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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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观论文 篇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09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相互碰撞，中外意识形态交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该问题的研究也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进行检索，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搜索到期刊论文433篇，博硕士毕业论文202篇，会议收录论文45篇，重要报纸上26篇。从上面数据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借鉴精华、改进不足，从而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石、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的内涵

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至今未能有统一的界定和阐释。

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地位来界定。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受外界颠覆，而保持其和谐与稳定的能力或状态。〔2〕另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道德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3〕第三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本身的合理性角度来阐释。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能够抵御外界侵蚀，保证其有序和谐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体现。〔4〕更有学者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作深入说明 ，“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内、外部消极因子的威胁、侵蚀、同化。我们要求民众在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从属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导价值，而并不强迫其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认知，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 〔5〕

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划分，有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它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指与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处于交互作用中的支撑统治，执行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证其不被侵蚀、稳定发展。〔6〕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所推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7〕

当然，学界也有少数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界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安全问题。〔8〕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代表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后盾。 〔9〕

二、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及研究视角

（一） 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并不完全一致。一种看法是，有学者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给予意识形态安全定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精神防线和灵魂。〔2〕另一种看法是，有学者基于国家制度安全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原则方针，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和统治地位的手段。〔3〕

意识形态安全所承载的导向性和灵魂性的战略地位，已经被众多学者所重视。这是个“没有硝烟”却“炮火纷飞”的战场，需要每一个国家下大工夫去治理和维护，不容懈怠。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不难看出，完全摒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遭遇侵蚀，阻碍社会进步。所以，有学者具体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当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反之，就会成为经济社会的阻力。〔10〕

（二）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

1. 从国家治理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国家治理。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中还未最终实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理想，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它是可以被设计的，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异质免疫、经济规制、社会整合等功能。我们引入“国家治理”理念，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顶层设计”的具体思路，它强调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参与、制度规范。〔2〕

同志在2014年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此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出后，学者对我国如何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统一的，当代国家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同志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更表明，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3〕

2.从话语权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其话语交往现象的背后是权利意义世界。〔12〕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妄想用西方意识形态取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大多学者均认为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有学者从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消解”和“弱化”入手，认为市场经济利益化的价值取向对民众信仰的冲击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颠覆，使我国意识形态遭遇不安全。为此，我们需转换安全理念，使文化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5〕有学者指出，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抢占话语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坚持客观真理及哲学唯物观立场，对抗“普世价值”。〔9〕

第二，有学者从权力与力量的角度，阐释话语权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权力。〔12〕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实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13〕

无论学界从哪种维度分析，无疑表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所以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多的是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社会成员，其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时代价值日益显现。

3.从社会思潮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谈到社会思潮时，学界一致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主流，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倒退、错误的支流思想，它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冲击，若放任自流，势必会瓦解政治信仰，对我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构将产生消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拜金和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民众政治生活影响极大。〔14〕有学者认为，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我们要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包容并引导支流意识形态，防止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淡化意识形态”。〔15〕具体谈到新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当作“软实力”渗透的工具，来规范他国改革和价值取向，以此满足其政治统治需要。 〔16〕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是当今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它通过各种渠道宣扬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妄想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7〕

三、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探讨

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和立场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众多学者的观点有交集也有分歧，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做出梳理。

有学者提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思路：第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第二，推进意识形态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引领工作，使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解决。第三，筑造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具体做到解放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8〕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主动性原则，做到“超前――超前――再超前”。二是认同性原则，理性看待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三是包容性原则，同时也不放弃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坚持。四是整合性原则，促使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化。〔19〕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对策，一是要积极融入多元文化互动，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辨别各种社会思潮，协调好主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包容为导向，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优秀整合能力。三是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要把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两手抓”，保证网络社会管理中的“有序”和“活力”。四是以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为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队伍建设，形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五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以理论创新为动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6〕

有学者指出，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要以文化软实力为立足点，对内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外坚持文化传播创新，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7〕也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价值、构建文化资源，进而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开拓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文化路径。〔20〕还有学者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策略：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工作实效性。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发挥舆论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三，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增强文化发展的科学性。 〔4〕

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在方法论原则上，要处理好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的客观逻辑关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主要着力点上，要坚持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方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力性和人民性，形成其余社会思潮的良性互动。〔21〕有学者指出，应对当代海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一是学术传播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二是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兼顾”。三是大众传媒应承担起正确引导和客观评价的使命。四是在宣传变革革命话语体系时，彰显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2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伪装性强、方式多样，我们应科学应对网络兼虚拟与现实于一体的特征，增强我党对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 〔23〕有学者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大数据的特征相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搜集、分析及预测的能力，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24〕

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以人为本，加强理论创新，发挥网络对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二，重视网络新兴媒体的引领作用，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常态机制，打造信用政府。第三，警惕 “西化与分化”及“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第四，健全网络媒体的法律规范，建立严厉的违法惩戒机制。 〔25〕

四、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一）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

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上进行检索，以“中国意识形态”为主题，检索到文献5815篇。而输入主题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只检索到文献300篇。根据数据统计，各年度文献数量分布是：2014年58篇，2013年48篇，2012年40篇，2011年23篇，2010年21篇，2009年17篇，2008年13篇，2007年12篇，而1964――2006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仅为个位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4年来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献数量增加较快，但总体上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可能还不够足够成熟。

理论指导实践。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体系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学者们应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并落实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国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深度的学术支持。

（二）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展望

1. 在研究内容方面，可增加从阶级阶层的角度来讨论意识形态安

全问题。目前，流行的是人民性、人类性话语，阶级性话语不是我们今天的显性话语，然而，如果没有阶级分析等隐形话语的支持，人民性、人类性话语则无立足的基点。因此，在阶级阶层变迁视角下，如何遵循阶级斗争规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现人类解放，是一个常新的课题，鼓励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丰富史料，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2. 在研究视角上有待拓展。学者们大多数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等传统视野，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我们普遍关注于新媒体的广泛性和交互性特征，然而新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同样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又如我们致力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的研究，对自身的学术根基、学术创新上研究的不够深入。科学知识所建构的严谨、系统、全面的框架体系，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应对时展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3.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支撑，从物质保障、政治保障等方向，提出处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的实现路径。综观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如何处理好一元指导思想与多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向国际舞台等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完善。我国依旧在不断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道路。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交融，意识形态碰撞的复杂局势，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才能有效的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能力。我们始终致力于探索属于我国的文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比如2004年开始投资建设的孔子学院项目、2012年中国文化部向外国电视台无偿提供中国制作的电影等，是我国推进以中国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做出的艰辛探索。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够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构建出一个科学合理、有助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体系，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J〕.党建，2013，（09）.

