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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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 篇一

根据柏拉图关于人类的哲学思想，人类个体都面临着两个制约因素：一个约束来自身体对灵魂的约束，另一个是社会对个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人类自出生就被锁着只能看到面前墙上的投影的描述就折射了第一个约束，而他们被束缚在洞内就是第二个约束的写照，这也意味着没有人可以脱离周围的环境而存在。具体来说，在柏拉图的哲学里，人类的存在首先来自身体和灵魂的结合，身体以此束缚灵魂。

在人的一生中，灵魂都依附于身体，并通过身体感知世界，所以人只能看到真实事物的“投影”，就象洞穴里囚徒的生活一样。然而，人也通过与同一群体内其他人的接触和合作而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对于名利，地位和权力的竞争就无处不在。

人类就在竞争和认知中存活。但是，为了维持这种群体生活，人类首先必须有一套公共的价值评价规范，这个规范可以通过教育来习得，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否则，如果一个人有和大家不同的价值观就会受到所属群体的驱逐，就像寓言中那个返回的囚徒一样。因此，洞内囚徒的生活就隐映出人类社会的规则。我们在社会中就像那些囚徒被困在洞穴中一样。

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体人格思想 篇二

孔子的主体人格思想把重点放在“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君子人格上，他认为在“仁”德之上的“圣”德境界，就现实性而言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大学》虽然在孔子的仁德基础上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人格标准，但是对常人为什么能达到圣人境界尚缺乏理论支点。以此相比，孟子则以人性本善理论为支点，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内圣外王”的主体人格思想。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固有的道德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我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而生来固有的，不是其他外力所强加的。人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后天不善于保养的缘故。因此只需常常反躬自省，反省自己的本心，则能恢复自己的善良本性。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在这里，孟子所说的我所具备的一切，不是指外在的事物，而是说道德的根据在于自己，元无少欠，一切具备。由此孟子提出要以诚敬的态度反省自己，这样就会达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的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体人格修养论。在他看来，“圣人，人伦之至也。”但“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上）“我”就是与“圣人”的“大丈夫”，和尧舜同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从而孟子把孔子的君子人格提升到以人性本善为支点的圣人境界，既坚持了理想人格的道德典范和教化作用，又强调了个体通过德性修养皆能实现圣人人格，将理想和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将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上的现实主义的生动体现。

洞内和洞外世界的统 篇三

从一个开始，学者们就以感性世界来解释洞内世界，以理性世界来解释洞外世界，并认为人类被困在这样一个两难中。实际上，这种二元论的两难局面是不存在的。洞内和洞外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我们不妨这样来看，寓言中唯一一个逃脱的囚徒回过头发现了真实的世界，似乎就说明回过头是一个前提。但是这只是暗含着朝向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动作。寓言中这个回头的动作就是指不同于被锁囚徒们的固定的视野，并喻意以理性获得“善”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把两种形式的“看”区分开来，但并没有完全隔离二者，相反他在更高的意义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他强调人们应该秉持最高理念的“善”，来获得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认识，并随时了解变化着的世界。

上面的这个说法同样可以在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找到注解。老子发展了“道”的理论，也就是自然万物所要遵循的规律，标准和本原。他提出“反者，道之动”。老子认为，任何发展到一个极端的事物必定转化到相反的极端。因此，不管有名与无名，荣誉与羞耻，聪明与愚蠢等。老子揭开了世上对立统一的规律并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相互转化。

所以洞内和洞外世界也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失去任何一个，另一个都会无意义。既然两个世界是共存的，那么人类就不是被困在其中了。

