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论文（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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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论文 篇一

[关键词]问题式；场域变换；未来道德哲学形态；“不自然”伦理形态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其次，《基》文作者探索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进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问：“如果没有家庭，伦理将会怎样？”一方面，因为基因技术的作用，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开始消解，既有文明尤其是既有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就会因基石的动摇而坍塌。尽管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生物本性及其家庭的本能冲动的忧思、反省与改造，从伦理道德到政治法律制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对这种“自然”本性的现实批判，但是，这种反省与批判的本质，是对“自然”价值的提升和超越，而不是对它的否定与颠覆。正如黑格尔所说：“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 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而家庭一旦彻底解体，无论是人最初的实体性，还是神圣性、义务感的渊源，都会由此丧失，现有意义上的伦理也随之“丧失”。另一方面，如不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及时转换和前瞻性准备，新形态的伦理必将因缺乏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指导而陷于混乱，并导致某些先天性甚至获得性文化遗传方面的缺憾。

转基因技术论文 篇二

关键词：转基因；伦理；辩护；限度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其在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和医药制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商业利润，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众多企业的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已经或正在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自身的特点及其难以准确预测的后果，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伦理上的否定和伦理上的肯定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存在。这说明，如果不能从伦理道德上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恰当的理由，那么，这一新科技将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力图在本文中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图探讨这种支持的限度。

一、福音与忧虑：转基因技术及其特点

基因一词是英语“gene”的音译，它源于印欧语系，是“开始”、“生育”的意思。很久以来，人们并不明白遗传的奥秘。19世纪的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德尔从豌豆实验中推导出存在着专门承担遗传作用“种质”的遗传因子，从而演绎出孟德尔遗传规律。1909年，丹麦学者约翰逊提出用基因来指称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遗传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白眼突变研究，确证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随后创立了基因论。1953年Waston和Crick创立了DNA双螺旋结构，首次揭示了DNA分子的结构、组成及功能，开创了从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现象本质的新纪元，揭开了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序幕。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PaulBerg和Jackson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得到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DNA分子，开启了重组DNA技术的先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基因重组的成功尝试。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或组织，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物质及其后代，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动物、微生物细胞中，使其具有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性状。可见，转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一种改变生物遗传性状、创造新物种的能力。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人类跨入了基因工程时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生物体最基础的遗传物质——DNA水平上来改造生物体，进而改造整个自然界。正因为如此，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工业、医疗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包括：(1)种植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产生转基因作物，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不仅可获得抵御各种害虫和病毒、以及除草能力的作物，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培育各种奇花异草等园艺品种。(2)养殖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动物育种，产生转基因动物，即人工改变基因，使之具有优质、速生、高抗性等人类需要的优良特性的家畜家禽新品种。(3)医药业。利用转基因细胞进行细胞培养，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发酵培养或利用转基因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来生产胰岛素、干扰素等珍稀药物，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等。(4)食品加工业。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曲霉、酵母等微生物品种，发酵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酱油、奶制品等，达到提高产量或改善风味等目的。此外，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成果，正通过大量边缘学科和相关行业的转化、吸收，迅速渗透到电子、信息、乃至机电、环保等其他行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些领域里的生产、管理、组织模式。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内动力。总之，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代表着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是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带，是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增长链，是未来前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当然，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生物育种技术的新技术，它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例如，在自然进化中似乎不可能突破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而变成了现实；其次，也因为转基因技术突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从而也使人类可以人为地改变自然物种的进化方向与进化速度，它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自然进化状态下也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在转基因技术条件下短时间就可以出现；由此，它引发出转基因技术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更加难以预测。转基因技术和其他技术不同，它是一种生物技术即它是按照人的目的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改造，创造出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性状的生物新品种，它不像无机物的合成那样，如果说无机物的合成品仍然是无机物，那么转基因技术的“作品”却是有生命的，它能够再生，而且其性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些也许是“提前”到来的新物种会给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测，这也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例如，人们已经忧虑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减少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增加某些疾病的人畜共患几率，等等。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使得人们围绕它所进行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所有围绕转基因技术进行的伦理论争，都是基于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而展开的。

