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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情怀 篇一
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夜晚,是一岁中剩余的一点短暂的时光。
时光是留不住的,不管我们怎么珍惜它,它还是一天天在我们的身边烟消云散。
古人不是说过:“黄金易得,韶光难留”吗?所以在这一年最后的夜晚,要用“守岁”--也就是不睡觉,眼巴巴守着它,来对上天恩赐的岁月时光以及眼前这段珍贵的生命时间表示深切的留恋。
除夕是中国人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
所以此时此刻一定要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团聚一起。
首先是生养自己的父母。
陪伴老人过年,有如依偎着自己生命的根与源头,再有便是和同一血缘的一家人枝叶相拥,温习往昔,尽享亲情。
记得有人说:“过年不就是一顿鸡鸭鱼肉的年夜饭吗?现在天天鸡鸭鱼肉,年还用过吗?”其实过年并不是为了那一顿美餐,而是团圆。
只不过先前中国人太穷,便把平时稀罕的美食当做一种幸福,加入到这个人间难得的团聚中。
现在鸡鸭鱼肉司空见惯了,团圆却依然是人们的愿望年的主题。
腊月里到火车站或机场去看看声势浩大的春运吧。
世界上哪个国家会有一亿人同时返乡,不都要在除夕那天赶到家去?他们到底为了吃年夜饭还是为了团圆?
此刻,我想起关于年夜饭的一段往事--
一年除夕,家里筹备年夜饭,妻子忽说:“哎哟,还没有酒呢。”我说:“我忙得都是什么呀,怎么把最要紧的东西忘了!”
酒是餐桌上的仙液。
这一年一度的人间的盛宴哪能没有酒的助兴、没有醉意?我忙披上棉衣,围上围巾,蹬上自行车去买酒。
家里人平时都不喝酒,一瓶葡萄酒--哪怕是果酒也行。
车行街上,天完全黑了,街两旁高高低低的窗子都亮着灯。
一些人家开始年夜饭了,性急的孩子已经辟辟啪啪点响鞭炮。
但是商店全上了门板,无处买到酒,我却不死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顿年夜饭没有酒。
车子一路骑下去,一直骑到百货大楼后边那条小街上,忽见道边一扇小窗亮着灯,里边花花绿绿,分明是个家庭式的小杂货铺。
我忙跳下车,过去扒窗一瞧,里边的小货架上天赐一般摆着几瓶红红的果酒,大概是玫瑰酒吧。
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它了!我赶紧敲窗玻璃,里边出现一张胖胖的老汉的脸,他不开窗,只朝我摇手;我继续敲窗,他隔窗朝我叫道:“不卖了,过年了。”我一急,对他大叫:“我就差一瓶酒了。”谁料他听罢,怔了一下,刷地拉开小小的窗子,里边热呼呼混着炒菜味道的热气扑面而来,跟着一瓶美丽的红酒梦幻般地摆在我的面前。
我付了钱,对他千恩万谢之后,把酒揣在怀里贴身的地方。
我怕把酒摔了,然后飞快地一口气骑车到家。
刚才把酒揣进怀里时酒瓶很凉,现在将酒从怀间抽出时,光溜溜的酒瓶竟被身体捂得很温暖。
当晚这瓶廉价的果酒把一家人扰得热乎乎,我却还在感受着刚才那位老汉把酒“啪”地放在我面前的感觉。
他怎么知道我那时为年夜饭缺一瓶酒时急切的心情?很简单--因为那是人们共有的年的情怀。
于是我又想起,一年的年根在火车站上。
车厢里人满为患,连走道上也人贴着人地站着。
从车门根本挤不上去,有人就从车窗往里爬。
我看一个年轻人,半个身子已经爬进车窗,车里的熟人往里拉他,站台上工作人员往外拽他。
双方都在使劲,这年轻人拼命地往车里挣扎。
就在这时候,忽然站台上的人不拉了,反倒笑嘻嘻把他推上去。
我想,要是在平时,站台的工作人员决不会把他推上去,但此时此刻为什么这样做?为了帮他回家过年。
年,真的是太美好的节日、太好的文化了。
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人人无需沟通,彼此心灵相应。
正为此,除夕之夜千家万户燃起的烟花,才在寒冷的夜空中交相辉映,呈现出普天同庆的人间奇观。
冯骥才随笔:致大海 篇二
--为冰心送行而作
今天是给您送行的日子,冰心老太太!
我病了,没去成,这也许会成为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如果您能听到我这话,一准会说:“是你成心不来!”那我不会再笑,反而会落下泪来。
十点钟整,这是朋友们向您鞠躬告别的时刻,我在书房一片散尾竹的绿影里跪伏下来,向着西北方向--您遥远的静卧的地方,恭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音乐,凝神默对早已备置在案前的一束玫瑰。当然,这就是面对您。本来心里潦乱又沉重,但渐渐的我那特意选放的德彪西的《大海》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涛声所至,愁云廓散。心里渐如海天一般辽阔与平静。于是您往日那些神气十足的音容笑貌全都呈现出来,而且愈来愈清晰,一直逼近眼前。
我原打算与您告别时,对您磕这三个头。当然,绝大部分人一定会诧异于我何以非要行此大礼。他们哪里知道这绝非一种传统方式,一种中国人极致的礼仪,而是我对您特殊的爱的方式,这里边的所有细节我全部牢牢记得。
八十年代末,一个您生命的节日--十月五日。我在天津东郊一位农人家中,听说他家装了电话,还能挂长途,便抓起话筒拨通了您家。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老太太,我给您拜寿了!”
