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七一党建论文 忆百年光辉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准确还原记忆，给“七一”建党纪念活动提供准确历史事实的支持。习主席曾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断有当事人对之进行回忆和描述，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一大”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

关键词:党史学习;“七一”建党纪念;历史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作为一个经历风雨、创造历史的百年大党，诞辰纪念正是其光辉历程的最好见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自身诞辰的纪念，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事实上，就当时的认知而言，七月一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而其作为党的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却影响深远。因党创建历史的特殊性，加之距离当时已经相隔多年，革命战争年代又无暇顾及，难以保存相关档案材料，因此“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实际上正是党出于纪念需要而“发明的传统”[1]，这被党的领导集体所认可并在党内达成共识，逐渐产生广泛影响。

客观上，当时确定党的诞辰纪念需要有确切日期，但并未明确该日即党的实际成立日。建党纪念背后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景象，亲历者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试图揭开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之谜[2]，更好地服务于诞辰纪念，相关研究也成为纪念党的诞辰的重要方式。纪念日期或事件的选择只是因诞辰纪念需要做出的抉择，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党的诞辰纪念，理性对待党成立的相关记忆，可以实现党创建时的红船初心、责任使命与新时代党的新发展、新使命之间跨越历史的对话，将历史上的光辉灿烂不断引入当下鼓舞人心，意义非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为主题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彰显主题教育的“红船味”“浙江味”，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思想自觉确保主题教育的实践效果。

“红船精神”是浙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实展现。“红船精神”萌生于浙江、阐释于浙江，展现出与区域优秀文化相交融的精神特质。浙江人素有主体自觉、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从先秦的范蠡、计倪，汉代的魏伯阳、王充，到宋明直至近代的各个学派和思想家，始终认为为学做事贵在开拓、创新。《宋史·地理志》将浙江人的文化气质概括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可见，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文化因子自古至今流淌在浙江人血脉中。浙江人素有卧薪尝胆、事上磨练的奋斗精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永嘉学派叶适、陈亮主张“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讲求“开物成务”、事功成效。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反对“冥行妄作、悬空思索”，提倡独立自主、知行并进、事上磨练。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倡导直面社会问题，解决民间矛盾，以求国泰民安。可见，浙江先民历来反对坐而论道，崇尚从实际出发、事上磨练，这是浙江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止的精神源头。浙江人素有饮水思源、热心公益的奉献情怀。被誉为“中华商祖”的范蠡勤劳致富，三聚三散回馈社会，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富好行其德”的儒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忙碌奔波、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自律甚严、生活节俭，赈灾救难慷慨解囊、助贫济困一掷千金；“八牛”之一陈煦元一生勤俭、热心慈善，修筑海塘、倾力救灾，被誉为“陈善士”，获“存世济物”金匾。“宁波帮”开路先锋严信厚兴办义塾、培养人才，捐资筑路、扶贫助困。可见，行善积德、回报奉献是浙江人内在的精神元素。

一、关于中共“一大”的早期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志。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大”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时并未能刻意留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记忆，鲜有当时历史资料存世，这造成了后来人们追溯“一大”召开具体日期时的困难。但实际上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诞辰，正是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为了进行纪念而做出的选择，使党的诞辰纪念有“一大”记忆为凭借。

多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对“一大”的召开有不同回忆，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一大”的记忆叙述，应属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该文最先于1921年8-9月连载于《广东群报》，后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出版时间标为1921年7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则在“一大”召开以后[3]。因有避险因素的考量，文字颇隐晦，其中涉及时间的叙述有如下文字:“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4]当时陈公博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故到沪的时间至少在几天后，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毕竟去事不远，属即时性回忆与叙述，所言较为可信。之所以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刻意记录下该重要历史时刻的具体日期，主要在于当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于历史情境中尚没有如此意识。即便是陈公博即时性的回忆也未留下具体日期的任何痕迹，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开于“七月十四日”以后。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中，“一大”召开后的几年很少有人去回顾正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因此自然也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一大”的记忆。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属较早的“中共党史”，其中也并未述及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问题。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回顾自身历史并收集相关党史资料，应肇端于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主任为瞿秋白，同时他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共党史，并留有讲稿《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以及参加重要会议的回忆录。1929年的中共正面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相当复杂且困难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局势，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党身份与地位，制定党的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于是，历史记忆自然成为资鉴当下的重要资源。

