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论文范例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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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论文 篇一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模式；文献研究；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912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91-07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面上项目“基于分类治理的陕西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精准化研究”（2017KRM175）；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西安城乡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17J141）；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16JK1723）。作者简介：王欣亮（1986-），男，西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任|（1991-），男，陕西宝鸡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而伴随经济新常态，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露，使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成为现阶段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区作为具体化和微型化的社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①2015年7月，民政部召开了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会议认为“社区治理创新，有助于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把居民的参与热情转化为治理服务活力，把社会发展资源转化为治理服务实力”。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CSSCI为来源数据库对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进行统计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通过对研究进展、观点分歧、现存不足等方面的分析，展望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及趋势。

一、现阶段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概况的统计分析

自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提出社区的概念，结合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等基础理论的发展，社区治理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由单位制、集体制向街区制、社区制的转变实践以及农村社区由基础设施建设向社区服务的发展过程持续关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发展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社会治理代替传统社会管理的提法，而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在对国内研究的梳理中，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来源数据库，为确保统计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分别以“社区治理”为篇名和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论文468篇。②

从发表时间来看，第一篇以“社区治理”为关键词的论文于1999年发表，之后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第一阶段从1999年至2005年，年平均数约为31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在实践发展中，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理念后，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社区建设的意见，③标志着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思路。此后，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推动社区建设的相应配套政策，如2003年7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城市社区建设管理办法》等，在这一阶段中，以社区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健全完善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从2006年至2012年，年均数约为25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高速发展期，以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社区服务工作意见为标志，④文件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就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应政策；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2016年，年均数为68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相对成熟期。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为背景，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作者结构来看，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社会科学院、党校系统、基层及行政部门，就统计数据而言，发文数量分别为351、52、37、28篇，占比分别为75%、11%、8%、6%。由上述统计结果能够看出：一是在现阶段核心期刊关于社区治理的学术论文中，高校系统是社区治理研究的主力军，汇聚了主要研究人才与成果；二是在现阶段科研成果中，作者以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等研究机构为主，而来自于基层单位或行政机构的较少。⑤

从基金支持来看，在国家基金支持层面：国家自科基金支持18篇，其中属单独资助的5篇，所属学科分别为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国家社科基金支持182篇，其中单独资助55篇；教育部基金支持101篇，其中单独资助32篇；部级其他基金26项，其中单独资助6项。在省市级基金支持层面：省市级基金共资助87篇，其中属单独资助的41篇；未获得基金支持的171篇。具体统计数据及占比如表1所示。从基金支持的统计结果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基金资助的数量来看，总量占比偏少。在核心期刊所发表文章中，受到部级基金资助的占比为4499%，受到各类基金Y助的占比为635%，这一数据反映出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受资助力度有待提升。为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本文同时以“区域战略”为关键词进行对比检索，得到的受基金资助占比为7186%。第二，从基金资助的来源来看，部级基金资助较多而省市级较少。在受到基金资助的文章中，受到部级基金资助的占比为7085%，这表明部级基金在对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支持中占有较大比重，而省市级基金对于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关注程度及支持力度有待提升。第三，从基金资助的发展来看，受基金资助论文的比重呈总体上升趋势。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基金支持的变动，本文结合年度变动进行分解，从图3中能够看出，受到基金资助的研究在近年来占比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动趋势。

结合学科分类及主题词演进来看，现阶段研究中，管理学101篇、政治学67篇、社会学206篇、经济学52篇，其他学科42篇。在主题词方面，位于词频前十位的分别为：社区治理（157）、城市社区（36）、农村社区（24）、治理模式（19）、治理结构（19）、公共服务（17）、社会组织（14）、社区建设（13）、社会资本（12）、社区自治（11）。结合科学图谱的分析方法，对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4所示），结合时间轴变动能够看到，农村社区与城市社^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研究起步期，多关注于对社区建设的研究，这决定于社区发展的客观背景；随着社区建设的完善，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转入了对社区服务以及参与式治理为代表的治理结构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逐步呈现出对社区治理模式、公共服务、社会资本以及社区自治等问题的延伸趋势。

二、社区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梳理

结合统计性分析结论，现阶段我国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成果数量以及受资助层次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研究观点不断深入。这里从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理论基础、体系构建、国外模式以及国内实践等层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

1.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纵观国内外的发展实践，强化社区治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中，对社区治理的界定主要从社区内涵、治理功能以及治理目标等层面进行。魏娜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1]本文从社区的内涵入手，结合社区治理的功能及目标，对现有研究中社区治理的内涵进行梳理总结。