您马上来了幽默。您说:“你不来,打电话拜寿可不成。”您的口气还假装有点生气。但我却知道在电话那端,您一定在笑,我好像看见了您那慈祥的并带着童心的笑容。
为了哄您高兴。我说:“我该罚,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您一听果然笑了,而且抓着这个笑话不放,您说:“我看不见。”
我说:“我旁边有人,可以作证。”
您说:“他们都是你一伙的,我不信。”
本来我想逗您乐,却被您逗得乐不可支。谁说您老,您的机敏和反应能超过任何年轻人。我只好说:“您把这笔账先记在本子上。等我和您见面时,保证补上。”
这便是磕头的来历,对不对?从此,它成了每次见面必说的一个玩笑的由头。只要说说这个笑话,便立即能感受到与您之间那种率真、亲切、又十分美好的感觉。
大约是1992年底,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期间,和妻子顾同昭,还有三两朋友一同去看您。那天您特别爱说话,特别兴奋,特别精神;您一向底气深厚的嗓音由于提高了三度,简直洪亮极了。您说,前不久有一位大人物来看您,说了些“长寿幸福”之类吉祥话。您告诉他,您虽长寿,却不总是幸福的。您说自己的一生正好是“酸甜苦辣”四个字。跟着您把这四个字解释得明白有力,铮铮作响。
您说,您的少时留下许多辛酸--这是酸;青年时代还算留下一些甜美的回忆--这是甜;中年以后,““””十年,苦不堪言--这是苦;您现在老了,但您现在却是--“姜是老的辣”。当您说到这个“辣”字时,您的脖子一梗。我便看到了您身上的骨气。老太太,那一刻您身上真是闪闪发光呢!
这话我当您的面是不会说的。我知道,您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我现在可以说了。
记得那天,您还问我:“要是碰到大人物,你敢说话吗?”没等我说,您又进一步说道,“说话谁都敢,看你说什么。要说别人不敢说、又非说不可的话。冯骥才--你拿的工资可是人民给的,不是领导给的。领导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人民说话,不要怕!”
说完您还着意地看了我一眼。
老太太,您这一眼可好厉害。您似乎要把这几句话注入我的骨头里。但您知道吗?这也正是我总愿意到您那里去的真正缘故。
我喜欢您此时的样子,很气概,很威风,也很清晰。您吐字和您写字一样,一笔一画,从不含混。您一生都明达透彻,思想在脑海里如一颗颗美丽的石子沉在清亮见底的水中。您享受着清晰,从来不委身于糊涂。
再说那天,老太太!您怎么那么高兴。您把我妻子叫到跟前,您亲亲她,还叫我也亲亲她。大家全笑了。您把天堂的画面搬到大家眼前,融融的爱意使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充满美好。于是在场朋友们说,冯骥才总说给冰心磕头拜寿,却没见过真的磕过头。您笑嘻嘻地说我:“他是个口头革命派!”
我听罢,立即趴在地上给您磕了三个头。您坐在轮椅上无法阻拦我,但我听见您的声音:“你怎么说来就来。”等我起身,见您被逗得正在止不住地笑,同时还第一次看到您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可不愿意叫您发窘。我说:“照老规矩,晚辈磕头,得给红包。”
您想了想,边拉开抽屉,边说:“我还真的有件奖品给你。今年过生日时,有人给我印了一种寿卡,凡是朋友们来拜寿,我就送一张给他做纪念。我还剩点儿,奖给你一张吧!”
粉红色的卡片鲜美雅致,名片大小,上边印着金色的寿字,还有您的名字与生日的日子。卡片的背面是您手书自己的那句座右铭:“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您说,这寿卡是编号的,限数一百。您还说,这是他们为了叫您长命百岁。
我接过寿卡一看,编号77,顺口说:“看来我既活不到您这分量,也活不到您这岁数了。”
您说:“胡说。你又高又大,比我分量大多了。再说你怎么知道自己不长寿?”
我说:“编号一百是百岁,我这是77号,这说明我活77岁。”
您嗔怪地说:“更胡说了。拿来--”您要过我手中的寿卡,好像想也没想,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编号每个7字横笔的下边,勾了半个小圈儿,马上变成99号了!您又写上一句:“骥才万寿,冰心,1992.12.20。”
大家看了大笑,同时无不惊奇。您的智慧、幽默、机敏,令人折服。您的朋友们都常常为此惊叹不已!尽管您坐在轮椅上,您的思维之神速却敢和这世界上任何人赛跑。但对于我,从中更深深的感动则来自一种既是长者又是挚友的爱意。可使我一直不解的是,您历经那么多时代的不幸,对人间的诡诈与丑恶的体验较我深切得多。然而,您为何从不厌世,不避世,不警惕世人,却对人们依然始终紧拥不弃,痴信您那句常常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无限美好的格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到底是为了一种信念,还是一种天性使然?
