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论文（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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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论文 篇一

1.1美食原料资源丰富

三亚，是个被大自然宠坏了的地方。由于三亚地处最南端，纬度较低，四面环海，四季如夏，常年温度较高，被称为“天然大温室”，长年都可以种植各类瓜果蔬菜，是著名的冬季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由于三亚四面环海，是海南省重要的渔业基地和最大的海产品集散地，这里的海鲜种类繁多，特别新鲜，这些都是烹制三亚美食的上好食材。这里凭着海鲜的种类繁多，都是渔民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特别新鲜，很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来到三亚不吃海鲜会让这次的旅途留下遗憾。

1.2美食资源种类繁多，丰富多样

1.2.1三亚当地饮食独具特色三亚当地居民喜欢用水果入菜，例如菠萝炒鸭肉、酸豆煮鱼、荔枝煲鸡汤、菠萝饭、椰子饭等等。水果的清甜可口加上肉的浓香，浓淡结合，味道甜而不腻，别有一番风味。炎炎夏日，如果感觉没有胃口吃饭，这些酸酸甜甜的菜会让你胃口大开。三亚地方的美食的原材料都是当地自给自足的，就地取材，不论是海鲜、肉类、或者是瓜果蔬菜都是特别新鲜的。三亚常年温度较高，人们都是喜欢清淡、新鲜一点的口味。美食的烹制手法也都是以：清蒸、煮、焖、煎、炒为主。这些烹制手法不仅将它的原汁原味保留了下来，还不会让原材料的营养流失。像三亚的十大名菜，分别为：荔枝沟饿、三亚海鲜火锅、藤桥排骨、疍家咸鱼煲、南海鲜鲍、南山素斋、雅亮老鼠猪、安游夜光螺、羊栏酸鱼汤、槟榔花鸡。这些都是三亚的特色菜，都是比较清淡的口味。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也十分丰富。三亚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们在此居住，他们有他们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信仰，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这也成为了三亚旅游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

1.2.2岛内外美食的聚集地由于三亚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点旅游城市，这里不仅有当地的美食，还有很多岛内其他市县的饮食，都各具特色，例如海南著名的四大名菜，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在第一市场也随处可见。三亚由于很多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居住在这里，这些外来人口的流入也把他们省市的美味佳肴、风味小吃带到了三亚，这又让三亚的饮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这让很多游客在这里可以品尝各个地方的美食，也让很多游客在异乡也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2三亚饮食文化旅游现状

三亚在人们的印象里就是蓝天，白云，沙滩，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虽然人们也都知道这里的海鲜新鲜，种类繁多，也知道这里是热带水果的天堂。可是大多数游客来到这里旅游都是奔着这里的自然景色来的，至于饮食文化一直都不是游客的首选，三亚有很多美食，可是并没有把名声打出去，没有很好的宣传到三亚的饮食文化，所以三亚的饮食文化旅游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益。三亚的饮食文化特别多，不仅有独具特色的本土饮食文化，还有来自省外的许多美味佳肴，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这里的饮食文化特别多，但是没有很好的得到系统规划，特别杂乱无章。例如三亚有很多黎苗族人聚居在这里，他们有自己很独特的黎苗族美食，可是三亚没有很好的把自己本土特色美食宣传推广，没有很好的饮食文化旅游产品。

3三亚饮食文化旅游现状的建议及开发思路

3.1政府应该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出一些补助金能够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去宣传三亚的饮食文化，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还有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总站和公交站。在这些地方都用醒目的广告语去吸引游客的注意。有政府的帮助，宣传力度一定会大大提高，并取得很好的反响。

3.2可以在海南的各个旅行社都做好相关的宣传，并且能够开发出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例如“海鲜渔民体验游”，就是让游客能够体验一下渔民的乐趣，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下海捕鱼，然后可以在海边或者是海上的海鲜店上自己加工，吹着海风，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饭后还可以在海边进行垂钓，这样悠闲的生活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得以放松，没有太多工作与生活带来的压力，是休闲度假的不二之选。还有一种“黎苗特色饮食文化游”，这是专门深入黎苗族的饮食文化中，去品尝他们的特色美食，一起探讨黎苗族的风土人情。还可以跟当地的居民学习美食的制作方法，参与其中。

3.3三亚也可以系统完善的去构建一条美食街，这里可以有各个地方的美食，不论是岛内的，或者是岛外的，甚至是国外的，都应有尽有，毕竟三亚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有足够的客源来到此地消费，像海口的骑楼小吃街，来到海口的游客就一定要到骑楼去品尝，就算不懂，只要问问路人，到哪里可以有好吃的，他们就会告诉你。

4总结

饮食文化论文 篇二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

（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

（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苏东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

（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

（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

（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

（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通过对南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南京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尽管受到自身不足和外界冲击的影响，但依旧拥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和开发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南京传统乡村饮食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南京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加强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梳理，突出其文化魅力和吸引力，打造地域饮食文化特色，提高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使乡村饮食文化资源与产品体系化、品牌化、差异化。如在被誉为“酱缸”的浙江绍兴，不仅在日常餐饮方面充分展现酱货（包括在绍兴民间深受欢迎的酱鸭、酱肉和腊肠等多个品种）的独特风味，更是在深度挖掘酱文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绍兴不仅在腊肠等著名酱制品的生产推广和品牌化上做出努力，还研究建成了中国首座酱文化博物馆，于此同时坐落在绍兴安昌的恒昌酱园的开发参观和安昌腊月风情节的成功举办使绍兴的酱文化资源得以很好的传承和开发。

第二，加快体验性项目的设置与创新。加强与饮食相关的农趣活动，是游客对饮食文化的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口腹之欲上，而是体现在原料的获取、加工，饮食制作、欣赏，风味的品尝、辨析，食俗的经历和其他相关知识的涉猎等，全方位地感受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体验性旅游开发方面，南京可以从体验式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旅游点汲取经验，如以洞庭湖地区碧螺春资源为例，当地就没有仅将品茶作为旅游活动进行开发，而是让游客对“采茶、拣茶、炒茶”的全过程进行亲身体验，并开展“碧螺春姑娘”、“第一锅竞拍”等一系列游客可参与的活动，深受游客好评。

