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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论文 篇一

怎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摘要：本文从实际案例中解析出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适用原则和在公司存在运营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意义。通过与国际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含义和看法比较出作为市场营销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必要。

关键字：公司人格否定理论 公司 法人 独立人格

一 解剖含义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公司人格否认被具体描述为“作为一般规则，在没有相反的充分理由出现时，公司被视为一个法律实体（即独立的法人），而当法律实体的概念被用于妨害公共利益，使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法律将视公司为多数人的联合”。

国际上一般这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第一 ，公司人格否认仅是一种特殊规则，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公司人格独立被作为一种一般规则，是帝王原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仅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弥补，我们不能因为公司人格否认规则而否认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第二，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相当含糊，正如表述中所说，它适用于法律实体的概念用于妨害公共利益，是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这一陈述急具随意性和抽象性，使人难于把握。而美国法官又进一步总结道：“整个问题（刺破公司面纱）仍在隐喻的迷雾之中，而恰当的标准只能是‘诚实和正义’。”第三，公司被否认人格的后果是视公司为多数人之联合。各股东在公司人格被否认之后，再也不能以公司独立的人格对抗善意债权人，股东的责任也应由有限责任转为无限责任。

二 案例再现

（1）Re FG(Films) Ltd (1953)

FG(Films) Ltd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确认某一电影为英国电影。该申请被下级法院驳回，因为该部电影是由设立FG公司的美国电影公司制作。美国电影公司曾同意提供资金和必要设备，资助FG(Films) Ltd制作该电影。FG在英国拥有办事处，但没有营业场所，并且在英国没有雇佣任何职员，公司90%股份由美国董事所有，其余由一英国董事所有。FG请求法院确认该电影是由其制作，因为FG是英国注册公司，因此该电影应为英国电影。

判决：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相反，法院认定FG只是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不是电影的制片人。证据也表明，FG只是作为一个空壳公司，其设立是为了使该电影成为英国电影而已。法院认为，认定FG公司承担了制作该电影的工作违背了事实和逻辑。

（2）2003年1月，A公司与B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一份，约定A公司向B公司购买手机8万部，价款总额为2.8亿元。该协议的履行期限为四个月，履行方式为分期付款，先款后货。A公司先后支付预付款1.72亿元，余款1.08亿元未付。自协议签署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非典等市场因素，A公司没有依约提货。2003年12月，A公司向B公司发出发货通知，此时每部手机价格从3400元降至1700元，B公司将价值9129万元的53700部手机，发给A公司。截止2004年3月31日，A公司在B公司处尚有预付款49194392.5元。就《合作协议》履行产生的损失问题，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了最终解决方案《备忘录》。约定：A公司承诺补偿B公司3500万元损失，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14194392.5元（该款已依约返还给A公司）。但在2005年10月，A公司突然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归还其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并主张B公司的母公司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B公司亦提起反诉，要求A公司依照《备忘录》之约定返还损失3500万元。本案一审法院判处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向B公司公司赔偿损失1167万元。C公司对B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没有支持A公司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主张，基于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一审法院动用自由裁量权，以缔约过错为由，裁量B公司和A公司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并驳回了B公司的反诉请求。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判处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 从案例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1、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这一制度体现于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到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时，应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就被告而言，应只限于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的积极的控股股东。在上述案例中，C公司是B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行为要件：公司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该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两类：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

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原则 （1）个案原则

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第三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之中，而并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否认，是对在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公司人格在个案中的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不得将对公司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的范围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公司或者股东。

（2）实际操控原则。 对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承担责任的，应当是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即控制股东或积极股东。而对于非控制股东或消极股东的有限责任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3）不得自我否定原则。

公司独立人格否认是为保护第三人因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而遭受不利而设置的，只能有受害的第三人提出。公司不得主张自己不是人，公司独立人格不得为股东利益而主张，必须由受害者提出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不允许公司自己或公司股东为排除某种不利后果而提起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请求。

四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意义

2005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维护投资者和规范公司运营秩序，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法人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如同自然人的独立人格除有自然死亡之外尚有宣告死亡制度予以取消一样，法人之独立人格除有消灭制度之外也有否认制度，法人人格之确认与法人人格之否认构成了法人制度的辩证统

一、不可分离的两个方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了法人人格确认制度的缺陷，可以有效地防范不法分子滥用法人的人格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共公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了实质上的公平合理，极大地丰富了公司法人理论，使法人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要求股东对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五 感悟与思考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独立责任和股东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规则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不可动摇。而通过适用揭开公司面纱，仅是修复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缺损，绝不是要将其摧毁。因此，涉及到“公司人格否定”，当属非常严肃，国外立法和司法尚且掌握不一，我国更缺少司法实践，特别是判例，立法只是超前笼统地予以规定，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贵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诸如何为“滥用”、何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均无严格标准。因此，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不可滥用法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个规范公司的法律条例，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市场营销的学习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将有助于了解公司运行制度、了解市场一般运作规律、理解和掌握在公司日常运行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纠纷。

