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研报告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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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茶叶的市场调研报告

一、摘要

中国是茶叶有发源地，茶区分布广、资源丰富，茶叶种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在国内，茶类消费者为中老年人居多，但年轻人占据的比例也逐渐加大，说明茶在年轻人的消费中有了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茶叶出口主要有六大国际市场，分别是摩洛哥、日本、美国、欧盟、俄罗斯、中东地区。由于国际市场质量门槛越来越高等原因，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受到了阻碍，但从总体来看，我国茶叶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总体向上的趋势从未改变。相信随着我国茶叶种植、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产品安全体系日趋完善，我国茶叶的优势会越来越显现，世界各国对我茶叶的消费会逐步增加。

二、调研的背景和目的

1、调研背景

商品经济的日益的发展，我国的外贸份额越来越大，其中不可或缺的传统的商品茶叶市场也相当的活跃。

2、调研目的

更好的研究我国的茶叶市场，以点看面了解中国的市场行情，

三、调研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一)通过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中国茶叶的品种及其分类

二)对国内市场进行调研，获取国内消费者对茶叶的需求情况和市场主要卖点。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获得：

1、通过上网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国内茶叶市场行情，获取相关数据。

2、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报刊，详细了解情况

3、走访一些茶叶销售店，询问一些社区的消费者

4、学校学生的意见和想法

三)详细了解我国茶叶的出口现状及出口目标市场，主要渠道：

1、通过互联网了解我国茶叶的主要出口国对象及其出口特征

2、根据其出口特点制定营销方案

四、调研情况介绍

一)中国茶叶概述

1、茶叶分类

我国茶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基本茶类，一种是加工茶类。其中基本茶类又可分为六类：绿茶、青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加工茶类可分为花茶、果茶、紧压茶、保健茶等。

1) 绿茶

以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

a、炒青绿茶：眉茶、珠茶、细嫩炒青;

b、烘青绿茶：普通烘青、细嫩烘青;

c、晒青绿茶：滇青、川青、陕青、黔青、桂青;

d、蒸青：煎青、玉露;

2)青茶(乌龙茶)

以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

a、闽北乌龙茶：武夷岩茶、闽北水仙、乌龙。

b、闽南乌龙：铁观音、永春佛手、闽南水仙、黄金桂、闽南包种。

c、广东乌龙：凤凰水仙、包种、铁观音、乌龙。

d、台湾乌龙茶：木栅铁观音、文山包种茶、洞顶乌龙茶、白毫乌龙、竹山乌隆、梅山乌龙。

3)红茶

以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

a、小种红茶：星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烟小种。

b、工夫红茶：滇红、祁红、川红、宜红，闽红。

c、红碎茶： 叶茶、碎茶、片茶、末茶。

4)白茶

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

a、白牙茶：银针白豪，

b、白牡丹。

5)黄茶

以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

a、黄牙茶：银针

b、黄小茶：毛尖

c、黄大茶：大叶青

6)黑茶

以制作方法不同分为：

a、湖南黑茶：黑砖茶、黑毛茶。

b、湖北黑茶：面茶、里茶。

c、四川黑茶：四川边茶、康砖、金尖。

d、滇桂黑茶：云南普洱茶、六堡茶、白牛茶。

二)茶叶的市场

1、茶叶市场的特点

通过市场的调查发现我国的茶叶市场有很大的漏洞缺陷，走访的一些茶叶经销商透露说先进茶叶种类相当的多，而且很多都是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价格也是经常地变动。

1) 茶叶种类多样

中国是茶叶有发源地，茶区分布广、资源丰富，茶叶种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现有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茶类之分;具体到某种茶叶又有细分，如红茶有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绿茶有烘青、炒青、蒸青等;就质量特征而言，同类茶叶也有名优茶、大宗茶的区别。并且，各地的区域环境、气候、茶树品种、栽培方式、制茶工艺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工夫红茶的滇红与祁红的质量差别、闽南(北)乌龙茶与台湾乌龙茶的质量差异等。

2) 茶叶价格波动大

由于我国茶叶种类、质量的差异性，茶叶质量缺乏国家标准来统一规范，高品茶的质量级别较为混乱，售价较为模糊。面向渠道经销商的出厂价、批发价尚能保持相对稳定，而面对消费者的零售价，往往随意订价、茶价畸高或是价质不符，消费者无从判断商品茶的真正价值及真实价位。

3) 茶叶品牌杂乱

目前，商品茶价格缺乏诚信，茶叶品牌过少，消费者对商品茶的质量和价格，往往是无所适从、一头雾水，无法判断产品的真伪、优劣和真实价位。由于茶叶企业经营规模小、品牌意识淡薄，知识产权方面投入不足，导致茶叶市场运营不规范、质量不稳定，消费者购买力受阻，从而制约了茶叶市场的深度拓展。

4)茶叶的升值空间大

包装茶增值空间大、盈利性强。品牌包装茶的开发商机，为茶叶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茶叶作为快速消费品面对着多还元化市场，市场的定位与细分要求茶叶包装应符合现代消费理念的变化，从包装材质、外形、装饰、规格及包装需求的系列化包装机。茶叶包装应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重视与国际包装惯例接轨，

2、茶叶市场消费对象情况分析

1)茶叶消费者年龄结构分析

经调查发现，茶叶的消费年龄结构主要是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阶段，是茶叶的主流消费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15-25岁的年轻消费者也占据了比较重的比率。

2)茶叶消费群体特征

经调查发现，茶叶的消费群体主要是集中1000—xx收入阶段的消费者。(此资料是阅读书籍得知的)

3)茶叶消费者消费习惯调查

调查发现，茶叶倍受人们的推崇，喜欢饮茶的消费者占到76% 的比重，人们对茶叶喜爱有加。

4)消费者对茶叶产品价格认同情况调查分析

调查发现，消费者购买茶叶的价位约为200-400，而400元以上的中高档茶叶也占一部分很大比重。这说明市场正引导茶叶市场向中高档茶发展。

5)茶叶消费者饮用频率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一半以上消费者几乎每日饮茶，茶叶成为日常生活的休闲方式，饮茶更成为大部分人们每日必修。

6)消费者茶叶功能关注度调查分析

个人喜好占最大比重47%，其次送礼茶、礼品茶也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发展起来。

7)茶叶消费的区域差异调查分析

大部分的茶叶小群体分布在广东江浙等沿海一带，受其气候天气的影响以及一些历史文化背景的熏陶。

三)中国茶叶出口现状

目前茶叶年产量超过百万吨的国家主要有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等。世界茶叶三大出口国是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主要进口国为俄罗斯、英国、美国、巴基斯坦等。

xx年，我国取消茶叶出口配额。同年5月，日本实施新的 “肯定列表制度”。xx年1月欧盟发布了新的食品中农药残留标准，新标准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有些标准是针对我国农药的使用情况而做出的调整。据统计，我国茶叶出口品种以绿茶为主，绿茶出口量占整个世界绿茶贸易量的90%左右，分析显示我国的绿茶影响着国际绿茶市场价格。自xx年起，我国绿茶出口总量占出口茶叶总量的最低达60.9%，最高达77.5%。全世界茶叶销售总量中，红茶占多数，绿茶次之。俄罗斯进口茶叶总量的90%均是红茶，中国红茶对俄罗斯的出口表现不佳。

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笼罩下，xx年我国茶叶出口逆势上扬，据海关统计，xx年我茶叶出口量30.3万吨大关，首次突破30亿大关，同比增长2%，一举打破了近5年来始终在28-30万吨之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口金额7.05亿美元，突破7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3.3%，实现了全国茶人期盼已久的历史性双突破，总量和金额连续6年创历史新高。

五、分析问题及建议

我国茶叶出口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茶产业出口主要问题是：

1.随着茶叶出口经营权和出口配额的逐步放开，茶叶出口企业逐步增多且优劣混杂，少数企业为追逐眼前利益在出口中低价竞销、以次充好，不但严重扰乱了国内经营秩序，使得茶叶出口价格整体下滑，茶叶出口全行业利润水平难以保证，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我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口碑。

2.茶树种植农户平均每户仅有茶园1亩左右，种植水平低，良种普及率比起其他主要产茶国低很多。全国仅加工茶叶的茶厂达六、七万家，平均每个茶厂年加工茶叶仅10余吨，一些小型加工企业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生产效率低下，原料安全难以保证。

3.国内外检验标准不统一，科研人才队伍、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茶业发展的支持体系不健全。茶叶生产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

4.由于茶叶出口企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我国目前尚缺乏真正意义的茶叶行业龙头企业和全球知名品牌。我国主要茶叶出口企业目前已发展出不少自有品牌，骆驼牌还曾荣获商务部颁发的优秀出口品牌奖，但由于当前茶叶出口企业规模与世界知名企业相比仍然偏小且缺乏国外市场分销渠道，目前还难以凭借自有品牌占领国际市场，企业多以定牌生产等方式为外商供货。我国要发展成世界茶叶强国，离不开行业中龙头企业的带领，也离不开龙头企业带动下的品牌战略。中国茶叶出口发展到现阶段，如单纯依靠茶叶企业自身发展，想完成以上目标需要经过漫长的培育阶段。要想在最短时间内培养出自己的龙头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则需要政府和行业对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他们走出整合行业资源的第一步。

六、小结

一)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茶叶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总体向上的趋势从未改变。

1、避免少数企业的劣质茶叶损害行业形象。

2、大肆的宣传中国的茶文化史，通过政府间的交流传播中国茶的千年文化;

3、加强与主要消费国行业组织的联系，沟通行业信息，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最新趋势;

4、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开拓市场;

5、为培养中国茶叶核心企业竞争力，全面提升中国茶叶行业地位和质量声誉，打造中国茶叶行业的新形象，茶叶分会已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中国茶叶出口行业集体标识。

6、为尽快消除海外市场对我国茶叶的错误认识，我们呼吁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茶叶企业共同对我国茶叶形象进行大规模宣传，包括在主销市场召开新闻发布会、行业推介会、中国茶叶品评会、免费品尝活动及宣传资料发放，打造我国茶叶整体形象。