〔2〕赵欢春。“国家治理”理念下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3〕张素云，李晓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确立及其地位研究〔C〕//“改革与创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2014-11-01.

〔4〕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2）.

〔5〕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6〕夏自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思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7〕揭晓。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前沿，2011，（16）.

〔8〕周振彦。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考〔J〕.探索，2014，（04）.

〔9〕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

〔10〕王存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1，（01）.

〔1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新华网，2014-04-15.

〔12〕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13〕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理论探讨，2015，（1）.

〔14〕李孝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J〕.红旗文稿，2010，（2）.

〔15〕汪勇。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及应对〔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16〕张连梅。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应对措施〔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科学版，2011，（02）.

〔17〕王熙。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策略〔C〕.科学发展・惠及民生――天津市社会科学届第八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上），2012-12-23.

〔18〕徐成芳，罗家峰。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2，（06）.

〔19〕刘胜良。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的基本原则〔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12）.

〔20〕胡伯项，刘浩东。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4）.

〔21〕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05）.

〔22〕张泽一，郭云。当代海外中国学视角下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J〕.社会科学家，2014，（07）.

〔23〕朱东来。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征分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01）.

〔24〕王超。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术论坛，2015，（01）.

〔25〕陈东冬。关于创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体制的对策建议〔C〕.第十一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汽车集聚区发展与合作论坛论文集：人文社科与教育学分册，2014-06-26.

国家安全论文 篇二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1.进行充分的具有亲近感的意见交流。充分地交换意见，这对矛盾双方没有任何害处，只会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只会有助于寻求矛盾的解决。现代交通、通讯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见、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变得十分容易。首脑之间互通电话、工作会晤、信函往来以及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穿梭往返，都已相当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现更有新意。现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说，这表明广开交换意见的渠道具有极大的潜力。

2.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多种形式的接触。现代国家间关系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侧面。特别尖锐化的矛盾与冲突仅仅是其中某个侧面，不以某个侧面发生障碍而阻断其它侧面的接触、联系与合作，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样做不仅可以把某个侧面的矛盾冲突激化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可以利用其它侧面的关系来制约正在激化的那个侧面，甚至作为一种补偿，使双方找到利益的接近点。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3.充分发挥影响对方公众情绪的能力。当今世界，一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情绪的驱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部门能获得的信息，普通的国内公众极大部分都能得到，情报信息的透明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强。这种公众情绪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就会建立起影响政府外交行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响对方国内的公众情绪，已成为现代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多年前，美国媒体一度几乎一无例外地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声，成篇累牍，无休无止。扭转美国媒体的态度，成了中国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影响美国媒体转向、降温。“取信于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和因特网，充分利用对方的信息手段同国外公众和机构对话，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报和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能力。为此，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们具有良好的理论造诣和专业才能，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及时地利用国外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向对方公众传递情报和信息，赢得对方公众的支持。现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国不能影响甲国的公众情绪，将会最终失去对甲国政府的影响能力；如果乙国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旦爆发危机和紧急情况，就等于在对方公众层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恶化的“防火墙”。也就是说，影响对方公众情绪是预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6.实施奖励优先，奖惩并举，发挥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机迹象出现后，为了阻止事态恶化，适时地发出奖励与惩罚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有明确、完整、合理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非常现实的。实施奖励优先，当然不是奖励对方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寻求自身最大的国家利益。惩罚对方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如果对方感到因拒绝奖励而将受到的惩罚是绝对不合算的，那就很难不选择接受奖励。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三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钓鱼岛[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国家安全观论文 篇四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综合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245-02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概念以来，意识形态安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1999年，夏保成在其专著《国家安全论》中提出：“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安全。这种安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国家肌体的安全、环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发展的安全。”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2003年，陆忠伟出版他的专著《非传统安全论》，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

田改伟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安全、政治信仰安全和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任务。

冯宏良在论文《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安全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免受外部的干涉和侵犯。

徐稳在其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集团、政党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状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杨化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提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保持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地位。”

张倩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角度把握，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确保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主体意识形态安全，即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黄建明、杜阿奇在论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中，从安全的字源意义来界定意识形态安全，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

王水雄在《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所谓不安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危机），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则反之。”这是从功能角度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强调意识形态安全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综上所述，学术界分析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思路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从结构角度进行剖析，一种是从功能上进行概括，一种是从成因上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三种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从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正常发挥其功能；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成因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威胁，没有危险。这三种观点虽然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但都不严谨。结构分析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定性，把握住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静止状态，但意识形态安全的结构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往往是从价值观的变化开始的，然后涉及到思想道德层面，最后反映到哲学层面。功能说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动态特征，但未能反映意识形态安全内在结构的变化。成因说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社会环境中考察，但忽视了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结构因素。

综合上述三种思路，笔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抵御面临的内外威胁，发挥正常功能。所谓结构相对稳定，是指形成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这些要素组成完整的体系，能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愿望。所谓功能正常，是指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大众具有价值导向、人心凝聚、行为引领等功能。所谓有效抵御外来因素的威胁，是指意识形态克服异质思想文化的侵蚀，体现自身的性质，与经济基础一致，免受威胁。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点