清晰分辨公司人格混同将会减少在公司运行中的损失。

公司法论文（精选 篇二

论我国的资本形成制度

陈子巍

（南昌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南昌）

摘 要：本文从法理上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概念、分类、功能、原则等进行了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现行公司法的立法现状作了详细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意见。由于我国公司制度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法律起草修改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现行《公司法》存在出资形式规定单一、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过高、股东退股机制不健全、公司股份折价发行程序的缺失、减资程序复杂等不足。综合国内外的立法经验，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该丰富出资形式、降低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健全股东退出机制、建立股份折价发行机制、简化减资程序、完善资产信任制度。只有这样公司资本制度才能更规范和完善，《公司法》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公司资本 公司资本制度 现状分析 立法完善

[作者简介] 陈子巍，男，1987年生，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级硕士生，学号415417112124，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区域规划。（江西 南昌 330031）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概述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概念

“公司资本又称股本，全称股份资本。它是经政府批准的公司章程所确定的由股东认购股份出资所构成的公司财产总额。”它是衡量公司净资产的最小价值的刚性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标志公司信用的特殊功能。公司资本是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保障。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有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中资本制度。狭义上，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上，公司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形成的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公司资本制度以三大类制度形式定位，将选择的资本制度散布于公司各规制、原则和精神中，统领一国公司立法乃至整个商法体系。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涉及筹资制度、资本形成制度、资本维持制度或资本运行制度、资本消灭制度等。法定、授权或折中资本制度统称为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1 / 12

公司资本没有进入运作阶段前，股东出资和资本形成是公司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公司设立时期，是公司成立的初级阶段。易言之，公司资本的形成（即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运作时追求股东权益的基础和根基，公司以怎样的方式注入资本额，以怎样的形式投入资产（即股东出资制度），也将决定资产在运营阶段能否保障债权人利益。所以公司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在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整个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

（二）公司资本制度的分类

1、法定资本制

大陆法系关于法定资本制的界定是：“法定资本制，又称确定资本制，是指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资本总额作出明确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足的一项资本制度。如果股东未能全部认购缴足，公司将不能成立。”英美法系关于法定资本制的共识是：凡公司设立之际，有法定声明资本要求与限制，且在公司分配或回购之际，以声明资本为底线标尺要求的公司资本制度模式，均为法定资本制。之所以产生上述分歧，在笔者看来，可归结为两大法系公司法学理观察视角的宽窄度的把握不同。在大陆法系，公司法学理是从公司设立之际的资本形成环节来定位公司资本制度的内涵。在英美法系，公司法学理则从公司资本形成、公司运营过程中的资本变动、公司分派、公司回赎股份、公司回购或公司股东资本退出的资本运作全程来归纳公司资本制度的内涵。比较而言，从公司资本运作的全程定位一种资本制度的内涵，或许更为可取，其不仅可揭示公司资本制的全貌，且可指引立法者从公司资本运作的全局把握制度的功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法定资本制的初始和终极的关怀，其措施往往是最低资本要求、出资的限制、减资或分配的限制等。但这种制度设计有时并未真正起到保护债权人的作用，反而在某些情况下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例如公司往往会将法定资本制度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债权人身上。

2、授权资本制度

“授权资本制度是指在公司设立时，公司资本总额虽应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发行，只认足并缴付资本总额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在公司成立后随时募集的公司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的精髓在于“授权”机制，这一制度的内涵可从三方面解析：其一，授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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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下的分次发行。授权股本与分次发行的结合，为效率化融资与公司灵活运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二，授权资本额度下的发行乃至分配、回赎股份等诸事宜，除非法律或公司章程留给股东决断，委诸于董事（独立董事为主）的商业判断。董事的商业判断必须符合法定的强制性标尺，如分配之际的偿债能力标尺，并受董事行为准则的制约与董事责任机制的威慑。其三，公司注册资本为已发行股份的实收资本，而非授权发行股份对应的资本。

授权资本制侧重对投资者和公司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同时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保护。首先，授权资本制强调保障股份发行过程中以非现金方式出资的对价的适当性，从而形成了两个著名的规则：“真实价值规则和诚信规则”。其中真实价值规则也是授权资本制借鉴法定资本制在其第一阶段之资本充实设计之成果的结果。资本真实规则要求股份的对价不得低于其发行价格。诚信规则规定，董事应依据诚实的商业判断标准来确定股份对价。其次，授权资本制规定了公司股东及其董事因股东信赖其财务资讯披露而造成损失时，作出决策的董事应承担的责任。最后，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债权人还可利用合同法手段和公司法所形成的一些司法原则进行自我保护。授权资本制对公司债权人之保护是建立在维护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均衡的基础上，是真正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实现了法的正义、公平之要求。对债权人之保护而言是一种公平合理的资本制度。

3、折中资本制度

“折中资本制度，又称认可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对公司章程确定的资本总额不必一次全部发行完，公司就成立，其余部分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限内根据需要，随时发行新股募集的一种资本制度。”折中资本制的重心在于“折中”机制，这一制度的内涵可从三方面认知：其一，折中资本制度是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规制理念的折中，即“法定与授权”之间的一种妥协安排，是一种强制性规则与赋权型规则的中间规则道路。其二，折中资本制是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决策权与法律的事先安排、股东大会的权限安排的比重之间的折中设计。其三，折中资本制是资本筹集中的规则安排与资本维持原则的底线设计标尺之间的折中机制。

