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研报告范文(精选多篇)

第一篇：推进城镇化进程政策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最近随市政协“推进城镇化进程”课题组视察走访了几个县（市）区，对我市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的问题，进行调研探讨。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问题的分析

1、行政区划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目前行政区划缺乏整合力度，本市两区规模偏小，行政体制各自独立，矛盾错综复杂，行政区划规划与城镇规划不相协调，造成“一城多府”、“城中有村”、“乡中有城”，迟迟未被纳入城镇管理范畴。如三元区的城东乡下辖村分列四个街道，梅列区的徐碧乡下辖村分列三个街道。这主要是缺乏区域协调机制，相邻地区各自为政、盲目竞争、事权、财权不够明晰，区政府又职能不全，没有土地、规划、权责不配套，造成办事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

2．土地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容量存在矛盾。一是不同法律之间、政策与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如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与现行的土地法规有不相容之处，操作起来遇到法律规定的障碍。又如我国的宪法、土地法都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其土地使用权当然由国家进行支配。而宪法、民法也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或毁坏。两者的权益保护效力均等。列东老街拆迁改造在列东村集体土地未征为国有就直接开发，违反了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的附着物”的规定，就是极典型的有关政策法律问题。二是土地征用补偿费问题。国家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标准较低，与城镇国有土地的补偿费用及实际价值存在较大差距。农民的利益在现值上得不到弥补，在征地使用权流转和置换上存在一些障碍。

3、土地利用与城镇发展的矛盾。一是城镇发展面临用地紧缺与耕地保护的问题、十分突出，如何使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在政策上急待解决。二是现行的用地政策限制了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现行的用地政策，实行的是一整套严格的现反，要求在行政区域内实行耕地的动态占补平衡，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往往制约了城镇发展的空间。三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不相协调。两个规划分属两个部门，由于职能各有侧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难以衔接，土地利用规划不能对城市土地市场用地活动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四是城镇土地收益未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不是再生资源，国家政策规定城镇土地收益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城镇土地收益没有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4、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已成为影响我市政治、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并且严重阻碍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梅列区正在开发的列东老街、龙岗小区、明辉花园等6片，三元区正在开发的下洋花园和龙船巷两片等都进展缓慢、等待观望。其中，列东老街应拆迁104尸，63户不同意拆迁；下洋花园应96户拆迁、6家单位拆迁，目前未拆83户、单位4家；龙船巷应拆迁77户，未拆迁1户。主要反映：一是政府在旧城拆迁改造中，没有正式批文，常以会议纪要代替行文，应规范并正式形成批文；二是市里缺乏强制拆迁手段，遇到钉子户，委托的市拆迁公司力量较弱、力度不够大；三是部分拆迁户要价过高，异地安置的地块无法满足；四是拆迁难，难在手续不全，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办法难变通。被拆迁户则反映：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补偿费太低；计委超越权限批准立项，集体土地未征用为国有即进行商品房开发；拆迁许可证不合法；原老街一期开发安置的房屋质量差，采光、结构不好。由于开发商未向政府交清土地出让金，到今安置户有的房产证、土地证尚未拿到；开发商自恃特殊，对政府的依赖思想严重，不主动与拆迁户协商，不积极采取措施化解矛盾。

究其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内不少规定已经明显不适应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需要。条款上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内容上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混淆了国家土地征用开发与商业土地开发的两种性质，导致了《条例》中规定的条款模糊性，出现两种性质均可通用的条款，形成政企不分的弊端。

②政府参与商业土地的拆迁工作，赋予了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就会使人感到有“强拆强迁”之嫌。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拆近单位或个人常打着政府代理人的旗号进行拆迁活动，因为利益之间的关系，请求当地政府和法院、公安等部门参与拆迁活动。一旦发生拆迁纠纷，就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被拆迁当事人也觉得由政府解决问题更有办法，政府不可能不管。拆迁矛盾转化为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把政府、法院等部门变成了拆迁单位的一个前期工作部门，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使政府作出的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居间地位受到动摇，裁决的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

③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的补偿标准过低，房屋所有人的积极性不高，对拆迁房屋产生抵触情绪。