二)茶叶营销策略

1、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的定位及宣传推广：茶叶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产品质量特性及市场营销需求，进行科学、明晰的品牌定位，保持品牌形象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成长性。茶叶企业的广告宣传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加强社会协作、分销渠道、市场终端等途径的品牌展示;并通过广播电视、平面媒体(报刊)、户外广告、互联网及茶博会和茶叶节等途经，针对性地宣传推广茶叶品牌。

2、产品开发

茶叶企业的经营定位，决定了产品开发及产品线的规划设计与走向。目前，许多茶叶企业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名优茶与大宗茶、内销茶与外销茶等经营进于细化，到xx年我国规范管理的公司大都将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将对茶叶产品的开发定位和策略提出更高的要求。茶叶市场的高端产品(名茶)的开发有利于品牌塑造，中低端产品(优质茶、大宗茶)则是提高市场份额和盈利之源。茶叶企业可根据货源供应、经营规模、市场需求等因素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商品茶经营档位不高偏废，可以各有侧重，经营范围也不宜过广，避免经营品类过多过滥，以及产品特色和诉求点不明晰。并可根据快速消费品的营销特点，加强市场调研和产品研发的力度，保持茶叶产品线和创新现延伸，从原料、加工工艺与设备、包装等方面人手不断推出新品，以满足细分市场的消费需求。

3、商品茶价格的调整

价格因素直接影响到商品茶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高端途径及消费群相对固定，礼品馈赠比例很大，价格弹性小，从而订价较高，以保持名茶的珍贵形象。中低端产品(大宗茶)属于大众消费品，价格弹性大，应坚持薄利多销、走量为主的订价原则，追求批量化的规模效益。

加强销售渠道及终端的价格管理与监督，实施商品茶批发、零售的指导价，鼓励、引导经销商遵循行业价格规则。避免售价畸高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及出货量减少，或者是低价批零、跨区冲货而引起的价格混乱、品牌形象受损。确立商品茶良好的价格稳定与互利，从容应对原料收购、产品销售中的价格战。

4、市场促销

市场促销包括渠道促销和消费促销两个层面，渠道促销主要有提高铺货率、销售费用率、返利率、销售资源分配比例，提供渠道及终端形象设计与宣传支持等。茶叶市场促销以消费促销为主，首先要加强区域市场、目标消费群的调研分析及信息反馈，深入分析消费者层次、茶叶消费程度、成长潜力、消费传统或倾向。根据市场调研结论，结合产品特点和市场竞钕需要，针对性地确定促销推广方案。

【第2篇】2022年中国即时通信用户调研报告》

xx年12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xx年中国即时通信用户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截至xx年底，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已突破2.77亿，同比增长23.7%，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占总体用户的三分之一，规模达9141万。

调查显示，有63.2%用户受到过垃圾广告的影响，40%多的用户被发送过病毒网页链接或者病毒文件，而帐号安全更是成为用户最关注的因素，有48.7%的即时通信用户发生过账号丢失（被盗或遗忘）的情况。报告分析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即时通信进行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等行为，解决即时通信的安全性问题正变得日益紧迫。

年轻人群达1.11亿 占整体用户40.2%

cnnic《报告》显示，在我国2.77亿即时通信用户中，20-29岁的青年人群所占比例高达40.2%，人数达1.11亿。这一人群同样也是移动即时通信的最大用户群体，占到了整体比例的53.7%。

与用户年轻化的特征相对应，在校学生构成了即时通信用户的主要用户群体。调查显示，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初中学历人群构成即时通信用户最大群体，比例分别为38.7%和27.6%。而在移动即时通信用户中，低学历特征也比较明显，初、高中用户比例分别为28.5%和42.5%。

报告分析认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青少年更愿意去尝试和接受互联网新型应用形式。但同时，由于青少年比较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对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辨别能力不强，他们对即时通信软件的使用也亟需引导。

48.7%用户丢失过账号 网民安全意识待加强

cnnic《报告》显示，即时通信软件的账号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用户使用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因素，用户认可比例高达75.5%。数据表明，有48.7%的即时通信用户发生过账号丢失（被盗或遗忘）的情况。

与之相反的，是我国即时通信用户群体安全意识的整体偏低。调查显示，在我国即时通信用户中，有74.2%的用户不更换或者很少更换密码，而依照使用地点更换密码的用户只有4.8%，每月更换以及每周更换的比例也较低，分别为5.2%和1.9%。

此外，调查发现，即时通信已经成为“垃圾广告”等负面信息散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次调查显示，被发送过垃圾广告的用户占到63.2%，被发送过病毒网页、病毒文件以及非法信息的比例相近，均在40%多，而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隐患的用户比例仅为16.1%。

即时通信价值凸显 安全性问题成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应用的日益多元与普及，即时通信工具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通信工具，而是承载了更多的功能与价值。报告分析认为，随着部分即时通信工具引入网络游戏与虚拟物品，即时通信账号自身已经具有“经济价值”。而未来随着电子商务以及支付工具的发展，即时通信的支付功能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国内的一些主流即时通信工具提供商都已经陆续开始提供电子商务功能，如腾讯的拍拍、百度的有啊等等，而阿里旺旺本身就是与电子商务和支付平台相结合的即时通信工具。如何解决安全性的问题，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已经成为这些即时通信工具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第3篇】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调研报告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难点和重点绕不开农村。

上海财经大学今发布《2022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报告由上财第七届千村调查项目组织1069名学生、3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调研组，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的731个村庄进行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从农村老人的基本状况、经济状况、亲情状况、养老模式、医疗状况以及组织保障六方面展开，了解当代中国农村养老问题。

经济状况方面的调研显示，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几乎所有老人都仍然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从收入来源上看，超过样本68.4%的人主要靠子女资助生活;其次是新农保，比例为53.1%;依靠土地收入占比51.4%。

当前农村养老靠子女资助、种田收入、工资收入、积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和困境。新农保的养老替代率偏低，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土地是农民最宝贵财产，更应成为农民养老的重要保障。本调研建议推行以地养老制度，养老金跟着土地走、土地跟着农民走，农民才有永久意义上的养老金可持续发展。

【第4篇】中国网络舆情调研报告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供大家参阅。

20xx年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

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召开了一系列治理网络空间的高规格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网络空间的新政法规，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举措掷地有声，舆论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明显。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事业上的战略部署，以及g20杭州峰会、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举办，引发全球高度关注。20xx年，中国互联网发展事业迎来新的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连续发表219419517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讲话，提出的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等新论断，成为了加强互联网工作的重要指引。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传承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发展战略部署的精准把握。

舆情是考验国家互联网治理成绩的关键因素。如果说2022年是中国网络舆情风起云涌的一年，那20xx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表面归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一年。研究20xx全年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20xx年6月，成为了上下半年舆情骤热骤冷显著不同的分水岭;而20xx年本身，则有望成为中国互联网自微博元年以来的前五年，到未来五年形势变化的分水岭。

一、总的形势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1.国际角度

对外议题设置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国力提升，利用互联网对旧的规则加以修改与完善，并提出新议题、增加新规则，是我国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在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建设、g20杭州峰会、亚投行建设等重大事件中，正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可喜的是，在南海争端、黄岩岛问题、香港占中、钓鱼岛问题等国际议题中，中国通过主动设置话题、引导主流舆论、新闻发言人呛声等行动，掀起了浓厚的爱国情绪，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2.青年角度

90后有望担起舆论场主力军角色。当下，新一代青年网民越来越习惯扮演驳斥舆论戾气和谣言主力军的角色，主动策划的一系列正能量网络议题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网上舆论引导作用积极明显。随着80后普遍进入而立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参与舆论争辩的意愿有所降低，90后成为接手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不二群体。20xx年，90后团队策划的帝吧出征、马克斯是个90后等系列作品，展示出极富创造力、竞争力的优势，引领舆论潮流的能力已经显现。

3.资本角度

资本舆情陷入舆论漩涡。20xx年，被网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资本舆情，当属赵薇戴立忍**，当网民对赵薇所作所为产生广泛质疑时，微博等舆论平台突然风平浪静，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间和谐，让网民不得不对互联网资本间的关联产生遐想。在六小龄童上春晚舆情**中，微博搜索与六小龄童有关的词汇，全部被导向百事可乐，被网民指责百事可乐存在借势营销之嫌。还有在如家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网络小说平台以及网络写手被指称是舆情发酵背后的主要推手。支付鸨事件虽来去匆匆，影响却巨大，更重要的是，芝麻信用确实在事后红了，该舆情也被部分网民说是资本反向营销。20xx年自媒体营销事件也不少，例如罗一笑带血营销、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等等。

4.网民角度

整体心态趋向理性平和。幽默、嘲讽、调侃、戏虐型的段子，一直是最具传播力的网络素材。20xx年，在g20杭州峰会、华北大雾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网络红黑段子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段子博弈对抗的竞争形态。观察微博、微信、论坛和新闻评论四大网上舆论主阵地，可以发现，网民在对待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观念渐趋成熟理性，爱国热情高涨，在帝吧出征fb、南海仲裁案、烈士余旭感动百万网友等热点事件中，理性、自信、健康的群体心态特征尤为鲜明。

5.智库角度

网络实践派专家数量匮乏。建设具有深度的舆情智库，正在成为各地政府、媒体、研究机构和网络平台越来越重视的方向。但目前，中国舆情智库行业缺乏门槛标准，专家结构、水平参差不齐，智库整体水准普遍偏低，能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的智库屈指可数。舆情行业的快速兴起，对人才的需求愈发紧迫。与专职舆情研究员相比，网络实践派有着自身优势，他们来自网络一线，通过其接网气的微视角审视，能够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和观点。如网络名人悬壶问茶发布的《网络舆情处置中的十大错误思维》，通俗易懂、见地深刻，在业界产生刷屏效应，就是典型案例。

