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的形成

门阀政治格局在东晋形成，首先是西晋时期门阀士族阶层的最终形成，他们是门阀政治的主体，也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必然性因素。八王之乱的爆发最终让一个缺少号召力的皇室远亲建立了政权，造成先天性的皇权不足则是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特殊性表现。司马睿在琅琊王氏家族的帮助下，建立了东晋朝廷，同时也是门阀政治初步形成的表现，但司马睿在政局稳定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打击士族的政策，企图改变局面，但遭到士族的反抗，政策失败，门阀政治格局最终形成。

关键词：东晋;门阀政治;形成

第一章前言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1.1.1选题背景

东晋政治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东晋政治并非是皇权专断，而是几个主要的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政权，与皇帝分享政治权力，形成了独特的门阀政治。东晋的多任皇帝虽然也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但最后都归于失败。长达百年的东晋政治，皇帝实际是在几大门阀的相互制衡与斗争中寻求均衡，而东晋的灭亡，也正是军事贵族刘裕的崛起，打破门阀制衡的结果。因此，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打开东晋政治之谜的钥匙，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历来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1.1.2选题意义

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现存的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较多的是考察单个门阀大族在东晋政局中起到的作用，或者从某个角度切入，如婚姻制度、流民，少见对其形成过程有系统论述，本文尝试从背景，具体形成过程，特点，以及评价各个方面来了解门阀政治的全貌

第四章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与内容

4.1.最初产生：东晋政权的建立

东晋的建立的建立缘起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灭亡，宗室司马睿在士族力量王导的辅助下，在取得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这样一个不独立的政权一经建立，便确立了门阀势力的主导地位，门阀政治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4.1.1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灭亡

八王之乱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严重破坏了西晋的社会经济，直接导致了西晋统治的灭亡，同时也为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晋建国之初，晋武帝为对抗士族，对宗室弟子大肆分封，“封诸王以郡为国”。与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相同，西晋将全国划为19个州，下辖郡、王国173个。其中，王国占57个，与州、郡、县一道，作为西晋地方行政区划和统治机构，诸王可自行任命官吏和收取赋税。并且，赋予诸侯王国置军权：将封国按大小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等级可置数目不同的军队。另外，诸侯还有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大权。例如，“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为抚军大将军，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可见，西晋对诸侯赋予极大地权力，是后来发生八王作乱的主要原因。

八王之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因晋武帝驾崩而起，其子晋惠帝司马衷无能，导致外戚杨骏与皇后贾南风相互夺权，并有宗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参与其中。最后，以皇后贾南风掌握朝政大权为结束。第二阶段从元康九年（299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结束。这一阶段由赵王司马伦杀太子，自立为帝为导火索，随即引起各方宗室不满，各地藩王轮番而起，前者一经掌权，后者随即取而代之，共历时七年，最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八王之乱导致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在这期间，各藩王为加强实力，频繁与关外少数民族联合作战，如并州刺史刘琨曾多次与鲜卑族首领拓跋猗卢联结对抗汉国；王浚与司马腾曾与乌桓人及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后期，匈奴汉国政权日益崛起，永嘉七年（313）初，晋怀帝被刘聪所杀，太子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即孝愍皇帝，随即汉军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至此历时52年的西晋灭亡。

西晋的灭亡是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前提，经过八王之乱的激烈斗争，其他的宗族势力基本消亡殆尽，无力再争夺皇权，使司马睿能较为顺利的建立东晋政权，而且也是东晋政权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

4.1.2司马睿与王导南渡

西晋诸王，在其封国内多于士人结交，甚至联姻，形成密切的家族关系，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王与马的结合同样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当然王与马的第一次结合并非是司马睿与王导，而是司马越与王衍。八王之乱后，司马越辅政，面对匈奴和羯人的威胁，他并非皇室近亲，号召力有限，需要联络关东士族给自己以支持。而王衍是当时的名士首领，是最适合司马越的人选。最终，西晋末年的政治局面则由司马越和王衍操持，司马越以其宗室名义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祖提供官僚地位，王衍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形成，也是后来王与马结合的渊源。

王衍家族所在的琅琊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并与司马越所在东海国相邻。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迎回晋惠帝时，启用司马睿为安平将军，留守下邳，保护后方。司马睿同时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从此形成了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司马越和王衍为了维持北方的残破局面，迫切需要江南的物资支持，在司马睿出镇下邳两年后，受命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而且，此时司马越和王衍并无南渡之意，留守中原。司马睿携王导于公元307年南渡，移镇建邺，开始在江南独立经营，成为其建立东晋的特殊际遇。