二、道德还是不道德：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及评析

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表现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这里限于篇幅，主要分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伦理上的反对与伦理上的支持。

先来看看对转基因技术在伦理上持反对立场的观点。从转基因技术诞生的那天起，认为转基因技术违反伦理的观点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持这一立场。大致说来，这种反对立场又可以相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有人把这一立场概括为“本质方面”反对；另一种是从转基因技术的后果即其安全性和风险方面反对转基因技术，这一立场则通常被概括为“非本质方面”反对。实质上，“非本质方面”的反对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它潜藏的结论是：假如人类有足够能力来规避转基因技术应用中所导致的不安全性后果，那么，是可以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因此，对于非本质方面的反对立场，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作分析。

从本质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最激烈的观点，来自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有如下几个基本论点：首先，它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伦理学的理论基石，认为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凡是有生命的存在都应当得到道德上的同等尊重。泰勒指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作为整体的生物共同体，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种动植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就是因为生命本身自成目的。对于人和其他动植物生命个体来说，由于各自都具有一种内在目的性，并且其他生命的内在目的性勿需人的内在目的性来确证，所以人不具有高于其他生命的特质。因此，第三，应把保持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对人对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的伦理责任中应包含不干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不作恶、保持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并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补偿等内容。

基于以上理由，自然主义的伦理观认为跨越杂交屏障的基因转移是非自然的，是对自然不合理的干涉，因而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改造自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贴近自然或模仿自然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远离自然或非自然的方式。虽然不能说转基因是反自然的方式，但与传统的更符合自然的方式相比，当然是更为远离自然，是非自然的。第一，它是快速的，只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或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外来物种的基因片断(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并表达这个外来基因的产物——蛋白质。第二，转基因技术是激进的和大跨度的，可以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的基因结合在一起。比如，将土壤微生物毒蛋白基因转移到水稻身上，使后者抗虫；把北极鱼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身上，使其抗寒。而在自然的进化方式中，当然也存在基因交流和融合，但一是不会产生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基因转移，二是不会产生这种大跨越式的遗传物质融合。一种物质的某一性状和特征需要适应环境若干年才会形成和巩固，它在进化上是缓慢的，也是非常安全的。迅速的基因转移既可能让一个物种内部难以适应外来基因全面而有机的融入，也会使得这一物种由于特殊外来基因表达后产生新的特性(如抗虫)而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关系难以迅速磨合，造成一系列问题。因此，转基因的方式违背了自然的内在规律，是非自然、反进化的。

与自然中心主义立场相接近的是宗教神学的立场，它认为自然界是上帝按照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完美最和谐的存在，转基因技术以人为的方式打破了自然完美与和谐，是对上帝的蔑视和玩弄，因而是不道德的。

以上是从伦理道德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从伦理道德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立场主要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者。

人类中心主义也有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它认为，人道原则应该成为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的，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其次，人类实践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然规律，合乎自然的结果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抛开人类利益，人类就没有实现外部自然规律的义务和责任。再次，在自然界，基因的突变和交流是广泛存在的，这是进化的动因，也是进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很多的野生物种之间基因的交流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种多样的世界。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它只不过是传统的生物技术的延伸而已，是自然的。最后，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我们应该发展转基因技术。