我想到一件更远的事。
那时吴文藻先生还在世。那天是您和吴先生金婚的纪念日。我和楚庄、邓伟志等几位文友去看您。您那天新裤新褂,容光焕发; www.haoword.com 您总是这么神采奕奕,叫人家无论碰到怎样的打击也无法再垂头丧气。
那天聊天时,没等我们问您就自动讲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您说,您和吴文藻度蜜月,是相约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古庙里。
您当时的神气真像回到了六十年前--
您说,那天您在燕京大学讲完课,换一件干净的蓝旗袍,把随身用品包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布包,往胳肢窝里一夹就去了。到了西山,吴文藻还没来--说到这儿,您还笑一笑说:“他就这么糊涂!”
您等待时间长了,口渴了,便在不远的农户那儿买了几根黄瓜,跑到井边洗了洗,坐在庙门口高高的门坎上吃黄瓜,一时引得几个农家的女人来到庙前瞧新媳妇。这样直等到您的新郎吴文藻姗姗来迟。
您结婚的那间房子是庙里后院的一间破屋,门关不上,晚上屋里经常跑大耗子,桌子有一条腿残了,晃晃当当。“这就是我们结婚的情景。”说到这儿,您大笑,很快活,弄不清您是自嘲,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清贫又洒脱而洋洋自得。这时您话锋一转,忽问我:“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我说:“我还不如您哪。我是'“”'高潮时结的婚!”
您听了一怔,便说:“那你说说。”
我说那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结婚没房子,街道赤卫队队长人还算不错,给我们一间几平米的小屋。结婚那天,我和我爱人的全家去了一个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没能去。我把劫后仅有的几件衣服叠了叠,放在自行车后衣架上,但在路上颠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由于我们都是被抄户,更不敢说“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一下杯子。
饭后我们就去那间小屋。屋里空荡荡,四个房角,看得见三个。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的。要命的是,我这间小屋在二楼,楼下是一个红卫兵“总部”。他们得知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虽然没上来搜查盘问,却不断跑到院里往楼上吹喇叭,还一个劲儿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便和衣而卧。我爱人吓得靠在我胸前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说。
我讲述这件事时,您听得认真又紧张。我想完事您一定会说出几句同情的话来。可是您却微笑又严肃地对我说:“冯骥才,你可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哎哎,您没有把我送给您那幅关于海的画带走吧?
那幅画我可是特意为您画得那么小,您的房间太窄,没有挂大画的墙壁。但是您告诉我:“只要是海,都是无边的大。”
我把您那本译作《先知》的封面都翻掉了。因此我熟悉您这种诗样的语言所裹藏的深邃的寓意。我送给您一幅画,您送给我这一句话。
我在那幅蓝色的画里,给您画了许多阳光;您在这个短句中,给了我无尽的放达的视野。
在与您的交往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大,不是目空一切,不是作宏观状,不是超然世外,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既辽阔又丰盈。那便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爱,与正大光明。
德彪西的《大海》全是画面。
被狂风掀起的水雾与低垂的阴云融成一片;雪色的排天大浪迸溅出的全是它晶莹透明的水珠。一束夕照射入它蓝幽幽的深处,加倍反映出夺目的光芒。瞬息间,整个世界全是细密的迷人的柔情的微波。大海中从无云影,只有阳光。这因为,它不曾有过瞬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命。
这也正是您的海。我心里的您!
我忽然觉得,我更了解您。
我开始奇怪自己,您在世时,我不是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与理解了吗?但为什么,您去了,反倒对您忽有所悟,从而对您认识更深,感受也更深呢?无论是您的思想、气质、爱,甚至形象,还有您的意义。这真是个神奇的感觉!于是,我不再觉得失去了您,而是更广阔又真切地拥有了您;我不再觉得您愈走愈远,却感到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贴近。远离了大海,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我不曾这样为别人送行过。我实实在在是在享受着一种境界。并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响起少年时代记忆得刻骨铭心的普希金那首长诗《致大海》的结尾:
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的心将充满了你,
我将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寞的荒原。
作 画 篇三
今日早起,神清目朗,心中明亮,绝无一丝冗杂,惟有晨光中小鸟的影子在桌案上轻灵而无声地跳动,于是生出画画的心情。
这便将案头的青花笔洗换上清水,取两只宋人白釉小盏,每盏放入姜思序堂特制的轻胶色料十余片,一为花青,一为赭石,使温水浸泡;色沉水底,渐显色泽。
跟着,铺展六尺白宣于画案上,以两段实心古竹为镇尺,压住两端。
纸是老纸,细润如绸,白晃晃如蒙罩一片月光,只待我来纵情挥洒。
此刻,一边开砚磨墨,一边放一支老柴的钢琴曲。
不觉之间,墨的幽香便与略带伤感的乐声融为一体。
牵我情思,迷我心魂。
恍恍忽忽,一座大山横在面前。
这山极是雄美,却又令人绝望。
它峰高千丈,不见其顶,巅头全都插入云端。
而山体皆陡壁,直上直下,石面光滑,寸草不生,这样的大山谁能登临?连苍鹰也无法飞越!可它不正是我执意要攀登的那种高山吗?