（一）前导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前导性是指，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危机往往是国家安全危机的先兆，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权息息相关。为了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一般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正如指出的，“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丧失，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开始的。当整个社会对意识形态认同发生严重问题，意识形态丧失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人心凝聚、思想统一等功能时，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同时也是政权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动摇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思想一片混乱，许多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纷纷退党，预示着苏联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中。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准确地预计到，苏联可能分裂。

（二）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隐性是指，无论就意识形态危机的成因，还是就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而言，都内隐在人们的思想、精神、精神中，不像军事安全那样，显明地呈现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意识形态安全起因于人们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变化，敌对的双方，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最终都要影响到对方人民的精神，而引起精神发生变化的成因，是内隐的，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当然，这种内隐并不是绝对隐蔽的，是可以通过细心观察可以感觉到的。

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也具有内隐性。1957年8月，美国前总结肯尼迪曾预言，在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由于自顾不暇而将停止其侵略行动”，最后“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放弃与美国的竞争。一语成谶，肯尼迪的预测被剧变的结局所证实。他所说的“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是指苏联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苦果已经生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危机状态是隐性的，不像军事危机那样明显，往往隐蔽在人们的心里。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问题时，往往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混乱，而不是首先表现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危机。统治阶级一般总是把精力用来解决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安全的间接性，使得统治阶级经常对意识形态危机浑然不知，当他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危机时，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三）渐变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渐变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军事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发性，会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统治阶级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动员社会力量消除这种危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与反复性。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受到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常会出现时进时退的现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之后，才会发生质变。无论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发展，还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都将经历一个渐变的曲折过程。

（四）全局性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意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达统治阶级对利益的诉求，解说、论证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统治阶级构建社会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一旦发生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表明该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严重的社会**或社会革命很可能就要到来。前苏联在解体前，许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历史，整个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这些乱象表明，苏联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令人感叹的是，苏联共产党有70多年历史的，上千万名党员，当巨大灾难发生时，竟然没有一人出来捍卫苏联共产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很可能远远超过军事危机。

参考文献：

[1] 夏保成。国家安全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9.

[2] 张勤德，戴旭。现代国防大典[K].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30.

[3] 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

国家安全论文 篇五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中亚各国对既定的总体方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带来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 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 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国家安全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 历史 上国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产生的，后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国债发行导致 财政 不可持续以致危及国家安全之事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非但不能与国债脱钩，反而更加倚重于国债。但与历史上的显性倚重不同，这种倚重是隐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指向未来的。

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我们熟知的，国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威胁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债作为央行公开 市场 业务的主要操纵工具更是 经济学 的常识。但国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却被当代人忽视。历史上因政府滥用国债发行权利，导致的经济动荡甚至国家危机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国债与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国债的由来

历史上，欧洲基于特殊的 地理 条件，在 政治 上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任何试图统一的企图都会很快地被统治者的更换、内部起义或者外部入侵打破。战争给本来并不富庶的欧洲各国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空前的。面对这种压力，欧洲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培养税源。 工商 业能比 农业 带来更多、更稳定的 税收 ，因此各国政府都在战争的压力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鼓励培养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他们反过来反对政府以战争为借口的任意加赋。于是资产阶级限制封建王权的机构－－“议会”产生了。这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给自己找到财源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税收以外的另一种筹资方式－－“借债”。

政府向民间借债自古有之，古罗马和

三、国债 促进一国 经济 增长

众所周知，经济运行呈周期性特征，无论真实经济周期，还是货币性经济周期，政府支出带来的有效需求都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国债是政府增支的必要手段。很多国家的经济史证明，不借用政府赤字 财政 政策 ，经济无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同样，滚动发行的国债能为经济持续地注入资本，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源动力。

经济理论界对国债的看法经历了古典 经济学 “基本否定”到现代经济学“趋利避害”的过程，说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尽管国债有挤出效应、危及财政可持续性等副效应，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国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中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框架证明了经济中可能出现长期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为国债的经济意义发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国债利率与 投资 回报率的比较。国债利率作为 成本 ，必须低于投资回报率，国债投资才是有效益的。前者取决于政府的信誉和资本 市场 的发达程度，后者大致等同于 社会 总体投资回报率。综上二者，如果国债的利率低于民间投资回报率，则可通过发债刺激经济，而且二者差别越大。越应该运用发债政策。

国家安全观论文 篇七

论文摘要：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两种属性在日趋相互接近的动态发展中呈现出递弱的阶级性和递增的社会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社会转型期衍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对国家作用体制提出新要求，引起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新变化。

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它既是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又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职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公共领域扩展进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呈现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应对转型期社会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国家安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发生作用对象及其变化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并不是国家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作为凌驾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除了处理阶级矛盾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社会事务以缓和社会矛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进行社会管理是国家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即使是国家在执行阶级统治职能的过程中，也同时要履行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①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揭示了管理社会事务是国家除了作为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工具这一特征外的又一主要特征，即国家的社会性。国家的阶级性是以其社会性为基础的，二者存在着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动态发展交互作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的中心任务不同，国家的两种属性有着不同的作用关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统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虽然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更多的是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统治阶级不惜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的阶级统治利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变成了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虽然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但已限于一定的范围，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阶级性的极大弱化和社会性的极大强化。国家的阶级性正在向其社会性日益接近。当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和差别，但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状态，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所管理的大部分政务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性职能正不断得到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现实内涵。

在我国，经过近3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不断扩展，形成了大量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涉及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改革要求国家在社会活动中做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放下国家不该做的事务，使社会事务回归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扩展进程中，国家应当做到“在位”而不“缺位”、“到位”而不“越位”，实现包括国家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各在其位、各行其是、各尽其责，使社会运行活动呈现良性发展的状态。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社会改革过程中，人们已逐步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分野，社会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可共享性和可进入性，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国家从属于社会，国家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当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发展制定的新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认识的深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建设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凸显出来。这种凸显无疑会强化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进一步体现国家管理社会的合法性和国家职能发挥的客观实在性。国家社会性的增强，是时展的必然，是社会转型对国家管理社会职能扩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危机管理凸显国家职能变化