应该说，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自然中心主义者看到了自然界非人类生命存在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并不需要人类来加以确证，因此，人类应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价值这个范畴，即不再把价值仅仅理解为物对人的关系，而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那么，在自然的演化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确定的价值与意义的，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确不需要人类来确证。因此，人类并没有比其他生命存在更为优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类应尊重自然界中非人类生命存在的权利是有道理的。从实践上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类对于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优越地位，把自然中的非人类存在仅仅当作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性价值，才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导致了生态危机，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转化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思维模式。否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与自然界中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根本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是一种特殊存在，即人类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惟一可以认识自然必然性、利用自然必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的、科学的事实，力图把人的活动降低为动物活动的水平，则是错误的。在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中，人类从生物世界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超出其他生命存在的智慧，使人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人可以以自己的需要、目的与愿望为尺度，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进行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对自然的否定性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类文化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可以说，人类在自然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带有否定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自然的“不尊重”。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说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而力图把人类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水平的话，那么人类中心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了人类和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肯定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地重复自然必然性的活动，而是从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出发，力图把自己从自然必然性中提升出来的活动，因此，人类不可能不干预自然。要求人类的活动还原为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能地适应自然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的特殊性无限放大了，把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当作衡量其他生命存在的惟一尺度，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只有在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面前去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只要有需要，人类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任意去操纵自然。从理论上说，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上述立场，是对“价值”这一范畴作了非常狭义的理解，即只把价值看作是物对人的需要满足的关系，而不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的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这是典型的人类的“狂妄”。从实践上看，上述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还应该指出，尽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冲突与对立的一面，但是两者又有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坚持一种自然与人类两分的立场，把自然的演化过程和人类的活动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他们无论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支持还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否定，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就是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去考察转基因技术存在的伦理理由及其限度。

三、支持与限度：新自然观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维度

如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时，既不能坚持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不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那么，转基因技术还能获得伦理上的支持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它是可以获得伦理上的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这种伦理上的支持并不是至上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我们的观点是，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立场上，必须要考虑两个伦理维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尊重人类活动的目的。一句话，要把自然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使自然和人类实现和谐共生。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导致人类无所作为的后果的判断。我们认为，要给转基因技术一种恰当的伦理理由，有必要突破传统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来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自然观，以作为我们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这种新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人的现实存在的特点出发，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总体进程来加以考察，以此来进一步思考人类在自然演化进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以此来透视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

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进程来思考，无论是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还是从思想史上看，都是有依据的。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人类本身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既是自然界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同时，人类也就成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参与自然的总体的演化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尽管有不少的思想家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演化对立起来，或者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演化的优先地位(如人类中心主义者)，或者把自然的演化看作是既定完美与和谐的，人类的活动只会对这种完美与和谐的破坏(如自然中心主义者)，但是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过程进行思考的思想学说却仍然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智慧中的儒家学说。儒家的主流思想是认为天人合一，人性与天地万物之性相通，因此，人只要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天地万物之本性，因而能够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虽然，这里强调“能尽人之性”是“能尽物之性”的前提，但是，这决不是以人为尺度来辅量裁成万物。因为，依儒家的立场，天地之性恰恰在于它能促成万物自由地生长发育，即所谓“生生之德”，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德。所以，尽人之性以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不是以牺牲非人类的生物存在的利益为前提的，从而它不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但既然是人参与其中的演化过程，它也就必然地带上人类的价值目的与追求，因此，它又不可能表现为对自然地消极服从，因而，它和自然中心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从儒家的仁者情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儒家认为，天地有自己演化的规律，但必然之中有偶然，在自然界中，经常会产生“离经叛道”的情形，使生命存在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来伸张、发育自己，改变这种现状的责任就落到了通天地之道的人的身上，所谓“儒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假使一物不得其所，便是吾仁未有尽处”。另外，儒家还认为，自然只是提供了万物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也需要通过人的活动，即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易传·系辞上》)。当然，“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的过程，同样不是人的主观随意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生命理想和非人类存在的本性的过程，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活动目的和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过程。总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确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既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的演化过程，同时又充分注意到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在自然演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我们今天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即使从宗教神学的立场上看，我们也同样可以把作为人的活动的具体形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看作是自然演化的重要环节。因为，作为造物主，上帝既然赋予了人类以智慧，那就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正是顺从了造物主的意愿。相反，如果人类不运用自己的智慧，反倒是对上帝的不尊重，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以上述立场来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反自然的，是对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的生命的不尊重。

更进一步，当我们考虑自然存在及其演化方式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自然本性。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生物和无机物之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人类和自然的其他存在之间同样存在着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这种转化是自然存在和演化的方式，没有它，就无所谓自然，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从人类的视角来看的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老虎吃羊或其他比自己弱小的动物，我们并不会对之进行道德评价，因为这是自然的演化方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看作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方式。既如此，我们又怎能简单地对其进行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呢？