第三，加大饮食文化知识的宣传推广力度和形式。在传统宣传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平台，加大自身网站建设以及与其他旅游、文化、经济类媒体平台的合作，多角度扩大相关信息的流动和推广，比如现阶段发展不断升温的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以大众点评网、豆瓣网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用户体验交流网站以及各地区的旅游官方网站都是可选择的对象。除了加大在网站宣传上的投入力度之外，以博物馆为媒介系统介绍传统饮食文化也是饮食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饮食风俗博物馆、中国圣心糕点博物馆等展馆的建设为当地传统的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京一次为借鉴，可以在农村范围建设相关的食鸭文化博物馆、野菜博物馆等，不仅更好的对乡村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也有助于美丽乡村的建设。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三

1餐饮菜肴装饰的发展历程

早在中国古代，古人就对美食美器颇有讲究，圣人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是主张吃饭时，食物能尽可能做得精细；烹饪时，肉要切的细致。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饮食饮食文化。在周代，饮食礼仪更是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到了唐宋时期，社会繁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各地的饮食饮食文化也在不断融合，不仅是食材，还有烹饪方式、餐具工艺水平都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华特色的饮食艺术。而到了民国时期，更是涌现了一大批食家，这在三毛的著作《民国吃家》一书中可见一斑。她写了民国名人们的一些饮食情趣。例如，书中提到的民国大书法家于右任就说道：“人生就像饮食，每得一样美食，便觉得生命更圆满一分，享受五味甘美，如同享受色彩美人一样，多一样收获，生命便丰足滋润一分。”一下把饮食提高到了美的高度。而现今，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翻天覆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吃的要求不仅仅是停留在使用功能上，随着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餐饮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进而涌现出了很多名菜名肴，各地菜式也是层出不穷。这主要就表现在对餐饮菜肴的口感、摆盘装饰、环境设计以及餐具等的美感上。接下来我们就将针对以上所说的几点对现代餐饮菜肴装饰进行详细分析。菜肴盘配的造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即创造物体形象。所以造型美首先体现的是“形”之美。把食材加工成形，而且是美的形，有新意的形，实属不易。《东京梦华录》里就提到，宋人在七夕“以西瓜雕成花样，为之花瓜”。即用西瓜、冬瓜雕刻出人物、花卉、虫鱼之行，再用果品粘砌，这样造出的果品佳肴就像一件件精美的雕刻艺术品。甚至在汉代就有将鸡蛋雕刻出花纹图案，并点彩染色的做法。现代菜肴装饰中，更是把形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主要体现在了厨师的刀工技巧以及摆盘上。经过历代厨师的反复运用，发展至今，更是创作出了多种不同的刀法，可以把原料加工成片、条、丝、块、丁、粒、茸、泥等多种形态以及多种花色，还有镂空的雕刻技法，叹为观止。其次，是色之美。众所周知，食材的颜色很丰富，但要在一盘菜中，把每个食材颜色做得好看且又搭配的出彩，就需要创作者既要有很高的烹饪的技巧和掌握火候的能力，还要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使得各种食材加工在一起形成色泽之间的协调美。例如，图1中这盘藤椒鳝片，用的食材是黄鳝，黄瓜以及花椒藤椒等调味料，在整体的色调上是以黄鳝为主的大面积的咖色调，再配以底部隐约显现的黄瓜的黄绿色，在上面撒上红色和墨绿色的小色块感觉的花椒，整体给人感觉明快清新，再配以精湛的刀工，把黄鳝切片并摆成花朵的造型，形色兼具。图1图2第三，是器之美。说到饮食，自然离不开与之搭配的饮食器具。自我国古代的彩陶开始，到庄重的青铜器，秀逸的漆器，以及精美的瓷器、金银器、玻璃制品等等，美也早就作为审视美食的标准之一，深入人心。而现代餐盘设计，很多也是以中国画的一些代表图画为纹样，设计整套餐具。例如，娟秀的工笔荷花、清丽的蓝白瓷器图案等等。

2中国画元素在盘配装饰中的运用

在这诸多精美绝伦的菜肴盘配造型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其所体现的艺术之美，更是关注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运用，即中国画元素。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水墨风情。提到中国画，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里的肯定是那绘有花鸟，山水，或是写意，或是工笔的水墨画，通过墨的浓淡变化，色的丰富表现，形成立意隽永，气韵生动的美丽画卷。而此绘画方式，被运用到现代菜肴的盘配装饰中，更是给餐饮增加了一份雅趣，吃饭变成了一种美的享受。如图2所示，在木质的餐盘上，铺开一张荷叶，上面放一瓦罐，旁边在点缀荷花装饰，仿佛是在黄色的大背景上，泼上浓郁的绿色，上面再浓墨重笔以墨色，旁边点缀清新的粉色荷花，俨然一幅水墨荷塘图。

（2）意境美。水墨画中的“意境”是指在水墨绘画作品中，画家在描绘事物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一种艺术感染力，它所呈现出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能使观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开拓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画的独特之处，而把它引入现代餐饮菜肴的盘配装饰中，就更是充满一种独特韵味。试想下，在盘配装饰中，以盘为宣纸，厨师的巧手为笔，把各种食材当作是作画元素，一笔笔的摆放在盘中，再加些调料或者其他小装饰，加上印款，勾勒出一幅充满韵味的写意图画，令食客驻筷欣赏。

（3）留白美。留白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画的特色“。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的这一诗句可以说是中国画艺术品格最好的写照。中国画中常常有大面积的空白，但空白不等于无物，空白可以代表山、可以代表水、代表海和云等等，甚至可以说，中国话的精髓都体现在这留白处，这是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也是极具意境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要在盘配装饰中很好的体现中国画元素，留白自然不可少。