国家职能社会性扩展的重要体现，表现在对公共危机的控制和处理上。公共危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社会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往往酝酿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危机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实践后果。国际经验表明，转型期社会往往是危机频发期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应对公共危机，必须创新国家作用体制，强化国家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危机是指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是当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受到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景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作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②它的发生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也对国家管理体系构成重大的考验。公共危机的形成具有较为复杂的根源。从自然因素方面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自然界在自己的物质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对人类所施加的作用给以相应的反作用，洪水旱灾、土地沙化、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现象均属于自然界反作用于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由自然产生的公共危机具有不可抗拒性。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危机观念薄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危机”当作贬义词，很少用危机来审视国家面临的各种突发性事件，更没有从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与否等角度来关注危机问题，缺乏危机意识，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从而未能有效地预防危机，致使许多本该避免的危机由于未能有效防范而发生。另一方面是源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我国来看，当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非稳定状态”频发的“关键阶段”，是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控、人们心理容易失衡、价值观念变化重塑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产生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而且，这些危机会呈现出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中新出现问题交织等复杂特性。从国际环境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往往会由一国经济、政治等的危机扩散，传染并导致其他地区经济集团成员国之间发生“连锁危机”。在国际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交流与往来密切的今天，因国际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公共危机呈增长趋势。公共危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非常态现象。治理公共危机并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在发挥传统国家职能的同时，需要拓展国家作用社会的职能方式。首先，确立国家危机管理职能。公共危机是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危机，在社会国家化的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是国家职能作用的范畴。公共危机的发生往往暴露出传统国家职能在公共领域中的缺位。应弥补传统国家职能的不足，把公共危机管理整合到国家职能之中，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形成灵敏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快速应对危机，迅速控制危机。

其次，转换国家职能的作用方式。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国家的阶级职能相比，国家的社会职能应居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通过国家职能非集中化，将国家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社会治理机制。并通过构建此种机制，来完善国家传统职能作用的方式，健全国家在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方式，解决国家在公共危机领域的职能失灵，形成现代政治生活“善治”的国家职能模式。

再次，完善国家的法治职能途径。在国家治理方式中，法治因其稳定性、理性化和制度化而成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治国方式。国家的职能与法治治理无疑具有离散性，公共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国家职能的发挥不当而引发的。把国家职能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发挥国家在公共领域的职能，是法治时代国家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

最后，转变国家职能的作用范围。如何转变国家职能，一直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国家职能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国家职能不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国家应根据公众需求，在国家职能作用上体现公众的利益诉求，保持国家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合理张力和动态统一。

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表明，国家社会性强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日益成为国家问题，社会的各类问题走向国家，把国家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是历史教给人类的真理。另一方面，国家的力量以其不可阻挡的进程将人类社会卷入国家生活，印证了马恩认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之结论的正确。④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化，或者说社会的国家化，并非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非传统安全扩充国家职能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家非传统安全及其处理问题，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突出内容，引起国家安全领域的观念、实践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变化。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主要是指由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导致的事关国家政权存亡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对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与文化安全、疾病蔓延、恐怖主义等问题。区别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对社会威胁的特点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大多是由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导致的；二是非传统安全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三是对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难度大、过程长。非传统安全问题已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就其社会根源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对峙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军事力量和军事建设的绝对重要地位有所下降，它们不再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唯一重要标准，而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经济、文化、资源、人才、环境、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从而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全球化的产物。生产的国际化使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并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与非传统安全是一对孪生物，它同样带来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引发出经济民族主义问题、种族冲突问题、贫困问题、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迹象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就越大。⑤三是国家发展的产物。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不仅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就其实质而言，非传统安全依然是国家的产物。作为从社会产生并日益脱离社会、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产生之后，就凭借自身强大的的实力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处于弱小力量、弱势地位的个体、组织、集团等，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资源、能量等方面，都无力与国家对等与抗衡。在国家不能满足个体、组织、集团等所必须的合理需要和利益时，或者国家处于专制统治而个体、组织、集团等没有渠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时，个体、组织、集团等就会采取非国家的手段对国家发生影响，以达到满足自己利益、保障自己安全的目的。当这些问题发生在一国之内时，就产生国内非传统安全；一旦这些问题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性问题，成为国际非传统安全。换言之，非传统安全是国家不可避免的产物，其出现首先产生于一国之内，由此而扩散到国际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域外职能可以说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但是国家域外职能不仅仅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它既涵盖了国家的外部职能和对外职能，同时包括超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范畴之外的职能。非传统国家安全发生后引发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对外职能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综合的职能观。新安全观强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国家对外职能中的军事成分会进一步降低。因此，今天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诸方面职能在内的综合职能，从而提升了非传统安全内容在国家域外职能中的分量。在国家对外综合职能中，经济职能、文化和生态职能等首先应得到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政治、军事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才会有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国家域外职能的综合性倾向会更加明显。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职能观。在传统安全观中，国家对外职能的主体是国家，其他职能主体则较少被提及或不占主导地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强调，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虽然构成国家域外职能的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同时要求，国家域外职能主体已不应再局限于国家，而是扩大到了个人、群体、集团、社会乃至全球，它们都已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主体，从而使国家域外职能从国家层面上升到国家与人的层面，人类安全作为国家域外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国家域外职能观。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合作安全的职能观。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间的对外职能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因此，国家对外职能可以通过扩充单边军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国家的军事联盟来发挥。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随着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域外职能已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因此，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多边而不是单边的手段才能共同解决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才能获得共同安全。

注释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篇八

1.1国内煤炭生产企业安全事故发生状况煤炭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能源紧缺，对煤炭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不少煤矿为乞求利益忽视安全生产，以致发生多起瓦斯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国家虽然对煤炭企业采取了整合治理、加大监管、完善法律法规等多项措施，但有些煤矿生产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在煤炭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安全事故、伴发事故的发生频率与伤亡人数仍然惊人，因此，如何保障煤炭安全生产仍是一个需要长久挑战与研究的课题。