（三）公司资本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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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说公司法的功能主要是保护四个方面的利益，1、保护公司本身利益；

2、保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3、保护债权人利益；

4、保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从主体来说，公司资本制度应该兼顾公司本身、股东和债权人三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公司资本制度应该有的一种价值取向。现行的公司法恰好在这个方面存在着问题，我们的公司法只注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只注重交易的安全，而忽略了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本身的利益，利益的平衡在这个地方完全失衡了，一切的价值、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保障，而它消极的、负面的后果就是牺牲了股东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牺牲了公司经营的需要，遏制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充分利用。

二、公司资本制度的原则

（一）资本确定原则

“资本确定原则，又称资本法定原则，是指公司设立时，必须对公司的资本总额在公司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定，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在这一原则要求下，资本总额不是在公司成立后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而是在公司成立前由发起人主观预测，这就存在两种现象：一是可能预测过高，影响公司的成立，二是预测过低，致使公司成立后营运资本不足。就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其能否募足首期发行的股份，与证券市场行情、政府对证券发行量的控制、金融形势等复杂多变的因素有关，而根据资本确定原则，募集设立方式设立一家注册资本为三千万的股份有限公司，可能最后因为几千元股份无人认购，而导致该公司无法成立，如此巨大的代价，仅仅是为了保护当时不存在的债权人利益，其合理性值得探讨。

（二）资本维持原则

“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注册资本相当的现实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资本是构成公司财产的基础，因而也是其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公司财产是一个变量，公司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自有财产增值了，实有财产将大于公司资本。如果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则会出现公司实有财产小于公司资本。公司的财产增值或减值到多少才需要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法律没有规定，几乎全凭公司的自由意志，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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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出现公司财产与资本不相“维持”的现象。一直有人认为公司注册资本现实有多少，其承担的债务能力有多大，实际上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公司财产经常是不一致的，因而不能仅以公司资本多少来衡量公司承担责任能力的大小。

（三）资本不变原则

“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资本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变更章程，不得改变。”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增加或减少资本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尤其对公司减资行为，要求更严。这一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却给公司增资、减资带来了成本高、时间长等弊端。以公司增资为例，其本质是要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无论对公司还是对其债权人都是极为有利的，但我国《公司法》却从时间、业绩、预期利润率，甚至公司的财会文件上有无虚假记载等多方面对公司增资条件作了严格的要求。同时还在程序上要求董事会制定方案，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最后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这客观上就增加了企业增资的成本，抑制了企业增资的积极性，不利于公司企业发展。

三、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出资形式规定单一

我国公司法对出资形式的规定主要是法定形式。投资者能够以什么样的财产投入到公司，作为自己的出资额，不是自己来确定的，也不是股东之间协议可以决定的，而必须严格地遵守公司法强制性的规定。《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这四种形式之外是不是可以作为出资，理论上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理解这是强制性规定，只能有这样的四种形式，不能有其它的形式。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作放宽的理解，因为法律没有禁止用其它的形式出资，因此其它形式的出资就是合法的。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赞同第一种意见。按照这样的理解，严格的法定四种出资形式就排除了很多其它的财产出资。其中实践当中最普遍的就是股权的出资、债权的出资、劳务的出资和信用的出资。

（二）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过高

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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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根据规定一个公司要成立，就必须达到最低资本限额，达不到最低资本限额，公司就不能成立。对经营活动而言，公司确实需要资本，而且有的需要巨额的资本，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司、任何类型的经营活动都需要这么多的资本。比如开一个咨询公司，只需要租一间房子、买一些办公设备就足以开展相关的咨询活动，硬要凑够十万块钱，就没有必要。另外有些人一下子拿出十万块钱也许有一定难度，但他却具备公司开展各项业务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以最低注册资本额来限制公司的成立。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确实是限制了公民和投资者的投资能力，阻碍了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设立。另外这种资本的一次性全部地缴足，也使得很多资本在公司中闲置，导致很多社会财富的浪费。

（三）股东退股机制不健全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该规定，当一个公司的股东觉得公司的运营不好或者与其他的股东不和时，他不想干了，想退出去，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转让。如果转让不了，他是出不去的。但是当一个公司发生严重的内部矛盾的时候，对股东来说转让出资同样是存在障碍的，别的投资者看到股东之间是如此多的矛盾，也不敢进来，这个时候要转让出资，要么无法实现，要么转让的价款根本不能达到应有的转让价值。这就导致实践中，很多公司在陷入严重矛盾和危机的时候，股东只能陪着和大家一起熬，只能死守在这个公司。这时候如果法律规定股东能退出去，并且公司应返还股东的出资，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而公司法应对股东退股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