（4）淡雅色调。中国画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色彩淡雅，画面中没有过多的五颜六色，有的甚至只是墨色的深浅表现，有着很高雅的审美情趣，这也是当时文人画家追求自然淡泊，清幽闲境的艺术境界有关。这素淡的画风也一直传承下来，形成我们独有的一种审美情趣。所以，这一类中国画元素的盘配装饰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韵味十足。

3小结

饮食文化论文 篇四

《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因为鼎有三足，因以比喻三方并峙之形势。或言“鼎足”，《史记•淮阴侯列传》:“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或言“鼎立”，《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或言“鼎峙”，《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又因为鼎乃豪门贵族之食器，所以“鼎食”指贵族的奢华生活。《墨子•七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后“五”疑为“三”)或言“钟鸣鼎食”，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五

关键词：《金瓶梅》；《红楼梦》；饮食文化

明代的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从各个方面展现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百态，书中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人们种种欲望，食欲则是种种欲望中的一类，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第九）小说的每回之中几乎都有饮食场面的描写，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离不开吃饭喝酒，据统计，小说中列举的食品（主食、菜肴、点心、干鲜果品等）达200多种。无独有偶，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也在吃上大做文章，从回目上来看，《红楼梦》书中与饮食有关的就有十三回之多，而出现的食物也多达180多种。

一、《金瓶梅》与《红楼梦》在饮食描写方面的比较

（一）二者的相同点

从整体上看，这些饮食场面的描写有很多共性。

首先是食物原材料广泛。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山珍海味，无论是五谷蔬菜还是时令鲜果，我们都可以在西门家和贾府的餐桌上见到。大运河的开通，产于南北方的食物原料能够快速传递，如书中多次出现的鲥鱼，是长江三鲜之一，同样经常在宴饮时和喝到的金华酒，也是原产于浙江金华的，而这些成为西门府中摆宴经常提到的美酒佳肴，确实是运河便利的交通提供的。再看贾府的饮食，在用料上更为讲究，府里单单是用的各种米，提到的就达十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凤姐介绍的“茄”，竟要用好几只鸡来配，更别提日常饮食的奢侈程度了。

其次是烹饪技法全面。烹调技艺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其实已经比较完善了，基本上和现代的烹饪技法一样。炖、烧、烤、蒸、炒、煎、燎、摊、煮、炮、卤、熬、腊、腌、糟、烹、拌、熏等这些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烹饪方式，在两部书中均有提到。而《金瓶梅》中宋惠莲用一根柴火烧猪头的技巧和《红楼梦》里那道著名的“茄鳖”，每次被津津乐道地提起，没有人不啧啧称奇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但毕竟这两部书无论是从时代、地域还是家庭背景来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表现在饮食上也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以两部小说中都有描写的螃蟹宴为例，《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说的是重阳节令，西门庆全家人饮酒赏，先将大盘大碗嘎饭摆将上来，众人吃了一会，最后才拿上酿螃蟹，吴大舅一个劲的感叹螃蟹好吃，就没有了。再看《红楼梦》里的螃蟹宴，同样是赏菊吃蟹，但是作者先是在前一回交待了缘由，大观园里姐妹们起了海棠诗社，史湘云做东，宝钗家当铺伙计送来的螃蟹作为下酒菜。之后又用一回多的篇幅详细地写了贾母与众人吃螃蟹，因为螃蟹性寒，凤姐特意准备了热酒，而林妹妹身子弱，吃了一点子螃蟹，就心口疼，宝玉更是给她准备合欢花浸的酒。众人吃完螃蟹后，用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洗手，宝玉和众姐妹写了诗，宝、黛、钗三人还做了螃蟹诗。吴大舅五十多岁，不知螃蟹如此好吃，而贾府里的螃蟹宴，贾母和凤姐都领着一群丫鬟来凑热闹，对于它的吃法、性寒、除腥方法一清二楚，酒足饭饱之余甚至写上一两首咏蟹诗，这确实是不小的差异。

因为吃贯穿着这两部书的始终，所以宴会成了一个表现饮食的重要场合。而这两部书在描写宴会场景时也有很大的不同。《金瓶梅》中频繁出现的宴会描写场景，虽然有不少精彩之处，但从整体来看，情节比较粗糙，大宴小宴周而复始的频繁出现，几乎每一次宴会描写都出现大量韵文，层层渲染，处处夸饰，竭尽铺张之能事。

我们不难看出，《金瓶梅》中大大小小随时而起的宴会，难于胜数，其间处处表现出一种世俗的特质，一系列没完没了的闹事和家庭吵闹，伴随着弹唱、玩笑、性的谈话，气氛热闹而喧嚣，每一次都是“说不尽歌喉婉转，舞态编趾；酒若波流，肴如山叠”（第32回）。一些本该悲戚沉寂的事，也常常被描绘得热闹喧嚣，就全书的宴会描写来看，大肆铺排，并没有丝毫“盛极而衰”意味的存在，最后意蕴的直接表达显然缺乏艺术的铺垫，更多展现的却是世俗享受的。

而《红楼梦》则有意识地摒弃了以诗词概括宴会场面的习惯，开始自觉地运用意境创造的诗歌艺术手法于宴会描写，从而使宴会描写具有浓郁的境界感、抒情性与韵味性，提高了叙述的审美品位与审美效果。

二、《金瓶梅》与《红楼梦》饮食描写不同的原因

（一）雅俗的分歧

曹雪芹虽一生潦倒，但毕竟是大家族之后，所写的饮食是华贵的；而《金瓶梅》所反映的饮食则充满了市井气息，作者也有可能是市民阶层的人。

《金瓶梅》描写的西门家，是靠开生药铺子起家，尽管西门庆后来做了个金吾卫副千户，但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人，靠着各种生意维持日常生活，提供银子让他在官场左右逢源，所以西门庆家的日常，以饮食为例，处处表现着以明末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俗文化，《金瓶梅》里惯常出现的菜品，都是鸭蛋虾米、排骨烧鸡之类的寻常菜色，老百姓们再穷，逢年过节时总尝过。