④安置方式单一，对房屋使用人仅规定了实物安置—种方式，导致了被安置房屋地点等的条件不满。迟迟不搬迁，影响拆迁进度。

⑤将户口因素作为确定安置面积的标准。在买践中被一些人所利用，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⑥对拆迁单位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管。有的拆迁人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抽逃资金，导致安置房不能及时建设、补偿安置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体制上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和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制约人口合理流动的根本症结。过分强调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过多限制农民进城的“门槛”。进城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缺乏保障。教育、医疗等相关政策也不配套，造成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农村计划生育管理政策，农民不愿放弃拥有的土地、房租收益和生育上的“一胎半”优惠，有的甚至出现回迁现象。导致农民进城的推力不足。

二、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问题确实很多，其原因除了立法滞后之外，还田于我国历文和现实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能奇希望一朝一夕就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进程加快了，国家许多政策都在相适应进行调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针对上述分析，建议采取对策如下：

（一）提高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识和法制意识；适时调整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策规定。应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总体战略摆上突出位置，进行超前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方案和相关政策。对原有一些制约城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加以调整，对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策规定要适时完善，对已经出台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要认真落实到位。从我市具体情况出发，突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加快制度创新。

（二）要妥善处理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全局与局部利益的矛盾。一是城镇化必须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的调整，这必然会涉及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就应处理好行政区域之间的全局利益和部门之间的局部利益，理顺辖区群众利益。二是城镇化进程涉及诸多部门的工作，既需要在政策上作较大调整，兼顾政策的协调性和配套完善，也需要加大本部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工作力度。

（三）要摆正土地管理与城镇建设的关系。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之一。强化上地管理又是我国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同时我国已形成了比较配套的城镇建设和土地管理法规体系，但随形势的变化，也暴露出许多矛盾，所以应注意摆正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土地利用规划与城镇发展规划协调的问题。如土地利用规划中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有些在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区内的，甚至在近期建设用地范围的，就应协调好；二是土地管理与建设规划管理步调要一致；三是城镇土地收益要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城镇土地市场化运作要逐步规范，搞活土地资本运营。要认真执行不久前刚颁布的《福建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管理办法》。

（四）规范房屋拆迁管理程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于xx年11月1日起施行。主要有四个方面新的规定：一是取消了拆迁方式中的统一拆迁。目的是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把政府管理与市场主体剥离开，政府要依法行政，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情，建设单位要依法从事建设活动；二是体现了政府对拆迁中属于民事关系的行为，原则上不干预的原则。对于拆迁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当根据双方的协议，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去规范；三是对于一些涉及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增加了若干规定，要求户屋拆迁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四是进一步规范了拆迁的行政管理程序。

（五）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建是基础，管是关键。因此，必须在抓好建设的同时下大力气把城市管好。加强公安、工商、城建、卫生、环保、交通等各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针对城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房地产、规划管理等方面，制定可供操作的规定措施，规范城市管理行为；重点要在加强社区建设上下功夫，把经营的理念引进城市管理中；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政策，建立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集聚机制，如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聚居等。

第二篇：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近几年来，我县的省市重点工程项目众多，如京珠高速、安南高速、安林高速、安楚公路拓宽、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马氏庄园景区规划建设等，均涉及到集体土地的征用和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据不完全统计，共涉及到17个乡镇，124个村

庄，6133户家庭，近2万人，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民间纠纷、群体复议、集

团诉讼和群体上访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我县社会稳定，成为当前我县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障碍。由于因集体土地征用而产生的拆迁问题涉及多方主体，交织着多种法律关系，背后又掺杂着多种利益冲突，所以，政府在处理征用土地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项中，特别是政府法制机构在受理此类行政复议案件中，在依法保护房屋被拆迁人、土地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契合统一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目前，对于城市房屋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规范，对征用拆迁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这种事关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事项上，国家层面上的法律缺失，使得许多地方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激化了社会矛盾，形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因素。

一、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适用依据不完善、不健全、不确定，形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行为不规范。

现实中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适用法律依据不一，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进行，将房屋视为征用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对待，按照征地程序进行，但土地法对土地上的附着物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均无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差。二是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进行，理由是集体土地已经被征用，土地性质已改变为国有土地。这样出现的问题就多种多样，比如: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尚未转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未补偿，用地单位却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因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用地单位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房屋拆迁，房屋所有者却以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不是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不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由抵制拆迁。以上问题突出反映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交付和房屋拆迁适用法律问题。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均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当成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都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来调整拆迁项目，一旦遇到交地与房屋拆迁混合时，出现的许多问题束手无策。于是，有的地方政府派出了防暴警察，强行将土地铲平，将房屋拆除，其效果显然无法取信于民。