（四）公司股份折价发行程序的缺失

我国公司法允许公司股份平价发行、议价发行，但不允许股份的折价发行。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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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价发行就意味着公司资本的不充分，公司出资虚假。但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禁止公司股份的折价发行，在有些时候公司股份的折价发行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某个公司发生严重亏损时，每一股的价值远远低于它的面额，假如原来一股是一元钱，现在一股只值五毛钱，那么公司现在要发行新股，如按照一股一元钱发行，新股东当然不愿意购买了，这个时候新股东只愿按照股票的实际价值来购买。很显然，这时允许公司股份折价发行对公司的发展是有利的。

（五）减资程序复杂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在现行资本制度之下，公司减少资本的程序复杂，成本昂贵，难度极大。特别是要履行债权人的保护程序，要对债权人进行清偿或者提供担保，在这之下还有严格的公告程序等等，一个公司要完成一次减资，成本是非常高的，以至于现在我们很少见到哪个公司减资，因为这种复杂的程序让人却步。

四、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现状形成的原因在于公司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在法定资本制度之下，债权人把公司的资本作为债权最基本、最重要的信用担保，为了保障资本的真实性，我国公司法不得不容忍公司设立难度大、公司资金闲置与浪费、增资程序复杂等弊端。实际上公司的偿债能力并不取决于注册资本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现有资产的多少，因而我们就应该以公司的资产取代资本作为信用的基础。“以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首当其冲的是法定资本制本身的改革。”我们应该围绕着资产信用来建立相应的公司规则，实现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的转变。

（一）丰富出资形式

以资产信用取代了资本信用，法律对股东出资形式的硬性限制也就可以放宽、直至彻底解除了。既然资本不再担负债权担保的使命，股东的出资也就不是必须具备债务清偿的功能，具有经营功能的任何资源和要素都可以作为股东的出资，唯一的条件应是股东的认可和同意。由此，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当然都可成 7 / 12

为出资的标的。

1、股权出资

股权出资是股东以其对另一公司享有的股权投入公司，并由公司作为股东取得和行使对另一公司的股权。在股权出资的情况下，特别要注重原公司出资的可靠性、真实性，防止以股权出资的形式为原公司逃避风险和责任。另外，还要注意原公司的股权是否隐藏着负债。笔者认为股权投资必须慎重，并且操作必须严谨。

2、债权出资

“债权为债权人享有的请求债务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出资是股东以其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投入公司，并由公司作为股东取得或行使对债务人的债权。实践当中，很多的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特别是改制为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的以股权和债权来投入或出资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中国证监会并没有严格把关，实际上就是默认了这样的出资形式。既然以债权出资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公司法应该明确的予以规定。

3、劳务出资

劳务出资就是股东以已经完成的或者即将完成的劳务作为出资的出资形式。这种出资形式在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当中通常是不允许的，但是在无限公司或合伙企业当中是允许的。劳务出资在现代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比如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除了用他的技术出资之外，有时候希望把他在公司进行管理的服务或劳动折算为相应的出资额。能不能这样折算？在现行的公司法上找不到根据。但目前实行的股票期权制、经理人持股等做法，实际上就类似于劳务出资。对于劳务出资在价值上的计算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11条规定“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合伙人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劳务出资首先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再由其他股东确认价值。价值确定以其他股东协商确定的数额为依据，或者以该出资人薪金所得与公司预计经营期限乘积为参考计算出资价值。

4、信用出资

信用出资是指某一个企业的投资人不是以钱或物作为出资，而是以自己的个人信用作为出资，这种信用能给企业带来无形的商誉，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种出资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信用出资。无限公司和合伙企业对这种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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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合伙人和无限公司的股东要承担无限责任，因而信誉良好的股东即使不出资也会当然地对企业产生一种支撑和影响。事实上，对于其他的企业，包括公司企业，对股东信用的利用也是完全可能并经常存在的。例如，具有良好信誉的股东增加或减持上市公司的股票，往往会引起股市的变化。因此我国公司法应确定信用的法律地位，允许用信用出资，并确定信用出资的评估方法。

（二）降低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最低注册资本额制度的调整和取舍是资本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公司法》的资本的确负载太重，我们对资本的要求和期望的确过多，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最低注册资本额超越现时许多中国公民的投资能力，阻碍或剥夺了许多投资者开办公司的机会。在经济高度发达、投资实力强大的欧美国家和香港地区，都只需很低、甚至根本没有最低资本的限额。况且“在资产信用之下，公司的最低责任能力不再取决于其最低资本额，资本不再背负公司信用基础的功能，不再赋予资本以债权担保的使命，它主要是作为公司自身经营的物质手段交由公司的股东自行判断和决定。”因而公司法应该逐步降低一人公司的设立门槛，甚至最终彻底放弃最低资本额制度也并无不可。

公司设立门槛降低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公司设立实质性条件的宽松化，比如最低法定注册资本的降低以及出资方式的放开等。另一个是公司设立程序性条件的简便化。主要是指公司设立时登记手续的简化，也就是登记核准事项的压缩以及公司经营范围限制的减少。而在上述诸多的门槛降低事项中，笔者认为，资本门槛之下调是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设立门槛修正的核心环节，也是公司法治和法治公司的必然要求。

