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格式的论文【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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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格式的论文范文范文一：试论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 篇一

民族国家想象，可以细化出个人、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其中民族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推动下衍生扩张，加快了世界市场形成步伐基础上，也导致不同民族利益矛盾冲突激化问题。而在此期间，中国文学专家们决定独树一帜，主动透过不同层面挖掘想象美好的中国前景。

一、民族国家想象的产生背景论述

透过客观层面观察验证，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西方强行控制的产物，特别是闭关锁国和西方列强频繁侵略等历史作用下，民族国家开始徘徊在野蛮和文明秩序之间，经过长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我国民族和现代世界已经融为一体，而这类结果却和现代文学基础性民族国家想象有着直接性关联，毕竟中华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环境下对殖民主义的核心抵御媒介。单纯拿伟大的民族艺术家老舍为例，其曾经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提到反封建、帝国主义是释放人性尊严的必经之路，可以明显看出作者蕴藏的民族国家想象情感是多么深刻。由此可以清晰判定，西方列强凭借殖民侵略方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创作体系搭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指引角色。

二、中国现代文学描述下的个人、民族主义内涵和关系研究

在西方人看来，我国现代文学被称作是民族寓言，尽管说内容中比可避免地遗留片面性，但是却将大部分客观事实细细道来，值得引起不同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反思。归根结底，民族主义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其征服封建主义过程中民族运动才顺利爆发的。为了确保商品能够顺利流通，使用相同语言的地区必须利用国家形式加以统一，确保一切限制该类语言文学发展的因素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建立现代化国家，关于以群为单位的文学知识开始接连萌发，同时被赋予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诸如公德和公性情的讨论现象等。单纯拿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话语兴起结果为例，其绝非对晚清民族主义的单纯反动形式，而是同构共谋的过程，就是说个人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然而，现代文学集中表现的是对战争中为国捐躯灵魂的歌颂，不论是叙事的宏达性、神话性都紧密关联，整个行为过程就是将个人透过传统家族捆绑境遇中解放，之后又利用国家整体形式予以重新吸纳整理。

三、民族国家想象和现代文学交织的必然结果-现代中国的建构历程补充

现代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民族认同情感的树立结果，这直接关系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正当性，如台湾作家吴浊流写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便是强调民族认同情感这类主题的。其客观描述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认定的困境和苦闷心情，一类苟存于日本、中国间谍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民族认同恐慌感油然而生，所谓的孤儿，即现代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主要产物，唯独在现代民族话语结构之中，民族认同环境下的孤儿意识才愈加强烈。透过上述现象观察认证，在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之中，特别是小说这类虚构叙事形式的边缘文体，如今已经朝着正宗文学形式不断过渡扭转，毕竟该类作品在民族国家共同体构建期间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支撑引导贡献，在其指引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认知到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构建的核心特征。

归根结底，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类全新样式的语言实践项目，已经衍生出全新的写作主题、话语表达模式、文学内部格局等，经过其多元化改革发展作用下，白话正式被认证是国语，使得以往难以清晰阐述的制度规范内容得以适当地对外推广宣传。现代文学史编写过程，实质上根本未能摆脱文学创作和民族国家想象衔接的网络架构，文学表达形式内容规范严格，诸多情感抒发形式和民族风格胎死腹中，这是题材决定论控制下的必然结果，是和我国现代文学体系内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国家文学可以说同步涉猎现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作品都被划入到西方文学史队列之中，相比之下，汉语的阅读和写作实践已经迈向国有、现代化层次之上。需要加以强调的是，私人化性质比较强烈的文类，如古典文论中的诔、碑、铭、箴等等，则被排除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大意义圈之外，受到冷落或轻视。透过宏观角度认证，我国现代文学还是在民族国家想象等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控制下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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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格式的论文范文范文二：从《人民文学》看当代民间文学发展史 篇二

一、《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与迷惘

《蚀》三部曲作为茅盾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了茅盾的创作思想。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抑郁：“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1927年南昌起义的失败，茅盾上了黑名单，被迫躲在家中十个月。时局的黑暗、个人生命安危的惊恐使他产生了消极、迷茫、悲观的情绪。这些情绪投射在茅盾的作品《蚀》中，便使得《蚀》的基调一直笼罩在哀婉深沉的氛围里。

《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都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历程为题材。

《幻灭》的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主要人物是妥协、懦弱并且选择逃避的方罗兰和“积年的老狐狸”胡光年。还有革命者李克，虽然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由于反映了斗争生活，以及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蚀》三部曲的灰暗色调在当时引起了国内部分人的不满，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指出了《蚀》遭受批评的原因：“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并且在另一篇文章《读<倪焕之>》中完整地阐明了自己关于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观点。茅盾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的人自从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来，并没有创造出一篇表现“时代性”的作品来，相反，写出了这样的作品的正是被他们斥之以为“厌世家”的叶圣陶，而且《倪焕之》所描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这更支持了茅盾的论点——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能成为表现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作品对于千千万万“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有积极作用的。

茅盾在这一时期很鲜明地把自己划归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其文学作品也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茅盾在文字里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是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里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从牯岭到东京》)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是基本吻合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心态。

二、《虹》——现实历史的反思与革命信心的重建

在革命文学论争后期，个人的漂泊、社会人生的双重阴影使他对革命文学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看法。于是茅盾也接受了革命文学阵营批评他的一些建议，着手创作《虹》。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小说的前二分之一，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在作家的安排下，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这一历程同时也伴随着茅盾对于现实的审视。

小说对于现实的审视首先体现在，对于五四精神的审视——“从前我是和旧势力反对的，我从家里逃出来，我独立生活，后来又正式离婚，我总算都没有失败，然而究竟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一点也没有。在四川的时候，是看不到有什么国家的，到这里来几个月，却渐渐看见了。”书中的梅行素并不满足于五四所宣扬的新思潮，她向往着“伟大的前程”。“五四”精神重在立人，但是这对于国家民族的解放显然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关于整个民族国家怎样“富强”、独立起来，思考的结果只有反抗，也就是革命。因此，五四精神向革命过渡。

其次是对于革命的审视。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茅盾的心情是灰暗的，经历了革命的失败，作者内心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革命究竟往何处去的忧虑撞击着他，他明显感觉到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虹》里面有写到革命内部存在的党派斗争，以及革命内部成员对领导人蔑视怀有蔑视的情绪，说明革命内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虹》中对梅行素思想变化的评述，即可看作是茅盾对自己自“五四”以来经历的剖析。茅盾借这部小说回顾五四运动到20年代中期群众运动的历史，并重建了自己对共产党革命道路的信心。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在重新确立信念、重新出发之前，总要站在更高的层次重新审视曾经身处其中，使人迷茫的，混乱的历史。”

从《蚀》到《虹》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文学创作心理的成长。《蚀》三部曲熔铸了茅盾内心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和悲观，而《虹》则更多地站在理性主义的视角上梳理和反思现实与革命。

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鲜明地体现着“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思想，这一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内批评他的文章也不少(有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虚白的《文艺的新路——读了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之后》等)。在以后的创作中茅盾把笔触深入到农民与工人运动等更加广阔的题材中，大概这也是“革命文学论争”对他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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