6.技术角度

技术还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微软智慧账号小冰通过网络化的形态、人性化的问答，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进而获取大量网络数据。目前来看，国内企业想要做出小冰水准的数据收集机器人，精准分析出网民的群体分类、情绪特征、集体注意力等复杂信息，依旧任重而道远。舆情市场已经风生水起，但由于网络舆情的数据过于分散，关联结构过于复杂，舆情软件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依靠软件预判或应对舆情都是不靠谱的行为。

7.大v角度

网络舆论场亟需专家型意见领袖。按照大v比例来计算，目前中国舆论场上的专家型意见领域数量明显过少。分析缘由，行业专家难以保证充足上网时间，对互联网生态及语言形态陌生，不能第一时间介入热点事件讨论，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互联网上，像知识分子、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能够实时专业解答网民刁钻问题，并具有较强网络影响力的账号非常稀缺。

8.明星角度

舆情是折损明星光环的杀手锏。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舆情事件，因为一旦卷入，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明星自己作出来的舆情，更是挖坑埋自己，作了必死。20xx年，最火的涉星舆情当属王宝强离婚事件，作为事件中的弱者，王宝强博取了大多数网民的同情，但随着舆情发酵，该事件也被少数人说是王宝强过度营销私生活。而赵薇戴立忍**、林丹出轨门、郭德纲和曹云金互撕、刘恺威被爆出轨、张靓颖结婚**等涉星舆情，更是当事人一方的全盘皆输。

9.社会角度

吃瓜群众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中国有着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爱看热闹、爱挖内幕、爱抠细节、爱爆猛料是一部分网民的爱好。在一些偶发但具有非典型意义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因为无意或有意的推波助澜，导致舆情不断升温加火，故而引发次生舆情。诚然，在历年的涉腐舆情中，吃瓜群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网上涉腐舆情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吃瓜群众缺少一致围观方向后，更多地转向对零散、特殊、偶发舆情进行辩驳挖坟，推动舆情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

10.环保角度

雾霾危机变成不定时舆情炸弹。环保舆情，是唯一一个需要单列的民生类舆情。环保问题尤其是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一触即热的舆论焦点。20xx年底，以华北为核心的区域大范围遭受强雾霾，网络上消极情绪广泛蔓延，逃离北京、精英移民成了广大网民的共同话题，调侃雾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现，成都等个别城市差点发生线下群体性事件，环保舆情危机压力巨大。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的舆情，是一颗不定时的舆情炸弹。

二、20xx年中国15大舆情

舆情的前提是舆论传播，一旦舆论传播的关节被破坏，就能让舆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舆论的关节，一般包括话语权、传播权、定义权、释义权、解读权等。梳理20xx年全年网络舆情，笔者认为最典型的15个舆情案例，无不在舆论的某一个或多个关节上出现过问题。综述如下(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排序)：

一号舆情：帝吧出征fb打台独。标签：舆情搭车。为反击蔡英文、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台独行为，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组团赴国际互联网，通过刷诗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挑逗，一度诱导向爱国极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舆情搭车，炒作新的舆论焦点，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投机性介入的一种表现。

二号舆情：任志强微博被销号。标签：标志性事件。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

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一系列的动作，就像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般，为任志强销号事件做足了铺垫。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部分大v策略性极强地推动违反党内批评自由等舆论伪命题，妄图形成舆论震慑。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

三号舆情：魏则西事件。标签：百度竞价。在魏则西事件被口伐笔诛后，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甚至还有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代理商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因为市场垄断，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因为竞价排名，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

四号舆情：雷洋事件。标签：全民侦探。相比魏则西事件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该事件引起的舆论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却能荡起层层涟漪，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

五号舆情：杨改兰事件。标签：盛世蝼蚁。个别媒体以《3年未获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鲜明标题为引导，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在舆情发展后期，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不少网友脑洞大开，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

六号舆情：罗一笑事件。标签：消费怜悯。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严格来说，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营销，他本应该客观阐述，却使用了营销元素，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在网络上，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

七号舆情：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标签：高端营销。根据观察，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在平安北京发出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追溯声音来源，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写手。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即被大量点赞置顶，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

八号舆情：王宝强离婚**。标签：自我消费。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九号舆情：快播案。标签：技术?。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十号舆情：上海女孩逃离江西。标签：戏弄舆论。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十一号舆情：高考减招**。标签：国民利益。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十二号舆情：聂树斌案。标签：时代悲剧。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 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十三号舆情：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标签：反转肥皂剧。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十四号舆情：校园霸凌事件。标签：官方姿态。在网上，名校光环意味着被监督和约束。可惜中关村二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舆情回应上官腔十足，例如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这句话，无异于向网民发起赤裸裸的威胁，触犯了网络众怒。官方声明通篇只有结论和态度，既没有对该事件核心事实的说明，也没有关于学校如何客观、公正处理的论证。在互联网时代，面临信任危机，涉事方声明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难以取信于公众。

十五号舆情：官员抹香香事件。标签：黑五类。长久以来，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教师，一直被称为黑五类。但凡涉及黑五类的舆情，总有大批网络喷子嘲讽、咒骂、造谣，甚至展开人身攻击。官员抹香香舆情遭遇连续反转，正是议题设置黑五类的缘故导致。因为媒体前期报道内容不全面，报道角度存在争议，官员抹香香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地被反转。反转舆情既伤害媒体公信力，更伤害权力的公信力。

【第5篇】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

要认清农村经济的现状，关键是调整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渐能够与高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收集的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喜欢。

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点。想要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定高度的快速、稳定的发展，首先要认清农村经济的现状，关键是调整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渐能够与高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同样，作为中国经济整体的一部分，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也能够给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惊人的收益，是不容忽略的一种有效经济成分。充分利用好农村的有效资源，调整好发展方向并适当放开经济政策就能够将羸弱的农村经济扶持起步，使之为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一.农村经济的现状

要看清我国农村经济的现状，首先要从各个方面仔细分析，再具体深入调研、实践查看，才能根清、彻底地了解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状况。

在安徽省临泉县张营乡，我们得到的相关资料情况如下：

劳动力资源：全乡镇的人口约为24万人，常年外出人口约为16万人，其余为家庭留守人员;留守人员中青壮年占35.73%，其余为老人儿童，约为64.08%，还有一部分社会流动性人口。

土地资源：全乡镇共有可利用土地资源约为83万4千多亩(09年统计)，其中包括宅基地、可利用耕地、水塘用地、生产用地和林业用地等，其中可利用耕地约为74.8%。

水力资源：张营乡北靠泉河、南邻颍河，加上内部的八公河、流鞍河(河道名称)等内河支流，沿线总长度超过24万公里。正常年份下河中水量充足，加上水库或池塘蓄水，为养殖业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资源利用情况：可利用耕地的利用率仅为87.3%左右，人力资源利用率接近42%，水力资源利用率不足50%，等等。有相当一部分的良好资源被荒废舍弃掉，这就造成了资源利用率低下的情况。

全乡镇人均经济收入情况：乡镇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约为1.3万元，去除外出劳工的成分，纯农村经济年均人收入仅为402元(包含经济成本)左右。

总的来讲，目前张营乡农村经济建设一直处在高成本、低收入的状态，而且经济发展失衡比较严重，弱质人口资源及劣质土地资源等并不能积极调用起来，这在资

源上就造成了最重要的浪费;其次是效率低，交通不方便，剩余积累过多，不能及时有效地出售;另外就是技术太过落后，不能及时引进、更新，赶不上时代经济生产步伐;最重要的是人才，农村经济基础及相关设施太差，人才引进困难。总体上来看，张营乡农村经济仅处在极端低下的自给自足状态。

二.农村经济能够进行的调整

要发展好农村经济，关键是对其发展方向的调整以及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调整，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中能够战略性积极调用一切可调用的相关有利资源来进行经济建设。

发展方向调整：在我国的农村，农、林、牧、副业占主要的优势，所以向这些方面发展比较合理些。对于土地资源来说，中国的土地集中在大多数人的手中，这是中国的人口决定的，很难改动，但也可以逐渐向少数人的手中转移;水利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但也要加强规划，逐步实现绿色合理生产利用，坚决不提倡以环境换效益的做法;劣质土地资源也可以实现部分林业的规划，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在环保、实效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等等。

总体上来讲，抓环保，求效益，尽利用!

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现在大多数的当地政府都对农民购农机进行补贴，目前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首先要看清农民的购买力，并不是那么高的;其次要看机器的利用率，目前一般的农业机器在一年当中半数以上的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利用率不足50%;再者，机器的维护费用，这也是相当高的一笔支出。这样算起来，农村农业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收益几乎没怎么增加，导致农村经济越发地不景气。在农村土地低集成度、高人口密度的现状下，农机普遍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就需要把方向调整到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向来。低成本，是指农民付出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不足的地方再由政府相应的补贴，这样以来资源都能够充分合理调动起来。 比如现在的农业贷款，政府担保风险;农产品向外扩展市场，政府帮助拓展渠道;政府组建农机队伍，农民(补贴)低价有偿使用;政府帮助引进技术，向农民(补贴)低价转让;等等。要把补贴放在成本的差价上，这样才能真正降低农业成本。

其他相关调整：其他方面的调整就是严格把关、简化程序，对农业的自由发展放宽开放道路。比如一些证件、手续等的办理方面。天气就是时机，农业对气候方面的依赖比较重，是不能耽误的。

三.农村经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现在由于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许多大学生自愿到农村进行发展或创业，这就出现了相当现代化的农民。通过以下的一些案例我们来具体分析：

经典案例1：张营乡李桥黄牛养殖厂

2022年秋季由李桥的几户外出打工村民回乡创办。政府帮助从外地引进肉质良好的种牛，并且为其担保部分贷款风险;土地从农民那里转租而来，饲料由农秸秆

经过相应的机器加工而来;工人也是从附近村庄招聘来的老农户，对饲养牧畜有些经验。 这个案例中，政府在某些方面做得足够到位。而养殖场的一些必需资源，如饲料的原料、工人等，都是就地取材而来，充分利用了相关的廉价资源，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一定的效益。这里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是一种趋势，比如处理闲置的钱等资源，而不是纯粹地放在银行求取利息。