（三）健全股东退出机制

撇开了资本信用，在确保现有债权安全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允许股东退股。股东退股的合理性，已得到许多国家立法的肯定和承认，其法律规定也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表现为更加灵活机动。我国也应顺应这种立法趋势，并可参考日本法，对股东退股问题做出相应规定。即：直接明确规定，股东可以退股，股东退股应当书面通知公司，公司应向股东支付合理对价，若双方不能就价格达成协议，可请求司法估价。这种退出方式无疑最公平和最有效率。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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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规定在公司资不抵债时，除非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否则不能退股。

（四）建立股份折价发行机制

股份的折价发行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严格禁止。迄今为止，学界与实务界很少质疑股份的折价发行，几乎无人怀疑股份的折价发行会损害债权人和公司的利益，而禁止折价发行价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改变了以往的资本信用观念之后，如不再严守资本维持的原则，公司的名义资本与实缴资本的脱节得到允许时，股份的折价发行也许已无必要再严格禁止，公司设立的特殊背景和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需要也许使股份的折价发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股份的折价发行，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都予以禁止，但为了回应资本市场的现实需要，—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对此已有灵活性规定，如香港、韩国、美国等。实践表明，毫无例外地强制禁止折价发行，无疑阻却了跌破面值且急需筹措资金以度难关的业绩不佳企业的对外筹资渠道。有鉴于此，我国公司立法应修正目前严格的一律禁止折价发行的规则模式，而给予跌破面值且急需资金的亏损企业以筹集资金与再生的机会。公司法在允许折价发行的同时，应设定严格的折价发行的批准程序。

（五）简化减资程序、完善资产信任制度

减资程序设立虽然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也带来了减资成本高昂的弊端。通过建立与资产信用相配套的制度也能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同时还能简化减资的程序。因而简化减资程序，完善资产信任制度就成为公司法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完善资产信用制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司资产的稳定和安全。 首先，公司法应建立一套监控公司资产流向的法律制度。公司的资产演变必须具有法律和财务上的合理性，任何债权人在公司资不抵债时，都应有权提出审查公司资产流向的要求，公司必须提供相关资料并对其资产的变化作出充分的说明，对于恶意逃债及资产的非正常转移和流失，债权人除可以通过合同法上的撤销权予以救济外，应可追究公司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直至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而追究股东的清偿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是资产流向监控的主要手段，因而法律应赋予债权人对无力清偿其债务的公司以财务审计的申请权；应规定与债务人公司发生交易往来的当事人具有配合财务审计的法律义务；应规定由于缺少完整财务记录、财务帐册虚假而造成无法确定和说明公司资产去向的责任的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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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司债务纠纷的司法或行政机关在财务保全、财务审计和财产追索方面应采取有力的措施。

其次，公司法应建立一套系统的、与资产信用配套的信息服务体系。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法律应赋予债权人就债务人公司的土地、房产、机动车、股权、知识产权等资产进行调查和收集信息的权利；应规定管理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或单位按法定条件向债权人提供资产信息的义务；对于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资产信息，在更为严格的条件下，司法机关应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协助索取；应鼓励和发展更为完善的征信业务和征信制度，为债权人提供更为丰富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

综上所述，虽然现行《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资本制度曾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企业发展壮大、维持社会交易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恪守僵化的公司资本三原则和法定资本制，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法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的交易安全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等行为屡禁不止，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只有尽快吸取其他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先进资本制度，加快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期待《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得以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顾功耘：《公司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版。 [2] 陈恭健、蒋进：《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 王庆军：《公司法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 杨紫煊：《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 赵旭东：《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7] 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8]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

[9]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0] 张士元：《企业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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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 [12] 王文宇：《新公司与企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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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法的论文 篇三

关于公司法的论文

2007-6-25 23:06 提问者：oeminchina |悬赏分：200 先写公司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是出现常见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写你从哪抄的这些（出处）

1500字 差不多的弄来

参考下面这些 差不多些出来跟那么回事就成再编个题目 然后回答完了再家50分 谢谢袄 帮人问的~ 问题补充：

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

1、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二）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公司住所。

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

2007-6-25 23:12 最佳答案

[摘 要] 本文从公司治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公司治理、债务结构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债务机制与管理者激励在企业改 革与资本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要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率，必须重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关键词] 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投资，资本产出率较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财政赤字来增加资本投资率以维持较高的GNP增长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公司改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缓解就业压力，并推进公司改制，政府这几年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力财政投资，以期望刺激投资和需求。但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活力，这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阶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般来讲，公司的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经营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之和；借入资本指的是由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公司中自有资本、借入资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自有资本的结构（涉及到所有权结构）、借入资本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然，资本结构的形成与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分析理想状态下，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令S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资本，D为债权人投入的借入资本，不考虑利息；△S为受监督和约束的管理者对整个资本进行经营而带来的预期新增资本，那么事前的实际债务比率为D/(S+D)，事后的预期债务比率就为D/(S+△S+D)，如图。假定资本投资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最大增值，对图分析可以得出:

（1）债权人对过高的△S并不敏感，但当预期(S+D+△S) (2)如果投资产生的预期△S的不确定性很高，即使债权人愿意提供贷款，考虑到偿债的压力（限制了进一步赢利性项目的投资）和无力承担债务的后果（破产），为保护自身投资企业的资本S,所有者也不会允许经营者不顾投资效益而盲目举债。

（3）如果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制约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给予管理者较好激励措施，以期望△S尽可能地大；另一方面，当预期△S较小时，过高的债务会加大企业破产风险，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换。考虑到在职的个人控制权收益，管理者也不愿冒破产或解职而举债的风险。

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约束机制作用下，公司的债务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结构范围；从最大化公司价值角度看，公司资本结构所导致的控制权分配和相关机制决定了能否雇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尽最大努力来最大化△S。由于△S的大小与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公司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及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的，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同，对经营绩效的责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车”问题，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权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属于私人信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签订一个完全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公司中某些行动必须在将来才能确定，而不完备的初始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为了约束管理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一种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OECD,1999)；或者说是处理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职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现初始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的一种决策机制，其本质反映了企业中所有权的安排所导致的控制权配置状况。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产权，明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公司化后控制权的重新安排。由于企业所有权是指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解决企业的激励问题和管理者的选择问题，最大化公司价值，控制权的安排应使二者对应，特别是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最难监督、最有信息优势的成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于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支配着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各方能从这种关系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权安排及治理结构形式有很多种，代理成本的现实存在表明，现代公司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率总是次优的。次优理论决定了对于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适用所有类型企业和所有经济环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实质上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可能方式的一种相机选择，其中产权交易、并购和破产机制是转移控制权从而对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股东起作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英模式；一种是由银行起作用依赖于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后者则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不利于最大化公司价值。我国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说明我国的公司改制倾向于构建第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下应该存在什么机制使管理者减少上述代理行为，从而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呢？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讲存在7种调整管理者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内部机制、机构持股、大股东、外部董事、债务政策、管理者市场、控制权市场。其中前4种为内部选择机制，受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后3种则是由外部决定的，这7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公司中所有权非常分散时，由于监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监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就普遍比较严重，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权非常集中，比如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难被大股东（全民）直接监督。这两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就显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权很大，经营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据领导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转移定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投资对自己更有利的项目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我国改制后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论上认为管理者总是有扩张规模获取个人利益的倾向，那么让管理者持股或认购较大股份，自己监督自己，就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成本太高时的好机制，但在国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拥有股份，也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当所有权比较集中时，外部投资者有很强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和监督管理者，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现象（国有股权集中并没有这个效果）。但集中的股权改变了公司的委托代理状况，不可能彻底消除代理问题。因为，首先，机构持股本身带来新一级的代理问题；其次，由于得不到监督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大股东不可能尽全力监督，相反，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对中小投资者有效保护的大股东（机构持股、大股东）治理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从理论上讲，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会的效率值得怀疑，因为执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者是困难的，而外部非执行董事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更好地监督管理者。在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究竟有多少动力和能力激励约束和监督管理者，更让人怀疑。

可见，通常意义上的上述4种内部治理选择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即使公司的管理绩效大幅提高，监督者（或自我监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低成本、更强约束力的机制。管理者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被认为是对管理者进行控制约束的有效外部机制，但它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讲，这两个市场刚刚发展，所起作用极其有限。

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的选择。从控制权角度看，债务的实质是债权人施行控制权的能力，而债权则表现为一种相机控制权。当公司破坏债务合同条款或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将行使其法律权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清算或破产威胁将约束管理者以扩张规模和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同时也迫使所有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必要时替换现任管理者。债务作为这样一种约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产机制为前提的。当银行为最大债权人时，起到控制权相机转化的条件是:第一，其本身贷款结构要合理，否则破产会暴露其财务状况，银行会陷入债权人消极状态，即公司（特别是清算价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偿还贷款，银行也不会令企业破产；第二，银行的贷款资本的配置不应受政策干预，否则银行就没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债权机制将失去作用。银行只有有能力和动力监督公司的状况，才能发挥其债权人作用。可见，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性。

现实中，以股权分散和银行持股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公司运营中都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公司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二者有融合趋同的倾向。美国学者Anup通过对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及其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机制的选择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赖性，过分强调单一机制将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机制都几乎不起作用，将会使管理者控制权非常大，公司资本结构必然会恶化。

四、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与优化资本结构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某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强的债务机制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债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前约束机制来起作用，为了减少管理者事后消极的可能性，应该在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市场的基础上，给予管理者直接的报酬激励和适当的产权激励，如分配给其部分股权、股票和期权等，同时应该根据其控制权收益的大小，确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换机制。我们的现状是，国有股份在国有公司中仍占有很高比例，初始委托人虚置的国有股份，即使股权集中，也没有监督的动力，相反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同时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还弱小，因此依靠实际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刚刚发展，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内也很有限；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还没有能力和动力起到相机控制权的转移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破产机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诺不可信，无论对管理者的选择还是对管理者的报酬还不具有市场竞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权很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不存在优化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可见，为了激励管理者投资扩张并限制和约束其无效扩张，保证投资扩张的效率，应该发展两个市场，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或机构股东，同时必须加强债务约束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构建。

