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的——周文化

岐山苍苍，渭水洋洋。三千多年前，古公亶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周王室先贤在“周原膴膴 堇荼如饴”的周原大地谱写了“凤鸣岐山”的千古传奇，历四代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一举灭商，入主文化先进的中原地区，随即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尤以文化压力最为突出。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周公等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们创造了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周文化，对社会、经济、文化进行了革新和开放，在青铜玉器文化、文学、文字、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把中国文明史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今天的我们面对厚重的周文化，无权拒绝历史的慷慨赐予，应以“小子安敢让也”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重振周文化的精神内涵，阐析周文化的人文本质，落实周文化的实践品格，以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提升周文化的人文情怀，在政治文明进程中，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化，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文明建设中重放异彩，成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

一、周文化的发祥地是西周圣都—岐山

岐山是周王室肇基之地，先周时期岐下周原川原相济，宽阔平坦；山水兼得，土地肥美；气候温和，春生夏长，草木茂盛，很适合农业生产和栖息居住。周部族在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因不堪戎狄族侵扰，遂率领部族，自永寿、麟游翻山越岭，西南而渡漆水，迁至岐山之阳的周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周人，可谓找到了理想的生存环境。岐下周原肥美的土地带给周人不仅是丰衣足食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周人乐善好施，和谐礼让的精神风貌。《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灿烂的“西周礼乐文明”就是在这块自然条件优越，社会风气良好的王道乐土上孕育的。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所言“在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西周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周公创造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宝鸡（岐山）不仅是陕西十分重要的地方之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周部族在岐下周原以三世之功，百年的光阴实现“剪商”了大业，同时创立了以“仁政德治，亲民至善”为核心的“先周政治文化”，周公旦发扬先祖优良传统，“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为周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待天下定后，隐居古卷阿—现今岐山周公庙制礼作乐，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影响了中国长达三千年之久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岐山周公庙位于陕西岐山县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为周人迁居岐山以后的重要活动场所。三千多年前“凤鸣岐山”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它昭示了周王朝从岐山的崛起。《诗经•大雅》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后世称为“卷阿”(quanwo)。它是周公家族采邑之地，周王朝宗庙所在地。早在西周初期，这里便是著名的游览圣地，堪称中国有史记载最早的风景名胜区。如今这里形成了以周三公（周公、召公、太公）殿为主体，姜嫄、后稷殿为辅，亭、台、楼、阁点缀辉映的陕西关中地区最大古建筑群，总面积61万平方米。是全国历史最悠久、文化内涵最丰富、占地面积最大的周公庙。2003年至今，在此发现了迄今为止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地和中国最早的陵墙；出土10000多片西周甲骨，辨识甲骨文二千六百余字，是全国发现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其中一坑甲骨是元圣周公旦本人占卜所用；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四十五座，是现知先周和西周宫殿最多的遗址；发现先周文化铸铜作坊，首次确认了周人在灭商前已能自己铸造青铜器。周公庙遗址的发现，被学术界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与殷墟发现相媲美”。同时，巍巍岐山之下的周原地区，千百年出土的60多批万余件青铜礼器，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外在形式“钟鸣鼎食”和周人在现实生活中遵从认可周文化。如此等等重大发现，印证了周文化的创始地是西周圣都—岐山。

西周王朝280年间，岐山周原一直周人心目中的圣地，家族宗庙所在地，周王室贵族聚居地，这一时期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发展，周文化在此孕育发展，更是步入了新的高峰，使中国文明史上光辉灿烂的发展期，为世人推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赞颂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尊为 “圣人”。荀子又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经》《书》《礼》《乐》推尊为儒家的经典，宣扬“文、武、周公之道”。足见岐周文化影响多么深远，岐山是周文化的发源之地。

二、周文化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周文化亲民好德，实行仁政的优良传统，即是周室先贤世代继承下来的，也是在长期与商王朝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商末周初，周王室正努力推行“仁德亲民”的政治策略，以笼络人心，而实现他们的“剪商”计划的时候，而商纣王却专行暴政，骄奢淫靡，《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宠爱妲已，嬖于妇人，“以酒为池，以肉为林”，“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对于大臣的劝谏，不但不接受，反而残害大臣。暴政最直接的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