这时,我忽然看见极高极高的绝壁上,竟有一株松树。
因远而小,小却精神。
躯干挺直,有如钢枪铁杵,钉在坚石之上;枝叶横伸,宛似张臂开怀,立于烟云之中。
这兀自一株孤松,怎么能在如此绝境中安身立命,又这般从容?这绝壁上的孤松不是在傲视我,挑战我,呼唤我吗?
不觉间,画兴如风而至,散锋大笔,连墨带水,夹裹着花青赭石,一并奔突纸上。
立扫数笔,万山峥嵘;横抹一片,云烟弥漫。
行笔用墨之时,将心中对大山的崇仰与敬畏全都倾注其中。
没有着意的刻画与经营,也没有片刻的迟疑与停顿,只有抖动笔杆碰撞笔洗与色盏的叮叮当当之声。
这是画人独有的音乐。
随同这音乐不期而至的是神来之笔和满纸的灵气。
待到大山写成,便在危崖绝壁处,以狼毫焦墨去画一株松树--这正是动笔之前的幻境中出现的那棵孤松。
于是,将无尽的苍劲的意味运至笔端,以抒写其孤傲不群之态,张扬其大勇和无畏之姿。
画完撂笔一看,哪有什么松树,分明一个人站在半山之上,头顶云雾,下临深谷。
于是我满心涌动的豪气,俱在画中了。
这样的作画不比写一篇文章更加痛快淋漓?
有人问我,为什么有时会停了写作的笔,画起画来。
是消遣吗?休闲吗?自娱吗?
我笑而不答,然我心自知。
冯骥才随笔:燃烧的石头 篇四
我第一次接触到罗丹的原作是在中国。时间为1992年。把罗丹的作品搬到东方文明的古国来展出,一时惊动了世界。前往中国美术馆的参观者人山人海,好像去看罗丹本人。我怀着景仰之情挤在人群里,伸头探颈去搜寻罗丹的每件传世名作。可是,这“第一次接触”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意外。它真正震撼我的并不是那些举世皆知的名作《思想者》《巴尔扎克》《行走的人》和《加莱市民》等等,而是一件洁白而透明的大理石双人小像--《吻》。
当然,我很早就从画集上见过这件雕塑,这赤裸的男女在相拥而吻的一瞬,和谐优美又充满激情地融为一体。我把它当做一种完美爱情的象征。然而,站在这雕塑面前,我却感到有一种私密的气氛笼罩着这两个纠缠着的男女。无法克制的情爱使他们的肉体在燃烧。跟着,一切生命的欲望全都集中在他们的嘴唇上来。这时我发现,他们的嘴唇并没有接触上,中间还有很小的一个空间。我围着这雕塑转了两三圈,我感到这小空间中似有一种无形的气流。一种热切和急促的气流。他们的嘴唇正在颤抖、发烫!我被这件作品所震撼。这不是冰冷的大理石雕,而是两个活生生的热血沸腾的生命;这不是爱情的象征,而是被情爱点燃的两个“具体的人”。他们是谁?这中间,是不是潜藏着罗丹和他的情人卡米尔·克洛岱尔的那个美丽又残酷的故事?
从那时,我就很想去巴黎寻找答案了。
在巴黎,《吻》就放在罗丹美术馆里。
这座历史上叫做比隆别墅的美术馆曾是罗丹的故居。但它只是罗丹晚年的住所。1908年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推荐,罗丹才搬到这座典雅的豪宅中来。克洛岱尔从没到这里来过。她早在这之前就与罗丹决裂了。比隆别墅对于克洛岱尔和罗丹那场狂热又痛苦的恋爱全然不知。是啊,我在美术馆楼上楼下走来走去,感觉它什么也不能告诉我。
故而我看《吻》,竟不如在中国美术馆那样的震撼,为什么?我挺茫然。
可是,静下心再看美术馆大大小小的原作,吸引我的仍然是表现男女情爱的那些小像。有些小像是先前不曾见过的。罗丹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只要专注地观看每一件作品,就会觉得掀开了遮挡罗丹私人生活帷幕的一角,一种幽邃的、私密的、生命深层的气息便透露出来。于是,渐渐觉得与先前从《吻》获取的那种感受又连接上了。
这时,两只手出现在我面前。一只是男人的,一只是女人的。只有这两只手,它们像是由一块石头里“冒”出来的。那男人的手横着伸过去,试探着,又大胆地,去触摸女人的手。这是罗丹的作品《情人的手》。这《情人的手》如同《吻》那样--此刻身体的全部神经都跑到手上。手也在发抖和发烫。跟着同样是生命的燃烧。
但是对于爱情来说,“触”比“吻”的意义伟大得多。触是圣洁的身体语言的第一个字。它要用无比的勇气来表达。这轻轻地一触依靠的却是内心的千钧之力。它是一种伟大的起点和辉煌的诞生。于是,这《情人的手》比《吻》更具惊心动魄的力量。
谁能像罗丹如此敏锐地发现爱情中这最初的勾魂摄魄的一瞬?发现手的神圣的意义?发现手是心灵的触角?心灵中一切最细微、最真实的感觉全在手上。
罗丹说:“如果一个人失去触觉,那么他就等于死了。触觉,这是惟一不可替代的感觉。”
他从哪里获得这样的神示?仅仅听凭一种天赋吗?