笔者认为，伴随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债务机制和管理者激励将首先对治理结构重构与资本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及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者有追求规模、扩大投资的倾向，投资决策总体上可能是次优的。而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资激励与资本结构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优化资本结构，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所有权结构改革以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以满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个人参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通过债务来约束管理者未来可获取的现金流，从而约束管理者损害企业价值、追逐个人利益的扩张行为，这是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低，股权融资并不影响经理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增加了经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与之相比，债务融资可能是一种更强的约束。债务融资应该被充分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现金流、约束经理人寻租与过度投资等行为的作用。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上述合理机制的作用下，资本结构优化应该表现为公司的自主优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调整债务比率并不能解决资本结构优化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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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论文 篇四

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小股东的概念

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想明确界定“中小股东”，首先要搞清楚“控股股东”所要表达的意思。早期的公司法理论是单纯从资本控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就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股份的分散化，股东不必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可以控制公司。中小股东是指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决定董事会成员，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在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除控股股东以外，其余的股东均为中小股东。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但不管能对股权进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为一个或几个股东，其都为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为中小股东。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依据和意义

公司资本是由股东投资产生，股东权是股份制存在的基础，是公司发展的物质前提，对股东权的漠视必将极大地挫伤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将会极大地制约公司的发展，影响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作用的发挥。纵观我国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现状，已经历了十多年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是

最好的一面镜子。大股东操纵公司侵害中小股东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现实来讲，大股东恶意罢免或无理阻挠中小股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恶意决议增加资本，迫使中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进一步削弱其股权；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中小股东抛售所持股票；在董事、经理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权利时，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的追究；违反公司章程，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事件不胜枚举。如五粮液分配方案，更让中小股东发出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世纪哀叹”。五粮液代表大会上演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一幕。部分中小股东试图阻止被拥有75%股权的第一大股东所操控的股份公司的分配预案。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势同水火。此起彼伏的质询声中，董事会秘书几次将监票人请进场内意图表决了事。最终分配方案以近乎强行表决的方式被通过，赞成3.6亿多股，反对为零，弃权283万多股。因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已经刻不容缓。如果公司的发展壮大只对大股东有利，当然会严重挫伤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使在社会中本来就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可见，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的分散凸显了对于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迫切需求。此外，我们知道，公司的生命源于资本，公司的运作依赖资本。在公司的资本中，尽管大股东所投入的资本量相当可观，但如果只有少数大股东参与，那么整个市场经济

就是不健全、不完整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中小股东权利，才能实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民主和谐，提高中小股东的投资信心，在人性和谐基础上实现资本的持续注入和高效运作，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现代公司法在承认和确立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尊重他们对公司事务的个人见解，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赋予他们对公司的各种权力。

三、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现状分析

通常来讲，公司的中小股东权利受到的侵害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大股东。第二是来自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中介机构。承销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如果履行职务不当，也会给中小股东的权利遭造成损害。中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不合理性，该原则存在的极大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妨碍了股东平等原则的实现，使股东民主丧失了基础。资本多数决的采用，却使股东间的这种不平等有了可能性。它在使大股东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的同时，却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变得毫无意义。由于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对公司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中小股东的意志与财产权利相脱节。第二方面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控股股东有力的约束。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证券监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企业强有力的监督。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股东大会难以发挥监控作用，流于形式。我国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中小股东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其次董事会实质上常常沦为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工具。第三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贯彻落实，是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常常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剥夺、侵害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财务会计资料等信息披露内容的知情权，甚至伪造和提供虚假的经营信息，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集合小股东股权，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 鉴于我国中小股东先天不足、缺乏凝聚力，应注重发展各类基金投资等机构。通过集合小股东的股权，行成一种合力。它可以集中中小股东的资金进行专业投资理财，避免受到某些公司虚假信息的诱惑，使小股东的股份稳中有增，在保值的基础上为中小股东增加财产收益；另一方面，也能集中中小股东的力量与大股东相抗争，维护共同的权利。中国作为腾飞的国家，经济文化正在迅猛发展，但是配套的法律却相对落后，这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中小股东也要紧密联系，自己

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从自身出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和优化股权结构

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利于平衡“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实施，是公司中对公司重大事务持异议的中小股东享有的权利。这一规定较好地为那些在短时间内无法以合理价格转让其股份的少数派股东提供了法律援助。这一权利的行使，使在公司决议中与大股东意见相左的中小股东的权利不致受损得到保障，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的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平衡，中小股东的权利得以保护，公司股份平等的原则和基石也得到巩固，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良好治理局面。除此之外，针对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致使中小股东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对公司来讲，当务之急是股权结构优化。为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解除“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将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资产重组等诸多方案，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通过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进一步将其演化为科学决策，以股东权利为中心，最终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目的。股权优化需要国家宏观的调控，比如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改变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市场流通股的份额，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投资，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随着国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国有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上市公司将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经营绩效亦将提高，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至于如何国有股减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国有股减持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其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小股东的介入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化”中找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而法人治理主体的重新确立将显著地改变上市公司原有权力机关的构造与功能，并有条件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我国上市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也时常被内部人所侵害（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小投资者实力有限，大多数采取“搭便车”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也难以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为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现象，需要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发展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才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在治理结构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三） 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有效合理运作，形成相互制衡机制。首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股东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以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同时尽快建立征集投票表决权办法，任何机构或个人均可征集代理投票权，代表小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权，改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对于重大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监督经营者行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应当建立累积投票制和限制交叉持股表决权。其次，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使中小股东和重大债权人能够进入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财产处置、利润分配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对于董事和经理人员，除总经理外，不得兼任，以保障董事会与经理的相互制衡与独立。另外，还要在董事会之下建立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控股股东和管理当局损害公司权利的行为。建立健全的监事会，监事会应真