武力处于劣势的周政治集团，礼贤下士，实行仁政。刘向《说苑·政理》记载：“文王曾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孟子·梁惠王》下又载：“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体现了周政治集团“仁政”的本质。对于周文王来说，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确，史籍一言中的说：文王自羑里回归岐下周原，“与太公阴谋，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纪》卷二下）。历史事实鉴明，“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又是推翻暴政，夺取政权的根本措施和斗争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成为周文王等周室领导者以后治理天下的政治理论依据。同时为后世儒家学者提供了“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思想基础。

周文王以仁政治国，国力日强，“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继承王位，发扬周室优良传统。公元前1046年，武王以仁义之师攻伐商纣，战于牧野（河南淇县南），“仁治”战胜“暴政”。商纣王众判亲离，只好登楼自焚。

西周初期，周公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周室先贤们的治国政治理论，极力倡导“以德配天，敬天保明”的政治伦理观，宣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天受命”，周朝的兴起，是由于“敬德保民”和“天命白度，治祗具，不敢荒怠”的政治努力才获得上天的眷顾，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而保“永命”的政治伦理观，“敬德”在于“保民”，周公把“天命”和“人德”紧相结合。《尚书》中《周书》的许多诰词，都反复强调着务必保持“保民”之德的告诫。《梓材》篇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于先王（文王），肆（故）王惟德用…，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无逸》篇载“昔君，武王丕丰富（极大地富民），不务咎（不致力于责罚）”。康叔受封后，周公在《康诰》中告诫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能够）明德慎罚，不敢侮 鳏寡 ，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要求康叔要象文王那样“明德慎罚，爱民任贤，治理西土，兴我中夏”。由此观之，周公所言的“德”在“保民”，在于忠民，裕民慎狱、慎罚、任贤等。较之殷商，这种对民的看法和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进步思想。

周人从商亡周兴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得出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学理念，周公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力倡“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成为周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周文化的内容和历史作用

周文化是周代的圣贤们在总结夏、商文化优秀成果和阐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意识形态，在我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全面的反映在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之中，它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泉，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并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其主要内容包括西周初期周公制定封建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概括起来有以下九个方面。

  1、政治体制上首创“王权制”、“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还必须从管理体制和制度上着手，这一点周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适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对全国和被征服地区实施分封(亦即封建)宗法制度，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周人的新创造，是非常成功的措施。周初所封的诸侯国是很多的，《苟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吕氏春秋·观世》又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国是很多的，这些封国主要是周人的同姓，亲属和异姓有功之臣，以及古代帝王之后。周的这种分封制既有血缘关系，也有政治关系，而后者是第一位的，这与纯血缘关系不同，应是周人的一种革新和进步。具体目的是为了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一级层层加强统治，明确上下，尊卑的臣属关系，不得逾越，形成了天子的绝对权威，各封国之君对周天子都要尽纳贡、朝见、出兵和救助王畿所发生的灾难等义务，各诸侯国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不能完全自主，周天于是总统帅。正像《诗·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由上而下的分封，较夏、商二代来说，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为巩固，统一的文化更为发展，专制王权更加集中，这不能不说是周政治的一种跃进，而这种进步正是由这种分封制的变革实施带来的。为了巩固西周政权，使之代代相传，避免兄弟间、父兄间为争夺皇位而相互争斗危害大一统的天下，周公提出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位准则，提倡父恭子贤，兄弟亲和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2、意识形态领域提出 “民本”的思想理念。周公提出“与天地合其德”，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相同相类，是和谐统一的。认为周王是天帝的儿子，王承“天命”统治万民。长期的讨伐战争，使周公深刻认识到“小民难保”，对人民的力量不能不有所顾及，因此，周公又提出要长命就必须保民，“民之所欲，天必存之”。把民与天之间联系起来，认为民的意志就是天意的集中表现，告诫统治者不要过于迷信天命，而要留心民事民意。