上面的分析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所有的针对自然的活动，都不需要进行伦理道德上的考虑？是不是都不需要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在上面反复提到，不能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简单的”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恰好意味着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人类虽然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却是自然中最为特殊的成员——人是一种有智慧的、自由的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使人类的活动不同于非人类的其他生命存在的活动。如果说，非人类的生命存在的活动完全受着自然这个整体的必然性的制约，只能是一种被动地适应自然的活动，那么，人类则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种必然性。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意味着自然的演化过程带有了更多的“人类性”因素——人类总是力图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为尺度，使自然的演化朝着自己所欲求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活动的自主自为性与非人类生命存在活动的被动适应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提供了我们对人类活动进行伦理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转基因技术论文 篇三

关键词：西南石漠化区 晴隆模式 Logistic模型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198-03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

1.1 研究背景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该规划，我国西南石漠化区属于典型的限制、禁止开发区。这里集生态脆弱、极端贫困、民族矛盾交织为一体，农户原有生计难以持续，生计转型迫在眉睫！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滇桂黔石漠化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强调滇桂黔扶贫攻坚和区域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2012年后再次锁定农业科技，加大科技驱动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促进石漠化区农户生计顺利转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现实课题，研究石漠化区农民参加农技培训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有效提供科技支撑。

1.2 问题缘起

（1）西南石漠化区的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性难题。近几年，我国石漠化治理工作取得可观的成就，但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至2011年8月，贵州省石漠化面积达3.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34%，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回良玉所说：“滇桂黔石漠化区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贫困与石漠化交织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2）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区少数民族农户面临艰难的生计转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西南石漠化区低效的、不适应环境保护的传统农业生计难以持续，农户生计转型迫在眉睫，但转型难度大且风险高，特别是对于生态极端脆弱的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来说，生计转型犹如更进一步靠近“绝境”。

（3）科技采纳状况事关农户生计能否顺利转型。Theodore Schultz（美·舒尔茨·西奥多）在人力资本论中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科技在农业方面的投入，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作出重要部署。可见，科技的运用与否直接关系农户生计转型的成败，是生计转型的核心支柱。

（4）晴隆模式：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该模式把石漠化治理、生态调节和反贫困扶持有机结合，成为西部地区治理石漠化的一面旗帜，吴邦国、曾庆红、范小建和一些国外研究学者都给予了“晴隆模式”极高的评价。虽然“晴隆模式”走出了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但连片特困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仍然面临着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双向缺位”等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能让现代科技服务于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对转型农户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重要而且紧迫的。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农户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农户价值观、性格特点、经营能力、认知水平等；外因主要指技术供给、技术价格、信贷条件、自然资源、商品市场价格、商品运销条件、政策、科研、推广和教育等因素等。[2]Khanna、Atanu Saha 以及Green、林毅夫、孔祥智等人认为，经营面积是影响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3～7]这就意味着种植面积、养殖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越有可能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班。另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传播途径、家庭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年龄，不同信息渠道等因素将会影响转型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8]

以上研究多是在常规农作物区进行的，主要涉及到水稻、棉花、蔬菜等种植区，或者常规的草场养殖区等。但在石漠化区，生态脆弱、资源稀缺、人口众多、极端贫困，普通的科技支撑往往难以凑效，农户科技采纳需要考虑灾害风险、生计风险、环境保护、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因素，因此，本文便被赋予了研究意义。

2.2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其行为可以用行为理论理论进行研究。关于农户科技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两种：一种是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小农学说”，认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收益的最大化；[9]另一种是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认为农户在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时组要以满足自家生计为目标，不存在或者存在非常不明显的“理性”行为，主要决策标准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10]

本文基于这两种观点，假设农户是“相对理性”的，具有有限的理性，即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消费平滑或者收入平滑，常常会选择放弃最优决策，表现为：理性但缺乏效率。另外，本文还假设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科技培训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完全；在短时间内，农户的行为是相对稳定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也假设石漠化区农户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减少农业经营风险的现代农业技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西南石漠化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一个二元问题（0-1类型），因变量值为“参加培训”或者“不参加培训”。本文运行SPSS19.0软件，使用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断踢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最终得出石漠化治理背景下影响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在此将“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1，将“不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0，作为二元因变量。将可能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尽可能列举定义为Xn，n为1、2、3···。具体的模型式子如下：