第一，社区的概念。国内关于社区内涵的研究源于费孝通的界定，即“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相互关联的集体”。[2]民政部将社区界定为集聚在特定区域中公民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杨君、徐永祥认为社区的构成要素是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等。[3]

第二，社区治理功能。在现有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社区治理功能的发展目标为视角，认为社区治理是人类文明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建设和维护精神家园的实践。郭凤英、陈伟东认为强化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国家战略；[4]唐忠新认为社区治理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蔡冬峻认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功能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5]杨敏从生态社区建设的角度，认为生态建设也是社区治理的应有功能。[6]二是以社区治理的基本要求为视角，认为社区治理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成员幸福感的基本功能。李友梅等认为社区治理的功能在于利用低成本体制创新，推动公民积极政治参与。[7]也有学者将两种观点进行结合，郑杭生、黄家亮将社区治理的功能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功能是指社区内部居民的客观需求以及主观期望，外部功能是指社区治理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影响。[8]

第三，社区治理目标。部分学者从精神意义的角度理解社区治理的目标，认为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目标。丁元竹认为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设具有幸福感、安全感、稳定感、互动性的理想及意义上的社区。[9]部分学者结合社区治理的具体内容，从实践的角度对社区治理的目标进行分析。如，闵学勤、黄灿彪以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作为社区治理的目标。[10]

结合上述分析，关于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从狭义层面入手，将社区看作社区居民更好满足生活发展需求的外部环境，将社区治理的内涵集中于社区内部具体事务的协调处置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其二是从广义层面入手，将社区看作国家社会发展稳定的基本单元，结合宏观发展目标分析社区治理的功能定位及基本要求。

2.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公民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理论等构成。

一是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或非企业组织的公民组织组成，包括社区组织等，这些组织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由社会成员自发结合。就职能定位而言，公民社会通常被定位于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就特点而言，公民社会具有自发性、自治性以及自愿性等特征。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区是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的重要平台，治理中应逐步确立并强化公民组织的作用，利用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以及社区居民会议等是公民社会理论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尝试。王芳认为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公民社会理论的时空发展特点决定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合理性及必要性。[11]陈伟东、李雪萍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对社区居民需求偏好与社区治理内容供给的平衡关系进行了分析。[12]

二是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成员间互助关系，既是一种资源要素，也是一种无形资产。社会资本理论在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社区作为按照地域集中的社会生活空间，是居民生活的集合体，而社区治理以强调公民的核心地位，增进公民福祉、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以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和信任为基础，既在社区治理中起到约束社区成员行为，调节成员利益的作用，以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燕继荣认为推动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应利用“熟人社会”建设，社区自组织建设、社区成员交往、集体行动能力等方式，推动社区治理路径依赖的形成。[13]黄立敏认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了研究。[14]

三是治理理论：作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其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理论依托。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解决行政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导致的低效率问题。其观点认为，在主体方面，政府并不是治理体系的唯一主体，公民、社会组织等传统的管理对象也应作为治理主体；在运行方面，治理不等同于管理或控制，而更注重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及利益协调，同时，治理也不是静止的制度体系，而是长期动态的协调过程。按照治理理论，社区治理应为由一元至多元主体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由专属性和排他性向互动性和依赖性转变，并结合新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以达到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实现善治的目标。夏建中基于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等三种治理理论基础，对社区治理理论的内容及构成进行研究。[15]刘娴静认为治理理论对于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并利用治理理论的分析范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过程、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等进行分析。[16]

四、未来发展方向及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了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发展需要，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第一，加强研究支持力度。将现阶段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与行政层面的重视相结合，多措并举，为社区治理研究营造良好环境：一是要鼓励和促进相关社区治理研究机构的建设，通过政策扶持，使之成为指导社区治理实践的重要阵地；二是加强社区治理人才的培养工作，针对现有研究中实践工作者参与较少的现状，将现有人员培训与远期人才培养相结合，通过社区治理相关科研机构与具体社区的合作共建等形式，加大实践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度，提升相关研究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三是在各级纵向课题的选题中，适当向社区治理相关研究倾斜，以激发更多科研力量集聚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并通过鼓励召开社区治理相关学术会议，推动成果共享平台建设等具体举措，以提升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强化符合我国发展特点的社区治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体系，是指导未来社区治理实践的保障。基于现阶段社区治理研究的现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夯实基础：一是研究基础理论的夯实，在对与国外社区治理相关的公民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中符合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特点及要求的部分，加以参鉴，以期更好地指导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二是研究理论体系的扩展，在对社区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对社区治理的功能及目标等层面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期形成符合我国社区治理特点的理论体系。