2、法定补偿标准的缺失造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随意性极大。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第三款对耕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进行了规定并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因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拆迁却没有补偿标准。现实中，一般是由政府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细则》进行补偿，由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权主体、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迁安置对象等方面均有差异，所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具有直接的参照性，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十分混乱。如我县先后制定了《大白线公路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楚公路拓宽房屋拆迁补偿标准》、《马氏庄园规划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这种随意性不但造成了补偿标准不统一，也造成了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纠纷，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也直接影响了拆迁的进程和效率。

3、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主体不规范，拆迁中农民的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受到影响。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一致达成。但是由于我国《土地管理法》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纳入到了土地征用补偿之中，房屋所有权主体作为被拆迁人不直接参与协商，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亦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而是由拆迁人单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有关拆迁补偿和安置通常是由用地单位一方说了算，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加大了行政权力的介人，被拆迁人无论是否同意都得拆，剥夺了农民作为被拆迁人在整个拆迁过程中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更不能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

4、对拆迁中农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够。

农民通过宅基地依法取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属农民私有财产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现实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地方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却将属于农民私

有财产的房屋一同处分。这种协议将私产与公产混为一谈，其违法性显而易见。从法理而论，房屋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只能由农民自己进行处分，所以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应从土地征用补偿中分离出来。

5、房屋所有权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和城市房屋拆迁一样，涉及很多法律关

系。如拆迁居住房屋涉及的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费;拆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的企业所有的非居住房屋，涉及的补偿费问题及因拆迁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及预期收益的补偿问题;对利用宅基地内自建房屋从事生产经营并持工商营业执照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拆迁正在租赁的农房时涉及的租赁法律关系等等。其中既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同时又涉及房屋所有人以外第三人的权益。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相当一部分地区对上述问题比较忽视，在实际拆迁时，只将房屋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补偿，并不细化区分农村房屋的用途、性质及相关的权利，严重损害了房屋所有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1、加快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立法进程，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

由于至今没有一部独立且具可操作性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国家级"大法"，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或回避了涉及被拆迁人权益的关键问题，或违法强制拆迁后将矛盾上交，其结果是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了恶性事件。目前，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主要是土地征用和城镇改造中涉及的房屋拆迁，其中更多的是征用土地时引起的房屋拆迁。目前就我省而言，所见的有关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均是关于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之规定，而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尚无规定，现实中一直是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理。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所有权主体、性质及管理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房屋建造成本也不同，安置的方式还不同，再加上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别，所以说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不妥当的，也不是合理的，致使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在现实申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为加快城乡各项建设的发展，规范征用土地补偿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十分必要。

2、明确公权干预之法律限制，保护集体土地上私有房屋财产权。

在法治社会，公权限制干预私权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进行。在当前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中，由于法律缺位，导致政府行为缺乏法律制约，行政权力在千预私权中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级政府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应有的民事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所以，必须从立法上对拆迁行为加以限制。对涉及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行为作出明确界定，以防止公权干预过大损害私权。政府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的职责就是作好土地利用的发展规划、作好土地利用的管理者并处于中立地位，而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介入其间。

3、完善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标准和程序。

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立法中，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和房屋拆迁补偿的基本原则。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应严格区分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和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土地征用，那么因此而引起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原则和程序也就不同。第二，细化补偿项目，制定统一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的征用补偿规定比较明确，相应的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同理，对房屋等私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细化补偿项目并确定补偿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法定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拆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件发生。第三，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房屋拆迁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完成，如可以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等。第四，赋予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的救济主体资格，使农民能够通过复议或诉讼获得救济。第五，明确因拆迁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获得救济的程序。

4、明确拆迁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拆迁安置办法。

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涉及到行政机关、用地单位、被征地集体 (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被拆迁人等，其中行政机关又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土地、建设、拆迁、规划及相关部门，如交通、水利、文化、教育等。那么各主体在拆迁活动中扮演的角色需要确定、行为需要规范，特别是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需要明确。对于被拆迁人的安置更为重要，不解决农民的安置问题，老百姓就无家可归。由于农村居民的安置首要问题是解决宅基地，而宅基地的审批涉及到很多问题，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等，需要使用耕地的，再加上与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所以基层组织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困难，而不解决又不行，现行中只有靠不规范甚至不符合规定的操作来进行，这就急需上级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使下级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办事。

