华语诗人的30卷本。一共有22位主编对入选诗人进行提名。一共有666位诗人具备被提名的资格。

写“废话体”诗歌的杨黎入选《百年大典》，他的诗歌能废话连篇到什么程度呢？我选了一首，请读者和我一起欣赏：

我叫她过来/我叫她过来/她却为我/端上一盘红烧肉/我叫她/筷子/她为我拿来啤酒和纸巾/这个乡下女人/她像啤酒一样，又像纸巾一样/但她更像红烧肉/我们吃完饭后/她把我们/送到门口

这就是入选《百年大典》的废话诗！我顿时悟出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先是古代律诗，再是现代的白话诗，再是眼下的“废话体”，将来呢，也许是“脏话体”：这真像一个傻逼，他那么混蛋还说自己是个屌丝……

我兴趣盎然，继续翻看《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突然，翻到了一个叫车延高的人写的“羊羔体”诗歌。对于车诗人牵来的“羊羔”要入选，评委们引起过很大争议。有的评委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有的评委说人家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么美的诗歌不入选谁入选？有的评委说我们还是网开一面，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

下面，我一字不动摘录一段车延高写的诗歌《刘亦菲》，那可是圈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的“羊羔”：

我和刘亦菲见面很早，那时她还小

读小学三年级

一次她和我女儿一同登台

我手里的摄像机就拍到一个印度小姑娘

天生丽质，合掌，用荷花姿势摇摇摆摆出来

风跟着她，提走了满场掌声

当时我对校长说：鄱阳街小学会骄傲的

这孩子长大了

一准是个国际影星

蒙准了，她十六岁就大红

有人说她改过年龄，有人说她是两性人

我才知道嫉妒也有一张大嘴，可以捏造是非

现在我常和妻子去看她主演的电影

看《金粉世家》……

哦，现在诗歌已经平易近人到如此地步，真是可喜可贺！只要把任何一条黄鳝剁开，那就是一道上海名菜：红烧鳝背。想当年我可是反复推敲修改，挠头到半夜：押韵、平仄、长短、节奏……真是脑残啊！

话又说回来，虽然我只发表过30多首诗，说我的诗不想编入今后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续集，那是不真实的。于是，我充分吸收车延高“羊羔体”的精华，写了一首《黄圣依》，全诗如下：

我到邓传理家去玩

邓传理是《新民晚报》创始人邓季惺的后代

邓传理说我女儿最近在《现代家庭》登了一个封面

她的女儿叫黄圣依

还在中学里念书

我故作震惊地拿起那本《现代家庭》说

哦哟哟，赶快给我签个名，

到时候你成了著名影星

我要签名就找不到你的人了

黄圣依说爷叔你不要寻我的开心好不好

但她还是左一撇右一捺地签上了黄圣依三个字

当时我对邓传理说：你们邓家会骄傲的

这孩子长大了

一准是国际影星

蒙准了，她二十岁就大红

蒙准了，我现在果然找不到她的人

后来我再去找那本她签过名的《现代家庭》

却怎么都没有找到……

写诗歌范文 篇四

艺术来源于生活，作家对生活细微观察，用心体会，把主观感受、审美形态、社会共识、转化为高尚的精神修养。学生对诗歌阅读应结合自然风物、社会形态、人生经历，去搜索文字底隐藏的信息。透视有形的文字里蕴涵的哲理，从不同角度审视诗歌所表现的思想。结合生活实际归纳诗歌所表现的主题和内容。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思维过程。教师教学不光停留在诗意讲解上，应引导学生走进生活，细致观察生活，经受生活磨练。诵读古典名作，赏析现代文人作品。提高鉴赏能力。如：教学余光中的《乡愁》应结合现实社会，面对，祖**亲深情呼唤漂泊的游子归来。诗歌反映的不仅仅是诗人家庭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它已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情感。教师以此为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写景的诗歌的理解，让学生掌握景物描写所饱含的思想感情。情景交融、情景统一，对状物的诗歌应结合生活实际掌握其象征意义。总之对诗歌内容的理解，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参照、对比、辨别、归纳。不能对词句作支离破碎的解释，应结合写作背景、作者个人情思、诗歌表达的深刻意义。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合理想象，弄清诗歌的表意。

二、重视诗歌朗读能力培养

现代教育着重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精神一般指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如：对人的价值、权力、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它是人的灵魂的食粮，没有它，人的灵魂就会苍白而空虚。诗歌以语言为美、意境为美。抒发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因而引导学生将诗歌介入关于社会、关于自然、关于人生的思考。这是诗歌教学的一个迫切任务。把学生的目光推向社会生活前台关乎“人”的思考，逐渐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思考习惯。陶冶学生情操，让“人”融入“文”，“文”又包蕴着“人”。诗歌的阅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内在相连、外部相通。初中学生的生活阅历、审美观念、鉴赏能力、思想意识形态局限于对诗歌的阅读。学习诗歌从朗读入手，使语言的节奏美、韵律美、意蕴美脱离物质的书本，表现为学生的精神感受。学生用声音触摸艺术殿堂里跳跃的字行，与诗人崇高思想交汇、相融，培养美的道德情操。朗读不只停留在字面上、语面上，应逐渐理解字、词、句的深层含义。对诗意作初步理解。通过诗歌朗读，激发学生生活意气，让美的字符、美的音质，激起点滴浪花，感化生活，激活思想。

三、在诗歌写作中感悟生活情趣

初中教师往往不重视学生诗歌写作，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贵在立意。稚嫩的儿童心灵深处蕴藏着美好的事物，他们认识事物的感受是独特的，不带任何功利性。纯洁、美好的心灵通过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出来，作品具有光泽、鲜活特色。是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真正体现。

部分教师作文教学着重于技法培养。僵化学生思维，对学生个性写作产生压力。往往作品不带学生的主观色彩和个人感受，心灵情感得不到宣泄。诗歌写作也如此，教师只稍作提示，主观愿望不强加于学生，让学生自由写作、意向写作。几年前，我曾经从报纸上读到一首诗：题目是《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这是一首文字极其简单的小诗。不曾用任何一个渲染情绪的形容词和华丽的词藻，然而它的意境又是深邃而丰富的，给人们的思索和想象以无穷广阔的空间。这首小诗正体现孩子写作的真意和灵感，表现出人类共同关注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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