相比较之下，贾府是世代簪缨的贵族，祖上是开国功臣，元春被封为贤德妃之后，更是皇亲国戚，府里的大小事务极为讲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我们看到大观园里面景色清丽，典雅精致，反映到饮食方面，就是一个“雅”字。不仅对美食，就是就餐用具，陈设布置，就餐环境也有极大的学问，贾府摆螃蟹宴要在藕香榭，为了边吃边赏花，中秋节家宴，摆在山上敞厅，为了赏月。处处讲究文人雅趣，在这里吃只是一个由头。

（二）地域性的差异

《金瓶梅》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清河县，是一个北方县城，《红楼梦》的故事虽然无年代地点可考，是一座南方城市无误，地域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饮食习惯的不同，所以即便这两部书中对南北方的菜肴都有所涉及，但却是有着不同的倾向性。

《金瓶梅》的取材脱胎于《水浒传》，梁山好汉豪爽、忠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深入人心的还有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形象。《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挨打后，最想吃“小荷叶小莲蓬儿的汤”，也就是今天的莼菜羹，是典型的南方的最家常的食物，贾府的庄子上每年收租和平日里吃的主食，全都是各种米饭，而不是北方的馒头。从这些日常食物的差异中，我们不难看出地域对一方水土人民饮食的影响，由此造成了两部小说截然不同的南北方饮食习惯。

（三）写作手法的不同

《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其所写的人情世俗，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不带任何理想色彩，如实地描写现实人生，所以虽读起来不具有吸引力，确是最真实的生活。更何况在《金瓶梅》里大部分的“吃”，是为故事情节做铺垫，“酒是色媒人”，西门庆每次和不同的女人勾搭，都会有一桌精美的酒菜给二人助兴；为了巴结权贵，西门庆不仅用钱行贿，还用酒菜珍馐使达官贵人们满意；作为一个商人，每次谈生意也免不了一顿酒菜来叙叙情。总之，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为了达到目的，才是主要的。

《红楼梦》中的食物详略得当，曹雪芹从一开始虚构故事背景和发生的地点，读者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期待，小说中有太多的虚写，当然就包括为了满足读者好奇心理需求而刻意为之的编造的各种高雅的菜肴。《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和故事中人物的活动、人物性格相关联，成为了构成小说本身的一部分。为了故事读起来具有吸引力，免不了会有夸大事实的描写，为了吃起来好看，免不了会有故意为之之嫌。

总之，《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由于作者的不同人生际遇和地域限制等原因，造成了其在饮食描写方面的差别，表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7.

饮食文化论文 篇六

关键词：饮食，文化，风俗，仪式

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人们普遍喜欢吃面食，在现在的华北和西北一带人们几乎每天都是吃面食，人们把白面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做成不同的食品。本文是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调查了解，试图分析总结当地人为什么喜欢吃“馍馍”，并且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总结出由普通的饮食——“馍馍”，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饮食习惯有个总结，并且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并且能够延续至今，在当今的社会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达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探讨中国饮食文化，通过全面介绍山东馒头的由来，特点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今社会人们又重新对传统的文化有了深刻反思，对传统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由此社会、政府及个人对此进行了发展，从中获取有益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地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项目进行开发，并且通过一些宣传使普通大众对此有了重新的认识。本文就是要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馍馍”进行阐述，分析，研究其中由普通的饮食所引起的文化现象。

二、胶州湾一带的人们喜欢吃“馍馍”的原因

1.自然原因。胶州湾地处山东半岛，也就是华北平原之内。本区域的农业灌溉水源不是充足，春季时候气温上升地快，水分蒸发量大，容易造成春旱，冬季气温不低，适宜种植冬小麦。所以本区域种植有大量的小麦。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当地保留了大量的农田，而且至今这种农业形势保持持续的发展。

2.经济原因。本地区的人口非常多，尤其农村地区。所以本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吃“馍馍”的习惯，因为这种面食能够极大地程度上解决人们温饱的问题。另外本地区地处黄海北部，人们都有出海捕鱼的习惯，所以在出海之前当地人都会举行一些祭海的仪式，起初人们都是用一些牲口，后来才演变成用做成各式形状的“馍馍”在代替牲口。

3.社会原因。本区古代时期是战乱频繁之地，当地人们为了求得平安，就会举行祭拜仪式，因为离海近，人们对大海有一种敬畏之心，当地人喜欢出海捕鱼，想从大海中获得食物，所以就在出海之前举行一些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行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风俗习惯。论文大全。到现在，在当地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馍馍，表达自己的心情。论文大全。

三、馍馍——从一种食物是如何变成一种风俗习惯的

馍馍，作为胶州湾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食物，在人们心中早已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当地，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不仅仅把它当做一种食物，而是有了艺术的加工。在当地的农户家里人们会有一些木材做成刻有各式形状的磕子，然后再用面做成各式各样形状的馍馍，有些人还会在馍馍上面涂上颜色，做成各种小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种花样面塑非常有名，逢年过节或农家喜庆之时，手巧的农妇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花样“饽饽”庆贺吉日。但手工制作花样饽饽费时费力，一般手艺很难做好。于是，人们便用梨木、莱果木雕刻出专用的模子——饽饽磕子来磕制面食。这种方法工序简便，磕出来的饽饽纹理清晰、花样好看，很受农家妇女的喜爱。论文大全。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几件或成套的“饽饽磕子”。这种磕子被民间美术家赞为一绝，后来流传国内外。这种馍馍磕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有了商品意识，有些当地人就会利用馍馍的特点作为卖点，使之形成一种商品。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把的仪式恢复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祭海仪式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都会举行大型的祭海仪式。随着这种活动的逐步开展，当地人们对于传统的馍馍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从普通的食物转变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