第三篇：推进城镇化进程政策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最近随市政协“推进城镇化进程”课题组视察走访了几个县（市）区，对我市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的问题，进行调研探讨。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问题的分析

1、行政区划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目前行政区划缺乏整合力度，本市两区规模偏小，行政体制各自独立，矛盾错综复杂，行政区划规划与城镇规划不

相协调，造成“一城多府”、“城中有村”、“乡中有城”，迟迟未被纳入城镇管理范畴。如三元区的城东乡下辖村分列四个街道，梅列区的徐碧乡下辖村分列三个街道。这主要是缺乏区域协调机制，相邻地区各自为政、盲目竞争、事权、财权不够明晰，区政府又职能不全，没有土地、规划、权责不配套，造成办事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

2．土地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容量存在矛盾。一是不同法律之间、政策与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如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与现行的土地法规有不相容之处，操作起来遇到法律规定的障碍。又如我国的宪法、土地法都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其土地使用权当然由国家进行支配。而宪法、民法也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或毁坏。两者的权益保护效力均等。列东老街拆迁改造在列东村集体土地未征为国有就直接开发，违反了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的附着物”的规定，就是极典型的有关政策法律问题。二是土地征用补偿费问题。国家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标准较低，与城镇国有土地的补偿费用及实际价值存在较大差距。农民的利益在现值上得不到弥补，在征地使用权流转和置换上存在一些障碍。

3、土地利用与城镇发展的矛盾。一是城镇发展面临用地紧缺与耕地保护的问题、十分突出，如何使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在政策上急待解决。二是现行的用地政策限制了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现行的用地政策，实行的是一整套严格的现反，要求在行政区域内实行耕地的动态占补平衡，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往往制约了城镇发展的空间。三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不相协调。两个规划分属两个部门，由于职能各有侧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难以衔接，土地利用规划不能对城市土地市场用地活动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四是城镇土地收益未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不是再生资源，国家政策规定城镇土地收益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城镇土地收益没有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4、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已成为影响我市政治、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并且严重阻碍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梅列区正在开发的列东老街、龙岗小区、明辉花园等6片，三元区正在开发的下洋花园和龙船巷两片等都进展缓慢、等待观望。其中，列东老街应拆迁104尸，63户不同意拆迁；下洋花园应96户拆迁、6家单位拆迁，目前未拆83户、单位4家；龙船巷应拆迁77户，未拆迁1户。主要反映：一是政府在旧城拆迁改造中，没有正式批文，常以会议纪要代替行文，应规范并正式形成批文；二是市里缺乏强制拆迁手段，遇到钉子户，委托的市拆迁公司力量较弱、力度不够大；三是部分拆迁户要价过高，异地安置的地块无法满足；四是拆迁难，难在手续不全，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办法难变通。被拆迁户则反映：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补偿费太低；计委超越权限批准立项，集体土地未征用为国有即进行商品房开发；拆迁许可证不合法；原老街一期开发安置的房屋质量差，采光、结构不好。由于开发商未向政府交清土地出让金，到今安置户有的房产证、土地证尚未拿到；开发商自恃特殊，对政府的依赖思想严重，不主动与拆迁户协商，不积极采取措施化解矛盾。

究其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内不少规定已经明显不适应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需要。条款上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内容上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混淆了国家土地征用开发与商业土地开发的两种性质，导致了《条例》中规定的条款模糊性，出现两种性质均可通用的条款，形成政企不分的弊端。

②政府参与商业土地的拆迁工作，赋予了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就会使人感到有“强拆强迁”之嫌。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拆近单位或个人常打着政府代理人的旗号进行拆迁活动，因为利益之间的关系，请求当地政府和法院、公安等部门参与拆迁活动。一旦发生拆迁纠纷，就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被拆迁当事人也觉得由政府解决问题更有办法，政府不可能不管。拆迁矛盾转化为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把政府、法院等部门变成了拆迁单位的一个前期工作部门，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使政府作出的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居间地位受到动摇，裁决的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

③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的补偿标准过低，房屋所有人的

第四篇：法律援助调研报告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厅党组的安排，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德勤、副巡视员田萍与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一行4人，先后深入到商洛、铜川、汉中、西安4个市、8个县（区）的12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3个村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8个。省司法厅法律援助机构1个，市法律援助中心10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107个，占应设机构的100%。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设立工作站2118个，在村组、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全省118家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12家是经过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余6家是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挂牌。在112家机构中，有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两种性质，占行政编的地市有1家、县（区）有36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省级机构1家、地市机构9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8家）、县（区）机构有65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25家）。