其中，P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即概率，在0～1之间取值）；ei表示随机扰动项；α表示回归截距；β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X则表示影响因素（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当n较大时，一般令Z=-（α+βnXn），n=1、2、3···，通过比较βn的大小以及符号，便可知道各种因素对石漠化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3.2 数据来源及实证过程

根据统计学原理，本文将可能成为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影响因素的变量设置如表1。

通过比较各变量的Wald值，踢出影响程度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循环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最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4 回归结果分析及所得结论

依据模型估计结果（表2），结合实地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对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户主个体特征中性别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较明显的影响。分析发现，男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这跟农村中传统的男女分工和男性心理、生理特征等有关。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科技需求更为迫切。通过调查发现，文化程度高的一般的村里是有所作为的，他们属于弱势中的强势群体，在科技的采用上处于领先地位，般会考虑靠科技技术的潜在利益，就会考虑到相应的较为高层次的科技。

第二，村里是否有中心示范点（典型户）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显著影响。在调查中发现，参加培训的养殖户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养殖户几乎没有参加过培训，这也可能是现代农业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农户通常都有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因此不敢尝试新的科技。中心示范点或典型户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农户在“看到他们成功了”的情况下，对科技的信赖度和采用度急剧上升。这说明示范点或典型户的示范效应越大，越能够降低农户科技采用的“试错成本”，农户对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第三，农户转型运作模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重要变量。在晴隆县的种草养羊项目中有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运作模式：基地带动模式、滚动发展模式、集体转产模式、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自我发展模式。不同转型运作模式对农户转型中的科技需求及采纳有不同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基地带动等四种模式均比自我发展模式更利于农户对科技的采用。作用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基地+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能够有效带动转型农户对科技的采用，扩大农户的科技需求。

第四，政府资金扶持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具有重要影响。依据结果分析，是否有小额信贷、是否有补贴及补贴的金额与农户各项科技需求均成正相关。这表明，资金的扶持对农户采用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户在转型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不足。可见，资金不足是阻碍农户转型中对科技的需求和采纳的重要因素，农户往往对科技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但购买力却很有限。

第五，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与传播途径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情况。实证结果显示，科技的推广机制和传播途径与农户对科技的需求及采纳息息相关。调查发现，通过自己主动了解科技信息的农户往往主动采用科技，与此具有相同现象的是：技术专员的科技推广对农户采用科技也有较大的影响。农户没有采用自己有需求的科技，多数原因是对该技术不够了解、不信任而不敢去尝试。经调查发现，信息来源离自己越近、传播的机构越权威，农户对该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更相信专家、媒体或专业机构的权威信息。这一结果反映出了不同的科技推广需要采用不同的适合的宣传方式，科技需要更专业的推广机制。

参考文献

[1] 舒尔茨，吴珠华。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 池泽新。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基本特点与制度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24（5）.

[3] Khanna A.Sequential adoption of site-specific technolo-g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itrogen productivity[J].Adou-ble selectivity model.Amer J Agr Econ，2001，83（1）.

[4] Atanu Saha，H.Alan Love，Robeit Schwar.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J]. Am（November）1994.

[5] Green G.Explain irrigation technology choices：A micropa-rameter approach[J].Amer J Agr Econ，1996（78）.

[6]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2）.

[8] 韦志扬。我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概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0）： 9714-9716.