四、传统饮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些年，胶州湾馍馍的饮食文化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逐渐地传播到了周边地区，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被许多人了解认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兴起，政府的大量宣传，使得这种饮食文化逐步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牌，作为宣传胶州地区的很好的工具，政府通过旅游业的带动，通过高文化产业的方式，让更多的来到这里认识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使得当地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即墨田横祭海节上，田横镇的大馒头也“出尽风头”。祭海节上的馒头装饰有松树、鲜花，还有龙、凤等花样。当地人说，这种面塑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女人们一到祭海节就研究制作面塑的花样，不断推陈出新，从龙、凤、仙鹤等传统作品发展到熊猫、牡丹花等新花样。据悉，为了给当地人引一条致富之路，田横镇当地政府想尽办法作好馒头文章，包装、注册商标，举行馒头“选美大赛”等，田横馒头也逐渐打出了名气，成为了“香饽饽”。在山东农业商务网上，“田横馒头”也图文并茂地做了展示。

笔者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走访调查了解总结出一些观点：传统文化意识的回归给传统文化的新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能够充分地发展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之成为发展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方法。既然现在人们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只有通过有效地宣传，很好的运作，才能使这种传统的东西合理有意义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欣然接受，并不断地发展下去，做大做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很好的领导，要依靠强有力的手段，要依靠不断创新的产品，同时也要依靠对于传统、特色的发掘和发展。这样经济就会与文化有机地接合，通过一个合理的平台使其达到利益最大化。

“馍馍”这种饮食文化的发展还是个开始，人们还会不断地创新，通过“馍馍”还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和商业形式。通过“馍馍”的发掘和发展，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改变。

参考文献：

[1]

[2] _505278238.html.

中国广播电视网/国内新闻

[3]胡自山等编。中国饮食文化。

[4]庞毅，王敬武。饮食与文化。

[5]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

[6] wa-04/25/content_2095681.htm青岛晚报/北京人卖王哥庄大馒头。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七

1．1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单守庆说：“如今，人们普遍关心吃什么？怎么吃？在如何吃出健康的情况下，很多名人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与主食、副食、零食、素食、?食相伴，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长寿，吃出幽？，吃出文化，很值得人们去研究和宣传。”

1．2花园粥城副总经理蔡金龙：

有钱人能吃好，老百姓更要吃好。我们要做好东莞地方菜，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到最绿色环保健康养生的食物，让我们的粥城五十年？一百年后比现在做的更好。无论男女老少、生人熟人、职位高低、家境贫富、中国人、外国人都欢迎你们来现场参观、指导，给我们留下宝贵意见，促进我们的改进和跟进。

1．3花园粥城莱品研究所所长林中文：

结合当今的饮食理念，我们通过到“土豪家”和“村民”进行走家串户地访问，吃他们的私房菜，带回莱谱进行研究和开发。公司会奖励研发新菜品的员工，特别是受到顾客喜欢的菜品。比如我们的有机？头，上菜时有纯粹的东莞民乐伴奏，由两名厨师和两名服务员抬轿子一样把？头送到餐桌边，顾客是非常陶醉在享受文化？健康？莱品之中的。

1．4“好运？港”的店长黎振雄：

关于美食文化，我们？取了走出去的方法，广泛听取营养专家、烹饪专家、食材合作伙伴、顾客、游客、员工的宝贵意见，一直在摸索总结，形成点、线、面的结合。立足于餐饮的同时，推广健康饮食文化。既满足舌尖上的味觉，宣传绿色环保养身食材，挖掘健康饮食文化故事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花园粥城的健康饮食文化代代相传。

1．5“西平饭店”的店长欧天演：

我们花园粥城有着浓郁的健康饮食文化。在东莞粥城代替了茶馆，?天、谈生意、摆婚宴、满月洒、国内外旅游参观、买菜、买手信的什么人都可以来，都会来的。我们的员工穿着粉红、黑、蓝、绿、白、黄六种颜色的工作服，在熙熙攘攘的店堂内各施其职，互不干扰，井井有条。

1．6庾家食品加工厂厂长罗鉴周：

我们加工厂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加工要求的标准，注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凡是加工的食品出厂都要抽查化验。并设有参观通道，全程暴露我们的生产制作全过程。公司自成规矩：五桌以上的每一道菜，都要留样品七天，预防顾客餐后不适和食物中毒，做到有的放失，提前干预。

1．7“西平饭店”的员工莫海风：

“我在花园粥城工作八年了。中间也到深圳？广州等地去打过几个月的工，瘦了20多斤，有好几个同事都和一样，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在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愉快，我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这个团队来。公司根据工龄的长短，组织我们去不同的旅游景点参观和学习。还会组织培训卫生急救知识，倡导我们爱心捐款，唱我们花园粥城的企业之歌，非常有锻炼人、有学习、有收获、有提高。”

1．8西南财经大学实习生李雪研热泪盈眶地告诉我：

“我喜欢中国的饮食文化。因为特殊的机会，我老师介绍我到这儿实习工作一个月了。我最搞不懂的是员工的敬业精神，你时刻被他们感染着。员工工资也不高，一个月一两千块钱，还随时随地的加班做卫生，用紫外线消毒大厅厨房等，他们从无怨言。级别越高的员工以身作则做的越多，这个企业就象有灵魂似的，让你不自觉地想呆在这儿，围着花园粥城转。我是工作着充实着快乐着渡过一天又一天。有时我想：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企业，不管国营还是民营，如果都象花园粥城一样，那全世界都会仰望我们”。

1．9顾客王小云：

“我老公不在东莞工作，我呢工作忙，花园粥城就是我的食堂！我就担心他们店要是不开了，我上哪儿去解决吃饭问题。”

1．10观光客李岭：

我曾在台湾酒乡埔里参加过啤酒生产观光旅游，18℃巧克力观光加工厂，他们把企业文化宣传挖掘得很好。没想到中国民营企业也能自己掏钱建博物馆和观光工厂，而且更有深度，令人刮目相看。

2实地考察方法

2．1食材一：

闻名遐迩的清远鸡是当年总理设国宴招待尼克松总统的食材。离花园粥城220公里的？远市风翔麻鸡发展有限公司是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基地，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的示范基地，花园粥城？远鸡的养植基地。基地占地三万多余亩，空气水源绝佳，从种场种鸡、孵化小鸡、开放式放养、到鸡成熟出栏，无任何添加剂饲料喂养，是绿色环保食材。基地每天根据下单要求，半夜捉夜，凌晨5点送达粥城各店。