当然,这是迷人、性感和天才的克洛岱尔告诉他的。
应该说,造就那些伟大艺术,甚至是造就罗丹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牺牲者,应是克洛岱尔。
那么克洛岱尔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卡米尔·克洛岱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在她的墓前悲凉地说:“卡米尔,您献给我的珍贵礼物是什么呢?仅仅是我脚下这一块空空荡荡的地方?虚无!一片虚无!”
可是,克洛岱尔葬身的这块墓地,后来由于政府的征用也彻底地平掉了。克洛岱尔已经无迹可寻。最后我们还是得回到她和罗丹的作品中。因为艺术家已经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作品中了。
在克洛岱尔被关进疯人院的同一年,罗丹突然中风。这是巧合,还是一种神秘的生命感应,无从得知,也永无人知。
这一切便是一位大师真实的艺术与人生。
其实,在罗丹第一次见到克洛岱尔时,就爱上了她。这一半由于她那带着野性的美,傲气十足的嘴,以及赤褐色头发下“绝代佳人”的前额和深蓝的眼睛;另一半则由于她罕见的才气。而同时,克洛岱尔也主动地向这位比自己年长二十四岁的男人敞开了自己纯净和贞洁的少女世界。这完全由于罗丹的天才。男人的魅力就是才华。罗丹的一切天生都从属于雕塑--他炯炯的目光,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思维,以及不可思议的手,全都为了雕塑,而且时时都闪耀出他超人的灵性与非凡的创造力。虽然当时罗丹还没有太大的名气,但他的才气已经咄咄逼人。于是,他们很快的相互征服。正当盛年的罗丹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克洛岱尔如同雨紧潮急,烈日狂风,一拥而入他们爱情的酷夏。同时,罗丹也开始了他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
而对于克洛岱尔来说,她所做的,是投身到一场要付出一生代价的残酷的爱情游戏。因为,罗丹有他的长久的生活伴侣罗丝和儿子。但是已经跳进漩涡而又陶醉其中的克洛岱尔,不可能回到岸边来重新选择。这样,他们只有躲开众人的视线,在公开场合装作若无其事,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一点空间和时间,相互宣泄无法抑制的爱与无法克制的欲望。从学院街小理石仓库,到莺歌街的福里·纳布尔别墅,再到佩伊思园……在一个个工作室幽暗的角落里,躺椅上,满是泥土的地上,未完成的雕塑作品与零件中间,他们滚烫的肉体疯狂地纠结一起,她用沾着大理石碎屑的嘴唇吻他,他用满是石膏粉的手抚摸她--他们用极致的性爱快乐将爱情表达得无比丰盈与真实。虽然这长达十余年的爱恋,一直是私密的,东躲西藏,或隐或显地受着被旁人察觉的威胁,并不断地与不幸的罗丝发生冲突。她甚至从来没有在他身边过夜。但这反而使他们的爱更加充满渴望,充满偷吃禁果的强烈的快感,与压抑下爆发般的欢愉。
手是心之具。在他们自己并不十分自觉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一切用“会说话的手”捏进泥巴里,或用“有眼睛的锤子与凿子”有力地刻进石头中。
无论是罗丹的《晨曦》,还是克洛岱尔的《罗丹像》,都是热恋者心中的对方。《晨曦》中戴着睡帽的女子,明洁、纯静、高贵、蒙?,连皮肤的表面不都是充满了罗丹的无限的柔情吗?而风格刚毅和锐利的《罗丹像》,不就是克洛岱尔时时刻刻心中激荡着的形象?