转基因技术论文 篇四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09ZX09502-030）

[通信作者]*谢雁鸣，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评价，Tel：（010）64014411-3302， E-mail：

[作者简介]张雯，硕士研究生，Tel：18810465641，E-mail：

[摘要]目前在中医药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科研成果，科研成果是科研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标准化是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促进国际贸易有重要意义，及时将具有向技术规范转化潜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标准的技术含量，而且有利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该研究初步探索出适合具有向技术规范转化潜质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化的路径，旨在为今后中医药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方法参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医药科研成果；技术规范；转化；路径探讨

1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政策法规，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各地的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加强与科技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法规等，为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科技向标准转化的转化率非常低，以2013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统计数据为例，科技部当年共登记科技成果51 723项[1]，与51 723项科技成果相对应的是2013年共计制修订标准1 691项，其中指定1 211项，修订480项[2]。从以上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科研成果产出多，但是转化率低。

就中医药而言，随着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多。仅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为例，截至2012年，通过中医药学科资助的各类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5 146个，资助经费约达15.080 7亿元；其他资助还有来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科研项目等若干类别经费的支持[3]。反观中医药标准化进展，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医药领域共制修订国家标准27项，行业或行业组织标准471项。虽然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中医药相对于其他行业领域的标准化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科研单位等相关研究机构，往往局限于为了发明而发明，为研究而研究，并未对其科研成果进行大量的改进和转化，为能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实用性”，科研成果往往停留于“实验室”的初级阶段，致使众多本应对中医药推广与传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服务社会，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被束之高阁，难以实现其应用的自身价值，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2亟需科研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化的路径和方法

科学研究、标准和成果转化三者既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成果转化是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具体转移和应用于生产的实践表现，不但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样，各发达国家竞争的焦点，也集中在把当代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竞争上，因此科研成果只有经转化和推广，才能发挥科研成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为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的支持[4]。

当今社会，标准的竞争关系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利益分配。总理指出，“标准是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谁掌握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标准不仅渗透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5]，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共同语言，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一项技术标准被国际标准采纳，往往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甚至能决定一个行业的兴衰，标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6-7]。标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8]。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现代科学计划不断革新以及人类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中医药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通过中医药标准化，使中医药服务和产品达到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与贸易条件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促进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资源转化为产业，文化和经济优势，保持我国中医药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应用地位。同时，标准也是国际贸易壁垒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各国通过制定实施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不符合本国标准服务和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的利益。我国虽然加入了世贸组织，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堡垒己不在，但是技术堡垒仍然存在，例如，2004年欧洲的《传统药品法》案的颁布就是为了阻止中草药进入欧洲市场设立的门槛。因此中医药标准化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国家化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工作，对引领和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及时将具有向技术规范转化潜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标准的技术含量，而且有利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只有吸收借鉴当今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用标准的形式再现中医理论和医疗技术，中医药学才能与时俱进。

3中医药科研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化的路径

3.1标准的涵义及分类

技术规范属于标准的一种，国家标准GB2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中给出了标准的定义，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并注明：“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按照标准的要求程度分：规范标准、规程标准和指南标准[10]。规范：规定产品、过程或服务应满足的技术要求的文件。适宜时，技术规范宜指明可以判定其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程序。规程：为设备、构件或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维护或使用而推荐惯例或程序的文件。指南：给出某个主题的一般性、原则性、方向性的信息、指导或建议的文件。

3.2可以转化为技术规范的科研成果界定

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规范是指从科研成果的形成开始，到形成基于该成果的技术规范的一系列活动，其中跨越了2个系统即科研系统和标准化系统。从标准化的角度看，它包括了将科研成果纳入到技术规范的所有标准化活动；从科研系统来看，它是将处于转化中某个适当阶段的科研成果将技术规范的形式固化，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有力手段[11]。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研成果都可以转化为技术规范，能够符合转化为技术规范的条件。从标准的概念不难看出，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每个标准都应当界定出其适用范围；其次标准的实施是为了使有关的工作获得最佳秩序或者效果，而且要取得各有关方的协商一致；而且标准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并且重复使用的文件，某些一次性出现的事物由于其偶然性，不需要制定标准，某一方单独使用的文件也不一定要制定标准；只有大家都希望共同遵守，而又反复出现的事物，为了规范它，才需要制定成标准[12]，因此可以转化为技术规范的科研成果内容必须符合具备以下特性：①其内容必须具有适宜于制定为重复使用或者共同使用技术要求的性质，这种性质对于科研成果的产生和生存来讲不是必须的，但对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进一步的推广时至关重要的。②同时应当具备向技术规范转化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内在要求指的是科研成果需要符合一定的成熟度，先进性，应用价值及与政策的协调性等等，如果科研成果的实际状态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其不具备可转化性；外部条件指的是行业内或者领域内有制定该技术规范的需要，具有推广的必要性，才需要将相关科研成果进行整合和梳理，转化为技术规范。