1.2煤炭安全事故诱发因素分析根据历年来所发生的事故率与危害程度，煤炭生产管理部门与安监部门通过对我国多年来煤炭生产企业重特大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发现人因导致的事故占比高达90%。也就是说，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个别的或者一系列的不安全行为是引起煤炭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人在从事生产过程中，往往是处于一个“人—机—环境”的复杂系统中，科技的进步也推动着可靠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作业环境的改善，而对于这个环境与生产过程中的人由于心理、生理、精神和精力等原因，存在着较大的不可控性与随机性，所以由人而造成煤炭安全事故频发。

1）煤炭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可知，我国国家标准中规定了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如何控制出现的一些不安全行为，这些通过研究所能解决的不安全行为对于煤炭安全生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煤矿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煤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分别从个体因素、组织管理因素与“人—机—环境”因素等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个体因素：一般根据煤矿工人的心理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单体素质条件，在结合日常生活和工作习惯。二是组织管理因素：煤矿的组织管理系统的失误主要指煤矿安全管理体系失误、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培训教育体系的缺陷及安全管理体系的失误，职业健康体系的不完整、激励体系的不科学、安全质量标准不健全以及员工思想和心理需求得不到保障等失误。三是“人—机—环境”因素：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有一部分是在“人—机—环境”工作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协同失误，包括机器设备的不安全、人员的误操作以及综合环境引起的不安全等。

2如何构建煤炭安全行为作业体系

2.1行为分析既然在煤矿生产过程中，“人因”是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观察和记录的，是有迹可寻的，所以可以通过对行为的诱导和刺激进行管理和控制。主次因行为分析法运用到不安全行为的致因分析中，并以此来进行煤矿工人的行为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促进“以人为本”安全行为作业体系的形成。

2.2作业现场观察及沟通搜集行为数据到作业现场观察和收集数据是主次因行为分析的开始，为准确而全面的安全行为分析提供原始资料和数据。制定合理的行为观察程序，结合行为观察进行必要的交流和讨论，得到原始的煤矿生产现场的工人行为数据。观察与沟通过程体现在对煤矿生产活动中的重点行为进行仔细观察，渗透到煤矿生产的每个环节，能客观地反映实际生产情况，有重点地选择可能对安全产生影响的行为进行研究、评价和分析。安全行为观察者要对正在作业人员的安全工作时间进行观察，保证观察数据准确可靠。通过这个过程，找出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并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探索出不安全行为的根源所在，做出详细的记录、整理、分类。

2.3整理填写不安全行为记录通过观察与沟通，行为观察员在现场观察和交流过程中所积累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记录，为后期分析提供依据。

2.4分析不安全为的原因并进行归类运用主次因行为分析方法，对观察收集到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与现场作业人员沟通得到的数据，发现最原始的不安全诱导因素，得出不安全行为的具体原因。

2.5建立不安全行为改善模型结合主次因行为分析法，通过对煤矿工人作业现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找出不安全行为的最终诱发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不安全行为的诱导因素进行循环控制管理，彻底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构建一个具有闭合回路系统的不安全行为改善模型，提高煤矿生产作业水平，减少由于“人因”产生煤矿安全事故的概率。

3结束语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九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意识形态安全； 建构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04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 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 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 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 “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 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 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 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 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 创新网络文化构建，培育理性传播环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地位，鼓励和发展更多有时代特征的网络新文化。我们要以健康的网络思想文化为基础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的新文化语境创新中国化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在制定法规的同时尊重网民的言论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道德精神需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引导人民群众，力争讲好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正能量，树立中国好形象，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网民浏览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信息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正确处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建构一整套严谨细致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而且要利用国家、政府、个人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能力扩大网络宣传的阵地，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在多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保持主导作用和辐射功能，打造融通中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改变国际话语单方面的格局。这不仅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政治手段，而且也是全面夺取小康社会胜利的社会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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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1988.

[5]〔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M].北京：军事译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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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8]〔美〕阿而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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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十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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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十一

一、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国际形势教育是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宣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现状、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等。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辅助，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高度认同我国当前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政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1.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世情。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发展状况以及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导学生从本质上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教育具有不同于国内形势教育的特点。首先，内容范围具有广泛性，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以及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次，研究的重大事件具有震撼性，发生的事件足以引起各国关注和研究。再次，国际形势教育对教师要求较高，相关教师需具备更为全面而深厚的知识结构。全球范围内发生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要求教师了解事件的表象，还应熟悉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以及与他国之间的深刻渊源和联系，善于从事件表面寻找到内在的本质根源，从而帮助学生深入辨清形势、辨别是非、理解世情，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认识国情。通过国际形势教育，学生能接受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珍惜和维护稳定大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际角色与地位，理解对外开放国策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使馆被炸、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美韩联合军演等国际背景下的历史事件，无不牵动大学生的爱国心弦，使他们接受到严肃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形势教育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公民为扞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精神，国际形势教育能普及国防和军事知识及技能，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国家安全观。

3.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掌握科学的形势分析方法。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能培养学生养成马克思主义系统观，通过局部看全局，透过支流看主流，抓住实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在加速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由此矛盾激化，引发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形势教育能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本质上认识世界的各种现象，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等，科学分析形势的思维方法反之帮助学生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正确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的盲点与弱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并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提出诸多要求。经过若干年的课程探索与建设，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得到普遍重视与发展，但由于国际形势教育本身具有复杂性、深刻性等特点及教育时间过短、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等原因，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一些盲点与不足。