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明教即自然”的思想，即是表现为礼玄双修，清谈与政务两不误。具体来说就是以儒家干政，以玄学交游，以礼仪规范家国政事，以玄谈追求心性自由。“究其核心，可归结为一点，实际主要就是心性自由与恪守礼教的调节与平衡”。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代表，东晋门阀士族思想结构中“儒玄双修” 的价值选择既可以让他们在个人生活领域实现对现实俗务的超脱，又可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为家族昌盛争得优势资源，从而保障高门士族的显要地位。 于是，在王、谢等士族权臣的影响下，儒玄双修成为士人普遍的思想倾向与行为模式。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也谈到“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之政的门阀士族……没有一个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可见礼玄双修确是当时的文化主流。

4.3.3士庶之别的不可调和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地位是由经济势力和政治权力决定的。只要有权势有钱财,就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当然谈不上什么平等,而两晋南朝的门阀士族还要更进一步,士族认为自己比同阶级即所谓“寒门庶族”也要高一等。因此两晋南朝时期极严格的“士庶之别”,就是士族在社会地位上封建等级特权的又一具体表现。“士庶之别”,本指士籍与庶籍的不同,入士籍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寒门庶族只能入庶籍,因为入了士籍的可以得到国家免役、免税等特权,庶籍就没有这些特权享受。这种户籍的差别,首先是政治性的差别,说明了士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同。但是户籍的差别也反映了社会地位的不同,既然在政治特权上,士族要比庶族多,当然社会地位也就要比庶族高。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士族则加以大大利用,把“士庶之别”扩张到许多领域内。

第一是士庶讲究流品,羞与寒门同流,在政治地位以外,显示自己的特殊门第,使得士庶之分,壁垒森严,甚至连皇帝亦无可奈何。如宋孝武帝时,路太后兄路庆之之孙路琼之,住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一天路琼之前往拜访被王僧达凌辱,路太后告于孝武帝,宋孝武帝回答说:“琼之年少无事,诣主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

第二是士族的身份内婚制恩格斯说:“结婚乃是一种政治行为,乃是一种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正因如此，在两晋之际，士族身份的内婚制逐渐形成——士族的联姻对象严格限定在家世对等的士族家庭之中，士族与庶族之间严禁通婚。西晋时，婚靖重德行、风标、容止、玄谈等风气下,中下层士族只要个人仪表风范符合社会价值标准,也可婚搏高门;而高门子弟若本人才姿欠佳,也会因谋婚无处而降格。但随着东晋政局的稳定,门阀政治最为典型,门阀士族间的等级内婚姻也最是壁垒森严。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与之为伍。”族王源仅因与庶族满氏通婚，竟被指责为“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视作骇人听闻之事，并招致“黜之流任”、“禁锢终身”之弹劾。由此可见，东晋门第观念在婚媾中占绝对地位，“士庶不婚”无可动摇。

第三是士族以谱学为工具,从历史上为士庶之别找根据。谱碟之学对士族社会地位的维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士族官位的进升,不必全由中正官的品评,主要是在于区分血统,弄清郡望,这样有了谱牌,就能防止寒门庶族窜入士族队伍。若谱牌伪造,必然造成士庶混乱，这对士族是一个严重威胁。士族如此重视谱牌,更主要的是,因为士籍有不纳租税不服摇役的特权,若子孙累世相传,就能长期保持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权利。

第五章对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评价

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与其他政权建立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应该承认它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以分裂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起到的历史作用。

5.1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特点

1. 偶然性

西晋灭亡后，镇守江东的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延续晋祚为名，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开启了百年的门阀政治。可见如果西晋没有灭亡，那么就不会产生东晋。而西晋亡于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的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则是晋惠帝羸弱无知，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和外戚争权夺利所引起，导致了西晋后期朝廷激烈的权力斗争。如果晋武帝没有选晋惠帝当继承人，而是选了其他智力正常的皇子当继承人；又或者晋惠帝的皇后不是贾南风，那么西晋后期的朝廷权力斗争也不会发生，往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和东晋建立基本上都不发生。在这个逻辑链中，如果任意一个环节中断的话，那么门阀政治都不会形成，它是一系列不确定事件的的最终结果，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2.皇权先天不足

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属司马懿之子司马伷一脉，而西晋皇权则是在司马昭一脉继承，司马睿在血统上没有继承皇权的优势；从个人实力来说，八王之乱后最终掌权的是司马越，司马睿只是当时的一个一般的宗室成员，并没有什么声望。司马睿的血统疏远和实力不足使得他必须借助士族的力量才能建立新朝，而代价就是要放弃很大部分的统治权力，先天性的导致东晋一朝皇权的衰落。同时由于对士族的过分依赖，导致士族实力膨胀，并掌握了兵权而产生了士族专兵的情况，使得整个东晋一朝皇权无力回归。因为司马睿个人根基羸弱的问题，导致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皇权从形成之初就以低微的姿态出现，也导致了整个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3. 妥协性