二、“七一”诞辰纪念日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和纪念活动的举办，在党的创建之初即举行有“五一”劳动节纪念等活动，借此宣扬劳工神圣，向普通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纪念活动视为政治宣传与动员的重要载体，但早期党较少举行与自身有关的纪念活动。直至1930年才有南昌“八一”暴动纪念日等活动的操办，开始逐渐关注党自身重要事件的纪念，包括广州暴动、宁都暴动、“八一”暴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中华》创刊等。1933年，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更有力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根据地，实现“扩红”和筹款目标，中共隆重举行了“八一”纪念。该年“八一”纪念更是成为此后党相关纪念的样板[5]。八月一日被当作“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习惯称之为“八一”节即建军节[6]。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布文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不宜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但“在军队实现巨大历史任务转变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以凸显”，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逐渐引起党的高度重视。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以集会形式纪念党的“诞辰”。陈潭秋在纪念会上发表了纪念讲话，并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刊登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当然，此次“诞辰”纪念尚无特别政治意图，更未明确纪念中共“诞辰”的具体日期。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应有纪念的性质，但仍不是严格意义的建党纪念活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报告(即后来成文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7]。”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这一重要命题，将之定在“七月一日”，并与抗战紧密联系。这为此后“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确立了记忆载体。

毛泽东如何选择并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具体过程，今天难以推断。但1936年和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先后在延安对毛泽东、董必武的访问中，两人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回忆不尽相同。毛泽东的回忆如前所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董必武的回忆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大”更具有“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意义，而董必武的回忆则在时间上较为确切。两人回忆的分歧有加以统一的必要，但当时又没有具体、真实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毛泽东确立“七一”纪念的抉择既有个人记忆烙印，也有对记忆的纠偏，时间上已改成“七月”，同时强调“建党”，这些均隐含毛泽东关于“一大”的个人认知与定位。

最初毛泽东关于“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提法并未在党内引起共识，该年也没有官方文件将“七月一日”确定为建党纪念日。直至1939年“七一”前后，《新中华报》、《抗敌报》、《解放》杂志、《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而来关于中共建党的纪念文章。1939年6月30日，已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开篇即“‘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十八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在极困难的环境中，日益坚强壮大起来;特别是在两年来的神圣民族自卫战争中，他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该社论以回顾与纪念的方式阐述中共成长历程，并将之与抗日战争相联系。中共中央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抗敌报》在1939年7月1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也直接点明“‘七一’，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强调:“今年今日，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两周年纪念的伟大的七月的第一日”;“在国共两党合作坚持长期抗战为中华民族澈底解放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更有其特殊的意义”。[8]中共诞辰纪念出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从而赋予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使命，使中共的诞生具有拯救中国人民大众与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读经典、悟原理”。这里应该是指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与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面的关系问题。在现有的一些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经典注原理，一种是从经典中探究出原理来。前一种方法是从原理出发用经典来注解，所以，有人说有多少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后一种方法是从实践出发，依据实践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探寻出指导这一实践的理论根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个，即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这不仅需要了解实践，又能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使二者结合起来。如：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如此。这样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包括跨越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体性理论。在此，笔者把个人理解的这一理论体系表述如下：马克思主义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的、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和跨越发展道路的理论，是这三个理论内在统一的整体。为什么要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核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个原因，是后两个理论是为论证第一个理论而引发的。为什么是这种关系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最早写作的是《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要从《资本论》的社会发展规律（“依次演进”）中求得理解；其次，要从《哥达纲领批判》中求得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论的理解（共产主义的发展分为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第三，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来说，只懂得《共产党宣言》不行，只懂得《资本论》也不行，只懂得《哥达纲领批判》也还不够，只有懂得了以上的各个理论，又懂得了社会跨越发展理论的重要意义，这时，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像我们上面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理论。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才能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跨越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一）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跨越发展理论