在他们的作品中,各有一件“双人小像”,彼此十分相像。便是克洛岱尔的《沙恭达罗》和罗丹的《永恒的偶像》。这两件作品都是一个男子跪在一个女子面前。但认真一看,却分别是他们各自不同角度中的“自己与对方”。
在克洛岱尔的《沙恭达罗》中,跪在女子面前的男子,双手紧紧拥抱着对方,惟恐失去,仰起的脸充满爱怜。而此时此刻,女子的全部身心已与他融为一体。这件作品很写实,就像他们情爱中的一幕。
但在罗丹的《永恒的偶像》中,女子完全是另一种形象,她像一尊女神,男子跪在她脚前,轻轻地吻她的胸膛,倾倒于她,崇拜她,神情虔诚之极。罗丹所表现的则是克洛岱尔以及他们的爱情--在自己心中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一件作品是入世的,血肉的,激情的;一件作品是神圣的,净化的,纪念碑式的。将这两件雕塑放在一起,就是从1885年至1898年最真实的罗丹与克洛岱尔。
可以说,这一开始,他们的爱情就进入了罗丹手中的泥土、石膏、大理石,并熔铸到了千古不变的铜里。
罗丹用泥土描述他抚摸过的美丽的肉体,以石膏再现那些炽烈乃至发狂的情感,用黝黑而发亮的铜张扬他勃发的雄性,并放纵石头去想象浪漫的情爱。这些雕塑是他们爱情的记录,也是爱情的梦想。克洛岱尔的面容、表情、姿态、身体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法兰西民族线条”,时时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用手中的材料去复制她,体验她,怀念她,想象她,抚摸她。他用充满着她生命感觉的手去再造她。她与他的人生搅拌在一起,也与他的艺术熔化在一起。除去他明确地为她做了许多塑像。她还明明灭灭的出现在他广泛的雕塑中。
罗丹曾对克洛岱尔说:
“你被表现在我的所有雕塑中。”
从《沉思》《圣乔治》《法兰西》《康复中的女病人》《永远的春天》《占有》《逃逸的爱情》《众神的信使伊丽斯》《罗米欧与朱丽叶》《拥抱》到《罪》《圣安东尼的诱惑》《坏精灵》《亚当与夏娃》《转瞬即逝的爱情》等等。可以看到克洛岱尔在爱情中的光彩,情感生活的千姿百态,以及性爱时肉体迷人的美。
这一切,都浸透了罗丹的激情。一切至美的形态,一切动人的线条,一切心神荡漾的意境,全是罗丹的感受与幻想。那种两情的缱绻、缠绵、牵挂和愉悦,以及两性的诱惑、追逐、快乐和狂乱,全都来自罗丹的心灵。
克洛岱尔几乎就是罗丹的一切。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一位伟大的雕塑家为什么创作出如此数量惊人的私人化的作品。何况在《地狱之门》那数百个形象中,我们还可以辨认出克洛岱尔形形色色的身影。
进一步说,克洛岱尔不仅给他一个纯洁而忠贞的爱情世界,还让他感到生命自身的力量与真实。无论是肉体的、情感的、还是心灵的。
罗丹在雕塑史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他把古希腊以来一直放置在高高基座上的英雄的雕像搬下来,还以生命的血肉与灵魂。他真切的爱情经历,身体的体验,灵魂的感受使他更加注目于生命个体的意义。故而,就使得他同时创作的《巴尔扎克》和《加莱市民》,都是“返回人间”的伟大的凡人。在罗丹美术馆里,我们能看到半裸的雨果和巴尔扎克。连巴尔扎克的生殖器也生机勃勃地暴露着。故此,这些作品面世之时,都引起不小的**,受到公众审美习惯激烈的抵制与抨击。但是,当它们最终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下来时,历史便迈出伟大的一步。但在这“历史的一步”中,他那些私人体验与私人化的雕塑起到了无形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0年以后,罗丹名扬天下的同时,克洛岱尔一步步走进人生日渐深浓的阴影里。
克洛岱尔不堪承受长期厮守在罗丹的生活圈外的那种孤单与无望,不愿意永远是“罗丹的学生”。她从与罗丹相爱那天就有“被抛弃的感觉”。她带着这种感觉与罗丹纠缠了十五年,最后精疲力竭,颓唐不堪,终于1898年离开罗丹,迁到蒂雷纳大街的一间破房子里,离群索居,拒绝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天天默默地凿打着石头。尽管她极具才华,却没有足够的名气。人们仍旧凭着印象把她当做罗丹的一个弟子,所以她卖不掉作品,贫穷使她常常受窘并陷入尴尬,还要遭受雇来帮忙的粗雕工人的欺侮。这期间,罗丹已经日趋成功。他属于那种活着时就能享受到果实成熟的艺术家。他经历了与克洛岱尔那种迎风搏浪的爱情生活后,又返回平静的岸边,回到了在漫长人生之路上与他分担过生活重负与艰辛的罗丝身旁。他在默东买了大房子,过起富足的生活;并且又在巴黎买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豪宅比隆别墅,以应酬趋之若鹜的上流社会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人物。这期间,还有几个情人进入了他华丽多彩的生活。当然,罗丹并没有忘记克洛岱尔。他与克洛岱尔的那场轰轰烈烈、电闪雷鸣的恋爱,是刻骨铭心的。他多次想帮助她,都遭到高傲的克洛岱尔的拒绝。他只有设法通过第三者在中间迂回,在经济上支援她,帮助她树立名气。但这些有限的支持都没有在克洛岱尔身上发生真正的效力。
在绝对的贫困与孤寂中,克洛岱尔真正感到自己是个被遗弃者了。渐渐的,往日的爱与赞美就化为怨恨。本来是个激情洋溢的性格,变得消沉下来。
1905年克洛岱尔出现妄想症。而且愈演愈厉。她常常与一切人断绝来往,一个人呆在屋里。身体很坏,脾气乖戾,狂躁起来就将雕塑全部打碎。1913年3月3日克洛岱尔的父亲去世。克洛岱尔已经完全疯了。3月10日埃维拉尔格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开到蒂雷纳大街六十六号,几位医院人员用力打开门,看见克洛岱尔脱光衣服,赤裸裸披头散发坐在那里,满屋全是打碎的雕像。他们只能动手给克洛岱尔穿上控制她行动的紧身衣,把她拉到医院关起来。
这一关,竟是三十年。克洛岱尔从此与雕刻完全断绝。艺术生命的心律变为平直。她在牢房似的病房中过着漫无际涯和匪夷所思的生活。她一直活到1943年,最后在蒙特维尔格疯人院中去世。她的尸体埋在蒙特法韦公墓为疯人院保留的墓地里。十字架上刻着的号码为1943--No392。
在疯人院保留的关于克洛岱尔的档案中注明:克洛岱尔死时,没有财物,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件,甚至连一件纪念品也没留下。所以克洛岱尔认为罗丹把她的一切都掠夺走了。
在罗丹与克洛岱尔相爱的那些年,他们的作品风格惊人的相近。在克洛岱尔看来,罗丹“从她身上汲到不少东西去滋养了他的才能”。但那是些什么东西呢?其实那就是爱情!爱情不仅给了他们相同的激情与力量,还把他们的艺术语言奇迹般地同化了。那时,克洛岱尔不是感觉“我们惊人地相似,以致我们的手中再也产生不了任何题材新颖的作品了”吗?在那个伟大的时刻,他们从肉体、生命、精神到艺术全部融为一体。如果没有这爱情,克洛岱尔也创作不出《罗丹像》《沙恭达罗》和《窃窃私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丹的全部私人化的作品都应是他们共同创造的。
克洛岱尔之后,那些走进罗丹情感世界的楚楚动人的女人们,没有人再给他的生命注入同样的“核动力”了。他给法克斯夫人、格雯·约瀚、埃莱娜·德·诺斯蒂丝、舒瓦瑟侯爵夫人等都塑过像。他也爱过这些“美人”。但绝对没有一个塑像能够像《吻》和《情人的手》等一大批作品那样令人震撼!
应该说,造就那些伟大艺术,甚至是造就罗丹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牺牲者,应是克洛岱尔。
那么克洛岱尔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卡米尔·克洛岱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在她的墓前悲凉地说:“卡米尔,您献给我的珍贵礼物是什么呢?仅仅是我脚下这一块空空荡荡的地方?虚无!一片虚无!”
