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普通话内容【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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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介绍 篇一

普通话的历史 篇二

商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汉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晋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为南朝沿袭。

隋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唐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

明朝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并深远地影响到直至今天的中国语言形态。加之六朝以来汉人文化上的优越意识，清代中叶之前历朝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均以南京官话为标准。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话又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有明一朝，始终以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通行范围小，地位较低。

清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话仍然是清代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时候，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南京官话，最终在北洋政府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作为汉语官方标准语的南京官话在民国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中国深受刺激。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加大力度推广。

要说普通话的原因 篇三

中国自有史以来直至清末，一直都是各地方言共存的状态：北京人讲北京话（即现在的普通话）；广东人讲广东话；湖南人讲湖南话；福建人讲福建话……第一次鸦片战争促成了上海的开埠，大批宁波人和苏州人如过江之鲫奔赴上海谋生，宁波话和苏州话混在一起，产生了上海话……。

看看历史，明白人都知道：北京话、广东话、湖南话、上海话、福建话等这些汉语方言，原本是各自为营、不分优劣的。不能说北京话比广东话高级，也不能说上海话比福建话高级，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普通话会在清末民初之后得到初步普及呢？让我来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从元朝开国到清朝末代皇帝浦仪让位，一共700年历史，除了明初在南京有短短几十年的建都史之外，基本上，都是以北京为国都的。换句话说，清朝以前700年来，中国的皇帝和大臣，都是讲北京话（普通话）的。由此可见，北京话（普通话）作为一种贵族阶层语言，在中国有着700年的悠长历史。在700年当中，全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入朝当官能与皇帝大臣沟通无碍，也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价，他们是向普通话靠拢的。我亲耳听过孙文演讲的录音，在交通和传媒极度不发达的20世纪初，他作为一个广东人，都能讲普通话，何以做到？毫无疑问，是在和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时，一点点地学、一点点地积累的。

北京官话（普通话），最初是在全国知识分子、读书人圈子里流行的，而民国初年铁路普及、广播电台出现，北京官话（普通话）才如虎添翼，迅速在全中国实现了初步普及。民国初年，高层曾经有过将广东话定为国语的动议和争论，结果仍是京话（普通话）胜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话有着700年一统全国知识分子话语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历史沉淀，是不容忽视、也不容否认的。

以上就是北京官话（普通话）能在中国得到普及的历史渊源。

为什么我们要普及普通话呢？为什么不保留原样：广东人继续讲广东话、上海人继续讲上海话、福建人继续讲福建话呢？

其实，我们普及普通话，并不在于普通话比其他的汉语方言要悦耳，更不在于普通话比其他汉语方言要显得“高贵”多少。我们普及普通话，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个国家，操同一种语言，将大大降低国民交往和交易的成本、大大提高国民交往和交易的效率，这才是我们普及普通话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个湖南人和一个上海人同坐飞机，如果湖南人先和上海人搭讪，上海人听不懂湖南话，就根本无法交流。搭讪事小，遇上婚恋、做生意、参政等大事，如果国民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其事务开展成本之高，可以想象。“普及普通话”，其本质就是“普及同一种语言”，其根本目的在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率。而至于普及的是北京话、上海话、抑或是广东话，就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考虑到北京官话的历史厚度和已经初步普及的既成事实，出于成本考虑，北京官话（普通话）才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统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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