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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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篇一

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的一生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苏迈降生。

1061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年～1068年）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年 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 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 返京；任职史官。

1070年 苏迨降生。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2年 苏过降生。

1073年 收留王朝云。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6年 朝云去世。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家庭成员 篇二

王弗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岁，而归于轼。”十六岁嫁给苏轼以后，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

苏轼曾写过王弗对他的诤言：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治平二年五月（106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去世，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王弗迁墓与苏母合葬时所写的墓志铭中哀叹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

王闰之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8]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献给了妻子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时在杭州的苏轼夫人王闰之把王朝云从歌舞班中买出，收为侍女，当时王朝云年仅十二岁。她长大后，大约是在黄州，被苏轼收为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比苏轼小二十六岁。二十二岁为东坡生了个儿子。东坡老来得子欣喜若狂，对友人说：“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给孩子取名苏遁，乳名“干儿”，出生三日按习俗洗浴时，写下了《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天有不测风云，干儿十一个月大时因病不幸夭折。他哭道：“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又写朝云悲情：“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据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常唱《蝶恋花》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 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秦观也为朝云写过一首《南歌子 / 南柯子》：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何期容易下巫阳。祇恐使君前世、是襄王。（祇恐使君前世 一作：只恐翰林前世）

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如今已成为名胜。

苏辙

苏辙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汝州，期间，苏轼由定州南迁英州，便道于汝，与弟相会。苏辙领兄游观汝州名胜。郏城县属汝州，自古就有龙凤宝地之美称，黄帝钧天台更是有名。兄弟二人登临钧天台，北望莲花山，见莲花山余脉下延，“状若列眉”，酷似家乡峨眉山，就议定以此作为归宿地。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河南省平顶山市境内），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苏洵本葬于眉州眉山故里。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冬，郏城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这原来的二苏坟就成了三苏坟。 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丹元子示诗飘飘然有谪仙风气吴传正继作复次 篇三

宋代：苏轼

飞仙亦偶然，脱命瞬息中。

惟诗不可拟，如写天日容。

梦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怀。

一语遭绰虐，失身堕蓬莱。

蓬莱至今空，护短不养才。

上界足官府，谪仙应退休。

可怜吴与苏，肮脏雪满头。

雪满头，终当却与丹元子，笑指东海乘桴浮。

苏轼 篇四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生平篇五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旧党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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