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已经提到了社会发展的跨越问题，那个时候他指的是美国和英国。美国原来是英国的13个殖民地组成的，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没有经过封建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通过独立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到美国淘金的资本家，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建立工厂的时候，与工人签订契约，建立雇佣劳动制度，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克思说美国的发展是跨越式发展，并且说这样的跨越式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果然，美国很快地超过了它的“母国”—英国。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说到了英国。英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一个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外来的诺曼民族的军事制度，即分封制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完成。马克思的意思也是在说，一定制度的跨越发展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不过那个时候，是在一般的谈论社会的发展理论。他是在对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跨越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问题进行探讨，着重的是在论述美国这块新的土地上资本主义制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重视跨越发展理论，是他的《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之后。《资本论》的理论在理解上产生了矛盾，即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的人，这种人坚持《资本论》“依次演进”的理论；另一种是进行社会改革的人，他们不同意自称自己是马克思学生的人的观点。在社会实践上，这是由于对“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看法上引起来的。于是，主张社会改革的人向马克思请教，他们问马克思的《资本论》能不能应用到“农村公社”的社会改革上来。这时，《资本论》所遇到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不单纯的是社会发展跨越不跨越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只是作历史的分析和历史的比较，而这一阶段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马克思已经写出了《资本论》，提出了历史是一个“依次演进”的理论，可是在社会实践上，却遇到了“农村公社”这个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农村公社”的社会发展不能用“依次演进”的理论来说明，这是《资本论》的理论在实践上遇到的一个理论难题，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是马克思为了解决这样一个理论难题而写的。

（二）重视社会跨越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的重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方面是他们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这一方面，可以举马克思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生前曾两次提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是唯物史观刚刚创立之后不久，一些人把唯物史观当作了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曾表示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次是《资本论》的俄译本在俄国出版之后，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维护的是《资本论》中的“依次演进”的理论，不能正确对待“农村公社”的社会改革问题，马克思又一次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中，有两篇特别提到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的问题。第一次是在“1882年版序言”中：“《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这一次的序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签署的。

五、跨越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光辉体现

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提出反帝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是由李大钊首先提出的。是什么原因啊？是由于理论视角的转换。李大钊原是进化论者，这一点他和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邹容、章太炎等人一样，是进化论的信奉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比较，写作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这时，他已接受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历史观，只有这种历史观，才能科学的判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发展的阶段、道路和规律。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指出中国原来的“农业社会和家庭制度”，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原来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胜利完成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再一次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既继承了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又不是按照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采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政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后进的国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一个典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又一次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光辉体现

这里着重说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跨越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说不清楚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把这个建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特色上，这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到十三大的时候以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中间经过十二大。这样的情况在党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上的理论理解的问题。这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认识的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可以省略不提。这里，我们仅用邓小平的话来作一个说明，邓小平指出：“今年十月我们党要召开十三大。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重申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共产主义发展分为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是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和论证的。对这个纲领性的文件的理解，必须是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容结合起来，马克思以上的这些理论可以说构成一个共产主义整体性理论。

结语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共百年史表明，党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生,也因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而兴。由此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贯穿百年来我们党担当、作为,拼搏、奋斗,牺牲、奉献的一根耀眼红线。百年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尤其能够成为开路人、领航人、掌舵者、主心骨,是因为历史选择了她、人民选择了她,是因为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更加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因此，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励精图治、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开拓奋进,推动中华号巨轮驶向更加开阔的水域,必能“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迎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风景这边独好”,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深人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1]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2]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0－13页。

[4]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

[5]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6]《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933年6月30日)，《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2版。

[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

[8]洛甫:《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解放》1939年第75、76期。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