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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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汇编（6篇）

目录

1.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2.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3.坚持系统观念 促进协调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4.探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7

5.推动制造业利用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4

6.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3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深刻回答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准确认识、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推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新的特征，所有制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和经济运行方式实现了内在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协调发展的平台，又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实现机制。这一制度既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需要不断加以完善。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其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再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科学地处理好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分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深层次改革举措。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程来看，科学界定和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强调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科学定位“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将有效的政府治理与市场作用有机融合起来，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表明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科学定位”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已经达到新的高度，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新征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应通过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解决好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市场活动监管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以更好地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实践证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规律，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承认并肯定资本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资本具有竞争性、扩张性等特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以至于不断地引发经济危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这些消极作用会在资本逐利、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加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消极作用和弊端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但只要是资本，就有逐利性，就可能出现无序扩张的问题，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充分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有效聚集资源，推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作用。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各种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为其设置“红绿灯”，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防止资本脱实向虚、野蛮生长，更好地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创造、民生保障和改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正确认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焕发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使命，党的二十大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部署，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把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深刻认识什么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经济体制，就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它是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制度和机制的总和。经济体制调控或影响社会资源和社会经济流动的范围、内容和方式。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是相对于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取决于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又表现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者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的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企业制度，是指企业的财产制度或资本组织形式，即企业的出资人是以什么样的财产组织形式如独资、股份制、上市公司等进行投资，从而形成企业的法人财产的。财产制度和资本组织形式是企业的基本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企业制度，其典型形式是现代公司制度，内容主要包括：一是采取公司法人制度，即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一旦投入企业，就变成企业的法人财产，企业的出资人财产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相对分离的，公司法人财产权与企业经营权也是相对分离的；二是承担有限责任，即公司以其法人财产对其经营和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投资者以其投资额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三是具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即具备对公司进行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有效制衡。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继续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逐步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规范董事长、总经理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三是实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根据不同企业类别和层级，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选人用人方式。四是改革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能增能减）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五是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企业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建立分级分类的企业员工市场化公开招聘制度。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形成企业各类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所谓市场体系，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各类市场设施体系、运行体系、监管体系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包括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市场设施、运行、监管三位一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运行高效的市场体系。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方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了顶层设计，其目的就是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市场潜力巨大、市场活力和韧性足、资源调节能力强的优势，抗击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经济发展稳定，促进扩大对外开放；特殊情况下还能够借助规模优势，实现自我循环，保持经济独立运转。更为重要的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提高市场效率，是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只有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那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

首先必须弄清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应对市场失灵的客观要求，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其中，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地方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性影响，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通过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这为更好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指明了方向。

加强宏观调控，必须制定和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实现二者的协调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党中央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对调节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总量和抑制经济过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近几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我国依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特点，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组合措施，很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与配合，既保证了经济总量的稳步增长，又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取得了很大成功。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强调各项政策要协调配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等。这些表述既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既指出了各项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为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开辟了广阔空间。

市场监管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方面。市场监管是否到位，手段是否科学有效，措施是否得力，不仅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方向、结构和效率。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发挥好市场监管职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不可少的。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除建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着力强化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弥补好市场失灵，解决好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外，还要通过制定和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科学经济预测等引导社会投资和消费。

坚持系统观念 促进协调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一重要论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新征程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系统观念，促进协调发展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把握、处理增长和分配、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础，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只有坚持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协调经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各种社会资源要素协同配合，才能更加有效更加稳健地贯彻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创新系统方法，客观、全面、发展、普遍联系地观察事物内在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站在系统的高度充分认识、准确把握、精密谋划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客观选择，对在新时代新征程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和时代价值。

提质量增效率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系统观念，既能解决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能兼顾发展的方方面面，统筹兼顾发展质量与发展效益、发展成本与发展收益分配，凝聚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不断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全局上、源头上、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强联动促协同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只有运用系统思维，才能协调好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各种社会资源要素关系，处理好内部各子系统协作交流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的资源市场、标准体系、准入制度的准则，打破各子系统壁垒，促进市场生产要素在各个子系统自由流动，不断提升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联动力度、协同力度、互动力度，从而提高市场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协调均衡包容发展。

凝共识聚合力的保证。创新系统方法，塑造协同与协作理念、共同与共生理念、合作与互助理念，树立整体意识、全局意识、协同意识、平衡意识，有利于以系统观念对发展全局进行顶层设计，凝共识、统步调、消掣肘、化矛盾、获动能、聚合力。在系统推进发展过程中，坚持健全生产与消费引导机制，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协调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坚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坚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教育投入与社会财富增长之间关系、财政收入与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之间关系等。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始终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谋好长远，强化需求对接，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资源整合，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这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发展指明了方向。