1.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学校实行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或由教务部门管理，或由党委宣传部管理，或由学生工作部管理，或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管理，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缺乏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致使责任推卸、管理混乱、备课不足、效果欠佳。此外，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资金投人方面明显不足，国际形势教育需要长期的书刊、音像资料资金投人，师资培训、场所设置、专家、活动安排也需要一定资金，学校对课程的不重视及课程重要性的被弱化导致资金投人不足，国际形势教育缺乏必要的资金体制保障。在教学内容体系设置上，由于缺乏责任机制未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计划作指导，国内形势教育与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比例失衡，国际形势教育不能得到充分重视。

2.师资队伍不明确，缺少教研机构。目前许多高校未能建立稳定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没有设立专门的形势政策教育教研机构，国际形势教育缺乏深层理论指导，未能深入解释国际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本质及相关联系。大部分高校采取“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教学组织方式，让一些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院系辅导员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一些行政人员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教学经验及理论水平的限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分析，把握事件的深层矛盾与规律。这种分析对教师要求很高，既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又要具备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果不能将两者有机融会贯通，则会缺乏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性对这种融会贯通知识要求更高，不经过长期系统培训很难深刻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缺少专业老师的理论讲解及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支撑，将是制约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瓶颈。

3.学生接受国际形势教育不具备连续性。由于形势政策教育仅限于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无法连续接受接受相关教育，这既不能实现国家相关规定，也无法满足高年级学生的求知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年考核一次，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人学生成绩册。不少高校或以其他教育代替形势与政策教育，或仅进行1至2学期的教育，这样既不符合《通知》精神，也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了解世界形势的求知欲。大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思考问题具有宽域性、分散性和表层性特点，国际热点往往成为他们的关注点与讨论点，引发思维变化及思想变动。这种特点将持续整个大学阶段甚至研究生阶段，如果忽视高年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对国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及时引导，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

4.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单一滞后。目前，很多高校虽然已经改变了过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讲座报告等大课堂教学，但教学方法和手段仍然简单，教学形式依旧单一，教学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参与性，导致原本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变得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应有的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与国内形势教育相比，国际形势教育受到时空、认知等条件限制，教师难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采访调查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方式。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学生更多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获取国际资讯，随时了解国外动态。高校国际形势教育的滞后性及方法的单一性往往不能满足学生迅捷获取信息的期望，高校面临与互联网等新媒体争夺学生思想阵地的严峻困境，同时承担了网络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教育手段方法变革创新的重大任务。

三、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形势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1.建立健全形势政策教育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形势政策教育管理机制建设提出总体要求：“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要加强督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地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机制。”各高校应依据国家政策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及本校特点部署教学工作，并组织落实教师培训、教学管理和考核等。例如，可确立党委统一领导，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主管，教务处、社科部、学工部、宣传部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具体实施上，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教政治育理论教研部总体统筹规划国际形势教育，制定长期教学计划与大纲，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确保机制到位、制度到位、师资到位、经费到位，组织其他各部门协调配合，切实把形势政策教育尤其是国际形势教育贯通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2.成立国际形势教研室或研究小组，加强国际形势规律研究，提高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不仅要求讲授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更要求透析事件的起因、联系、本质和规律，这要求学校成立研究小组开展专业研究。、教育部等国家部门近年来多次颁布的相关文件也越来越表明：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科学性、教育性，高校应尽快成立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解决国际形势教育中存在的重大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具体主要研究如下课题：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提炼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对重大国际事件分析、指导的科学论断；学生心理特点及接受特征，把握学生关注国际形势的范围、特点，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国际形势教育教学特点，分析国际形势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与其他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和宗旨大纲；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及其外交联系，形成丰富稳定的资料库，有效预测、解释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教育范畴研究，揭示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方法和环境等各环节，研究该教育特有的教学要素与环节；国际形势教育方法论研究，探寻独特的研究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国际形势的思维方式等。

3.建立“专兼协调、内外结合、全面动员、联动教育”的教师队伍格局。提高专、兼职教师的教学素养，定期选聘校外专家作报告，调动学校各级别、各学科教师的国际形势意识，将国际形势教育贯彻在各自的学校管理和学科教学过程中。“专兼结合”，即“建设一支以精干的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形势与政策课专职教师，要纳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队伍设置的关键在于提高专、兼职教师的国际形势教学素养，包括政治素养、道德素养、心理素养、理论素养、教学技巧等，胜任国际形势教育的教学特点。“内外结合”，即“聘请地方党政领导、知名企业家、社会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担任特约报告员”，也可邀请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院校知名专家、国外国情专家做讲座和报告，建立国际形势教育专家库，定期聘请他们讲授国际局势和国际事件。“全面动员”即动员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等各级教师自觉培养良好的国际形势观，将国际形势教育贯穿在平时的工作和教学中。“学校党政领导、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教师都要积极承担一定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任务。”此外，高校各门课程均具有国际形势教育功能，广大教师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将这种教育融人大学生专业学习中。“联动教育”，即在“专兼协调、内外结合、全面动员”基础上形成国际形势教育的全面、协调、动态局面，调动校内外各种积极力量，共同推进学校各年级学生的国际形势教育。

国家安全论文 篇十二

l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

“所谓后殖民，可以在三重意义上把握：(l)用以指称曾经沦为殖民地而今已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2)用以指称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的反思、批评和研究，如后殖民理论、殖民批评；(3)用以指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川’](本文仅从第二重含义上考察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提供支撑。)后殖民主义，也叫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及其造成的后果从文化视角所作的反思，确切地说，是从文化视角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批荆不仅是针对以英法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而且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从黎巴嫩移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有译作“萨义德”的)的理论最具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批判情怀，直指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推行的文化舫权主义。反对西方文化精权、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有借鉴意义。

1.1批判西方文化舫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z]二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国家经过战争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了崭新民族国家，与政治独立相继而来的是经济上的“一穷二白”、文化上的“支离破碎”，经济富强的任务繁重，文化建设任务艰巨。