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是皇权与南北士族互相妥协的结果。首先是司马睿对南北士族的妥协，其之所以能成功南渡，就是在保证江南士族的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比如对东吴士族庄园的保护，对他们推荐的官员的任命。以及司马睿对王敦之乱后门阀格局最终的承认，都是妥协的表现；其次是士族对皇权的妥协，西晋灭亡，司马睿是汉族政权的象征，而南渡的士族依然是西晋的朝臣，他们只有推举有司马氏血统的司马睿，才是正统，才能名正言顺的北伐中原，南方士族为稳固江左的势力也愿意向其称臣。最后是南北士族的妥协，南渡后，中原的士族承认了南方士族在建邺的利益，他们只能在三吴地区，南方士族势力薄弱的地方抢占山泽，求田问舍，以避免冲突，南方士族也不得不承认北方士族在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各方势力在妥协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是门阀政治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5.2门阀政治形成的影响

1. 宗室力量受到打击

东晋是司马睿在士族力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而东晋的皇帝多次试图联合宗族势力加强皇权，因此这就决定了皇室成员和士族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宗室力量作为皇帝的同姓近亲，至少在名义占有优势，这也是士族势力限制京权而必须迫害宗室的原因。东晋一百余年间，宗室成员和士族社会之间的斗争不断，集中爆发了有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晋明帝临终遗诏，任司马羕、司马宗为辅政大之一，这是明帝试图依靠宗室力量来加强呈权，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的一次尝试，但遭到士族的强烈反击，过江的“五马”几乎被消灭殆尽，在政治上还有影响力的一代人物基本已消亡殆尽，留下的一些宗室成员因为年龄、资历等原因，短暂时期内，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次屠杀让宗族势力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成长起来此后，恒温、恒玄都对司马宗室有过迫害，到了东晋末年，刘裕势力兴起，为了篡晋，他对宗室力量也展开了一次屠杀。

由此可见，东晋一朝，作为皇帝近亲的宗室成员在政治斗争中居于一个相对卑微的地位，他们被卷入皇帝与士族的斗争中，虽然也寻求宦官，外戚等势力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代表皇权的部分宗室力量始终处于被屠戮的位置。

2.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弱化

自东晋初年建立强大皇权的诉求失败始，东晋朝廷和地方的关系便陷入被动，地方州镇的独立性日益增大，对中枢的威胁一直存在，而宗室难以控制地方，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力量，而士族力量拥有对州镇的绝对控制权。东晋士族领兵人物虽然说没有成为割据者，但是作为地方州镇势力，其独立性亦非常大，凭借地方的军事实力，形成对重要州镇的控制，形成了世袭领州的制度。东晋地方州镇都督的军事权力非常大，都督诸州军事对都督府军队和都督区中的州郡兵具有指挥权，同时在都督区中具有征奴为兵的权力，东晋时期的都督府，也称军府，它既是都督诸州军事的指挥中心，同时在都督府所在地也能集结都督诸州军事必需的军队。加之曹魏以来的中外军制度的混乱，东晋中央没有一支强大的中央军来控制地方，所以地方州镇一直为士族所把握。孝武帝年间，虽然皇权具有极大地加强，有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在中枢权力的极大扩张，但是地方州镇仍是士族势力所在，其并不能插手，而其在中枢的掌权，并不能改变士族专兵的状况，虽偶有宗室势力出镇地方，但其对地方控制也不能如意。

5.3门阀政治的两面性

5.3.1 门阀政治的历史作用

1.客观的稳定了田庄经济

首先,门阀士族是田庄生产的组织者。田庄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一定阶段必不可少的经挤形态之一,这种生产方式同样创造了社会财富。.从东汉田庄经济形成直到门阀势力衰落的南朝,是田庄经济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五百多年里,社会生产力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并未停止或倒退。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得到普遍发展,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尤为突出。梁沈约说:“注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邓、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稳,则数郡忘饥；姑熟地区“良田美拓,畦肤相望,连字高亮吁陌如绣”。当时的田庄称为“墅”或“园”。直到南朝,门阀士族政治衰落时期仍然在组织这种生产。这种田庄经济,实力雄厚,比小农经济更经得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当然佃客、部曲的人身自由少于自耕农民,生产兴趣低于自耕农民,相对地说,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障碍;使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但一遇天灾人祸,首先破产流亡的是自耕农民。并且经灾难余生的流民,最终多投入田庄化为佃客部曲。田庄经济始终比较有效地抵抗着天灾人祸,终可保持社会生产的稳步发展。因而田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不可否认田庄生产的组织者——门阀士族的这种客观历史作用。