谋对策、设机制、构体系，加强政策协调。聚焦重点产业、数字经济、高新技术、创新合作、基础投资、人才培养、能源资源与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主动积极搭建战略对接平台，谋划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健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政策联动长效机制，加强政策沟通、统一政策导向、形成政策共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行业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着力创新政策设计，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建立政策框架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创新激励政策体系、产业合作政策体系、人才交流政策体系等，实现政策协调配合。

促改革、优配置、强联动，增进发展协调。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打通制约发展的瘀点堵点。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全面统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在产业转型、产业链协同、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面临的系列难点、堵点问题，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同时，充分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对体制机制创新、服务管理升级、产业转型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统筹，从而建立起以新型生产要素为核心、以制度体系为依托、以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优质服务为助力、以优化资源配置为要求的发展模式，实现技术创新、知识溢出与实体经济相互结合，不断降低要素交易成本，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入优化调整区域、城乡、行业发展所涉供需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技术格局、开放格局，从全局视野谋划协同联动，助力解决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重攻关、聚人才、促协作，推动创新协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科技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更加凸显。要加大科技创新攻关力度，合理布局科技创新，着力凝聚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调动创新积极性，不断为生产力发展扫清技术障碍、创造科学条件，为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开辟新的途径，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培训机制，打造科技人才引力场，聚集智力，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输出创新动力，激发和释放要素协同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活力。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并积极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同世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创新环境，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互补、互惠共享，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

三

强化政策保障，提升政策协调能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保障政策实施。加强战略谋划，发挥中央、地方、实体机构和企业三级协调机制作用，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制定、落实、执行具体实施方案、配套方案、保障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强业务指导和协调，确保各项协同工作落实到位。同时，健全规划财政、金融、创新、产业、人力、环境政策协调保障机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二是加强资源保障，支撑政策执行。依托政府基金、社会基金，保障资金支撑；优化土地供给，保障用地支撑；加强人才选拔、引进、培训、培养，保障人才支撑；强化数字技术应用，保障数字经济支撑；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保障环境支撑。三是强化监测评估，及时反馈政策效果。完善政策实施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监测、评估、总结，并鼓励和支持开展第三方评估工作，依据监测评估结果积极动态调整，优化政策实施策略，提高政策协调实效。

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均衡发展能力。一是推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水平，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建立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准入制度，通过竞争和供求等机制促进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二是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促进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创新，提升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功能。同时主动有序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服务性贸易开放水平，引导跨境资本流动合理有序进行，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三是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按贡献比例分配制度，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构建技术转移中介培养体系，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技术市场创新主体活力。四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共享、共用、共管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法律法规制度体制，确定数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流转权等，发挥数据市场优化配置功能，提高要素市场化带来的协同价值。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创新协调发展能力。一是要走好自主创新之路。加快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坚决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难题。着力健全基础研究稳定投入机制，发挥好财政科技资金、税收优惠减免等措施的优势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新型企业，有效解决科技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势能。发挥创新型企业同国有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作用，推动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产业链上的融合，形成创新联合体，壮大创新合力。二是要着力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系统。一流的创新生态系统是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协同创新能力、推动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双重框架，打造以知识、技术、人才、资本为核心纽带的创新价值网络，推动知识和技术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学习扩散、相互转化、交替前行，着力推进研究、开发和应用三大群落共生演化、健康平衡、持续联动，实现知识和概念发掘、产品和服务生产与交付、技术进步扩散与应用，构筑形成政产学研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多元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进一步提升创新布局与联动效应。三是要着重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协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布局、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创新资源，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务实推进国际创新合作项目，实现内外创新协同。建设国际创新资源开放合作平台，探索制度型开放试点经验、探索创新监管建设实践、推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现政府、跨国公司、科技组织机构、科学家等创新主体间的深度协作，强化内外创新链联动。

探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如何通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不断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路径。总结以往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抓紧补短板、锻长板，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积极培育核心产业链和关键环节，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全球产业分工重塑和调整的机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快速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剧，创新和国内需求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中的作用逐步提升，我国日益重视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核心产业链和关键环节，促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迈上现代化之路，应走完全依靠其他发达国家的路子，因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只有借助发达国家的外力亦即必须依靠外部市场，这些国家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现代化之路。但事实是，没有发展中国家通过单纯借助发达国家的援助、依靠外部市场而在现代化上获得成功。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完全依靠本国市场，一些拉美国家也曾经走过，但也没有获得成功。实践证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无论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还是进口替代型战略，如果不能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不能真正塑造自身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我国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过程中，及时把重点放在了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上，不断提升科技自强自立水平，不断提升企业自我创新能力和水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得以不断增强。

