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原文和译文【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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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作者 篇一

确指说

对《山海经》一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其后，东汉时期的王充、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山海经》的作者定为伯益，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增删修改。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山经》是大禹、伯益创作，《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则在刘秀修订时产生。

进入二十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邹衍；该学说发端于刘师培，他在《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中，根据《墨子》所记“神仙家言，亦以齐邦为盛”推断，他主张《史记·大宛列传》与《山海经》并提的《禹本纪》“疑亦衍书”。

另外《山海经》的作者还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25]。

泛指说

现今，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北人说中，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山经》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矿产的记述，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

南人说中主要有巴、蜀人说，楚人说。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吕子方以“大荒”“海内”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

学者萧兵著文称：《山海经》结构上观点模糊，节段松散，句式零乱，韵散夹杂，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情调、构思和语言风格，并提出《山海经》包含南、北方大量资料信息，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25]。

经典古籍《山海经》书籍简介 篇二

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记载我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神话奇书。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而成。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据说原共22篇，约32650字。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大的部分，是一部富有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5篇。《汉书·艺文志》载此书时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也有人认为这5篇是西汉刘向父子校书时所增加的。全书内容，以《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4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山经》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植物、动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山海经》实际上也是我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本古书。

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共工撞天、后羿射九日等神话确实出自山海经，有人质疑出自《淮南子》，这是不正确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相传根据《吕氏春秋》改编。而《山海经》早在先秦已有流传，从时间顺序来看，就显而易见了。

原文： 篇三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书籍特点 篇四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

马昌仪(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

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流传版本 篇五

《山海经》传本较多，除各种单行本外，收入丛书者有：

《道藏》本

《四库全书》本

《格致丛书》本

《二十二子》本

《百子全书》本

《四部备要》本

《龙溪精舍丛书》本等

现存最早的注本是晋郭璞的《山海经注》。清郝懿行采前人注释之长，撰《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别为《订论》一卷，贡献甚大。今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集诸家之长而又时有新见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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