3、上层建筑领域实施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周文化的核心，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的基础上承袭损益修订而成，从内容方面讲，所谓“周礼”实际上是在周初确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包罗万端，举凡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典到日常起居，莫不以“礼”相规范，其中又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为基本特征。作为政治范畴，周公的“礼”，实即对宗法封建等级秩序的严格规定；作为伦理范畴，“礼”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尊尊、长长、亲亲、男女又别、长幼有序。“周礼”可分为“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等不同层面，就礼乐制度的内涵而言，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一概称之为礼；而狭义的礼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婚诸方面的典礼，周代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大体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明份、树威、节民心”。“明份”指的是将处于血缘联系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别开来，使其“明份（等级身份）”，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树威”就是要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使社会全体成员“畏大人”、“尊其尊者”；“节民心”使民知其所当为，所不当为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的本身虽包涵着重要的社会规范和严格的统治秩序，但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僵化的外在形势，而没有提升为人们的自觉理念和内在要求，便难免使庶民百姓接受，从而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形之于外的“礼”必须在强调社会规则的基础上予以向社会全体成员公布，以取得良好的融合，交流的效果。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进入谨慎恭谨、尊规守矩的理性行为境界，在这方面，“和故万物皆化”的“乐”确有其无可替代的教化功能；它可以对基于理性层面用以“别异”的“礼 ”，从感性的层面上加以补充。正是鉴于“别异”二者的这种互补性，周公不仅通过“制礼”，将人们的全部思想行为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且还“作乐”，以便充分发挥蕴含在“乐”中的“和同”、“安德”、“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使不同等级的人能够维护社会等级差别，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周公制礼作乐，大大开启了周代文化之盛明，使整个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由“尊神”到“尊礼”的转变。前代那种以狞厉、诡秘、恐怖的饕餮为象征的神秘宗教变得合乎世俗规范的人文心态与仪式系统，并带有强烈的人伦情味与道德色彩。周公在宗教式的信仰与小农式的功利实用的伦理幻想之间，建立起一个世俗的人文理想的雏形，实行着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文化塑造，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中华文化之所以被称为礼乐文化，若追根求源，其模式的创发正在周代。从历史角度看，周文化无不透发着强烈的人文道德精神，使中国文明的航船拉起了人文的风范。自此，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深广的现世情趣和入世乐观的人生态度。孔子在对周文化深刻反思基础上创立了以伦理为本、以现实为归、以务实为用的儒学体系，实乃中国文化发展史一次具有质变意义的伟大飞跃和真正创新，它使中国文化由规范化走向了哲学时代。

4、行政权力上讲求优化和控制权力。优化和控制权力，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福民初衷和实践的最高境界，是周文化中对公权力进行规范的重要篇章。礼以道德倡导，勉人自尊自爱，修持美德。礼以礼仪规范，促人自省自律，禁欲守法。周公制礼尤其重视对上层人士的训诫、对掌权者的规范。倡导官德，是对官员的制度管理和心灵的管理。《尚书》和追述礼乐倡导和实践的《礼记》对掌权为公利民，用权勤政宽刑，都有周详的记录和具体要求。《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掌握权力，是为了天下的稳定昌盛，所以，要推举贤能者掌权。劝勉勤政，也是优化权力的礼治要求。《尚书》殷殷叮咛：“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沉湎于享乐。要学汤王思虑国事坐以待旦；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心思要用在强国利民上。倡导宽刑慎罚，更是礼治对权力控制的关键。对权力的运用，《尚书》首先提出：“无以势作威，为依法以削。”权力不是一己私有之物，也不应受个人意志的摆布。手中有权，不可持权作威作福，不可仗势欺人。《尚书》中所说的“刑期于无期”，指刑罚的目的是消除刑罚。《尚书》还进一步指出“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疑点未能消除处罚要轻，成绩尚待落实，奖励可重一点。通情达理，人性化的理念，启迪后世，智慧永存。

5、伦理道德倡导 “孝悌”观。提倡“父爱子孝兄友弟恭”《尚书·康诰》，要教育人民孝顺其父母、祖先，不要作“不孝不友”的事。《尚书·酒诰》说：“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在(康诰》中又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不要作“父不慈，子不祀，兄不友，弟不恭”(《左传)僖三十三年)的事，要作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诗·大雅·下武》)。“孝’的观念对周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观念，特别重视对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诗经·大雅·下武》是歌颂武王尽孝的诗篇，《同书·既醉)是赞美贵族世世代代尽孝子之责，《同书·蓼莪》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纯歌颂孝子之作。由上叙述，足见周人所提倡的“德”，要求人们办事得当适宜，心思端正，其内容包括敬德、慎罚、敬天、孝祖、保民等等。