部分：关于“存在主义”的联想 篇四

以上的思索与探讨使我联想到了海德格尔，一位20世纪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颇有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的骁将。在海德格尔的论著中，有大量关于“在”、“存在”及“存在者”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涉及到了客观性与主体性，客观存在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主义是一个从揭示人的本真存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的意义和方式进而揭示个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的哲学流派。”这里所提的“存在”与本文前半部分所探讨的“存在”内涵外延都不完全相同，这里的存在关注人的“存在”，以人为参照为核心，前半部分所提“存在”外延更广，指一切物质的存在，客体的客观存在。因为本文研究客观存在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所以将二者进行对比，希望有所启发。之所以说“存在主义”“以人为本”，是因为他们认为本体论研究不能从作为实体存在的物质或精神出发，也不能从感性经验或理性思维中所给予的存在出发，而应当从先于和超越于主客，心物二分法的人的存在本身出发；本体论不应当做任何形式的实体论，而应当做关于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存在论。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往往把孤寂，烦恼，畏惧，绝望，迷惘，特别是对死亡的忧虑等非理性心理体验当作人的本真存在的基本方式，认为只有揭示它们才能揭示人的真正存在。他们不关心人之外的存在，他们通过人的非理性心理体验确证人的存在，这有点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变成了“我的存在”。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以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为核心的本体论问题，他既反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也不同意完全拒斥本体论，他肯定哲学所应探索的只能是存在，因而真正的哲学是存在哲学。那么，在海德格尔这里，“存在”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它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的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他的意思似乎是，一切存在者必须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

如同“物质”和“客观性”，客观性是物质的根本特性，对“物质”起一种描述作用。在这里，“存在”也应当是“存在者”的根本特性，“存在”是表述“存在者”状态的一个形容词。但是，并非如我们所想，海德格尔否定了我们的假设。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也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族类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概括，因而不是某种抽象和绝对的存在。”“存在”成了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怪物了，它不是实体，不是描述实体属性的抽象。我不由得困惑了，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呢？它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不是其他存在者之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存在没有现实的，独特的规律性和本质，不能给它下定义。”但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总要能解释“存在”本身，而不论它是实体或抽象或别的什么。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存在”。他用现象学方法建立其本体论的突出表现就是把传统哲学所谈论的一切对象化的存在都还原为直接涌现、显示意义上的存在，即现象的存在。在此，现象不是与本质想对应，作为本质的表现意义上的东西，而是真实的存在的本身。他所谓现象就是存在者的存在的显现。（现象学方法就是揭示存在者存在的方法）“人的存在是‘天赋’的，即既有的，对之只需做出描述，而无需进行逻辑推论，为了达到人的存在，不能依靠认识手段，而只能采用直接显现的，阐释的，澄明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人的情感体验诸如忧虑，烦恼，恐惧等等，“我忧故我在”。人的存在已经是事实，是不需要证明的，这里没有客观性与主体性的争论，但是，描述的标准是什么呢，即现象的显现是否需要确证呢，是否需要有意识的能动的主体确证呢，因为毕竟只有人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主体的感觉对于现象的显现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描述“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性不需要证明，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意思，那么凭什么说这感觉就是“我的”呢？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寻求答案，但他只是一面声称“存在”甚至“人的存在”是确定的，是客观的，也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面又试图运用现象学方法描述主体人的存在，而且人只有通过一些情感体验才确证自己的存在，问题变得混乱而复杂了，他这种欲说还羞，欲罢不能的暧昧，究其本源还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矛盾。

对于人类而言，世界是二重化的，主体和客体，物质和意识，哲学家们永远走不出这个围墙，在本体论意义上暂且不必考虑，即物质的存在不以主体的意识为转移，客观实在性是不需要逻辑证明的。这与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有某种共同点，只是以前的哲学家们关注物质关注客观存在或称之为“实体”，人在其中的地位很低，而是作为对立面与客体对峙着，二元模式是哲学思维的牢固范式。而且以前哲学家们重视本体论研究，现代哲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本体论了，而把视线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存在”，“以人为本”是一切行为的宗旨，这是一种方向的转变，也是一种进步。从“物质”定义到“客观性”到“存在”，从“意识”到“主体”的感受，从客体的存在到“人的存在”，焦点在向人移动。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向，它的意义的积极的。在列宁“物质”定义中，“人”没有存在的必要，那里没有人的位置，客观实在性是独立的，与人无关的，坚持这点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列宁的伟大思想的正确性也是得到科学证明了的。作为一种范式的哲学，列宁是成功的。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相信有恒久不变的东西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在现阶段，淡化本体论争论，转而重视人本身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如何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这些有价值的问题吸引着哲学家们孜孜不倦为之思索，存在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其必然性得到了佐证。