经典案例2：张营乡武沟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2022年返乡的几名毕业大学生联合创办了这个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自己学习研究种植技术，并进行相关的技术处理;从附近的村庄雇佣留守人员进行杂草处理、农药喷洒、土地翻耕等;成熟蔬菜通过蔬菜商贩卖到县城等附近各地。

这个案例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创办自己的产业，也是一种思想、一种手段。这里也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和环境因素;集中了相当一部分的可利用的耕地，这也是一种趋势。

经典案例3：张营乡庞庄中草药种植基地

这个种植基地也是由返乡大学生自己创办的，政府担保部分贷款风险;中草药种植技术直接从相关厂家引进，接受厂家的直接指导;其他的非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多雇佣附近农民去处理;成熟的草药植株或其他有效成分，一部分按照相关协议卖给给予相关指导的厂家，其余的方可自由买卖。

这个案例来说，逐步从外界引进技术来进行生产，也是一种趋势。 所以，根据现在农村的大多经济现象来分析，未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大的重要的方向：

(1)土地资将逐渐源高度集中化，以适应大规模及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与解放初的分田地呈相反趋势。

(2)优质资源的集中化利用。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联合承包。

(3)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区域化。这主要是根据原材料及相关主要制约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的正常现象。据资料显示，现在的工业生产67%以上都在原材料产区建立厂区，这也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4)生产逐步实现高度机械化。这是在土地高度集中之后必然发生的现象之一。

(5)农村经济逐步实现多元化。有生存就有依赖，各种产业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其他的种种现象总还是存在的，比如一些中间的过度现象等。

但总的来说，在农村人均收入底下的现状下，各种生产实现规模化、集中化发展是一种趋势，这样就使得农村经济的循环链条将更加丰富和完善，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高速、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结

相对来说，从经济效益、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等方面来说，目前中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开发的初级阶段。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并改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条件，农村经济还是能够给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带来惊人的收益，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不容忽略的一部分。在当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任何经济成分都不能在后面太过于落下步调，能够将低迷的农村经济拉起来，其必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不朽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营乡政府政务公开资料 2022.08~2022.08

2. 临泉新闻《农村经济专报》栏目 2022.1，尽在好范文网范文网。

【第6篇】中国旅游业发展及行政立法情况调研报告

中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在法制建设上。如何建立健全与社会整体相适应的法制体系，以法治业，以法兴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在此作一阐述。

一、旅游市场现存的问题。

目前旅游市场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而存在许多问题。从宏观上讲，主要是：

1、旅游宏观调控乏力。行政管理部门权威不够，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的传统习惯难以改变，局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难以实行统一管理。同时，与管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未跟上，使形成既无“权力”又无“法力”。

2、现行旅游体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特别是国营旅游企业，面临着与全国国营企业共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

3、旅游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但“旅游法”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法律，如“饭店法”、“旅游安全法”、“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法”等至今未出台。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无法确定下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法定化，旅游的范围、旅游管理职能的划分等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微观上讲，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旅游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损害企业利益，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服务态度恶劣，故意刁难旅游者，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改变旅游日程;导游不导，擅离职守，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餐饮质量低劣，不符合卫生标准，甚至出现食物中毒;“黑导”、“黑车”、“黑摄影”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景区商贩尾随兜售，强买强卖，致使景区秩序混乱等。

旅游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联系都带有某些法律上的特点，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各个主体都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彼此之间如果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即会引发出法律问题。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宏观调控，实施管理行为时，侵犯了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违法对其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旅游企业未向旅游者提供约定的服务标准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因旅游职工个人原因所造成，企业则要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进行违法活动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也会要求直接责任者担当法律责任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在法制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

二、政府必须对旅游市场进行调控。

旅游业的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旅游业供需总量的平衡，保持旅游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对旅游市场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要提出旅游市场调控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旅游业的特性决定的，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依托性极强的行业，它的涉及面之广，覆盖面之大，是其它行业无法比拟的，也正因为如此，决定着它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只要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市场风吹草动，都会对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旅游供给是由旅游需求所决定的，而旅游需求只能通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收集各种信息，经过综合分析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旅游需求的脉络，指导旅游供给的发展。而旅游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旅游业内部的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行业存在客观比例，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而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旅游企业及个人掌握的信息不灵，微观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出现结构失调，浪费了旅游供给，损失了效率，所以单靠市场本身调节不能保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对旅游业来说，政府调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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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如兴建道路可以带来附近地价上涨，同时可以使道路附近的旅游企业的地理区位升值，还有旅游饭店及旅游景点建成后，附近的旅游企业也因此受益，出现所谓“搭车”现象;有些旅游企业的活动会造成外部主体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损失而得不到补偿，如：娱乐场所对附近居民的干扰情况，旅游景点的开发，可能由于保护措施跟不上，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我国接待的旅游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消费水平高，可能会引起国内一部分居民的模仿和攀比，形成“消费早熟”，最终可能拉动旅游区的物价上涨。这类外部影响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得到补偿和纠正。

3、我国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且周围环境较差，而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只有通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总体考虑，用有限的资金重点地逐步开发，才能形成我国旅游业的“拳头产品”，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旅游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旅游市场的这些特点阐明了调控的至关重要。因此只有发挥政府旅游机构的调控作用，才能保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三、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

综上所述，旅游业实行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何才能有效地对旅游业实行调控呢?笔者认为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这是因为：

1、调控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核心是对市场的调控，而法制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手段(另外两个分别是：监督体系、同业之间监督和企业自律)。

1 ，尽在好范文网范文网。

【第7篇】中国男女婚姻观念调研报告

近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与世纪佳缘交友网联合发布的《2022-2022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18岁-25岁女性有70%是“大叔控”，其中“气质大叔”、“事业型大叔”、“细腻体贴大叔”是“大叔控”们的最爱。所谓“大叔”，通常指30岁-50岁的中年男士，倾向于选择中年男士作为配偶的青年女性被称作“大叔控”。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237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1%的受访者直言自己身边“大叔控”多。44.3%的受访者感觉很多女性抱有“要现货”的心理，不愿与伴侣共同奋斗。

受访者中，70后占41.4%，80后占24.4%，90后占4.8%。

67.2%的人认为中年男士受青睐是因为大多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

1990年出生的张兰(化名)来北京打工一年多了。前不久，她在换房时结识了房东的朋友——一个70后的“大叔”。初次见面，“大叔”就开车帮她搬来了所有行李。之后两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儿。“我经常向他倾诉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不快，他不但不会不耐烦，还会给出很多实用建议。作为一个独自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大叔’的成熟体贴让我感到很舒心。”

“女朋友常指责我自私、不考虑她的感受，夸赞‘大叔’有魅力。”山东小伙李守伟说，他女朋友是日漫迷、韩剧迷，最喜欢收集动漫和韩剧里的美型“大叔”图片，还把“大叔”定为他以后的发展方向。“我感觉这种心态太幼稚了。”

为什么一些年轻女性更青睐中年男士?调查中，67.2%的人认为是中年男士大多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55.5%的人认为是中年男士更稳重，有魅力;40.5%的人表示是中年男士更能体贴女性;39.3%的人觉得是作为独生子女的年轻人更愿意被照顾，而不懂得照顾别人。

世纪佳缘婚恋专家张佳芮告诉记者，“大叔控”大多集中于年轻女性。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缺少社会经验，而这正是成熟中年男性所具有的，他们能给予女性安全感。此外，现在不少家庭是“421”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大人围绕一个孩子转，很可能导致独生子女长大后缺乏耐性和包容力，在恋爱和婚姻中表现得以自我为中心。

“时代不同，适婚年龄人群择偶需求也不同。”张佳芮说，70年代生人崇尚与知识分子结合，80年代生人更注重对方物质基础，90年代生人择偶不但务实，而且更注重自我感受。所以不管从物质还是感情出发，不少女性都愿意选择已具备一定条件的男士。

稳定的感情需要男女双方耐心磨合，一同成长

调查显示，52.6%的受访者对年轻女性当“大叔控”持认同态度，17.0%的人持反对态度，30.4%的人表示不好说。

张兰认为，年轻女性与“大叔”结合是恋爱自由，没什么不可以。“单方面要求女性理解自己伴侣，等待其成长，也是不公平的。”

“不少年轻女性有攀比心理，看到同龄人因为嫁得好，享受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就可能在感情中动摇。”李守伟认为，认同年轻女性当“大叔控”，是认同了男女双方只考虑自己的做法，抹杀了爱情相伴相守的美好，可能导致更多女性把恋爱和婚姻当做谋取物质条件的工具。

调查中，44.2%的人认为“大叔控”倾向于选择成熟成功的中年男士，可能助长社会“不劳而获”之风。38.5%的人认为这颠覆了传统的婚姻道德观。

40.8%的人认为“大叔控”与大叔年龄差距大，有代沟，难以保持稳定感情关系;30.3%的人表示这对正在奋斗的年轻男性来说很不公平;29.3%的人觉得这会造成年轻“剩男”增多，不利于保持正常的两性平衡;26.8%的人认为这影响了当代女性自信独立的形象。

“随着年轻女性自身的成熟，‘大叔’的特质会逐渐不足以吸引她们。而年轻男性的阅历也在增加，会变得越来越体贴而有魅力。”张佳芮认为，稳定的感情需要男女双方来耐心磨合，并且在磨合中一同成长。感情不是短期行为，恋爱和婚姻中的双方还需要面对赡养父母、抚育孩子等各种家庭事务，面对生活的各种考验。只有一起参与对未来生活的建造，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对感情的成功经营。

调查中，72.1%的受访者表示，理想的恋爱和婚姻中，男女双方应该共同成长、共同奋斗。

【第8篇】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调研报告范文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脆弱的农业，亟须农业保险的有力保障和支持，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香港上市后，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不再经营大部分的农险业务。

自以来，专业农险公司开始浮出水面，9个省区市的农业保险试点也已经全面铺开。，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农业保险发展的五种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保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二、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技术薄弱、人才匮乏等问题。另外，传统风险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入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第9篇】中国旅行社调研报告范文