我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编制467人，实有510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134人，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73人，管理人员376人，占73.3%。在510人中，法律专业学历的325人，占64.7%。

20xx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58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7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831件、行政法律援助案件155件；受援人员10598人次，受理法律援助咨询105922人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60余次，接受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次。

二、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效果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司法行政的重要位置上，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汇报，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省政府办公厅于20xx年批转了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xx年5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20xx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新条例凸显了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出了经费保障等具体要求，为加快法律援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商洛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20xx年在市政府召开的有常务县（区）长参加的全市司法行政会议上，签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责任书。汉中市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项目中，并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西安市人大、政协分别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会议专题研究下发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立起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各级服务网络，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在省、市、县（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站、点），以及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2118个，在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或信息员，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服务和工作机制，使法律援助真正延伸到基层。商洛市组织了487人参加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弥补了专职队伍的不足；在全市163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颁发证书，聘请了163名工作人员；在1670个村级调委会中，全部确立了联络员或信息员，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铜川市依托相关部门分别成立了“青少年”、“困难职工”、“妇女”、“残疾人”等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了社会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联动机制。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五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三是通过抓骨干队伍的培训进行宣传；四是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专题节目等开展宣传。这些做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也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20xx年9至12月，省司法厅组织全省开展了“法律援助三秦行”活动，今年元月，省司法厅印制了有特色的法律援助宣传年画，开展了向革命老区群众赠送法律援助宣传年画的活动；3月中旬，配合中央电视台采访了澄城县、蒲城县两起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法律援助在行动”栏目中播报。各市利用节假日、法制宣传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四）大力推行便民举措，彰显了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

近几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以改善民生、直接服务困难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行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城市低保户等社会特殊群体的维权工作力度，对困难群众发放“特困户法律援助爱心卡”，对部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实行“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对农民工开辟了维权服务的“农民工绿色通道”和“农民工接待岗”等，坚持“优先受理、及时指派、保证质量”的原则，全力以赴办好案件，有力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商州区北宽坪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克服人员和经费困难，去年一年就办理了10多起农民工工资拖欠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此外，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在接待与处理涉法信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省法律援助中心自今年7月以来，在省政府信访接待室挂牌安排专人接待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得到了信访部门的充分肯定；西安市法援中心今年上半年，与市信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办理了多起有社会影响的信访案件，如西安科大化工厂50多名职工因改制遗留问题上访案、刑满释放人员梁根红人身损害赔偿案等，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的优势和作用。法律援助参与涉法信访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加强规范化管理与制度建设，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服务质量

省法律援助中心在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于20xx年下发了《陕西省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基本标准》，在全省推行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近几年，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广泛开展，办案数量以20%的比例不断增加，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内容。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案件的审查、指派、(本站推荐www.HAOwORD.CoM)办理、跟踪与回访等工作制度。如西安市在“四心”待人、“三个一”做事的基础上，创新实施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挂牌上岗制”等工作措施，还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和“监督投诉电话”，建立了受援群众意见征询和重大案件全程跟踪制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商洛市在全省实现了“四个率先”：一是率先成立了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规格与建制；二是率先落实了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专项编制；三是率先实现了两级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项账户，并逐年增加；四是率先实现了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全覆盖。

三、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不统一：各市、县机构设置的规格和建制不统一，有行政机构，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非参照事业单位，还有司法行政内部自己挂牌的机构。二是人员短缺：全省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存在人员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县（区）人员偏少，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如商洛市总人口240多万，贫困和下岗失业人员约占30%，而市、县8个法律援助机构只有18人，有些县只有2名律师，要达到“应援尽援”的要求困难很大；法律援助机构具有律师资格和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比例过低，有些还达不到三分之一，有近一半人没有法律专业学历。三是条件较差：法律援助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普遍较差，有少数法律援助机构到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有的办公室不在临街位置或一层，没有配齐电脑和专用电话，大多数机构没有交通工具。四是经费困难：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办案经费困难的实际情况，相当一部分贫困县（区）主要依靠国家和省法律援助办案专项补助开展工作，相应的配套资金不到位，有些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有些没有建立法援资金的独立账户，有些案件的补助过低挫伤了办案律师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五是协作不力：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责任，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但是，中央九部委的联合文件在一些地方还落实不到位，法律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及档案查询等衔接不到位，应予减免的费用也未完全减免。六是宣传不够：对法律援助的宣传重视不够，缺乏宣传经费投入，领导和群众知晓程度不高，贫困地区仍有死角。七是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也存在问题：尽管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案件的质量也有待于提高。