存在主义哲学突出“人的存在”的苦难，烦恼，恐惧，生存环境的异化，这些异化使人生活沉重，没有自由。在对异化的痛斥和批判这一点上是与马克思有着共同点的。关注人，关注生活，因而发现了人的生活的痛苦，这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呢，就像尼采叔本华之类，他们是那样的关注人本身，他们以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来观察生活而得出生活无乐趣的悲观主义结论，但海德格尔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不承认自己的哲学是悲观主义论调，或许他是真诚的，因为批判是为了拯救，苛责是为了完善，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很多人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虽然尖刻但却不是目的，是手段而非归宿，同样，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不是为了丑化生活，不是让人绝望，而是在寻求人的真正自由和超越。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有理由赢得我们的尊敬。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思想探析 篇五

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是辨证统一的，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批评了康德将经验材料与知性概念截然对立的做法，认为康德机械的割裂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只探求了认识进程的部分内容。黑格尔还认为经验材料整合统一于概念中，只有二者的同一体现真理性；只有用抽象的思维扬弃经验材料，将其还原为概念并以此来昭明自己的本质，才能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同于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一，而是一个矛盾不断展开和发展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化，从而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黑格尔批评康德那种预先在认识活动之前确定认识的做法犹如要求人们在下水之前学会洗澡：“这和一个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学游泳时同样的可笑。”“它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它不能达到它自身，因为它原来就在自身之内。”他的这个比喻非常精当、贴切，若想学会游泳，必须跳入水中亲自实践；若想达到认识的目的，就必须实际参加认识活动，而康德将认识能力与认识活动相割裂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由此到彼的无条件的直接等同，而是在以实践为中介连接下的统一。实践是从主观性达到绝对理性的必要环节，它使认识主体不断扬弃自身及认识客体所固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而无限趋近客观性与真理性。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确立的前提和逻辑起点。

黑格尔所构建的辩证体系是从纯存在开始入手，既犯了由思维到存在的本末颠倒的唯心主义错误，又混淆了感性和理性的直接性在把握纯存在时的作用。他为了突出思维第一性的原则，把理性的直接性机械的取代了感性的直接性，尽管突出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但实质上却是思维对存在的湮没。

《大学》自立立人达于至善的主体人格 篇六

《大学》是“四书”的第一本书，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大学》的作者曾参，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先期阶段，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继承孔子儒学传统的中坚分子。在《大学》一书中，曾子继承并发挥了其师孔子的以仁学为基础的君子人格思想。

《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子在该书中首先提出了“明德”、“亲民”、“至善”这三纲。他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要明白明德的修养，并把明德的修养看作是人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然后才能深入民间做好亲民的工作，在“明德”和“亲民”两方面都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也可以说是‘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才算做到真正修、齐、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2]不难看出，曾参继承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仁学思想为基础的主体人格思想。有所不同的是曾参把重点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达到圆满的“至善”境界，因此把自立立人的主体人格重点放在孔子所谓的“圣”德标准。《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修身”之前的纲目是“内圣”，之后则是“外王”，这明确告诉了人们从何入手才能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向自我内心世界挖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向外部世界用力。修身是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点，也是由内心通向外界、由外界转为内心的轴心和结合点。在此基础上，“内圣”是内心修养，“外王”是外在事功，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内心修养之实现离不开外在事功之展开，而外在事功的展开，也离不开内心修养的实践。