2．2食材二：

锦潭河鲜出自广东省笫一高的锦潭大坝，依托九级水力发电站，凭借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和水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天然、高品质的农牧产品。是广东省重点生猪养殖场，锦源农牧是以创新模型，全力打造原生态健康农产品的企业。它为花园粥城提供价廉物美、货)www.haoword.com(真价实的？、肉、新鲜蔬菜等农牧产品。

2．3食材三：

黄豆类从江苏省和浙江省进购回来。粥城自己磨出来加工成豆腐，绝对没有放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石膏。花园粥城也曾经试验过周边地区的食材，但因口感、营养素含量和出江率的高低不同，最后订位在江浙高价订购。

2．4食材四：

调味品出自列入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莞市寮步美味副实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调味品制作非常传统，采用全手工完成，拥有百年品牌的豆油、豆酱、豆豉等系列产品，是花园粥城夯实的合作伙伴。

3讨论

3．1态度端正，礼貌周到。

顾客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轻松、惬意、自然和谐与温馨，他们能够很自然地跟服务人员打招呼，而服务人员也能够象对待自己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一样地称呼和招待客人。

3．2从上到下思想开放。

花园粥城是开放的企业，他们在尝试各地菜，参加各地美食文化节，学习象川菜的回锅肉、麻婆豆腐、水煮牛肉等名菜肴，让顾客享受到美味的异地莱肴，留下老百姓乐于接受的菜品，经过改良，中西合壁，变成他们的菜品。

3．3具有文化灵魂和活力。

通过饮食宣传健康文化，而文化又助推企业腾飞。“常胜不衰与品质卓越的企业都是因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

3．4紧扣时尚，工作效率高。

花园粥城的六种颜色工作服分别代表服务的六种岗位，便于区别和管理，同时也给顾客造成视觉上的美感，非常养眼。

3．5以人为本，诚实守信。

员工吴春英捡到了装有150万元现金和贵重物品的公文包，家境困难？工资不多的她毫不犹豫地将包交给了值班经理，精神境界何等之高，是企业文化滋养、培训的结果。

3．6高度重视饮食安全管理。

花园粥城把饮食安全管理提高到了日常常态化管理。笔者亲眼所见“西平饭店”的店长欧天演在东方大酒店的二楼拍下他们上墙的安全管理制度，喃喃自语：“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3．7以各种形式组织学习。

花园粥城除了通过网络电视、新闻媒体组织员工学习外，还有广东省工会授牌的“职工书屋”，有中共、共青团、工会支部委员会花园粥城自创报纸，还有连环画《说粥》等宣传工具，为员工和顾客提供弘扬健康饮食文化学习交流的平台。

3．8高瞻远瞩，关注未来发展。

花园粥城的明天该怎么样走下去是企业领头羊昨天迷茫的问题，到底象合作伙伴亿万富豪季炳球先生所言：以经济利润为基础，带动企业的发展；还是以文化带动经济，促进企业的发展，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4总结

饮食文化论文 篇八

饮食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前提，其重要性促使作者在文学创作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对笔下的饮食对象进行加工，故子弟书中对饮食的描写，虽然是对当时饮食现象具体而鲜活的反映，是现实中的饮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但并不等同于其所描写的饮食本身。黑格尔在谈到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时曾提及：“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掉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因此作者在进行文学意象描写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某种欲望总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否则就难以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子弟书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到好处，看似描写当时的饮食现象，实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饮食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征进行了良好地呈现，充分验证了“人的感觉不但可以同对象发生功利的、伦理的、道德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诗意情感的关系，文学艺术正是人的感觉中这种诗意情感的高度发展的产物”。由此，对子弟书中的饮食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把握子弟书作者对饮食的审美再造与审美情趣特征时，也可以了解入关之后满族饮食文化的概况，并一窥时人的饮食结构及趋向。

二、子弟书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综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现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民俗性、地域性等特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彰显了当时满族男性视角中的饮食文化特征。

（一）民族性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婚俗、祭祀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描写满族婚俗的《鸳鸯扣》为例，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先摆上整鸡整鸭与酿肚，四抢盘中有尾绝大的鲜鱼。然后是海参燕窝五碗南菜，水晶澄沙两样儿蒸食。”单看这段描写，菜肴的原料不错，似乎对女性宾客非常重视，但是根据子弟书《厨子叹》中的描述，当时置办宴席时“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由此可知，旗人婚宴中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实际上使用的都是配菜，没有以猪、羊为原料制成的主菜。这种饮食原料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皇太极曾在天聪元年九月初一颁布诏令规定：“嗣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又曰：“自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殡葬及市卖等，只许用山羊、豕、鸡、鸭、鹅牲畜。”除去清朝统治者规定的不可宰杀的牲畜之外，剩下的大型家畜只有猪、羊。猪肉是满族尤其入关之前最喜欢吃的肉类之一，也是其招待尊贵客人的必用饮食原料之一，然而《鸳鸯扣》中招待女性宾客的婚宴上并没有猪肉的存在。这种现象和满族女性的地位有关，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了满族女性在娘家和婆家地位的不同。“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座，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可见《鸳鸯扣》中用来招待女性宾客的饮食原料及菜式应是满族女性因婚姻带来的地位变化在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外在物化形式。这种旗人婚宴的饮食习俗，反映出满族入关以后，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个性。此外，在子弟书中出现的其他满族食品，在反映满族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窃打朝》中尉迟敬德的早餐是甜浆粥、油炸果、炸糕，其中炸糕反映了当时满族人嗜面、并喜欢将其油炸的特点。《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炸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满族人之所以嗜好吃面，是和其原游牧生活有关，因为面食尤其是油炸的面食有利于携带并长期储存，能满足其游牧生活需求。《过继巧姐儿》中的豆馅包也是满族的特色食品之一，它以浸泡发酵的黄米为原料，制作时，“先将水面拍成圆饼状，里面包小豆泥，最后成球形，蒸后食用。宜热食或凉食。热食蘸荤油或红、白糖为佳。”炸糕及豆馅包反映了满族人嗜好粘面的饮食取向，《老侍卫叹》中的酸菜则反映出满族人在苦寒的辽东地区善于利用环境和原料创制新式菜品的乐天精神，正是因为满族的这种面食习俗及酸菜腌制的独特性，它们对汉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在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族饮食文化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其独特与丰富的内涵性，也体现出中华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山时子曾感慨到：“潜藏在中国饮食文化背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呢？本来饮食文化就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它不仅包括食物原料、加工方法、饮食方法、烹调用具等要素，还包含着隐匿在这些要素后面的思想、哲学、宗教等问题。”由于饮食文化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所以在满人入关已近二百年的子弟书创作时期不但仍能保有独特的婚宴饮食文化现象，而且其民族特色饮食如炸糕、酸菜、沙琪玛等也为其他民族所接受，体现出饮食文化之于一个民族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及不同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的事实。