1、旅行社的顾客关系管理（结构）

旅行社大多有自己客户群，一些关系也是凭借着导游形成关系网。导游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连接作用。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可是也给旅行社的业务带来了一些障碍。因为很多客户是只认人的，只要他们经常和哪个导游联系，不管这个导游是哪个旅行社都会再去找这个导游。这样如果导游跳槽就会带走相应的游客。

2、与其他旅行社的关系

由于张家界地区的地接旅行社居多，所以就宏观方面来说，外地旅行社在他们眼中，就是组团社。根据角色的不同，组团社当是地接社市场的末端。组团社对游客的宣传促销当是整个张家界旅行社促销最终实现的保障。因此，维护与组团社的关系或者说合作在整个张家界旅行社的运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我们走访调研的近四十家旅行社进行分析知道：维护与组团社的关系主要靠以下几个环节：（1）凭借知名导游的信誉，确保外地社保证对本社的组团业务量。（2）依靠在各大市场区域的联络处，及时向所在区域旅行社发放宣传促销资料。积极主动实现点对点的促销。逢年过节向合作过的旅行社发送礼品，以增加其忠诚度。（3）对于本地各大旅行社，结成一定的联盟（比如，张家界森林公园旅行社，顺达旅行社，青云假日旅行社等），开展共同的大型促销活动，从而优化资源，互补长短。达到市场顺畅，促销有效的结果。总之，旅行社的经营最终依靠是一个“熟人社会”。其实，旅行社的很多收入都很隐蔽，整个合作关系大多来说很难摆脱一个方面——“熟人关系”。

3、与宾馆饭店合作情况

基于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这势必会影响饭店的入住率，为了能够最小程度地减少？

失，达到双赢，旅行社与当地宾馆饭店已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一般已与旅行社达成固定合作关系的均为二星级以上的饭店。多数情况下双方采用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合作，这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益处。如：在旅游旺季时饭店给旅行社以较低的客房出租价格，以换取在旅游淡季时旅行社保证饭店的入住率。双方都能以长远的目光作长期合作以求发展，同时受益的还有旅游者。

在我们调查的旅行社中，只有三家采用书面协议的方式（顺达旅行社、张家界湘西青年旅行社和飞扬旅行社）。但是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合作，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均为口头协商，按情况所得比例不等。

根据调查的负责人的介绍了解到，饭店与旅行社之间的这种合作实质上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地方。旅行社在向饭店联系客房时狠狠地压价，而后又以较高的价格让旅游者入住，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这不仅严重侵犯了旅游者的经济权益，也使得饭店发展很不平衡，这种饭店大多为那些家庭式的小旅馆。其次，因为只有口头协议合作，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导致客源减少，旅行社事先预定的客房就被取消，而饭店这时又没有接收其他客人入住，这给饭店造成不小的损失，使得大批饭店在短时间倒闭。

4、与交通公司合作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张家界只有25％的旅行社有自己的巴士公司，其形式多是联合经营，如金帆旅行社就与一家汽车公司联合经营。75%的旅行社通过当地两家（泰安、永通）巴士公司来雇用巴士。旅行社一般在旺季时会找巴士公司安排车辆，其余时间多是与司机直接联系，再与巴士公司协商。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1、车辆本身上有保险，如发生事故则由巴士公司负责。2、费用较低，可降低成本。至于如何选择，旅行社则要根据淡旺季需求来定。一般情况下，旅行社和巴士公司采用口头协议的方式，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不过这种模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存在一定的问题：1、没有书面协议，发生利益冲突时，旅行社难以得到法律支持。2、没有自己的巴士公司，旺季时易发生缺车的现象。3、无法保证司机的技术水平，不利于管理。

5、与景区的合作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张家界市的这36家旅行社中有28%的旅行社有直接控股或参股的景区景点，如：张家界森林公园旅行社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都隶属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因此该旅行社在国家森林公园的订票价格自然会得到许多优惠。再有张家界天门旅行社，它的主要职责是组织附近地区川、黔、湘、鄂的游客前往外地旅游，但是它曾经就参与投资过张家界境内茅岩河漂流的开发建设，等等。此外，其余的占72%的旅行社则多通过口头协议的方式与境内各大景区或景点进行长期合作关系。而这些旅行社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与景区或景点合作，他们的利益分配原则是不固定的。

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分析结果显示，张家界市内目前旅行社与景区景点的合作情况存在着许多弊端。首先，张家界境内旅行社直接参与景区景点投资管理的很少，大部分都因为初期达不到利益均衡分配而撤股，这样使得旅行社与景区景点的发展都滞后了很多。其次，旅行社与景区景点没有建立那种互惠互利公平分配的协议，这样极易造成双方的摩擦，从而易破坏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6、与购物公司的合作情况

据有关人士介绍，旅行社与购物公司的合作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涉。政府规定了15家定点购物商店，可以防止旅行社的不正当经营活动，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其他购物公司的经济利益。

目前，市内各大旅行社与购物商店的合作方式都是口头商定的，至于利润分配，有时购物商店将回扣直接交给旅行社，但大部分情况下是付给导游佣金，然后导游再交给旅行社人头费。有时某些购物商店还会向旅行社提供一些相应的奖励，以促使该社多派团来店观光。

纵观张家界境内旅行社与购物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许多隐藏的问题都显露无遗。旅行社一味地与各种各样的购物公司合作，却忽略了旅游者对购物的感受。无论什么样的购物商店都带旅游者进入，使得旅游者对购物产生抵触心理。

旅行社属于特殊的社会组织，是营利性组织的一种。所谓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运用和调配一定的资源在最小的成本投入下，追求最大的产出经济效益。所以它们也被称为经济组织（大多数经济组织的表现形式是企业），与追求最大化社会效益的社会组织不一样，利润最大化是所有营利性组织包括旅行社的终极追求目标。旅行社的所有运营和管理都是围绕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过程和行为。管理虽然不能绝对地增加资源投入所产生的价值，但是可以通过精细管理减少资源投入和消耗过程中的损耗而降低成本来相对地增加组织的利润。

旅行社虽然由于其在服务行业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它与大多数的经济组织——企业生产有形产品卖到市场获取利润不一样，旅行社是一种服务性的中介性的组织，它产生利润的方式在于生产其独特的服务，由其在市场上交换服务而获利。但是旅行社同样在提供其特殊产品（无形的服务）的过程中要调配一切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资源投入，来产出它们特殊的产品来获利。所以内部管理同样在旅行社经营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如前所述，这里大部分旅行社是地接社，处于旅游接待地是其直接原因，其中属于国内社的又占有绝大多数。基于这样的经营情况，经过统计，有比较明显的内部管理的特点：

（1）这里的地接社以中小型社为主，员工大多数都在45人以下，既地接又组团的旅行社的员工又略有不同，下面是两者的饼状图：

这说明有能力组团的旅行社的人数规模一般要比纯粹以地接为主要经营内容的旅行社要大一些：具有70人以上规模的旅行社比例明显比左图大得多。

对这两幅图进行分析还是可以看出，从规模和运营内容的搭配来看，湘西地区的旅行社的人员规模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只以地接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旅行社经营起来比较简便，由于其地理区位条件、旅游接待条件和设施以及距离宾馆饭店比较近，易于接洽，所以少量的人数能发挥非常大的效率；而由于组团到外地在联系和洽谈以及宣传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所以既营地接又营组团的旅行社的人员规模相对大一个等级也是理所当然。

其次，从人员的管理来看：大多数的旅行社都是分部门管理，但是都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员、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与旅行社是一种动态性、灵活性比较强的组织，工作难度不太复杂有一定联系，因为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独立的人事管理的成本远大于其收益。下面是人员流动情况的对比：

通过两图可以将国际社和国内社的人员年流动率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可见国内社和国际社的人员流动率大多数都集中于5%—25%之间，比较来看国内社的人员流动率要小于国际社。对于旅行社这样一种动态性和流动性很强的行业，5%—25%的年人员流动率是比较合理的。

张家界旅行社一般都是按部门领导负责进行的传统的管理。这些部门领导人对办公人员都比较熟，但是对本社的导游人员掌握得不是太清楚。下面是对旅行社每年旺季雇佣兼职导游情况的一个统计表，说明了由于兼职导游的不确定性很强，客观上决定了管理人员对本社导游人员的动态情况掌握得不是很清楚：

由图可以看出两极分化比较明显，雇佣兼职导游人数小于5%的比例和大于35%的比例都比较高，这就增加了对导游人员管理的难度。但是因为旅行社与导游有强有力的法律契约关系来约束双方的行为，目前的管理方式对大多数的中小规模的以地接为主要经营内容的旅行社倒是最为合理的。

【第10篇】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调研报告

第一部分：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文化背景

引子

传统观念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根源于私有财产与社会制度；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认为，父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从而导致了“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依据这种学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父权性的劳动划分，而资本主义又强化了父权的发展，在这种性质的私有制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妇女固然都受着同样性质的剥削，但两者所受剥削和压迫是不同的。男人虽然是工资的奴隶，但在家中是当然的“老板”，直接对妇女（妻子）的劳动进行控制，因此妇女是工资的奴隶的奴隶。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与男子的权利在法律上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在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今天，妇女仍然不能获得与男子真正的平等。妇女受歧视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父权社会的影响，父权又是怎样干扰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成文制度运行的？

我们批判了“父权的资本主义”，绝不应该出现一个“父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应该在事实上与男子平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傅立叶认为，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是考察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恩格斯赞扬傅立叶是第一个表明“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傅立叶论证说：原始社会是男女自由的结合。蒙昧时期的妇女降到从属地位。宗法时期的妇女沦为半奴隶状态。野蛮时期的妇女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文明制度下的婚姻制度使妇女沦为商品，处于被侮辱的悲惨境地。只有在未来社会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满怀憧憬：那时，家务劳动被各种公共服务事业所代替，儿童的养育完全由社会承担，妇女将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使婚姻关系真正成为爱情的基础。傅立叶去世已经165年，他的憧憬并没有实现。不过他唤醒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追求和社会主义社会男女平等的向往。