可是,克洛岱尔葬身的这块墓地,后来由于政府的征用也彻底地平掉了。克洛岱尔已经无迹可寻。最后我们还是得回到她和罗丹的作品中。因为艺术家已经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作品中了。
在克洛岱尔被关进疯人院的同一年,罗丹突然中风。这是巧合,还是一种神秘的生命感应,无从得知,也永无人知。
这一切便是一位大师真实的艺术与人生。
冬日絮语 篇五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
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
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
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
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
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
节候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
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
透过这美妙的冰洞,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
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荫影遮翳,葱茏却幽暗。
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
只有阅尽人生,脱净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彻。
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
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
世中惟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
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
逆光中,它的叶筋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
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
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
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
我还看见绿色的汁液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
这汁液就是血液。
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
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
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
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
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
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
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
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
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
阴影又执著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
而愈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光的游动的尘埃。
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地清亮。
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
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
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
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
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
冬日里最令人莫解的还是天空。
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峥嵘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地深远。
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寥廓,而是因为它大得……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
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
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
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
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冯骥才随笔:爱在文章外 篇六
外地通晓些文坛事情的人,见到我这副标题便会感到奇怪:孙犁与方纪都是天津的老作家,同居一地,相见何难,还需要以文为记吗?岂非小题大作?
这话说来令人凄然。经历十年磨难,文坛的老作家尚有几位健壮如前者?孙犁已然年近古稀,体弱力衰,绝少参加社会活动,过着深居简出、贪闲求静、以花草为伴的老人生活,偶尔写一写他那精熟练达的短文和小诗;方纪落得右边半身瘫痪,语言行动都很困难,日常穿衣、执物、拄杖,乃至他仍不肯丢弃的嗜好--书法,皆以左手为之。这便是一位以清新隽永的文字长久轻拨人们心弦,一位曾以华丽而澎湃的才情撞开读者心扉的两位老作家的情况。虽然他们之间只隔着十几条街,若要一见,并不比分居异地的两个健康朋友相会来得容易。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挚友,至今感情仍互相紧紧拴结着,却只能从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嘴里探询对方的消息。以对方尚且安康为快,以对方一时病困为忧。在这忧乐之间,含着多少深情?
二
方纪现在一句话至多能说五六个字,而且是一字一字地说。一天,他忽冲动地叫着:
“看--孙--犁!”
方纪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往往又纵情任性。感情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看来他非去不可了。
他约我转天下午同去。第二天我们乘一辆小车去了。汽车停在孙犁住所对面的小街口。我们必须穿过大街。方纪右脚迈步很困难,每一步都是右脚向前先划半个圈儿,落到半尺前的地方停稳,再把身子往前挪动一下。他就这样艰难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仿佛鼓励自己似的说:
“走、走、走!好、好、好!”