首先，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舫权，消除文化殖民影响。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有效统治，往往通过学校、教堂等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各种形式的文化殖民活动对殖民地国家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克服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民族文化的扭曲。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有利于维护殖民统治的扭曲性解释，部分解释甚至已经被认同，因此，重新确立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就成为新独立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最后，正确认识和处理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客观地讲，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性部分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有用资源，因此，在克服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同时，要借鉴其积极成果，绝不能全盘否定(实践证明这是不可取的)，更不能有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现实任务促进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

1.2维护民族文化独立与发展

如果说文化猫权是殖民时代的特征，那么，在后殖民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国际市场为其资本寻找出路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也随之而来。在一心致富思想笼罩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对民族文化安全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足够的重视，很快，许多国家在这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其中尤以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危害最大，加上拜金主义、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价值观错位等的影响，民族文化安全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如何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等现实问题促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完普，也客观要求这些国家在富国的道路上必须重视文化安全，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真正圆强国之梦。

1.3摆脱西方文化控制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战争与革命”被“和平与发展”取代，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更加隐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交往带动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如何使国际文化交往所生成的共同空间摆脱西方文化控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首先要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2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研究中国文化安全提供新视角

“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31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蕴含的基本精神为应对中国文化安全、提高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1中国也是西方文化姗权的受容者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经济统治、军事统治的同时，利用宗教、学校等大搞文化殖民活动，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说是西方人给原始、落后、愚昧的东方带来了文明，其实质是掩盖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曳化殖民活动对中国影响深远，香港、澳门等地至今仍受其害。因此，在强调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2.2中国也面临粉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任务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近代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输出商品的同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很大，这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时我们也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一个现代化过程—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事实上，也只有不断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维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和繁荣。

2.3中国也同样面对摆脱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

20世纪末，影响世界政治格局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体制上的，也有指导思想上的，但谁也不能否认西化与和平演变发挥的作用。1989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西化、和平演变使然，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如英语对汉语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特别是在香港、澳门等地，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再如，相当部分的青年更热衷于过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而对中国传统节日缺乏热情。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工业产品、文化制品等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2.4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对民族文化安全认识不够，普遍缺乏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为保存民族文化而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建设态度，文化建设中的激进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全盘西化等思潮。文化建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应对中国当代文化安全

冲突与重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这种冲突与重构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激烈而有影响。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对欧洲殖民活动及其后果反思和批判的墓础上提出了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当代中国文化安全，从国内讲就是要发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从国际讲就是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树立和培养文化安全意识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3.1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殖民是伴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海外殖民扩张出现的一种文化人侵现象，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殖民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l’1。随着国际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不可避免，这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面临的这种现实，一方面，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消极影响，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更要自觉维护民族文化尊严，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不断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优秀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3.2提离传统文化的传承力

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实质就是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传统文化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反映时代特色，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通过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竞争力和传承力，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将海内外华人联结起来的精神纽带。由儒家文化发育起来的对家庭、国家、民族伦理共同体的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为深刻的精神根源。当前，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激烈的文化竟争中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是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关键所在。

3.3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问题，这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团结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科学的理论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永远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失去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持，否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文化上得到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也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同。

3.4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更持久、更核心的竞争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将“软实力”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一文化软实力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中华文化软实力作用就必须激发民族文化活力、创新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中外实践一再证明，忽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忽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最终要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就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完全统一方面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5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执行“走出去”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担心全球化会粉碎传统文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若忽视了它对于提高个人能力、丰富文化内容的意义，将会忽视其潜在的对人类自由与多样化的积极作用。”[s]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比较弱，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阴影短期内也不能完全消除，“中国”及对中国的妖魔化宜传等对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产生负作用，可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21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以营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篇十三

关键词：“一带一路” 能源安全 外警培训体系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况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繁荣、合作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地区形势，传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的精神显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的繁荣和区域经济的稳步增长，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协作，促进实际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二、边境安全领域形势

近年来，我国在边境安全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各类极端组织、恐怖势力都对我国边境安全造成威胁，伺机在我国与中亚、东南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发动突然袭击，这些地区恰好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地区，涉及我国安全大局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对我国安全大局特别是边境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中亚恐怖势力积极渗透我国新疆地区，我国西北局势特别是反恐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需要我们警务部门及时调整思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势力，借助外警培训平台打造坚强的反恐同盟。

三、边境安全领域外警培训的意义

（一）增强了受训国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许多国家面临的发展形势与中国类似，迫切需要了解和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因此，对受训国的培训，向受训国传授警务领域的经验知识，能帮助受训国培养急需的管理警官和技术骨干，切实帮助受训国实现警务领域可持续发展，通过外警培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警务经验技能广为受训国借鉴，为受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

（二）加深中国与受训国理解和友谊

外警培训对促进中国对外交流，保持中国与各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中国外警培训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了中国同受训国的友谊，外警培训不仅为受训国培养了人才，介绍了经验，传授了技术，而且还成为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使者和平台，增进了中国同受训国的文化融合，成为联系国际友谊的桥梁。通过外警培训，使受训国培训学员亲身实地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不仅增进了各国警官对中国的真实了解，更能促进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结成政治平等互信，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三）提升了中国警方的软实力

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尽如人意，再加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不实报道，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多来自二手信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等都十分陌生，许多国家甚至对中国存在偏激看法和误解，外警培训不仅创造了受训国学员切实感受中国的机会，而且在培训实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对外宣传和传播，为对外宣传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和媒介，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亲和力、感召力。

四、武警学院边境安全外警培训现状

东盟安全研修班于2015年6月3日至23日期间在武警学院成功举办，历时21天，共15名学员，研修班学员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老挝、缅甸、越南等国边防部门。

培训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围绕中国边境安全、涉外案件侦办、反恐国际执法合作、边境安全法律法规、边境战斗指挥等专题，为研修班学员授课，展示了我国边境安全工作最新的理论知识和法治建设成果，授课内容翔实、主题鲜明，既有系统全面的理论讲解，又有生动鲜活的案例介绍，非常精彩，授课效果良好。组织参训学员观摩了学院边防指挥专业综合演练，参观了学院教学训练设施和学员宿舍，赴战术培训基地进行了业务考察。