《大学》一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和“内圣外王”思想被后代修德者奉为圭臬，也为那些为政的仁君作为宗旨所提倡和遵守。

黑格尔对康德理论哲学的批判综述及理性反思 篇七

首先，黑格尔主要基于12对范畴对康德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主义。黑格尔认为康德所讲的范畴都是思想的思想，里面没有内容。其次，黑格尔认为康德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思想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再次，黑格尔批判康德对理性持悲观主义，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不能把握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康德把理性当作知性的范畴，作为思维的工具，理性构成一种假设和无内容的空洞的工具、手段。黑格尔认为康德对理性不能认识，不能从有限的东西达到无限，看不到范畴本身就是存在的统一，从而导致了思维与存在的割裂。黑格尔认为懒惰的思想，构成了康德图式化的静态的不流动的特性，是思想本身的惰性和图式化，忽略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黑格尔认为康德的主观主义，以及在思维与存在之间设定的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都是一种僵化的教条。

弗雷德里克•C•拜塞尔认为黑格尔只是对康德进行了外在化的批判而没进入实质性的内在化的批判；黑格尔把康德的认知能力看成了构成性范畴，实际上应该是规范性的范畴，规范性处在过程中；黑格尔在对康德哲学原理的批判中并没有运用本质批评理论：他没有对康德理论前提的合理性及其结论推理的严谨性进行论证，其批判是表面的，是有失偏颇的，甚至说是批错了。

决不能因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时论证上的缺陷和结论上的错误就否定其重大意义，需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黑格尔哲学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难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批判的不妥之处是历史的必然，不能过于苛责。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抑或构成此哲学体系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都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辩证否定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不断的由简单到丰富，由错误到真理，以达到螺旋式曲折的向更高水平发展。黑格尔哲学不是绝对的真理，它的一些思想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辩证的否定和扬弃，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抹煞黑格尔作为时代终结者和时代开启者的伟大历史地位，黑格尔哲学所蕴涵的别具一格的精巧思辨和缜密逻辑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康德视域中的思维与存在 篇八

康德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他二元论和主观主义的表现，也是他产生不可知论的根本原因。康德做出了“物自体”的〈ＷＷＷ．BAIHUAWEN.CN〉假说，称在我们之外而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为“物自体”，它是存在于经验之外，是超验的、无法认识的，认识只能达到“物自体”对感官刺激所产生的感觉表象。康德就思维与存在问题设定了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即能够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以及不能把握、不能认识的彼岸的“物自体”的世界，这就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划定了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康德在“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中阐释了这一思想；“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须是在我们心中……，不是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反过来，根据自然界的普遍的合乎法性，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里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他认为理智的法则来自于理智对自然界的规定而不是理智得自于自然界，这样就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走向了主观主义。他在本质上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不承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定了世界的可知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认识与对象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过去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主张认识应当符合对象，但这种认识论却导致了失败；应将其颠倒，假定用对象来符合认识，但康德的这一认识论却成为割裂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根本原因。他没有找到由感性到知性过渡和联系的客观基础，因此，既不能克服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片面倾向又不能廓清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最终走向了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对洞穴喻的其他解读可能 篇九

在寓言中，太阳的真实存在和投影的虚幻是预设的一个已知事实。实际上，柏拉图在这里把事物的存在和真知的确定联系起来。假如我们在得出结论前保持公平判断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问“我们怀疑囚徒对洞内投影的确定性时的基点是什么？”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哲学家却是受苦受难而收获最少的人。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做例子吧，苏格拉底出于对自己的国家的热爱，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激情的道德批判，尽管他讽刺同胞腐化的习俗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道德成就，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哲学上的杰出贡献换来的却是死刑。柏拉图三次离开西西里就是为了实现民主理想，他和当政者发生矛盾冲突时险些被卖到奴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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