他还笑着,笑得挺快活,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常常思念的老朋友的家了。他那一发感触便低垂下来的八字眉,此刻就像受惊的燕子的翅翼,一拍一拍,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流淌的诗人易激动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之故。
孙犁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房子却很好,原先是个气派很足的、阔绰的宅子。正房间量很大,有露台,有回廊,院子中间还有座小土山,上边杂树横斜,摆布一些奇形怪状的山石,山顶有座式样浑朴的茅草亭。由于日久年长,无人料理,房舍院落日渐荒芜破旧,小山成了土堆,亭子也早已倒掉而废弃一旁。大地震后,院中人家挖取小山的土筑盖防震小屋,这院子益发显得凌乱和败落不堪。那剩下半截的、掏了许多洞的小土山完全是多余的了。成为只待人们清理的一堆废墟。
我搀扶方纪绕过几座防震屋,忽见小土山后边、高高的露台上、一片葱葱的绿色中,站起一个瘦长的老人。头戴顶小檐的旧草帽,白衬衣外套着一件灰粗布坎肩,手拄着一根细溜溜的黄色手杖。面容清癯,松形鹤骨,宛如一位匿居山林的隐士。这正是孙犁。他见我们便拄着手杖迎下来,并笑呵呵地说:
“我听说你们来,两点钟就坐在这里等着了。”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已经三点半了。年近七十的老人期待他的朋友,在露台的石头台阶上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三
孙犁的房间像他的人,沉静、高洁,没有一点尘污。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之外,很少饰物,这又像他的文章,水晶般的透亮、明快、自然,从无雕饰和凿痕。即使代人写序,也直抒心意,毫不客套。他只在书架上摆了一个圆形的小瓷缸,里边用清水泡了几十颗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石子上的花纹甚是奇异,有的如炫目的烟火,有的如迷人的晚霞,有的如缩小了的画家的调色板。这些石子沉在水里,颜色愈加艳美,颗颗都很动人。使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于纯净透明、清澈见底的感情中,是一个个奇丽、别致、生意盈盈的文字。
孙犁让方纪坐在一张稳当的大藤椅上,给方纪倒水、拿糖,并把烟卷插在方纪的嘴角上,划火点着,两人好似昨天刚刚见过,随随便便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偶然间沉默片刻也不觉尴尬。有人说孙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孙犁的崇敬者见到孙犁时过于拘谨而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一种错觉。其实孙犁颇健谈,语夹诙谐,亦多见地。今天的话大多都是孙犁说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说话困难?而他今天话里,很少往日爱谈的文学和书,多是一般生活琐事、麻烦、趣闻。他埋怨每天来访者不绝,难于应酬,由于他无处躲避,任何来访者一推门就能把他找到。他说这叫“瓮中捉鳖”。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现在休息”四个字。他说:“我原想用这小牌挡挡来客,但它只在门外挂了一上午,没有挡住来客,却把一个亲戚挡回去了。这亲戚住得很远,难得来一次,谁知他正巧赶上这牌子,这一下,他再也不来了!说着他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们也都笑起来。
随后,他又同方纪扯起天津解放时刚入城的情景。那时街上很乱。他俩都是三十多岁,满不在乎,骑着车在大街上跑。一个敌人的散兵朝他们背后放了一枪,险些遭暗算。他俩身上也带着枪,忙掏出来回敬两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文人,哪里会放枪?这事你还记得吗?老方?“孙犁问。
”记得,记得,好--险--呀!“方纪一字一句地说。两人便一阵开心地哈哈大笑。
真险呢!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了。谈起往事是开心的,还是为了开心才谈起那些往事?此刻他俩好像又回到那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生龙活虎的青年时代。
那时,他俩曾在冀中平原红高粱夹峙的村道上骑车竞驰,在乡间驻地的豆棚瓜架下,一个操琴,一个唱戏;在一条炕上高谈阔论后抵足而眠;一起办报,并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打动读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体力,你们为什么都从这两个可爱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谁能把你们找回来,还给他们,使他们接着写出《铁木后传》《风云续记》,写出一个个新的、活生生的、连续下来的《不连续的故事》,他们还要一个重返白洋淀,一个再下三峡,用他们珠玑般的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诉说那里今日的风情与景象……
四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担心两位老人都累了,便搀扶方纪起身告别,走出屋子。孙犁喂养的一只小黄鸟叫得正欢,一盆长得出奇高大、油亮浓绿的米兰,花儿盛开,散着浓浓的幽香。
孙犁说:”你们从东面这条道儿走吧,这边道儿平些。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说着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帮着方纪挪动他瘫软了的半边身子,一点点前移。孙犁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用手杖的尖头把地上的小石块一个个拨开。他担心这些碎石块成为朋友行动的障碍。他做得认真而细心,哪怕一个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声拨到小径旁的乱草丛里去……
这情景真把我打动了,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这两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人,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文章风格迥然殊别,几十年来却保持着忠诚的友情。世事多磨,饱经风霜,而他们依然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体贴着对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里只响着方纪的鞋底一下下费力地磨擦地面的声音,并伴随着孙犁的手杖把小石块一个个拨出小径的清脆的”嗒嗒"声。在这两种奇特声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们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深挚动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诗人的两句诗:
爱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无意间,我找到了打开真正的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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