2.保留并传播了汉民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

南迁的中原世族, 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有很好的家学渊源和人文素养。他们有的长于学术 ,有的擅长文学,几乎所有的南渡士族之家都是各有擅长。将中原地区的儒家伦理，风俗礼仪 、语言文学等带到江南，西晋司马氏政权奉行以孝治天,南渡之后,依然初衷不改。东晋时期,儒家所主张的孝道,仍然是维护纲常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约束文化行为的重要原则并因南渡中原士人体力行在江南得到进一步发扬和深化。此外 ,在文学、史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 南渡中原士人也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文学方面, 流寓江南的中原作家在东晋文坛可谓一枝独秀, 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庾阐能诗能赋 ,是东晋初年著名的诗人和辞赋家。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原世族因避乱而渡江南迁的路径和区域, 同样是中原文化传播的路径和区域。他们侨居江南,在异地他乡重建家园 ,以其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形态将中原文化完整地传播到所处的地域,从而使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进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从中原世族迁徙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形成的一个局部过程,进而发现南迁士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价值与贡献。

5.3.2门阀政治的暂时性与过渡性

1.暂时性

东晋门阀政治依存于一个成熟的士族阶层，一个有一定号召力的皇权以及尖锐的民族矛盾这一外部条件，三者共同决定着东晋的政治格局，任何一个条件的的变化都会使其格局发生改变，这表明东晋门阀政治不具有稳定性。

具体来说，东晋后期士族阶层变得腐朽没落。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常情，但他们自是掌握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场，但到最后执政的太原王氏，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庶族开始以军功崛起。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压力大大减轻，南方士族生活开始放纵起来，加上东晋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导致统治后期再也没有出现像王导、谢安那样的治国人才，取之以士族子弟不谈国事，生活腐朽。最重要的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越来越残酷,在长期的、曲折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农民起义的水平也随之逐步提高,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为了生存，而是看到了大地主利用严格人身依附关系对自己的剥削，渐渐自觉地把斗争的矛头直指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东晋末年,在士族聚居的三吴地区,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大规模地消灭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分子,使王、谢、孔、顾等第一流门阀士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与打击。士族阶层慢慢凋零下去，寒族兴起，门阀政治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基础，不能继续维持。

2.过渡性

门阀政治被南朝皇权取代后，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凌驾于士族至上，但门阀士族并未突然消失，他们仍然有很大的政治经济优势，皇帝选拔人才，赞礼充使，都离不开士族，甚至向士族攀亲联姻，过去有待士族的特权也没有立即失效，甚至直到隋唐时期，贵族官僚占田还存在，门阀贵族仍然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按品获得政府的赐田、职田等，隋朝虽然已经开始实行科考，但直到唐初荫任还是主要的入仕方式，这种情况直到唐中期均田制的破产才最终消失，可见门阀政治的某些制度设施有着相当的过渡性质。

结论

萌芽于两汉时期的门阀士族，在魏晋时期最终形成。他们通过土地买卖这一基本途径，迅速兼并掌握了大量土地，以破产的自耕农为劳动力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庄园，成为地方豪族，在以经学入仕，逐渐成为地主阶级内的特权阶层。到魏晋时，九品中正制和官品占田制等一系列特权法的实行，使得士族阶层正式形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力量都更加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出现了门阀政治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门阀政治的形成有其必然。同时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灭亡，继而导致让一个自身实力不足和血统疏远的司马睿来建立东晋，让东晋建国伊始就形成了皇权不足的基因，这是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特殊性。故此，可以将东晋的门阀政治格局看作是特殊性和必然新的结合。

从门阀政治的具体形成过程来看，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司马睿和王导南渡后，通过对南北士族的笼络和妥协，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首先掌握了朝政大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政治局面，门阀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了。但司马睿不甘皇权就此式微，启用了一批寒族人士，重用刘隗，刁协二人，试图用申韩之术恢复皇权，但遭到王敦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南北士族都力图维持门阀政治不变，司马睿的尝试失败，门阀政治的格局最终被定型。从门阀政治形成的条件来看，一个发展成型的士族和皇权的衰落是其主要的依存条件。东晋后期，农民起义更加频繁，并且水平更高，直指门阀士族阶层，使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和附庸农民，动摇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加之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逐渐没落。同时，皇权的衰弱只是特例，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不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待到时机变化，便会消失。

所以门阀士族的统治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这种落后的，地主大土地与类似于奴隶制相结合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对于农民的剥削和人身控制导致农民革命不断，必然会被取缔，建立新的政权。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