2.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协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微观主体，产业链中既有大企业也有中小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为推进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主体。出于成本、资源要素、市场、战略需求等方面的考虑，跨国公司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全球分散化布局。在布局过程中，跨国公司力图推进构建一种等级式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这个等级体系中，跨国公司掌控着核心竞争优势和关键环节，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处于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中小企业在利益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通过加快科技创新、共享融通模式和优化发展环境等方式，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享生产要素，构建了以龙头企业或关键环节主导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横向同类企业，以协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供应链畅通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等为目标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实现了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共同发展。

为了有效处理产业链供应链中大中小企业的关系问题，我国开展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近年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举措加快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明确提出搭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培育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2022年工信部启动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要求试点城市通过机制创新、要素集聚、平台搭建、数智赋能和政策支持，推动形成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等协同联动、竞合共生的生态发展格局。一系列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政策举措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链的韧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而且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协同促进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

3.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提升国内产业链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2016年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将绿色供应链纳入绿色制造标准体系之中。同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推动汽车、电子电器等行业上下游企业实现绿色发展。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倡导建设绿色供应链。2021年商务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引导督促企业选择绿色供应商、实施绿色采购，针对重点行业积极打造绿色供应链。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规范》，明确要求示范城市、示范企业在加快供应链绿色发展上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要求，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背景下，由于涉及多样化的利益主体、涉及上下游等多个环节之间的协调，导致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早期，随着发达国家环境要求的提升，跨国公司往往把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全球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跨国公司也逐步将绿色标准纳入其供应链体系，一批中小企业被排除到绿色供应链体系之外，由此导致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着技术的制约。我国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时，通过发挥示范城市、示范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发挥核心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脱碳管理，推动供应链的绿色、低碳脱碳监管，推动绿色、低碳脱碳物流体系建设，推动绿色消费市场的培育，推动逆向物流体系建设等，塑造绿色低碳体系化能力，促进全链条衔接、全方位提升、多主体协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

4.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等生产力因素的变化，推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产业链分工日益复杂，供应链超越了国家边界，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相互嵌套加深，相互影响加深。一个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乃至波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环节出了问题，必然在整个链条上引起连锁反应，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日益凸显。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受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影响，全球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的意愿不强、能力不足。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没有充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以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推进所谓的“增强供应链韧性”战略，利用其在部分产业中的结构性优势，把美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把全球产业分工收益优先美国化，人为破坏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要求，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推动制造业利用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要求广东“要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同时强调“希望外国投资者抓住机遇，到中国来，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深耕中国市场，创造企业发展新辉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跨国公司作为优质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的重要来源，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建设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当前，我们应发挥外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强化其在全球供应链、双循环内引外联和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优势，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制造业利用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1.外资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业成长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目前，外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40%以上。一些跨国公司作为“链主”企业，既是国内产业链的构建者，又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既是满足国内市场高质量供给、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主体，又是联通国际市场、畅通双循环的桥梁纽带。跨国公司凭借技术领先优势在我国构建产业链生态，有助于提升国内企业配套率和供应链本土化水平；同时通过其遍布全球的生产、研发、销售、服务网络带动国内企业和产品、技术、服务嵌入全球价值链，助力我国构建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面向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布局。

外资是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呈现高端化、大型化、服务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态势，跨国公司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拓展，由制成品向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先进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拓展，在加工制造基础上不断转移总部、研发、结算、物流、供应链管理等高端服务，有利于带动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022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速49.6%，占比由2017年的29.5%增至2021年的35.8%；2013—2021年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15803亿元增至22796亿元，年均增速4.7%，高于内资企业1个百分点。

外资是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我国制造业外资结构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占比超过60%；传统制造业外资结构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主导的产业转变，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外资大幅下降。外资企业依托先进技术在国内高端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外资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加大技术引进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推动者，通过技术引进、提升研发水平、向国内企业转移技术、开展研发合作等途径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技术扩散，推动开放创新合作，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外资企业占我国技术进口额比重50%以上，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2000家，医药、电子、汽车、新材料领域的跨国公司基本都设有研发中心。