（二）时代性

不同时代的饮食具有不同的特征，子弟书作者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流行小吃及经济萧条时期的饮食描写，诠释了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由于大部分流行小吃的原料低廉，故其常被认为是饮食中的“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然而受子弟书的说唱文学性质及其演唱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子弟书作者提及了不少当时流行于北京的小吃，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瞅眼食、吊子、丝糕、切糕、豆腐脑、煎饼等。这些流行小吃或具有季节性，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或原料极其低廉，为一般世人所不齿，但凭着它们与荤菜沾边的特点，使其仍能在收入低下的人群中流行一时，如瞅眼食、吊子等。子弟书中描写的流行小吃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子弟书创作时期，中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极其不佳。《苇连换笋鸡》中的堆拨兵用破帽子换笋鸡的行为，反映出在官府当差有一定薪酬的堆拨兵尚且手内无钱买食物，那些不当差且好逸恶劳、贪吃贪喝的中下层旗人的生活更是难以维系。在这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与荤腥沾边的瞅眼食、吊子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流行一时的小吃。子弟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是简单的粉饰太平，而是敢于直言，他们不但对社会经济繁荣背景下的饮食进行了描写，也对社会经济极端不佳下的饮食状况也进行了描写。《厨子叹》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呈现，社会经济状况繁荣时，家境一般的清朝人在宴席上常用的是：“……羊肉准斤六十六个，肥猪一口二百七八，大碗冰盘干装高摆，肘子稀烂整鸡整鸭。罗碟五寸三层两落，活鱼肥厚鲜蟹鲜虾。”而在社会经济萧条下的宴会菜肴则是：“红汤儿的是东蘑白汤儿的片笋，肉名儿的丸子团粉末儿的疙疸。挡口的晕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锅渣。东坡几块囊皮膪，炒肉多加嫩麦芽。”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饮食有关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饮食本身，正如王仁湘所言：“饮食植于人类是具有第一要义的事情。饮食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饮食和文化息息相关，人们倾注于饮食之中的审美意识情趣及由其带来的审美愉悦感，是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厨子叹》中的厨师才会在天灾连连、社会经济状况极端萧条的境况下，利用各种饮食中的“下脚料”做出一桌至少表面看来绘声绘色甚或不亚于以荤菜主打的宴席，从而使设宴主人顺利地完成其人际交往任务。这段描述也体现出与人类的其他必需品相比，饮食的取材范围与食用方法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饮食原料的使用大相径庭，在经济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即便是质量低下的“下脚料”也能做成色香味俱全、待客的菜肴，体现了清代中后期饮食乃至中华民族饮食的原料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正是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才能使饮食文化在社会的任何经济条件下都能得以延续发展，无论统治阶级如何更换以及民族的居住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能抹杀掉原有饮食文化的特性，新的饮食文化的出现，只是在原有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创新。

（三）民俗性

饮食文化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一点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呈现。“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饮食文化正是以行为示范、心理影响等方式体现了民俗性。《花别妻》中妻子为出征的丈夫准备的芦子、槟榔、豆蔻等物品，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习俗。“嚼芦子”是在某些少数民族间流行的习俗，其名称不尽相同，《百夷传校注》：“傣族食槟榔，皆杂芦子、石灰、蒌叶或草烟叶共嚼，芦子即蒌子，亦即嵇含所称之扶留藤。”迄今为止，云南的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豆蔻具有消除口臭、消炎等作用，在牙膏还没发明的年代，嚼豆蔻成为了一种习俗。“这顿粥自然喝得痛快淋漓。食饱摩腹，得想法子消食，自然不能喝普洱茶，便只有嚼豆蔻了。”与嚼芦子、豆蔻相比，嚼槟榔更是流行一时，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槟榔》条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嚼槟榔又以广州地区为甚，《百夷传校注》指出在当时的广州“不以富贵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时人之所以酷爱槟榔，是因为槟榔能够“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嚼芦子、豆蔻、槟榔这一习俗，在改编的《窃打朝》中，也有所呈现：“吃槟榔到处搭讪耍芦子，装叶子连三骗吃蒲城烟。”《禄寿堂》中赴宴也要带着豆蔻和槟榔。由此可见，“嚼芦子”等习俗在清代中晚期非常流行。饮食文化在子弟书中的民俗性还体现在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所要做的准备，如《禄寿堂》中的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需要自带厨师及“漱口盂儿小脸盆儿鼻烟壶儿水烟袋儿与九盒儿香。还有鸦片烟全份器具收拾妥，荷包内是落风鲜缩砂豆蔻还有油绉槟榔”。这些现象表明，赴宴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进行人际交流，从而巩固自己的人际圈。