1.1法律规定

妇女土地权利的成文制度主要来源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规定。从法律而言，尽管公有制的法律框架下，不动产是国家或者集体的，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微弱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妇女的土地权利更不可能有特别的法律规定，并被法律给予严格的保护。但是，国家宪法赋予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为劳动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基本保障。更有意义的是：自1970年代末开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来，随着土地承包期限不断延长，承包使用权的内涵不断扩大，农户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继承、转让、入股等部分处置权，农户土地承包权逐渐物权化，农户有了除房产以外的不动产权；同时，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使农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之后，积累起家庭自有财产。农户家庭土地权利物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农户家庭财产不断积累，客观上要求建立劳动者个人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逐渐形成了目前我国劳动者个人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1.1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1.3妇女权益保护法对土地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利”。“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这是第一个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条文。除此之外，在继承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中有类似的保护妇女土地权利的法律原则。

用政策弥补法律的不足，甚至在许多领域的改革中先有政策，然后经过实践检验和完善，将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用法律予以固定和强化，这是我国法律建设的独有特色。随着我国农村妇女土地问题逐渐突出，农村妇女土地政策率先发育、发展。200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颁布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

分析以上所描述的成文制度，可以肯定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策上与男子是完全平等的，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妇女的土地权利优越于男子，这可以从“优先解决出嫁女土地承包问题”的政策规定中得到证明。

1.3非成文制度

但是，影响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和习俗等非成文制度因素是根深蒂固的，在它的影响下许多成文制度常常变得软弱无力。

1.3.1男权社会结构强加给妇女依附性性别角色

自从人类告别母系社会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女性从属的社会结构。男性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家庭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是希望女性从属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就是“十月怀胎”、“哺育婴儿”、“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好象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是由女性生物性别决定的。因此，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社会就按照这一模式完成对他（她）们的社会化。有专家这样评价：“社会化的过程是使男性男性化、使女性女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过程，包括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媒介教育等等。这些正规非正规、正式非正式的教育将把不同性别的预期传递给男性和女性，并示范着男女的性别角色。一个经典的家庭教育中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例子就是父母给男孩子枪而给女孩子布娃娃。如果关注一下电视广告，就会发现，男的是医生、女的是护士，爸爸外出工作、妈妈洗衣做饭”[4].这种按照男权社会结构示范和要求新一代学习自己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符合社会“规范”的男女性别角色。从而使女性在生物性别角色的压力下实现了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不情愿地长期被局限于家庭事务，这是妇女经济边缘化和社会依附化的根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1）男“娶进”、女“嫁出”。一般而言，妇女结婚总是到男家落户和居住，即所谓“从夫居”。妇女婚前跟父母一起生活，结婚后移居丈夫家庭。男娶“进”、女嫁“出”被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并且在分享村庄集体共有资源和利益时体现出来。“从夫居”的妇女离开父母同时往往要离开生育养育她的村庄。因此，妇女所在的村庄和家庭都把她们看成暂时的成员。一句“姑娘迟早是别人的”俗语道破了“天机”。这种观念认为，女儿不仅不能对所在家庭和村庄的发展及福利作出永久性贡献，而且还会将家庭和村庄投入到她们身上的资源转移到夫家和丈夫所在的村庄。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妇女在接受父母的关照和教育等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资大大小于同等条件的男子，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根源。由歧视妇女而降低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反过来又以妇女素质低下而歧视妇女。

受“从夫居”的牵连，“上门”女婿亦受到歧视。当农户家庭只有女儿而无儿子必须在家招婿，或者农家的儿子多而又无力在家娶媳妇时，会出现男到女家落户居住的情况。这种现象叫“上门”女婿。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上门”做女婿是男子或男子的家庭贫穷或无能的表现。男子离开了生育养育他们的村庄，也就可能离开了他原有的家族势力范围。这是“上门”女婿“好象要低人一等”的重要原因。现实农村，有的村庄对上门女婿不分或少分配土地，理由是妇女本应该“嫁”出去的，反而招了女婿上门来挤占土地资源。不给上门女婿分配土地可以看成是村庄对违反“从夫居”习惯的制度性惩罚。

（2）“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事务与社会事务分离，男女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男子走向社会而女子局限在家庭。旧中国反对家庭允许妇女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很少参加田间劳动，除非贫困家庭迫于生计。一项研究显示，在20世纪早期，我国只有24%的妇女在田间劳动[5].建国以后，特别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消失，妇女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家务劳动得以减轻，主要工作是参加公社集体劳动，并且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尽管过高的生产劳动强度对农村妇女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这一时期，妇女走出家门，参与集体劳动、社区决策、各项政治社会活动，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能力，造就出一大批妇女干部。公社运动和集体生产劳动对于改造男权社会结构、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对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贡献。

1978年的改革给农村经济带来极大的发展。农户家庭不仅重新具备了生产功能，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但是，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家庭经营制度在塑造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男权社会结构的基础：妇女重新回归家庭，男性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男子是户主，是家庭生产经营和利益分配的决策者，是家庭在社区中的代表，负责家庭的社会交往，代表全家参与社会活动，以“准法人代表”的资格活跃于市场；而女子则离开了社区政治经济舞台，再次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既要做“家务”，包括满足家庭对食物、水、燃料等基本生活需求，又要承担承包地里的劳动。

（3）农业的女性化趋势对妇女的影响。目前“农业的女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业的女性化的产生是由于男性外出找工作谋求更大的经济回报为动因的，因此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女性成为“留守大军”，包揽了家庭承包经营和家务等一切劳动，既所谓“农业的女性化”。“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对女性的影响是，妇女不仅像以前一样承担全部家务和庭院劳动，而且承担起了全部原来由男性分担的农业生产活动”[6].更深刻的问题是，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自己自足和半自己自足为特征的，这就使得妇女增加的田间劳动不会或很少变成现金收入，她们创造的价值被维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掩盖和埋没了，从而与外出挣钱的丈夫创造的显性收益形成巨大反差。由此而生的“男人是家庭顶梁柱”的假象，加大了女性的自卑感和依附性。

（4）妇女的土地权利来自于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干预。尽管法律和政策规定了妇女与男子有平等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在事实上，妇女在获得像土地、现金等这些生产资料时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妇女的土地权利受到来自社区和家庭的双重干预。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框架下，家庭获得承包耕地必然受制于村庄集体，隔几年调整一次承包土地的做法，使农户家庭隔几年就有可能失去部分承包耕地，而在调整中首先失去土地的是那些待嫁女、出嫁女、离婚和丧偶妇女。第一，村庄在“土地资源稀缺”这一根本限制下，尽可能排斥“非集体成员”拥有土地。因为30年不变的长期限，此期限内待嫁闺中的姑娘们都是潜在的非社区成员，所以，有的村庄以“测婚测嫁”为依据，对未婚女性不分或者少分土地；有的村庄强行注销出嫁女、离婚或者丧偶妇女的户口，从而收回土地。第二，家庭财产的继承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子女在法律上有平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但社会习惯却只让男孩继承、没有出嫁女的份，而且绝大多数出嫁女并不依法主张自己的继承权。因此出嫁女、离婚或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也会在婚姻关系的变化中“心甘情愿”的放弃。她们中的许多人甘愿在出嫁或离婚后将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留给父兄、前夫或前夫的家庭。极少有通过法律获取自己应有的土地权益者，即或有这样的妇女也很难得到社会习惯的支持。

第二部分：中国西北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2年4月，我们对西北农村进行了综合调查，涉及陕西、甘肃、青海三省、5个地区、6个县、13个乡镇、17个自治村。

2.1西北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

2.1.1妇女享有平等的耕地分配权

西北地区的土地资源相对富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调查样本中未发现妇女不分或者少分配耕地的案例。从总体而言，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农村妇女在耕地分配上与男性成员有同等的权利，在土地发包这一“起点”上是公平的。因此可以认为，西北农村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西北农村有一条不成文但很通行的规则：即以农民合法户籍为依据分配和调整土地。只要有合法的户口，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得一份耕地。拥有户籍就拥有一份耕地，失去户籍将预示着失去耕地承包权。一到调整期（一般五年调整一次）新增人口将获得一份耕地，而这些耕地就是从本村那些因种种原因（出嫁、入学、入伍、进城等过程中的“农转非”、户口迁出、死亡）而减少人口的家庭收回的土地。

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30年期限中的家庭人口增减进行预测，然后按预测人口分配耕地。在此种情况下，未婚男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获得了未来的“媳妇”及其子女的耕地；而未婚女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扣减了“待嫁女”的耕地。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对妇女歧视性的土地分配方案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许，而且凡是采用人口预测办法分配承包耕地的农村社区，目前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调整的要求远远没有那些未采取同类措施的农村社区强烈，人地矛盾和土地纠纷也极少。原因在于大家认这个“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习俗的强大力量和作用。

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村庄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也包括土地分配，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但是，超计划生育户如果按照规定交纳了“超生子女罚款”，他（她）们可以和其他村民一样获得平均的土地分配权。

（1）结婚妇女可能首先失去娘家村的耕地承包和利用权。按照传统习惯，妇女结婚一般要“从夫居”。这意味着出嫁女的户籍将从娘家迁移到婆家村，而户籍人口是决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多寡的最主要根据。因此，出嫁女面临一次不可回避的土地权利流失。西北农村比较通行的做法是：①在土地经常调整和变动的地方，村庄当年底即收回出嫁女的土地，由村集体分配给新增的人口；②定期调整承包耕地的地方，出嫁女的土地暂不收回，由其家庭继续承包和耕种，到3年或5年的调整期限时，再由村庄集体收回，另行发包给新增人口；③在严格执行“30年不变”的地方，出嫁女所在村集体虽然不收回其承包耕地，但出嫁女的承包耕地利用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无偿让度给自己的父母或弟兄。上述无论哪种情况，出嫁女的承包耕地都将失去。区别在于，耕地承包和利用权是被所在村庄社区成员、还是被家庭成员分割。