第三，创新治理测度研究。建设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社区治理测度体系，不仅对于衡量社区治理的发展水平，查找现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能够对指导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方向。在社区治理的测度方面，建议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标准化建设方面，以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为主，从一主多元的治理主体、以民为本的治理内容、依法治理的治理保障等方面，对符合社区治理普遍性的工作或目标进行建章立制，以推动社区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二是在特色化建设方面，以社区自治力量为主，结合社区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对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参与形式，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等内容，鼓励社区进行精准化的创新，以推动社区治理内生治理的提升。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将政府主导的约束性发展目标与社区主导的预期性发展目标相结合，为未来社区发展实践提供方向。

第四，推动分类治理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背景，结合社区发展差异以及治理主体差异，推动分类治理将是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一是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基于社区组织的差异化职能定位，进行分级分类的管理，以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绩效。具体而言，根据功能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社区服务、工商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等类别，优先鼓励公益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建设，同时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以厘清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边界，优化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二是对社区的分类治理，结合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自治能力、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特点，分类制定社区治理模式将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基本分类思路为，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城乡结合社区以乡村社区，而城市社区可细分为单位式社区、传统邻里型社区以及新型住宅社区等类型，乡村社区可进一步分为传统自然村型、村居混合型等社区。在未来研究中，要注意将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和社区的分类治理相结合，基于社区特点综合运用相应治理手段，有针对性地设计社区精准化治理路径，以推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

注释：

①见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http：//epaperwxrbcom/paper/wxrb/html/2014-03/06/content_378171htm。

②b于传统核心期刊（CSSCI）在现阶段国内学术评价等方面的认可度，相对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以CSSCI为检索来源数据库，能够更清晰地展示相关研究的进展。检索源数据库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http：//csscinjueducn/indexhtml。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

④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

⑤由于在科研中，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体量较大、比重较高，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选择以“应急管理”为对比值，在2005―2015年中以“应急管理”为主题的科研论文中，企业、团体等基层单位的科研成果占比为27%，远高于“社区治理”。可参见李尧远、曹蓉（2005）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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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论文 篇二

关键词：行政管理 学位论文 选题

0 引言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还比较粗疏，影响论文质量提升。一些学者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展开了研究。徐金平（2006）对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硕士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或者论文选题过于平淡，体现不出应有的开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实力、条件、兴趣和独到见地，结合地方特色、社会实际、学术价值和科学发展趋势选题，“小题大做”、扬长避短原则。[2]雷伟伟、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3]吴赞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质量的关系[4]。孙国强（2007）[5]，李志义、刁玉玮（1995）[6]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时，研究生既要从不同来源确定选题，又要掌握正确的选题方法，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选题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进行研究，即不根据专业特征对一般学位论文共性进行分析，对某一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公共领域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硕士有更多“文章”可做，这些“文章”选题质量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显示被引用过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硕士（学术型，下同）学位论文样本的选题质量进行实证研究。

1 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 “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 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 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 结果与分析

3.1 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 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为主。如《我国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 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 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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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社区治理论文 篇三

关键词 基层民主 安置社区 执行偏差 组织理论 过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在基层自治的研究中，“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以及“社区管理”等一直备受学者们的青睐，然而，一些处于这些范畴交叉之处的问题却鲜有问津，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转非”之后安置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的转型方式。从公共政策学中“政策执行偏差”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有较强解释力，政策的目标是对价值和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它的初衷是良性的。从政策目标到政策结果，政策执行是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它是解决政策问题的根本性环节和基本途径，同时，政策执行的好坏也决定了政策方案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因此，我们需要从政策执行的各要素中考察。组织理论给予了笔者思考的方向――“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结果”之间的互动。

一、明确政策的主客体

（一）安置社区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农村的土地不断被大面积征用，原有的行政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安置社区”或者“安置小区”。

（二）界定政策执行的主、客体与目标。

1、政策执行的主体。

村民们心中的政府通常是指所在地的街道办和村委会（有时也包括基层党委和政府），为了符合实情，作者也将这两者当做组织（以下称为“政策执行者”）来分析。同时，《意见》中的相关条文也作了如此的要求。