（四）地域性

子弟书作者虽是满族人，但是长期居于辽沈、京津等地区，深受当地饮食文化的影响，反映到子弟书中，就是描写了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饮食文化现象。上文提过的甜浆粥、油炸果在当时非常流行，是京津地区的特产。《燕台竹枝词》中对“甜浆粥”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述：“豆粉为糜似胶，晓添活火细煎熬。蔗香搅入甘香发，润肺无烦下浊醪。”清人闲园鞠农曾指出卖甜浆粥的摊位往往同时备有螺丝火烧、油炸果、炸糕。《窃打朝》中尽管描述的是家中的早餐，但亦备有甜浆粥、油炸果、炸糕，体现了当时京津一带早餐的特点。子弟书中地域性明显的食品还有炖吊子、切糕、粘糕、灰头菜、笤帚苗、丝糕、煎饼、棋炒、酱茄瓜、云母糕等。这些富有地域性特征的食品，体现出子弟书作者贴近生活，不论是编创还是自创的子弟书内容如果是在北京地区发生的故事，则是选用富有京津地区特色的食品，如编创的《窃打朝》中的甜浆粥，《过继巧姐儿》中的粘糕、丝糕等；自创的《老侍卫叹》中的炖吊子、酸菜等。编创的《盗甲》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一带，故作者在其中选用了梁山的特色食品棋炒、酱茄瓜等。凡此种种，在反映出子弟书作者尊重事实的同时，也反映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不能考虑到饮食文化的这一特点，就会使整个作品显得不伦不类。

三、子弟书饮食文化中的审美建构

普洛丁在谈到声音和美的关系时，曾提及“物体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就文词和各种音乐来说，美也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作为说唱文学，子弟书的内容正是以声音的形式被呈现给受众的，要想让受众对子弟书的内容有兴趣，子弟书作者就必须在文学话语、审美意象等方面对子弟书进行精心的建构。

（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

文学话语是将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进行物化的一种手段，决定着受众是否能够接受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采用何种文化话语形式，既受创作者的影响，又受文学体裁的影响。纵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话语层面，从词的形式出发，主要使用了叠词；从词的来源出发，主要使用了方言词语。

1.叠词。

叠词是汉语中形式比较特殊的一种词，其表现力强于一般形式的词语，从《诗经》时代开始，就为韵文作者所喜用。鲍震培指出子弟书作者使用大量叠词的原因在于：“一是纯粹为增加语言的音乐美，没有附加意义。……大量的重迭词是有附加意义的，在表现音乐美的同时，还能表示程度的加重或减轻，事物的大或小，数量的多或少，可以加深读者（听众）的印象，并且带有叙述人的主观情绪，在刻画人物时使用重迭词，可以描摹生动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性格鲜明具体，具有可见性。”在描述饮食文化时使用叠词，同样也可以使饮食文化或其所关涉到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赵五娘吃糠》中，作者仅用恶恶实实一词，就将赵五娘婆婆误认为赵五娘偷吃的是美食佳肴，然后抢过来之后那种迫不及待争吃的贪婪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长随叹》中通过长随握着糠窝窝对自己以前豪华生活的回忆，将长随那种懊恼的心情、以及现在生活的凄凉都呈现了出来。《厨子叹》中泡泡满满、拣拣挑挑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原料匮乏情况下厨师如何置办宴席的行为进行了传神描写；挨挨挤挤、压压杈杈、堆堆垛垛、绿绿花花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社会经济良好时，富裕家庭举办宴席时的饮食原料丰富的盛况进行了呈现。《老侍卫叹》中的温温则体现了老侍卫夫妻穷困潦倒不堪的生活。饽饽、拉拉饭等饮食文化词语则体现了满族鲜明的饮食文化特征。叠词的这些功用是其他形式的叠词所不具备的，它留给受众的想象空间极为广阔，使受众审美情趣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及景色等等更加丰满、生动。叠词的这一功用对以声音为传播形式的说唱文学而言非常重要，反映到子弟书中，则是每篇子弟书中都有叠词的存在，甚至是大篇幅的使用叠词。子弟书作者在塑造饮食对象时，使用叠词主要是描述人物有关饮食的动作形态、饮食的色彩等，给受众带来听觉的有力冲击。

2.方言词语。

由于子弟书作者长期居于沈阳及京津一带，其语言俚俗色彩浓厚，反映在饮食文化上，一是体现在作者提及了诸多地域色彩鲜明的饮食名称。如《老侍卫叹》中的饽饽、双皮，《光棍叹》中的火灼、洋果子等，它们是当时京津一带对水饺、猪耳朵、烤饼及从外域引进的糕点的称呼。二是体现在作者描写了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现象，如《老侍卫叹》中的吊子，吊子是炖吊子的简称，是当时北京地区流行的一种菜肴，“将猪的肝、肠、心、肺等煮熟，调以佐料而成”。《阔大烟叹》中的切糕是当时流行于京津一带的糕点，用粘面蒸制而成，食用时用刀切成片。《过继巧姐儿》中的丝糕是当时北京地区独有的一种糕点，以小米面或玉米面制作而成，“发酵，蒸熟后切成方块，内多蜂窝，一般并不放糖，做主食。”《须子谱》中的藏饼、炒虾仁、卤牲口、菜心熘肌髓等。这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名称和饮食现象的出现，为子弟书的语言增添了俚俗色彩。三是在描述饮食文化现象时，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描述人物的行为，在《两宴大观园》中使用溜滑、唏哩哗啦、硬、漾等方言词语将刘姥姥参加豪门宴会的那种窘态、土气描述得一览无余。子弟书主要是在京津一带流行，故方言词语的使用在说唱过程中更易引起该方言区受众的兴趣。相较于普通话而言，方言词语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人物地域身份的一个标志，刘姥姥所用的方言词语正是体现了它的这一功能。

（二）审美意象层面的建构

饮食文化论文 篇九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陈忠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已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饮食史和饮食民俗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宏观，分类更加细致，具体研究更加深入。尤为可喜的是，学界已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观照饮食文化，无论是海外、港台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除了在民族志研究中对一些民族和族群的饮食传统和习惯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之外，还为饮食人类学这一门新兴学问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我国虽然具有悠久的饮食文明和彪炳于世的饮食文化，然而，从文化体系方面对饮食进行学科性研究，比如饮食人类学、食物生态学、饮食的民族认同、饮食的性别研究等却相对薄弱，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更有利于加深对饮食民生与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终极话题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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