3.3科研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化的具体步骤

3.3.1遴选科研成果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现状部分不难看出，目前在中医药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然而标准的制定数量是有限的，追根溯源，在于哪些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标准以及如何转化目前缺乏相关的方法[13]，本研究通过检索相关文献，法规和政策，借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担的“十一五”科技专项课题“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试点及研制”中“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潜力分析方法” [14]，结合中医药的特点，初步拟定出适合于判断中医药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技术规范的准则和条目。

判断一项中医药科研技成果是否可以转化为技术规范，要考虑以下2个基本准则：第一，可行性，即该项科研技成果是否具有转化为标准的基本属性，例如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能够重复利用；是否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良好的人员基础；在该领域是否能够达成一定范围的共识，并确保该项技术规范与当前已经的或者正在研制的技术标准之间保持相互协调、没有重复。第二，必要性，即通过对该项科研技成果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估，认为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这是确保技术规范制定完成之后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具体评价条目见表1。

在必要性的遴选条目中，技术水平的先进性和成熟度是判断科研成果是否具备转化潜质的先决性要素，主要表现为通过分析该科研成果应用推广的时间、范围大小、与相关技术的协调性，是否在中医药行业内达成一定的共识，设立该条目的原因是，因为标准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并且重复使用的文件，标准的实施是为了使有关的工作获得最佳秩序或者效果，而且要取得各有关方的协商一致，因此只有中医药领域内大家都希望共同遵守，并且在行业内达成一定的共识的科研成果才可以转化为技术规范；能否解决中医药领域的技术难题或热点问题是指该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之后可以解决行业领域内悬而未决的技术难题或热点问题；科研成果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与同行业比较达到国内或国际的先进程度，并考察是否可以带来共性问题的解决。

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体现科研成果价值的第2个特性即表现为经济性，因此设立了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这一点对于评价应用及开发类科研成果尤其重要，所谓的经济效益自然指科研成果可能带来或者已经带来的经济价值，即科研成果转化后将其应用于生产和服务带来的间接和直接的经济效益[15]，对于中医药科研成果而言，主要表现在是否是中医药市场发展所亟需，该条目是通过分析该科研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则推广的价值就大；科研成果是否可提高中医药市场的竞争力指的是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后对于中医药市场增收，增效的直接贡献和对于国民经济带来的间接贡献，预期的经济效益越大，提高中医药市场竞争力越强，则越需要转化。

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其一表现在科研成果是否符合人类的安全，文明和伦理道德准则，因为有些科研成果的先进性、成熟度和经济价值很高，但是违背了人类安全、文明和伦理的原则，是需要被禁止转化为技术规范的；其二表现为是否提高中医药医疗服务水平，中医药的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属于中医药在卫生领域内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只有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规范后，能够切实提高中医药的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其社会价值，该项科研成果才具备转化的必要。

运用共识会议法对前期遴选出的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论证。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进行完多轮专家共识会议之后，根据专家共识会议的结果，确定技术规范的转化方案。

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药标准制定管理办法（试行）》提出新工作项目提案建议书，填写完成后交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标准化办公室，履行报批程序，收到正式批复后批准立项。

3.3.2确定技术规范制定主体

明确技术规范的制定主体，对于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技术规范至关重要，技术规范的制定主体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需具备在中医药行业内，处于该领域领先并且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资质，才能在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规范后起到推广和应用的促进作用。

3.3.3组建技术规范制定工作组

3.3.3.1遴选原则技术规范制定工作组由临床医生、药学学科的人员、临床方法学方面的专家、各级管理人员及标准制定人员等多学科人员组成。人员有资深老专家、专家、临床一线医师、药师、科研研究人员、方法学研究者等，分布在老、中、青3个层次。负责起草的工作组积极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吸纳各国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既往标准化建设的经验。

