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影响（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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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 篇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标志着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破产；其二，则是因为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也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因此初见端倪。

苏联帝国当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我们或许可以从它当时的军费开支上看出来。一九六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相当于360亿美元，当时绝大部分用于兵员和常规武器，到一九七〇年， 苏联的军费开支已达700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发展导弹和核武器。据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估计，一九七〇年苏联军费开支达74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九十。如把军事“科研和发展”费用算在内，实际军费开支将达905亿美元， 约占该年度苏联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也曾公开表示，一九六九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即达800亿卢布。即使按一九七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为七百亿美元计算，它占苏联当年的物质生产净值即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3215亿美元的21.4%，占整个财政支出1675亿美元的42%；苏联平均每人一年的军费负担约三百美元，占当年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1313美元的23%。由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而每年的军费同美国接近甚至超过， 因此，它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无疑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冠军”。1989年的第一次人代会上，苏联官方破天荒的承认之前公布的国防开支仅是军队的日常维持费用，1989年的国防开支为773亿卢布（约为1300亿美元，不包括70亿美元的军事宇航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占国民收入的12.1%，1990年公布的军费为709.76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和国民收入的11%。虽然这个数字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一般认为应在2100亿美元左右），但国际舆论倾向于认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就一般认为，苏联军费应该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7%之间。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60年代中期， www.chayi5.com 苏联的战略武器系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到70年代末，苏联在核武器总量、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的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然而，正是因为军费的无节制增长，拖累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与美国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骗局）的诱导下，苏联经济终于崩溃，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有鉴于此，解体后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军事遗产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计划。首先是压缩军队规模。从1992年到1996年，俄军从250万人裁减到170万人；1997年到1999年，俄军再次大裁减至124万人。2008年开始，俄罗斯再次裁军，在2012年，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人数将从现在的124万减少到100万，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4年。解体前苏联有五万多坦克，而裁减后只有3000辆！陆军中，唯一水平还能稳中有升的，是空降兵。在核武器方面，由于和美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规模比起苏联来大幅缩水，而且现在的支柱力量是苏联后期发展的SS25白杨和SS27白杨M，此二种导弹目前只能搭载单弹头（55万吨TNT当量）。但是美国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又开始给白杨M发展机动多弹头，现在没有列装迹象。本来冷战期间苏联的核弹头是多于美国的，现在已少于美国。在海军方面，这个军种相对于苏联时期，可能是削弱最严重的。鼎盛时期的七艘航母，如今只剩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而且由于发生了大故障，库舰远达不到设计航速，所以只能是给海军舰载航空兵练手用的训练品罢了。从规模上，俄罗斯海军只能达到苏联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或更弱了。在航天工业方面，当时苏联为了争夺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时期一直奉行与美国争夺航天领先地位的发展战略。航天科技工业是前苏联少数几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之一，他们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航天工业的策略。在创造辉煌的上世纪60~80年代，全苏联的航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已达到300余家，整个行业从业人数高达70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约90%的航天工业，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航天计划经费大幅度下降，折合成美元一度低于巴西。从1990年到1994年，俄罗斯航天企业总人数减少35%，专家减少50%。

裁军与军费的减少的好处也是俄罗斯能有更大的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更重要的是：人们再不会把俄罗斯视为当年苏联那样是战争策源地。

然而，国际形势总是此消彼涨。就在俄罗斯裁剪军费走上和平发展之路的同时，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一些国家，其军费开支却在增加。

比如日本。虽然，从2003年开始，日本便因“财政难”而采取了控制国防预算的政策。2012年，民主党政府所拟定的国防预算是4万6453亿日元军费，比2011年少600亿日元。可是，据《读卖新闻》2013年1月8日报道，重获政权的自民党决定摒弃过去的防卫节约路线，本年度的军费开支将增加1000亿日元（约合11.5亿美元）。这其中大部分将运用于加强“军事预警”能力上，比如为早期预警机增更多燃料费与修理费、为研发先进雷达技术增加资金等。又比如，在2008-2011年间，亚太地区国家军费开支经历了快速增长，其中又以文莱、越南和菲律宾增幅最大：分别为135%、90%和80%。印度军费开支增幅约35%。英国IHS简氏集团预测，2012-2015年，亚太地区军费开支将继续增长1180亿美元，涨幅高达37%。

当然还有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军费开支呈“凹”字状：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所以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而在1986年到1998年的14年间，中国军队处于忍耐期，被迫做出了巨大牺牲，那时候中国的年度军费仅够勉强维持正常运转。然而，从1999年开始，军费开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2001年的国防费比上年增加235亿元，增幅为17.7%；2002年增加266亿元，增幅为17.6%；2003年增加200亿元，增幅为9.6%；2004年增加292亿元，增幅为11.6%；2005年的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加247亿元，增幅为12.6%。从2000～2005年的6年间，国防费支出从1207.54亿元增加到2475亿元，翻了一番。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因此，当2008年，中国军费开支为849亿美元时，便跃居全球第二位。。最新数据则是：2012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6702.7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76.04亿元人民币（约合1063.7 亿美元），增长11.2%。中国计划2013年军费1143亿美元 较去年增10.7%。