6、社会秩序理念上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和”的理念起源于先周时期周太王的“德治仁政”。司马迁认为“太王本是仁人，国人皆戴之。”正由于周太王的“积德行义”和“仁人”之举，在岐周大地建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使周人在岐下周原立足，发展壮大。为岐周和谐文化的真正形成发展奠定基础。周文王继位之后，发展了周太王所创导的和谐文化。武王建国，史载周公在全国实行分封制，目的就是要“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宗周”从体制上建立一套和谐统一的政治秩序。周朝统治稳定后，周公总结前代经验，颁行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即历史上的定刑书。周公正统之义，辩二十四节气之应，制十二月赋政之法，肇制文王之谥。使周朝的统治秩序走上了正规。周公还政成王后，退居卷阿，即现在的岐山周公庙所在地，制礼作乐。目的是为了"明份、树威、节民心"，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西周王朝的统治。上述周初形成的典章制度，统称为"周公之典"。可见，周公把岐周和谐文化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7、精神信仰上确立以“天”为最高精神寄托的理念。周革殷命，颠倒乾坤，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信仰，那就是“天”的精神信仰。周人的“天”包含两重意义：一层意义是至大无外、至高无上的自然之天；另一层意义是玄妙不测、主宰一切的神明之天。周人的“天”是自然和神明共同构成最高范畴的精神信仰。周人“天”的精神信仰起源于《周易》。“艮”代表山，“坤”代表地，“乾”代表天，周人以“乾”卦为首，表现了周人对“天”的精神崇拜。这一“颠倒乾坤”的转变意义重大，它可以和西方16世纪哥白尼将“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相媲美。周人确立以“乾”为首卦的“天”的精神信仰，改变了远古时代的拜物教信仰，使得周人的精神信仰超越了狭隘的物神范围的限制。仓孝和指出“周初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并赋予周人以强烈的使命感。《论语》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精神信仰赋予周人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为周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8、伦理观念上确立 “以德为先”“敬天保民”的价值观念。周人制礼作乐，隆礼重仪，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伦理观念，那就是从“德”为先的价值原则。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要求治理国家必须“明德慎罚”。周人说的“明德”，就是“敬天”、“保民”。“敬天”就是要敬信自然神明之“天”，以“天”为合理性、神圣性的根据。“保民”就是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隐痛）”，给劳动群众以恩惠，对鳏寡孤独者以抚恤。除了“明德”，还要“慎罚”，“慎罚”就是不可“乱罚无罪，杀无辜”，应该“宽绰厥心”，以宽容大度为怀。周人认为，“德”是与“天”连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个族、一个国家有“德”，就会得到上天之“命”，成为“受命”之国、“受命”之族、“受命”之人。如果失去了“德”，那么，天命就会转移支别处去。殷人代表夏人，周人代替殷人，关键在于有“德”还是无“德”，即使周人自己失了“德”，天命也是会转移的。许倬云先生认为，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观点，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他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可说是开辟鸿蒙，将史前的文化带入文明；自此以后生命才有意义，人才能有善恶好坏的标准，才有超越的道德判断。《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赋予周人讲“诚信”讲“仁义”的伟大道德传统。
     9、对周代政治统治经验进行全面创造总结阐发。创立了三千年前的古典哲学著作《周易》。文王将伏羲的八卦扩展为六十四卦，周公演为三百八十四爻，并补充续写了爻辞。据《尚书》和《遗周书》记载，流传至今的周公著作有19多篇。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均为西周时期的著作，其中绝大多数为周公所著。《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施政纲领或政治方略。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改掉饮酒成风、不孝不友不良习俗，安分守己的做周代臣民。《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周公的这些著作，是周文化的理论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周人政治活动的历史见证，是流传后世难得的文化遗存，非常珍贵。     

四、周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进入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物质文明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人类的欲望严重膨胀，为了人自身的利益不惜破坏一切成为不少人的意识和行动。于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人类乃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恶化。在我国，市场经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紧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些消极因素导致了一些人信仰滑坡、善恶不分、理想迷失等问题。而大力弘扬礼乐文化则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指出中华文化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所在,体现了深邃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时空洞察,为我们领悟中华文化提供了“金钥匙”。周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制度规范和精神意识融为一体，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体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传承其文化精髓，可以启示未来，教化后人：

1、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周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所以，我们应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和阐发周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勤政廉洁的时代价值，使周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3、发扬周文化的“民本”和“勤政亲民”思想，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相结合，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4、为了更好地发挥周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起到精神导航的功能和助推剂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周文化遗迹遗存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保护好周原遗址、岐山周公庙等富含周文化元素的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充分利用，让周文化这独具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的文化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