正由股东大会选出，对股东大会负责，真正实现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并保证监事会在实质上的独立性并赋予监事会更大的监督和起诉权。应当注意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我国应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制法规，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与质量，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同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准确性进行严格监督，并使证监会对这些中介机构进行集中监管。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罗光宇：“论公司治理结构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

公司法论文 篇五

论最低资本注册制度

----- 201406136 倪裳

探讨最低注册资本，首先要先搞清楚公司注册资本的定义，美国Fletcher公司法百科全书指出：公司资本，是指股东出资作为公司商事企业成立的资金和基础的货币、房地产和财产，该货币、房地产和财产通常意味着出资以支付发行给出资人的股份。注册资本是指公司成立时，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并且记载与公司章程的全体股东认缴或实缴的资本总额。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法律条件，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公司资本也是公司财产的首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存在的前提。

而关于最低注册资本，新、旧公司法有着不同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并要求一次缴清。”根据旧公司法的规定，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并在该制度的基础下形成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资本原则。而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旧公司法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规定数额过高，即民间资本准入市场的条件过高。大多数的创业集体或个人，一开始很难拿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注册。而且加上要求一次性缴足就更难了，这样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很容易造成资金闲散浪费。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不同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并没有很大意义，运用起来也比较混乱。注册资本是公司资本信用的源头，并且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一直被我国之前的公司法所严格限制，我们企图通过事前监督的方式限制公司的设立条件，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规模和内容的企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不尽相同，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度“一刀切”的做法根本无法适应现阶段市场的需要，反而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并且阻碍现阶段我国公司的发展前景。

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公司法》取消了这一制度。原因在于：

首先，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时刻都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无法代表公司的经营能力或是信用能力。倘若债权人仅根据公司注册资本额的大小来判断预测公司的偿债能力，而并不关注资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经营管理能力、公司信用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对公司发展的巨大贡献，那么其债权极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并不能有效的保证交易安全。

其次，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标榜，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的同时，反而导致了由于设立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的“流行”。激发违规行为的发生，增加监督的成本。高额法定资本的要求使一些投资者铤而走险，在公司设立时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或是通过借贷资本进行验资，待公司成立后再抽逃资本，使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会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长久以来，我们对公司法定最低资本制度过度依赖，并用其来保障公司资本的信用和权人的利益。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法定最低资本额越高，就越具有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能力。然而，较高的注册资本额会对新公司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构成障碍。特别是只拥有小额股本的投资人，希望利用有限责任制度分散投资风险。但是，过高的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只能使小资本投资人“望而却步”。为公司准入设置的高额的成本条件，阻碍了缺乏资金的投资者的投资，并且在公司成立后资本很有可能因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被浪费。同时，也容易造成资本浪费。较高的法定最低资本额在设计之时，就从全体公司对应有资本额的需要出发而考虑。特别是股份公司规定需要1000万元的最低资本额，使那些对资本需求量不高的公司出现大量资本闲置，造成浪费。

在分析完原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首先，我国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类型的改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性发行，最低注册资本是否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法定资本与授权资本的本质区别。授权资本制制度的特点是资本或股份不需一次性认缴发行完毕，而是授权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的数额和期限等，其理论基础是公司股权分散且董事会中心主义主导的公司治理。

其次，虽然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取消，但是公司在注册登记时其注册资本额仍是登记的必要条件。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仍然存在，该义务源于出资人的认缴，出资人在保证出资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取得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且为了保证公司财产独立，股东必须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得抽回出资或虚假出资。

综上所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虽然有助于公司的设立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避免公司股东利用这一点认缴较低的公司注册资本借以公司独立人格来滥用公司信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极易出现公司股东利用较少的资金设立公司，通过以出资额为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而规避自己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在此基础上，综合一些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废除后的完善建议。

1、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随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公司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也增加了交易相对人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的困难，从而可能影响交易市场的活跃。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并非意味着主管机构放弃对公司的监管。因此有必要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将登记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统一登记于网络上并及时更新，便于交易相对人随时查询并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2、健全公司信用体系

在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十分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司的资产信用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法律既然放松了主体设立的管制，那么必须要加强营业监管。在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采取认缴资本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那些缺乏守信意识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欺诈的现象。因此健全公司信用体系，将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提高公司的违反信用成本，可以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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