快速增长的军费其后果之一就是使“中国威胁论”再度升温。比如2006年5月23日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就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2007年5月25日公布了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这种威胁论的升温，可能引发地区间军备竞赛，从而为和平埋下隐患；其次，过快的军费增加可能拖累经济发展。这道理也很简单：军费和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军费越多，那么经济发展越小。过多的军费支出，可能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简氏集团分析师盖伊？安德森就指出：单纯的军工产业发展在和平时代势必会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拖累经济发展，苏联已经用事实告诉后人这一教训。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军费增加过快问题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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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解体 篇二

苏联解体（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至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自我解散，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不再存在，红色帝国轰然倒塌。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主要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苏联解体后，首都莫斯科成为最大加盟国俄罗斯联邦首都，分裂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等）。

苏联解体后记 篇三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实行“休克疗法”，借此来刺激俄罗斯经济和他梦想的100天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并在其刚刚上台时就发行国有债券，每个俄罗斯公民都能拥有国有债券，但是俄罗斯人的憧憬很快就破灭了，在休克疗法的作用下，俄罗斯经济崩溃，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老人没有退休工资，国家财富被个人占为己有，小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赤贫，苏联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就此终结。物价飞涨1600倍，卢布贬值并且退出了国际交易币种。国家已经乱成一锅粥，犯罪率急剧攀升，平均每天就有超过5人死在莫斯科街头，酒精控制也终结了，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购买和使用酒精，枪支泛滥，警察无恶不作，政府部门贪图享乐。

另外在俄罗斯刚刚成立时，掀起了一股“去苏联化”运动，列宁像被拉倒，苏联书籍被焚烧，苏联老兵被侮辱，曾经在苏联政府工作过的人有的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甚至被枪杀。任何关于苏联的物品都被砸，被烧。

俄罗斯人的愤怒终于在1993年10月爆发，超过5万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著名的“十月广场”集结，挥舞着苏联国旗。呼唤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由如1991年是莫斯科人要求独立和美式民主是规模一样，不过已经是反对叶利钦独裁的游行了。权利之争在苏联解体后就一直存在，叶利钦曾经以追求民主的名义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却在掌权之后大权独揽，架空议会。人们聚集在“白宫”广场前高呼要求俄罗斯议会（议会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为俄罗斯最高权力机构，广场前水泄不通，支持俄罗斯议会的人民、军队、警察，向对岸乌克兰饭店前的俄罗斯政府喊话抗议。原本以为叶利钦会做出让步，但以意想不到的是，叶利钦派了中央军区精锐坦克部队朝“白宫”开炮，顿时“白宫”火光冲天，军队对于广场上的人民大开杀戒，一共打死超过1500名维护俄罗斯议会的军人，平民。史称“俄罗斯宪政危机”。之后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并且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党，直到2000年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俄罗斯“第一岗哨”在1993年宪政危机之后，从列宁墓转到红场旁边的无名烈士墓直到今天。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苏联解体这样评价：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他就没有良心；谁要是想恢复过去的苏联，他就没有头脑！

苏联解体的原因 篇四

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将改革引向社会主义崩溃的方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 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 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_，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苏联解体的四大原因 篇五

原因一、经济因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而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经济体制上看，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其基本特点是：

（1）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干负责；

（2）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计划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计划的唯一手段；

（3）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这在战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驱动机制的作用不断衰退，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体制运转失灵。

其次，从经济结构上看，苏联的经济结构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以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最后，从经济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战略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这种战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停滞不前。

在这种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下，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

第二，货币发行失去控制。

第三，债台高筑。

第四，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原因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在：

（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干预下，有名无实，这样，所谓苏维埃民主或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就谈不上人民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二）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个人专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可能。苏联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从而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成为可能。

（三）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离权力越来越远。人民群众逐渐与苏维埃、与国家政权相疏远，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家政权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一旦遭遇风浪便难免发生震荡，其履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必然大受影响，也就失去了这个政权的合法依据，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原因三、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他们信奉庸俗的国际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了实际， 欲速则不达。

（2）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 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致使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

（3）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这无疑为联盟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

原因四、思想政策上的失败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的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CNN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选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

其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买下了祸根。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一段时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闻机构和传媒，公开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种诽谤苏共和苏联的舆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造谣诬蔑、丑化领导人的言论随处可见，却不允许正面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加剧了群众的思想混乱，毁掉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苏联解体是国内和国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苏联的国内的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是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再加上民族问题处理的不当、思想意识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个人因素等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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