外资是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加快推动中西部开放，促进加工贸易转移，2022年中西部吸收外资分别增长21.9%和14.1%，成为制造业引资的重要增长极，对于推动中西部构建现代化和国际化制造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先进制造业外资加速向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集聚，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有力带动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2.制造业利用外资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出现下降趋势，2012—2021年由488.7亿美元降至337.3亿美元，占比由43.7%降至19.4%，2022年回升至481.3亿美元，占比25.4%，但仍低于制造业占GDP27.7%的水平。这一态势与我国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总体匹配，但国际引资竞争加剧、全球供应链重组、美西方遏制等外部冲击及国内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加速了制造业利用外资的下滑。

从国际看，我国面临发达国家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和东盟、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资的双重竞争。发达国家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一方面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实施近岸化、多元化布局，重塑供应链布局，影响了外商在我国的新增投资和存量转移。尤其是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和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快产业链向墨西哥、东盟转移，并采取“小院高墙”战略对我遏制，使高端制造业引资更趋艰难，造成我国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总体下滑。

从国内看，我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且用工难凸显，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加剧导致用地用能及环境成本大幅攀升，对吸引外资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外资长期处于“飞地”，本土企业未能嵌入外资产业链形成配套，这类外资企业在国内产业链短、贡献率低、带动力弱、根植性差、转移性强，容易“脱钩”“断链”。

3.我国已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引资竞争新优势

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制度环境和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为稳定外资信心和预期奠定了宏观基础，超大规模市场、制造业体系完备、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尤其是高素质人才丰富多元、高水平开放加快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吸引高端制造业外资提供了人才、产业基础和制度保障。

大规模人才储备是吸引高端制造业外资的独特优势。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化，研发人员、大学生人数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为572万人年，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大学生967.3万人、研究生86.2万人，留学回国人数累计超过400万人，能够为跨国公司研发、管理、运营、服务匹配高素质人力资源。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全球高端制造业和新技术的产业化提供市场基础。我国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居世界首位，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尤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双碳”战略的实施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举措，将为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及医药、医疗健康器械等领域的跨国投资开辟广阔市场。

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集群发达，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低成本配套能力。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上下游配套能力全球领先。2022年工信部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消费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产业配套条件。

开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跨境物流便利。我国已构建起海陆空网立体化综合物流体系，各类口岸313个，通江达海优势明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国际运力，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4个国家196个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5个港口。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4G、5G基站和光纤、移动宽带网络。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已升至第31位，通过推进证照分离、并联审批、一站式服务等举措显著缩短企业开办时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体化通关等措施提高了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4.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推动制造业利用外资扩量提质

综上所述，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虽面临挑战，但新的要素禀赋优势十分匹配制造业高端化趋势，未来应继续扬优势、挖潜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牵引，以吸引先进制造业外资为重点、优化外资结构为导向，加快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综合运用产业开放政策加大先进制造业引资力度。先进制造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焦点，必须形成更大开放力度、实施更优惠的政策和更紧密的战略合作。继续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领域外资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用地、用能、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鼓励地方政府加大配套力度，建立“制造+服务”的全产业链招商模式。积极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投资协定框架，构建紧密区域供应链伙伴关系，吸引欧美外迁企业落户，增强与企业的供应链黏性，避免“脱钩”“断链”。

推动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转型升级，并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潜力大，应发挥自贸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带动效应，形成制度创新高地和引资高地。加强口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的国际大通道作用，强化沿线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降低中西部地区通往东盟和欧洲的贸易物流成本，推动加工贸易在边境口岸、交通枢纽落地。完善工业园区配套体系，促进集群发展，推动当地配套企业嵌入外资产业链。积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依托加工贸易引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结算中心、数据中心，推动产品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形成东中西部融合发展的外资产业链布局。

建设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和资质要求，做到既准入又准营；确保外资企业平等获取各类生产要素、享受产业政策，确保在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方面待遇平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落实“全国一张清单”准入，消除区域要素流动限制性壁垒，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完善国际化争端解决机制，鼓励自贸试验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引进国际仲裁机构。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促进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跨国公司研发、服务和运营创造有利环境。

营造有利于开放创新的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以更优惠的财税政策和知识产权激励引导外资企业扩大技术进口、增加研发投入、设立全球或区域性研发中心，推进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为吸引全球人才、技术提供保障，尤其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据知识产权立法，严惩侵权盗版、恶意商标注册、窃取商业机密、网络剽窃等违法行为。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中国强。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县城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要求及其发展目标作出明确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是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1.制定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战略规划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县城是中国城镇体系的关键元素，不仅呈现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色与基调，而且承载着中国成千上万家庭的生计与希望。截至2022年年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其中，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30%。显然，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科学把握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强化顶层设计，通过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造福亿万人民群众。