五、对边境安全领域外警培训的建设

中国外警培训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培训方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存在问题在所难免，现阶段在继续加大对外培训力度投入的基础上，应不断分析国内外在外警培训方面的先进做法，结合国外较为成熟的管理方法，开展外警培训的研究，逐步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系，继续加强外警培训主体资格管理和项目实施管理，完善外警培训绩效管理，使外警培训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规范化管理并不断提升实效。

（一）加强外警培训的理论研究

开展外警培训理论研究，是保证外警培训持续、快速、规范发展的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外警培训发展迅速，势头良好，潜力无限，丰富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外警培训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对外警培训及时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总结过往的经验做法，探索外警培训的新途径、新思路。

（二）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制

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制，是整合国家各方资源，实现外警培训良性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目前，中国缺乏一个能够统筹兼顾的专职管理部门，外警培训管理主体地位比较低，在履行外警培训的整体规划、部门协调、主体管理、监督评价等工作职责时存在一定难度，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外警培训工作需要，亟需对现有的外警培训管理体制惊醒必要调整。

（三）构建外警培训评估体系。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篇十四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在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利益，国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愿望和需求，并依此制定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愿望、需求及由此确立的政策目标就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和欲求。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

国家利益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只有在政党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后，民族国家中的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几大利益关系才能得以区分和确立，国家利益意识才会凸现。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实现，事实上是在国际秩序语境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民族国家只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国家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阐释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现代国家利益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体系或范式，各种理论体系都试图对作为国际政治研究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提供不同的解释模式：即物质权力、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经途径。

1.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生死存亡，是维系、持续和扩展它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就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权力和财富就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权力，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现实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军事权力等相关事业，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方面则强调国家权力支配的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格局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依据的。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强权就是公理。国家为了保证其安全与存续，就必然要追求权力，发展军事，积累财富，追求霸权。

2.自由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否定国家利益以权力、安全和财富等为基础，但更关注其取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和平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目的，战争只能是一种负价值。相对于现实主义对于（军事）权力的强调，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视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动力。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预设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间的冲突，而在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之间相互订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社会契约。

3.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在国家利益观上，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文化性结构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文化建构出来的，物质权力本身需要通过观念而赋予意义，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及其拓展

在原则确定后的近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类权势。当然，这四类权势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势的不同要素间此消彼长。在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重点在生存的维护上，与之相适应，军事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从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以经济、文化等为代表的非军事权力在国家利益实现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基本利益的边界在不断的调整和拓展。

（二）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有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的渗透工具。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上升，这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是推行或者反抗霸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

对于文化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软权力”概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通过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

（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期间，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使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和军事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态势。从全球来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而言，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弱化，不再属于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使得失去对手的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了潜在的对手，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由此，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以冷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更加尖锐。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安全主题与国家利益维护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界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化安全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民族文化认同安全：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一

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源于民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和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历史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共识等，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做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桥梁，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此国家区别于彼国家、此国公民区别于彼国公民的基础，主要包括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两部分。

（二）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维持一国基本国家利益――生存能力的精神前提，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民族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对于本民族文化知识进行改造更新的一种内驱力。培养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提倡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维持民族文化身份，传承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拥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在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经验，并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任务，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的安全压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向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新命题。

（三）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国家文化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三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乃至国家集团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政治学者福山和亨廷顿都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和“文明的冲突”的观点。福山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进入尾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再是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代之而起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未停止，“西强我弱”的总态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依然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

国家安全论文 篇十五

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发

>>大国经验与中国的崛起应对战略 美国太空战略特点与趋势 中印崛起与韩国经济应对战略 壳牌如何迅速应对战略风险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与中国的应对 新竞争者的进入战略与市场领导者的应对战略 美国战略压迫下的中国应对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应对战略 国际资本打击中国的危机模式和应对战略 中国的太空战略 如何应对战略性贸易摩擦 7种食物污染的应对战略 搞对战略，才能应对复杂商业环境 美国的FTA战略与石油安全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与中国公共外交之应对 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TPP战略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应对美国新战略威胁的策略思考 中国应对美国战略包围圈效果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政治 >美国太空安全战略与中国应对战略思考 美国太空安全战略与中国应对战略思考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夏立平")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从控制太空到领导太空

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发挥着不可替代、并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太空系统已成为美国战略资产，太空资产安全也成为美国首要国家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智库和政府高官相继提出国家太空威慑战略。美国官方尚未明确公布国家太空威慑战略，但是种种活动迹象和公布的政策文件表明，美国正把太空威慑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

2006年，小布什政府在新的国家太空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出，太空资产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第一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文件。其战略的直接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的太空领导权。这要求美国重新认识太空环境、开展国际合作、实施太空威慑以确保美国太空资产安全，从“控制太空”转为“领导太空”，建立太空新秩序。

美国太空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谋求世界霸权。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和太空安全战略长期坚持的宗旨，是保持美国太空优势和太空领导地位，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倡导自由、和平利用太空等原则。

美国国家太空威慑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能力和战略途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综合性的国家防务战略。

但该战略将如何建构和实施，还有许多疑问。美国的国家权力和太空权力世界领先，但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美国的太空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一超独大的局面正逐渐改变。太空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态，太空系统将是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支援和保障系统。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必须处理太空威慑力量与核力量平衡发展的关系、太空安全与网空安全相互补充的关系、太空威慑与太空防御的协调共存的关系。另外，美国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太空大国、核大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提高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能力和防控能力，对具有实质性威胁的恐怖组织及其网络必须彻底清除。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意义在于保护美国太空系统的安全，倡导和建立国际太空机制的同时保证美国的特殊权利。其长远目标将是防止出现太空安全困境，限制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探索建立大国之间的太空集体安全机制。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将提高美国的太空实力，影响它主导的国际太空合作和国际太空机制。但美国太空控制理论对太空和平和外空军控起着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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