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案为鉴查摆会上的发言

在以案为鉴查摆会上的发言

提起好人，人皆赞之。但如果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味道和性质就变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可邓长明、丁文、夏斯峰长期奉行着好人主义，甚至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好人主义竟成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政治生态乌烟瘴气。邓长明、丁文、夏斯峰三人在好人主义的掩盖下严重违纪违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着贪腐的勾当，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既是好人主义的施行者，也是好人主义的受害者。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和深思。

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听起来好像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本本分分的做人。好人主义奉行你犯规我不追究，我违纪你不过问；你说我做得不错，我说你干得很好；发现问题掩着、盖着，你好、我好、大家好，谈成绩的多，提出批评意见的少；怕丢选票，宁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宁伤原则，不伤感情；该公开批评时，却包着、护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事之间，发现问题、错误而不指出，奉行“多栽花、少种刺”“万事留一线，日后好想见”。这种风气只会让有缺点的同志越走越远，只会破坏党政机关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只会使党内正气不彰、邪气上升，轻则误人害己，重则误党害国。

好人主义看起来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缺点和错误出现时，就需要经常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当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应及时指正，帮助改正，这才是对同志真讲情谊、真负责任。“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邓长明、丁文、夏斯峰等严重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同许多犯错误的干部一样，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开始往往只是出现一个缺口。这种时候的一次批评，犹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也许他们就会警觉，不至于越走越远，滑入犯罪的深渊。我们作为他们以前的同事、同一个班子的同志，必须汲取深刻的教训，充分认识到好人主义容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作为局党委委员、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对照市委在大讨论活动实施意见中梳理的“好人主义”5种类型22种表现，我觉得个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处理问题时原则性有待加强。在监督执纪过程中，存在碍于情面的思想顾虑，对不违反原则的问题能过则过，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能不提的尽量不提；对非职责范围内的事，能不管的尽量不管。二是说优点多，说缺点少。无论是对纪检监察组还是对驻在部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表扬、夸奖、建议多，严肃批评、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少。得罪人的话能不说的尽量不说，得罪人的事能不做的尽量不做，给领导、同事一副“好人”的印象。三是工作调研、督促检查不够深入。在开展工作调研和督促检查时，往往就问题调研问题，就工作需要开展督促检查，对于非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往往就说一说，没有上纲上线的去纠正，要求整改。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纪检监察干部作为正风肃纪、反腐倡廉的“宣传员”、“监督员”、“裁判员”，对好人主义的危害必须有清醒认识。好人主义不讲国家，只讲个人，不问原则，只顾得失；办事看来头，分亲疏，无公正，无大局。它使原则成面团，制度成摆设；使正气受压抑，邪气得猖獗；它使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变得庸俗，健康的同事关系变味道；它令坚持原则的人心寒，令投机钻营者得势，令民心民意得不到申张。纪检监察干部要拒绝甚至痛恨这样的“好人”，必须坚决摒弃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要以“严”和“实”的精神，发挥制度威力，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就是对付好人主义的“杀手锏”，就是要用问责破除好人主义，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督促其负起该负的责。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列出了各类问责情形。我们要坚决用问责把压力传下去、把责任压下去，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一案双查”，追究“一岗双责”，要追究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的领导责任，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坚决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当前，我们要运用邓长明、丁文、夏斯峰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要运用“三不一体”理念推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以案促改落实落细，坚决肃清邓长明、丁文、夏斯峰案的恶劣影响，切实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努力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