2、政策执行的客体。

政策问题就是实际状态与期待状态之间的差距，这里，即是指设想的社区民主与原初村民自治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的客体也有直接客体与间接客体之分，需要加以区别。根据公共政策学的定义，这里的直接主体就是基层民主的转型问题、优化问题；间接客体即为农村的原住民，或者说是安置社区与原有农村成员的交集部分。

3、政策执行的目标。

政策的目标即为所期待状态的实现，这里就是让原住民通过城市化和社区的建设过上服务更加周到、管理更加有序、文化更加繁荣的环境，是一种自己当家做主的生活环境。该政策目标与众不同，一方面它的考量指标是非物质产品――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目标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政策执行始末。作者在此确定这个目标试图为下文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做铺垫。

二、政策执行过程分析――以组织理论为视角，以BL社区为实例

理论工具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能够从某一个视点出发反应一种问题。分析政策执行，这里作者试图采用组织理论和过程分析相结合的分析工具，以之优劣相互弥补，研究BL社区原有村委会（HF村）的组织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

（一）分析工具。

爱尔莫尔认为，“了解组织的运作，才能认清原初政策设计是否在执行中被修改和附加新意。”政策执行可以被看做是政策的官僚化，组织的特征影响着政策效果的实现。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执行主体上，强调执行者的行为、属性等方面的特点对政策执行结果具有能动的影响 。组织是一个执行功能的载体，研究组织的行为可以将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所有因素统筹起来。这里，我们选取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包含领导者素质、决策与管理能力以及绩效水平）作为自变量。

然而，组织理论具有一定的缺陷，它过于强调对政策执行机构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模糊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遗漏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陷，作者融入过程分析的视角，以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运作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影响。

此外，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衡量基层自治转型的指标为人们的政治心理情况，或者说政治效能感。

（二）实例分析――以BL社区为实例。

执行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拆迁及其以前的村民自治阶段，第二个是拆迁之后向着居民自治、社区建设的方向发展的阶段，时间分割点在2011年夏。

1、阶段一：拆迁及其以前的村民自治阶段。

这一阶段，政策执行者开始逐渐褪去原初的村民自治时代的功能，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伴随着基层生态的转型而变化。按照上级的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成为了组织执行政策的大方向。拆迁，是其建设社区的第一步，拆迁工作的预备标志着政策执行的开始，政策结果也开始形成。

（1）执行组织结构简化，角色冲突严重。从HF村第五组拆迁开始，拆迁、签约、置换费以及安置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多数人搬离原住地，村委选举、计生和调解等机构人员分散，拆迁办、所属街道办以及村两委成员组成城建规划办公室，村委会成为上级和村民之间的疏导机构。此外，村委会成员角色冲突严重，一方面它是上届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民众利益代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推行社区规划的工作。就像二组组长所说，有“里外不是人”的尴尬。事实上，利益面前，这些人员的取向也不一样。

（2）执行的功能弱化、单一。可以说，该政策的执行者并未很好的理解《意见》制定的宗旨，首先要指责组织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未能将政策社会化的工作做扎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被搁置，维稳是上级政府和村两委的共识。拆迁过程中，原有固着在土地、集体经济之上的经济关系解构，已经被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消解的宗法血缘关系也无法维系村委会的地位，村委会的合法性降低。拆迁实际上就是一种博弈，HF村以国有土地为主，置换费用较高，政府和村民之间有真实的利益矛盾。在这个环境里，“经济人”假设相对适用于政府和村民，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兼有以上两种角色，因此，这种角色冲突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因。

（3）政策执行结果：民众信任度锐减。该政策的执行结果主要地体现在村民的心理层面上，个体政治心理的变化一般遵照着认知、情感和态度的顺序。第一阶段，即拆迁过程中，执行主体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消解了村民的信任感，归纳起来，其中的因果关系如下：第一，至于《意见》及本市制定的相关宏观性惠民政策，执行主体社会化工作的不力使得村民错误地将拆迁看做是上级政府的寻租行为、执行主体的自利行为。第二，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角色上的冲突，异化了其自身的工作方式，激起了客体层面的强烈不满。第三，村民委员会成为上级政府的“人”，村民主观上认为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第四，拆迁中，政府的强制销蚀了村民自治方面的政治效能感。

2、阶段二：拆迁以后的转型阶段。

其实，第二阶段才真正算得上是基层民主制度的转型期。本文的执行主体在组织上具有承续关系，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第二阶段对于政策目标的实现颇具意义。然而，就现实而言，HF村的转型中的信任危机并未得到有效的扭转。