但是，翻阅作者1998年8月在贵州省金沙县西洛乡申家街村的调查笔记，发现：贵州金沙县西洛乡申家街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在村集体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土地的职能被迫停止以后、土地市场又未形成之前的特殊背景下，农民创造出的将社区调整土地的功能下沉到农户的办法，由此出现了出嫁女可以将承包土地“带到”娘家的案例（见案例1）。

案例1背景：西洛乡申家街村属于原金沙县平坝区，1978年第一个包产到组的村。1980年实行了包干到户；从1984年开始，村里签定了15年承包合同；1997年又把这些土地顺延承包了30年。

八组向昌碧介绍：全家三人，大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开诊所，小儿子顶了父亲的职，丈夫已于5年前去世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全家分得4人的土地，合计4.4亩。我丈夫去世，大女儿出嫁，人口虽然减少了，但土地没有被调整。女婿在平坝中学教书，大女儿出嫁后也去了平坝，但她仍回来种属于她的一份地。当然，有的家庭女儿出嫁后，其婆家或者在城市，或者土地多，她们不要求带走土地，土地就留给了后家（即娘家）。村里没有机动地，能分的土地都分完了，新增加了人口调整土地也调不了，要调整就可能打架。大家习惯了，也就没有了动地的要求。儿子如果娶了媳妇，也不能增加土地，假如又添了孙子，土地实在不够，可以去儿媳的后家要点土地。

八组尚梦松介绍：本人33岁，全家5口人，两夫妇、岳母和两个孩子。1980年分地时，户主是我父亲，当时全家6口人，5亩多地。两兄弟分别于19

8

8、1990年结婚，1990年全家一分为三家，父母亲分家独过，没有要土地，由两兄弟赡养。姐姐出嫁后，“带”走了属于她的一份地计0.8亩；妹妹出嫁在本组，因为婆家土地较多，没有要她的土地，留给妹妹的一亩土地由父母耕种；我们两兄弟各分得1.8亩土地。老大家到现在也只有1.8亩地，嫂子没有“带地”过来。我结婚后，因为岳家没有儿子，爱人是独女，岳父去世了，岳母随爱人一起到了我们家，她“后家”的土地全部“带”过来了。爱人“后家”在本村6组，离得不太远，去那里耕种一份土地很方便。现在我家里有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我自己的一份，岳家的一份，妹妹的一份也由我代管。

三组卢家介绍：1980年分地时，老大已成家立业分家独过，当时分得5个人的土地计5亩多。另外4兄弟在1980年时均未成家立业，随父母一起分地，全家连父母共6人，分得9亩土地。后来分家，按人平均，每人分得1.5亩地。父母亲一家分得3亩地；老二1983年结婚，爱人的“后家”在平坝乡的一个边远山区，地虽多，但由于距离远耕作不便，带不过来。当时组里还有点机动地，村民小组为其补了一份地。现在，添了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吃”两个人的地。老三卢玉方，结婚分家后组里已无机动地可调整，现在全家也是5口人，但只种一个人的地（1.5亩）。

上述案例给我们的启迪是，将土地承包使用权物权化，并且视作个人产权明晰到家庭成员，同时杜绝村庄用行政手段调整土地，允许出嫁女“带走”自己的土地使用产权。不失为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一条思路。

（2）嫁入婆家村的新媳妇可能得不到承包耕地。“按户籍分地原则”赋予了合法婚姻关系而迁入的新媳妇获得承包耕地的平等权利，但由于大部分村庄没有足够的“机动地”可以随时用来补充新增人口的承包耕地，所以，新媳妇以及其他新增人口都只能“排队”等待。当本村有人迁出户口，其土地将被收回作为“后备土地资源”，到村庄内土地调整时，按排队的先后顺序将其分配给“待地”者。如果新媳妇入户籍后，村庄一直不调整土地，这些妇女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和子女的承包地。

（3）离婚或者丧偶妇女土地权利也面临一次裂变。在通常情况下，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变化有两种可能：①离婚又离村的妇女，因其户籍的变化，承包土地要被所在村庄集体收回，或者由离异的丈夫家庭继续承包和使用；②离婚不离村的妇女，因户籍未发生变化，村集体一般不收回离婚妇女的土地，其承包地可能通过协商或调解，从离异的夫家分出来由离婚妇女承包使用。但是有些特例：在一些地方，土地被看成夫家的财产，离婚妇女不敢提出要土地的要求，由于怕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来源，所以有些已经破碎的婚姻关系，女方也不敢轻易言离婚；有的村庄因无土地可用于分配，不接收离婚妇女的户口。某县横水镇有一离婚妇女，在婆家村不能继续生存，户口转回娘家村，娘家村也不接纳，目前已有10年未获得承包耕地，只能依靠父亲的土地养活。

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与离婚妇女的情况大同小异。但由于子女、是否改嫁、与夫家及其家族的“情感”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而有不同的后果：①丧偶妇女年龄较大，在夫家生活时间很长，与婆家及其家族建立了很深的情感，且子女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丧偶后，她们在夫家及其家族中的地位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土地权益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得以保全。②丧偶时子女尚小，改嫁的意愿和可能性大，原家庭和家族逐渐淡化对她们的感情，由此，土地可能被村集体收回，也可能被夫家的弟兄之间分割。有的妇女丧偶后不改嫁，户籍也不迁移，承包的土地能够继续使用。③丧偶妇女平常与婆家及其家族摩擦不断，甚至时有纠纷，丧偶后即失去在婆家继续生活和居住的支撑条件，土地权益因失去家族庇护而流失，甚至原有家庭财产也可能被家族其他成员剥夺。

2.2妇女土地权益纠纷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分户承包经营，30年不变的宏观背景；加上农村土地还没有条件进入市场，如果土地没有被灾害大面积毁坏、也没有被大量征用，即使土地在社区内部时有调整，但总体而言，农户的土地承包利用关系是稳定的。如果家庭婚姻关系稳定，土地权益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妇女的土地权益在家庭庇护下也是稳定而有保障的。一旦社区集体土地大面积变动，或灾毁、或征用、或大面积对外租赁等，农户土地承包关系必然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妇女土地权利会突出地暴露出来。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土地权益需要明确到每一个家庭成员时，妇女的土地权益也会充分暴露出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妇女土地权利常常表现为土地纠纷。可以认为现实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是妇女土地问题的集中表现；研究和解决妇女土地权利纠纷，是研究当前妇女土地问题的窗口。

2.2.1城市郊区农村妇女土地问题比较突出

因为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因此，城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最容易被侵害，而且这种侵权常常被“村规民约”“合法”化。主要表现有：

（1）收回出嫁女的承包地。有的村庄规定，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承包耕地一律被村集体收回。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1984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1999年第二轮承包合同签定，其间有41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41名妇女联名上访[7].

（2）“从夫居”的习俗变成了“村规民约”。由于计划生育推行，独子独女户逐渐出现，因此，有的村庄开始接受女子在娘家招女婿，但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到夫家居住和落户，不论你是否愿意到夫家落户和居住，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不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8]，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随父的子女因父亲没有合法的村民资格而受牵连——没有土地承包权；随母的孩子或因母亲是合法村民而有土地承包权，或因母亲也不是合法村民而没有土地。寺台子村一张姓妇女1987年出嫁，丈夫是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张和孩子的户口虽在寺台子村，但她属于应该嫁“出”的范畴，她和孩子的承包土地在1989年被村集体收回，靠租别人的地、打工和“摆地摊”获取生活来源。现在她丈夫“下岗”。生活更加困难，加上孩子因无城镇户口而要交高价学费。因此多次上访[9].

2.2.2土地征用后补偿利益分配引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

这些规定将出嫁女及其子女、上门女婿等分成等级给以不同的待遇，打破了集体成员无差别共同占有集体资产的法律框架和传统习惯。引起的震动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种有差别地占有集体资产的做法，不是以成员对村集体的贡献为依据，而仍然是建立在对妇女地位和权利的歧视上的，是妇女不平等权益的传统文化观念在当前村庄的“制度化”反应。这再一次说明，妇女虽然取得了国家法律、政策上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而事实上与男子的权利不平等是随处可见的。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

2.3农村妇女的其它权利和地位

本次调查问卷还涉及了妇女其它权利。我们可以从有限的问卷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2.3.1承包地由夫妻共同耕作仍然是西北农村的主要形式，但妇女除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外还承担了大量田间劳作。

2.3.2妇女不是家庭的主要决策、当家理财人

为了了解妇女在家庭决策和理财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两道相关联的问答，即“你们家谁当家做主？”、“谁主管家庭的财务”？回答结果：丈夫既当家做主和又主管财务的占64.7%；丈夫当家做主，妻子理财的占17.6%；夫妻共同商量家庭事务、共同理财的占11.8%.由父母当家做主的占5.9%.

