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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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篇一

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www.haoword.com）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篇二

英国，到处都是“宫保鸡丁”：王宫、古堡、基督教、市政厅之谐音也。到处都是希腊式的圆柱、罗马式的拱顶，到处都是红砖的房、石垒的街。在中国，一百年的房屋已经垂垂老矣，弥足珍贵，在英国，二百年的房屋，属于“年轻的老头”，成群结队；中国的古迹，大都埋在地下，英国的古董，大都立在地上。英国的街道，窄窄的、弯弯的，始终走不出中世纪的街巷。

英国，对于“曾经”，像走在荡板桥上捧着一堆古瓷瓶，小心翼翼，谨防失手。

英国，一百年以上的建筑，可以向英国文化遗产基金会申请，一旦列入保护名单，所有的修葺费用都由基金会负责。产权、使用权依旧是房主，你可以居住、出租、转让，但不得擅自改动建筑风格，哪怕是细节。丘吉尔庄园是二百多年前建造的，在庄园里你可以看到天、看到河、看到山，但看不到边。丘吉尔后裔已无能力维护庄园，由基金会拨款修葺，但产权还属于丘吉尔嫡传后代，那里至今居住着丘吉尔伯父家的后代。基金会不靠财政拨款，而是社会各界的捐献，表现出英国人民的意愿：宁愿赔钱“倒贴”，也要保护“邻居”的遗产。

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千禧桥旁曾有座剧场，莎士比亚隶属于此，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此上演，1613年在演出《亨利八世》时被大火烧毁。1997年，英国人又原汁原味地将其重新建造起来。剧场内，依旧木廊、木凳、木戏台、木包厢，看台还是露天的，只能6月到9月演戏，悉如旧制。剧目全是莎士比亚的，台词也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处在伦敦城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对岸，单单那里的地皮价值就高不可估。英国人对待遗产，就是如此一掷千金、不计代价。

英国人那么尊重历史，因为他们看到历史中的合理性。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车辆右行，偏偏英国依旧左行，这是征服者罗马人的旧例，罗马人右手持剑，只能左行，英国也左行。W68是伦敦北上爱丁堡的高速公路，其中不少路段笔直如尺，那是英国人沿袭罗马人修筑的古道。马车时代，道路笔直，缩短距离，节约成本。汽车时代，道路贵曲，倘若笔直，没有变化，驾驶员就会打瞌睡。但英国人依旧在罗马古道筑路，这样节约占地面积，能减少筑路成本。

现在世界上都是公制单位，英国依旧是英制单位，给换算带来不少麻烦，连英国人都烦了，但就是不变。在英国人看来，变革会带来震荡，引起的损失远远超过便利的利益，权衡两者取其轻。

英国的民宅绝大多数是砖房结构，很少拆迁，往往历经上百年，如果按70年折旧，现在的房子几乎就没有成本了，所以英国的GDP不高，但是人民很富裕。倘若天天“破旧立新”，拆是GDP，建也是GDP，GDP很高，生活成本更高。因为永远有折旧、永远有成本。上海有句老话：“一搬三年穷。”因为搬家总要丢弃些家当，添置些家当，这都是成本，这话论证了财富需要积累。

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篇论文引起轰动，题目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它的观点是：每当封建王朝走向繁荣，财富积累增加、土地兼并出现，越繁荣兼并越频繁、流民就越多，最后引起社会大动荡，多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新的朝代又重新开始积累，周而复始，社会永远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进入资本主义。用现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动荡可以创造GDP，可以创造投资，但不能积累财富。

英国则相反，承袭传统，温和改良，减少震荡，财富随时间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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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篇三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人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进行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竞达到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广袤的草原，也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坚固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以逸待劳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牢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进退自如，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于是皇帝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五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八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又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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