3.3.3.2工作组组成由临床专家、药学专家、方法学专家、统计学专家、中医药行业管理者及卫生行业管理者等资深专家组成，对技术规范的制定提出决策性的建议和总体督导。撰写工作组又分为文献检索小组和起草小组。由具有临床、药学、临床流行病学知识背景的人员执笔撰写技术规范；由具有中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知识背景及较好外语水平的人员进行文献检索与评价。

3.3.4系统收集相关材料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补充相关材料，具体包括：广泛收集与技术规范相关的专业文献及相关科研成果，与技术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化的法律法规；编写工具，《标准化工作导则》、标准编写的相关规则与指南；从而节省技术规范编写所需的时间。

3.3.5起草技术规范

3.3.5.1撰写技术规范讨论稿基于文献检索小组检索的所有相关材料，并且广泛征集技术规范制定完成之后的使用各方比如各级医院、药品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的建议和意见，形成技术规范的讨论稿。

3.3.5.2撰写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根据标准化管理的要求，为了使技术规范更具公认性，召集技术规范指导委员会专家对技术规范讨论稿进行专家论证，以期讨论稿进行修正完善，撰写工作组对指导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细致的推敲和反复讨论。

经反复讨论之后，运用由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白殿一教授主编的《标准的编写》一书中附录6中的“标准编写模板TCS2009”及使用指南进行编制，使编写的技术规范符合GB/T1.1规定的标准要求，形成征求意见稿。

在标准编写时应当注意，标准的条文应用词准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语言描述准确、规范是制定标准的最基本要求。标准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信息的，它对语言描述的要求特别苛刻，标准的语言和表达形式应尽可能的简单，明了，易懂，还应注意避免使用口语化的措辞，一是要清楚的表达信息，一是不容许出现异议。标准文本的表述要有很强的逻辑性，用词禁忌模棱两可，防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标准内容产生不同的理解。具体可以参考GB/T1.6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达规则。

3.3.5.3技术规范意见征求在形成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之后，需进行必要的内部验证，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公开，网络，问卷调研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在完成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之后需对征求的意见进行归纳汇总和研究处理，形成意见汇总处理表，对于未采纳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对于技术规范进行了重大修改的，应当再次征求意见。

3.3.5.4形成技术规范送审稿根据技术规范征求意见，对意见进行逐一认真分析后，再进行意见的汇总处理，形成技术规范送审稿。

3.3.6审查、批准、出版、复审

由于技术规范的审查，批准，出版及使用和复审，均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行为，因此仅需按照其流程具体操作即可。

4讨论

在中医药科研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化时，遴选具备技术规范转化潜质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对于技术规范的转化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检索相关文献，法规和政策，借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担的“十一五”科技专项课题“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试点及研制”中“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潜力分析方法”，结合中医药的特点，初步拟定出适合于判断中医药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技术规范的原则和条目。然而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探讨，迫切需要进行中医药科研成果向标准转化评价系统的研究，建立适合中医药发展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当的评价方法，科学合理的做出评价，更好得确定应当重点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项目。

然而大部分标准化的学术论文目前都还停留在对标准化工作的初级探讨、经验总结及具体标准的讨论方面，对于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转化路径深入研究很少，使得中医药科技成果向标准转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政府支持的中医药科研计划从立项到科技成果产出，标准计划立项到标准批准，是两条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过程链，很多中医药技术成果中亟需形成标准的内容未能进入我国的标准的制定程序中来。科研院所的广大科研工作者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为标准，更缺乏这方面的有效经验，造成了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加之我国僵化的科研体制管理模式，立项专家往往忽视科研的应用性，容易导致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相脱节，从而无法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因此应当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加强科研成果的利用和资源的整合，系统梳理科研进展及成果，建立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机制，加大科研成果向中医药标准转化的力度，真正体现科技创新对于中医药的支持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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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论文 篇五

关 键 词： 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远德玉教授是我国较早开展技术论研究的学者，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中，同陈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阐述了技术的动态过程论思想。在同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并结合国内技术创新实践，拓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开辟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今天，比较全面地回顾和评述远德玉教授技术过程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和理论特色，对于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从事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文化大革命”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四人帮”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 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

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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