四、对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新形势下，全省各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上来，统一到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司法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全局意识，围绕中心开展工作，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的实惠，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在提高困难群众知晓率上下功夫，要运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开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认真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使困难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二是要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认真落实新增加的法律援助事项，适应新形势下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完善便民措施，使困难群众就近、及时申请法律援助，得到便捷周到的援助服务。四是要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异地协作机制，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以及残疾人、未成年人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以人为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鼓励调解、减轻诉累，对特殊案件采取特事特办。五是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规范化水平。六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示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提高办案质量。七是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推行限时办结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八是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建立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的职能作用，全面服务困难群众。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行风建设，培养和打造一支过硬的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法律援助机构要认真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定政治信念，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始终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有计划、有力度、有效果地逐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把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决防止和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培养和打造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硬队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要认真贯彻《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责任。

1、领导保障：要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省委常委会与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一次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争取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争取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建议以省政府名义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2、机构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近几年以20%比例逐年增加，量大面广，现有机构和人员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需加强机构增加编制、人员，建议在经济发展较快和人口较多的市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处，和法律援助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兼有管理和办理案件两项职责；在经济发展较慢和人口较少的市和县（区）可以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一块牌子，审查和办理案件，县（区）重点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要指导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咨询，做好群众法律援助案件的初步审查与简单民事案件的办理。

3、加强县（区）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备：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县（市、区）不少于3-5人，工作人员应该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应该不少于二分之一。

4、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县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办公场所应该是交通便利、标志明显、具备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方便群众来访；最好是临街房，省、市法律援助机构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县（市、区）不少于60平方米，应该设有专门的接待室。要抓住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有利时机，将法律援助业务用房、办案设施纳入投资建设规划。

5、设备保障：积极争取省财政设专项资金解决法律援助办案设备。在省财政尚未设立专项资金前，建议我厅拿出一部分经费，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配置必要的宣传器材、办案设备等。

6、经费保障：争取省财政每年保证500万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希望省财政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各市、县要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要推动贫困县（区）建立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经费保障能力。建议设立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社会化资金筹措机制，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7、管理保障：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和经费使用管理，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办案补助经费及时发放和资金使用安全。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的奖励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八是衔接保障：内部保障是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与法律援助建立服务衔接，对法律援助受援人减免服务收费，努力满足困难群众的需求。外部保障是加强与编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以及公检法的衔接与协作，使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各负其责、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新发展，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陕西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第五篇：法律援助调研报告范文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厅党组的安排，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德勤、副巡视员田萍与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一行4人，先后深入到商洛、铜川、汉中、西安4个市、8个县（区）的12个法律援助中心

，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3个村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8个。省司法厅法律援助机构1个，市法律援助中心10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107个，占应设机构的100%。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设立工作站2118个，在村组、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全省118家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12家是经过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余6家是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挂牌。在112家机构中，有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两种性质，占行政编的地市有1家、县（区）有36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省级机构1家、地市机构9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8家）、县（区）机构有65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25家）。

我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编制467人，实有510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134人，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73人，管理人员376人，占73.3%。在510人中，法律专业学历的325人，占64.7%。

2014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58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7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831件、行政法律援助案件155件；受援人员10598人次，受理法律援助咨询105922人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60余次，接受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次。

二、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效果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司法行政的重要位置上，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汇报，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省政府办公厅于2014年批转了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14年5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2014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新条例凸显了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出了经费保障等具体要求，为加快法律援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商洛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2014年在市政府召开的有常务县（区）长参加的全市司法行政会议上，签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责任书。汉中市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项目中，并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西安市人大、政协分别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会议专题研究下发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立起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各级服务网络，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在省、市、县（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站、点），以及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2118个，在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或信息员，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服务和工作机制，使法律援助真正延伸到基层。商洛市组织了487人参加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弥补了专职队伍的不足；在全市163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颁发证书，聘请了163名工作人员；在1670个村级调委会中，全部确立了联络员或信息员，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铜川市依托相关部门分别成立了“青少年”、“困难职工”、“妇女”、“残疾人”等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了社会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联动机制。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五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三是通过抓骨干队伍的培训进行宣传；四是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专题节目等开展宣传。这些做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也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