（1）新建社区内，原有执行主次降低，与其他主体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安置社区包含着原有的城乡两类自治结构，二元行政管理制度经常会带来结构的冲突和权力矛盾。HF村改建之后的安置社区，其基本特征是城市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非农户籍的居民，而农村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农业户籍的村民，但时而也会出现交叉的窘态。虽已进行“村转居”、“农转非”，但社区干部多为原村干部，传统的血亲纽带、地缘纽带和集体经济利益纽带没有完全断除，组织机构转换不彻底。“社区”只是一种“幌子”，原有的建制依旧保留，对以服务为主体的社区建设没有规划认识。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们只是期待服务，而缺少共同参与的冲动，把自己搁置在从属的位置上，有“原子化”趋势。另外，与社区居委会并列存在着若干个村的村委会，影响了社区管理结构的完整和统一，常有相互扯皮现象。

（2）原执行主体在社区框架内，功能发挥受限。《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村民委员会功能的嬗变、精简化。按照其精神要求，“剥离社区居（村）委会行政事务，使其集中精力组织居民自治”，那么，自治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呢？一方面，城市化后村委会的功能如何转变为居委会的职能？另一方面是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能否自主化、制度化的问题，新社区的行政级别如何定位，自治机构作为集中民意、自我管理的权力机关，上级政府“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尺度如何衡量？

（3）政策执行结果：民众感知到村委会政治上的无能。第二阶段是该政策执行主体对《意见》内容的践行，这一阶段执行主体的行为是政策目标实现的直接导因。综上所述，民众对社区自治的冷漠主要归因于自治组织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原有自治组织的影响力在新建社区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限制，产生混乱并有所消解。从《意见》中可以看出，社区的建设中基层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原有自治组织对社区发展方向影响效力微弱：一方面，社区建设的初期，其内涵的多个原有自治组织具有相互平等的地位，在争取集体利益和权利中份额时，他们是竞争关系；它们的角色、地位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安排，因此，社区建设方面的能动作用无力发挥。另一方面，社区之中，在结构层面，党委指导、制约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走向；在功能方面，党的一把手掌握社区治理的最终决定权，民众组成的自治组织只是一个证明合法性的程序而已。

3、执行过程总结。

很明显，第一阶段的政治冷漠是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民众的消极态度主要导源于执行主体自身的角色冲突及其“经济人”倾向；第二阶段的政治参与度低的原因主要是自治组织的政治无能。组织具有连续性，分析整个政策执行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前后两个阶段相互叠加的结果。因此，分析此类公共政策执行需要针对不同阶段就事论事、分门别类进行。

三、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关启示

首先，在执行过程的初期，执行者应推动政策精神和执行方案的社会化。有关安置社区基层民主转型的政策方案是一种政治动员型政策，国际上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给予中国官方以启示，这种政策才应运而生。这一政策是上级主动提出，并不一定获得全面的民众认同，因此，执行过程初期，在政策执行者领悟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将政策方案的框架与实施步骤向目标群体普及，以共识来减少机会成本，也可消解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心理抵制。

其次，注意政策的延续性，重视政策执行主体的优化。政策执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现存的许多研究忽视了政策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政策结果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执行主体的优化。如何选取合适的政策执行主体是值得重视的，执行主体要脱离政策问题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尽量以一种局外人的角色来推动政策执行；执行主体应该具备良好的公共关系能力，运用相关的媒介维持、完善自己的形象；在我国特殊的党政模式下，执行主体应该掌握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政策执行中，我国应该逐渐重视培养内生型的执行者和组织力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弥补“自上而下”政策的不足。

再次，上级党和政府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控制应贯穿整个执行过程。加强整个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监督、控制是必要之举，这是我国特殊政治情势下较优的选择。在我国，针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力量是多元的，但是较为有效的监督来自于权力系统内部，尤其是来自于执政党的纪律检查，但政府外部的监督、调控是极为有限的。政策的制定遵循“自上而下”程式，因此，政策执行的管控也应该由上级党政机关来实行或委托实行。还需说明的是，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党政机关如何与中央决策精神保持一致，这就涉及到信息沟通和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一来，健全的信息沟通网络在上下级党政机构中形成默契；二来，下级在上级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具有相应的裁量权，可以自己处理执行中的问题，使得政策更加符合地方特色，易于监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这里的“基层民主过渡”，即由村民自治制度向着居民自治制度过渡。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公共政策、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引起政策执行结果偏离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并产生不良后果的现象。（刘婕：《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金太军等：《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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