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特别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县城发展规律，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形成定位准确、功能互补、上下衔接的规划体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有序推进县域城乡各要素、各功能、各体系之间的多元整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置于我国整体城镇体系之中，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全局之中，充分彰显县城建设的生命力与县城发展的前瞻性。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坚持“一县一策”。据《中国统计摘要》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县级市394个，县和自治县1418个，二者合计1812个。我国县级城市数量巨大、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部署计划及其实施举措，要根据县城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及其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现实情况，充分体现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确定不同县城的功能定位，形成不同县域之间以及县乡（镇）合理分工与良性互动，避免“一刀切”和盲目重复建设。因此，既要以全局性的眼光，将县城放在全域发展布局中，寻找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又要合理把握时序、节奏、步骤，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细化实化建设任务，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激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要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一方面，要重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积极推动在人口、土地、资金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整合县域内不同生产要素，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与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挖掘县城和乡村的内在市场潜力，以县域发展推动乡村发展，形成县、乡（镇）、村三级商业体系，推动县域小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相互嵌套，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以人为本是当前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协调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让全体人民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化成果，让有意愿的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

县城是吸纳县域城镇人口的核心载体，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承担重要功能。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2020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2021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309万人，比上年增加208万人，增长1.6%。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正在成为新的趋势，县城已经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选地，正在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载体。因为多数县城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就业技能要求和居住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要低得多，因而更适合农业转移人口定居。《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畅通在本地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渠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特别指出劳动力要素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要素流动的突出问题，为促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0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地区要统筹配置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公共资源，重点投向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重点支持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县城”。《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积极倡导，推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因此，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以人的发展为重要关切点，注重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益，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县城打造成为人口和服务的集聚地，增强进城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土地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素。土地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支撑。据《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土地财政依然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财力支撑。土地成为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显得尤其重要。对此，《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突破了传统的要素配给机制，在土地要素方面，指出建立健全省以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从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提升人居环境等多方面入手，提高县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强化农村对城镇化建设的土地要素支撑，提升县城的城镇化水平。首先，合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科学合理分配土地指标，扭转县域之间土地要素错配的状况。对于那些因资源禀赋出现人口流出的县城，多出的建设用地则可以及时复垦为耕地，恢复用于规模化农业生产，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要转向人口流入地，满足农民进城就业落户所需。其次，深化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公益性用地的范围，规范土地征占用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让农民公平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生活和长远生计问题。

资本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地方财政是地方治理的基础，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县级财政发挥着引导和保障作用。目前我国区县财力整体有限的情况下，县级城投实际承担了大量建设项目的资金任务，而现有的县级财政状况很难承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需以完善投融资机制为重要抓手，由财政单一投入的传统融资模式向多元化融资模式转变。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县区财政平稳运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县城建设，盘活国有存量优质资产，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城镇化是内嵌于国家经济体系的动态演进过程，产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根基，是培植县域市场的经济内生动力，是提升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内核。《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统筹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在统筹谋划、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推进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县城产业支撑能力，提高县城人口的吸纳能力，真正增强县城的中心功能。因此，要强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经济传导路径中的核心作用。第一，明确县城产业发展定位。根据不同地区县城发展的客观条件，统筹县域内部产业培育与外部产业转移，发挥市场力量在培育县域产业体系方面的优势，实现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向县城合理流动，形成合理的多元化的县城产业发展路径。第二，发展壮大县城特色优势产业。根据县城的区位和定位，结合产业发展比较优势，按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和提高就业吸纳能力的要求，积极培育县城特色优势产业。

3.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新形势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战略纳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城镇化工作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为解决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建立中央指导、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是要以党建工作为统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凝聚党的群众基础、体现党的执政优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牢牢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三是必须坚决落实党管人才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吸纳人才。对于选人用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干部在政治上可靠，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让具有现代化城市管理经验的人步入合适的领导岗位，为城镇化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

体制机制是畅通要素流动的重要保障。我国7亿多农民，有近5亿农民居住在县域内的乡村，还有2.5亿人居住在县城或县级市城区，而绝大部分农民要到县城看病、上学、买房，越来越多农民向县城集聚，推进县城建设是提升广大农民生活品质的关键。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将深化改革作为重要抓手，把县城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纳入统一框架，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区治理制度为重点领域深化城乡联动改革，打破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破除“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是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实现县城市民、农民工以及在村农民要素共享，推动要素在大城市与县城、县城与乡镇村之间自由流动。二是要统筹县城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公共服务、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县城建设投融资机制，改革政府主导建设的发展模式，加快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规范县级政府投融资管理，提升政府投融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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