这与青海省妇联的调查相互印证。她们调查全省200户家庭对收入的支配情况：收入由丈夫支配的占46.5%，由妻子支配的只占9.5%，由夫妻共同支配的占28%，由父母支配的占8.5%，由子女支配的占7.5%两套问卷都说明一个问题：妇女对家庭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付出多而决策和理财少，付出与权利形成鲜明的巨大的反差。

妇女的地位低下除了文化和社会习惯等因素的作用以外，与她们的经济收入能力有关。青海省妇联的问卷对妇女收入能力与男性作了对比调查，发现，无论无收入、低收入、高收入段，妇女都明现低于男子。值得深思的是，男性农民的高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等非农收入，而女性农民低收入的原因，是她们主要从事了家庭种植、养殖业劳动。城乡、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别，通过家庭分工反映出来，而且成为制约农村妇女地位的主要根源。

2.3.3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三部分四川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1年10月初，我院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研究项目课题组对四川省绵阳、成都、阿坝等三地（市）州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进行了入户问卷和调查。这次调查是试验性的，目的是摸索全面展开本课题的调研经验。

3.1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在经济利益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四川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妇女土地权益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农村妇女与男子在土地发包这一“起点”上是绝对公平的（见专栏1）。

专栏1男女平等分地的案例

张腾明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漩口镇集中村三组村民委员会主任，羌族，全家7人，夫妇俩，5个孩子（四女一男），村里土地男女均分，共得10亩山地（其中包括父亲的那份地）。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安排，它的背后掩藏着“集体成员必须平均占有集体土地”的观念。无论男女老幼平均分地是现实农村一个通行的“法则”。“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土地占有关系随人口的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是四川农村维系土地占有关系的较为普遍的做法。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制度背景，造就了四川农村妇女与男子土地权益“起点”公平。

3.2家庭女性成员土地继承权

由于土地占有关系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化，四川农民承包土地继承权基本没有保障。因为，婚丧嫁娶中户口迁移或者注销，土地都将被集体收回。当问及“当丈夫去世后，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回答“自动归于妻子”的极少；回答“自动归于已成年儿子”的也很少；大多数回答是“由村集体收回”。问及“当父母去世时，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大多数人回答仍然是“由集体收回”。座谈中我们还发现：很多人认为，由于户主一般是男性，家庭的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自然由男性来继承。但是，无论婚嫁和离异，只要妇女不离开本村，土地可仍由其承包经营。在调查所及的地区，能否继承土地使用权的最高准则是户籍（即“成员权”）而不是性别。

3.3婚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益的安全性

四川农村女子婚丧嫁娶的过程中容易失去土地。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女子嫁人，户口一般迁离娘家，女方到男方家落下户口。娘家村的土地就“自然”要收归集体。至于出嫁女在婆家村能否获得一份土地，则要视婆家村有无机动土地，或者是否正好“赶上”了婆家村调整土地。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女很少获得娘家的财产，用一份嫁妆“打发”出嫁女，存在于很多地方的习俗和传统观念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3.4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3.4.1传统习俗的作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古老的“三从四德”虽然在法律或制度中已经销声匿迹，但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完整的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户主都是男性。同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男孩的教育权利要优先于女孩。许多地方农村女孩子被看作家庭暂时的成员，一旦出嫁，将不再享受娘家与土地相关的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3.4.2法律与政策存在的漏洞。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也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妇女的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但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办法。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却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社的决策，而村社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毫不奇怪会受到伤害。

3.4.3农村男女不平等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许多地方依然严重。由分工所决定，男子是生活资料的创造者，自然而然成为家庭的主人。如今，男人在外闯荡，女人在家留守成为一种“新时尚”。在座谈中我们发现，未婚年轻女劳动力明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外出打工的人数有很大的比重。但她们结婚以后就不再外出。许多地方农村现在一般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驻守。女子的分工已涵盖了家务劳动、田间农业管理。农业生产劳动力有女性化的倾向。

3.5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建议

3.5.1在新的农村土地立法中，应将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具体化。具体体现“夫妻在家庭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平等”原则。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3.5.2法规、政策的执行与改进。

（1）立法理念上应有突破。建议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制定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2）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在拟定中）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3.5.3村规民约不能违背政策法规。

中办［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0条都有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本人的责任田和口粮田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妇女有权选择其户口所在地。一切与法律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村规民约应予废止。绝不能以“小政策”对抗国家法律。

3.5.4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厚实的经济基础。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吸纳农村妇女从事第

二、三产业劳动，开辟农村妇女劳力农外就业渠道，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从而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

第四部分黑龙江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0年8月20日—9月2日，我们在黑龙江省进行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现状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到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和现状。

4.1妇女土地权利的区域环境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山地平原交叉分布，三江平原，兴凯

由于第一轮土地承包突然在全省整齐划一地展开，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准备不充分，由此遗留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两田制”或“多田制”（按人均分口粮田，劳均分责人田，大牲畜分饲料田）。在初始阶段上，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均衡分配和占有土地的格局。

第二轮土地承包，黑龙江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97]1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精神，到1997年末，全省已有96%的自治村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剩余4%的自治村及村民小组土地延包工作到1998年末也全部完成。全省为承包农户颁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400万份（本），发证率达到了100%.

但是，除绥化地区的8县（市）以外，全省67个县（市）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采用了“顺延”承包。这样一来，第一轮土地承包遗留下来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均衡分配和占有集体土地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因为第二轮承包期实行而更加突出。当年不满18岁的农村人口，第一轮未分配责任田，现在这部分人都是30岁左右，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第二轮按顺延方式承包，他们又未得到责任田。如果“30年不变”，就意味着其中一部分人在他们的劳动年龄（18—60/55岁）阶段没有资格享受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平等权利。

4.2妇女土地权益状况

在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出现的过渡性矛盾。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前，农村土地以集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的方式实现了社区内成员平均地权的理想。随着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在土地分配发包过程中，妇女与男子享有集体土地权益出现了差别，差别大小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社区传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断延长，发生了婚入、婚出、丧偶、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完善得到逐步解决。

4.3妇女土地权利实现的障碍

但是，随着耕地承包期不断延长，由第一轮15年不变到第二轮再延长30年不变，再到“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而且这种政策趋向将得到立法的承认。另外，在土地承包期限延长的同时，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内涵也不断拓展，由初期的单纯耕作权拓展到承包农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和部分处置权（包括继承、转让、转包、租赁、入股，还将发展到抵押）。这标志着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事实上具有了物权性质，承包土地使用权已经或即将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在此宏观背景下，人们对平均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欲望被空前调动起来。因此，目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妇女权益问题，它已涉及到农村户籍制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民内部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4.3.1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实行大调整的地区（比如绥化市），

被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妇女与男子、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均获得了平等的土地分配权利。由于土地分配上的公平以及坚持了集中连片的原则，第一轮土地承包中一些矛盾，诸如人均占地不均，土地分割零碎等等都迎刃而解，农民“平均土地”的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有较好的预期，农民普遍认可和接受“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及“30年承包期限内不调整土地”的立法倾向。在这样的地区，妇女的土地权利将不会在土地占有、使用和流转的过程中流失。可以预计，第二轮土地承包至少30年不变目标能够实现。

4.3.2但是，妇女在获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却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待遇。有些地方在界定享有承包田人口的政策中规定，“享受承包田的人口原则上以1997年11月1日零时在籍人口为准，包括婚入（含经村同意的男到女家落户）人口，新出生人口，经批准迁入的人口”。还规定“婚出到别村的，不论户口是否迁出，都不再分配承包田，其承包田一律在婚入地分给。婚出到区外农村的，婚入地已延长承包期的，经所在市县证明，可分给承包田，否则不分给承包田”。很明显，这些政策规定中留有传统的“男娶进、女嫁出”婚俗观念的影响。男到女家落户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要“经村同意”，否则没有土地分配权；而妇女出嫁落户男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不论你迁不迁出户口，婚出地一律不分配土地。这种做法限制了婚配妇女作集体成员的资格，违背了《宪法》关于居住自由的原则，但又确实是现实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以城郊型农村最为突出。由于城郊型农村能够分享到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双重好处，因此具有强有力的吸引力，婚出妇女不愿迁出户口，而同时又有许多进不了城的人口拼命挤入城市郊区，迁入人口增加导致城郊型农村人口过速增长，这又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用地增加，耕地急剧减少形成鲜明反差。从而加剧了当地农民内部利益分配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居住自由”是有条件的。

第五部分，中国西部农村土地制度和妇女权益

——十二省（区、市）农村综合问卷调查分析

2002年暑假，我院在分别委托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利用学生暑假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进行综合调查。此前，我院农村所曾经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四省进行了典型调查。

5.1“户籍规则”使农村妇女普遍获得了平等的承包地初次分配权

西北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典型调查未发现妇女不分或者少分配耕地的案例。对于问卷“你村男女是否平等分地？”有94.1%的农户回答“是”，5.4%的农户回答“否”。从农户“你有无承包土地？”的回答结果可以知道，西部农村有91.6%的妇女获得了承包土地。可以断定：西部农村妇女在耕地分配上与男性成员有同等的权利，在土地发包的“起点”上是公平的，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但是这种结果并不完全是贯彻“男女平等”法律原则的效果。西部农村有些地方有一条不成文但很普遍的规则：即以农民合法户籍为依据分配和调整土地。只要有合法的户口，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得一份耕地。按照“户籍规则”，人口多少是决定农户土地多寡的依据，由此延伸：非合法新增人口（比如超生、非法婚姻的新媳妇）得不到土地；而预测的合法新增人口则在个别地方可以提前分配耕地。比如陕北某县第二论承包按照预测人口分地，未婚男性成员可以预先获得“未来媳妇”及其“未来子女”的耕地；而未婚女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扣减“待嫁女”的耕地。需要指出，这种性别歧视性的分地办法不仅得到地方政策的默许，而且凡是采用这种办法分配承包耕地的农村社区，目前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调整的要求远远没有那些未采取同类措施的农村社区强烈，人地矛盾和土地纠纷也极少。

另一类典型的案例是乡村传统习惯以“村规民约”之类合法的形式侵害妇女土地权利。比如，在城郊型或者较富裕的农村，由于区域收益的差异而导致集体成员膨胀时，这些村庄即以“女嫁出”、“男娶进”的传统习俗制定规则，不分配入赘男子以及子女的土地，同时强制收回“应该出嫁而赖着不走”女子的责任田。这说明，现实农村妇女土地承包初次分配的平等权，是依赖“户籍规则”以及“集体成员必须平均占有集体土地”的观念而获得，并非得益于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因此，当集体成员平均占有土地的要求被绝对化时，又必然首先牺牲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

5.2妇女土地权利的真实性

家庭成员财产关系不明晰，妇女土地权利的归属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尽管新的婚姻法要求结婚夫妇登记财产，但响应则极少。“三纲五常”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家庭财产明晰到成员个人的做法有天然的冲突。所以直到今天，中国家庭成员的财产关系并不明晰。土地管理法、承包法，都未强调将夫妻双方的名字记入土地经营权证书。因此，妇女以户籍为根据获取的土地并没有法律上的凭证。妇女的土地权利首先在名义上归属于“户主”。而户主主要以家庭男主人为主，占问卷总户数的92.3%，只有7.2%的受访农户是家庭主妇。但是我们却发现，有39%的受访妇女承认土地在自己的名下（见图1）。这与妇女对土地权利的重视和追求有关系。

5.3婚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益的安全性

女性婚丧嫁娶过程中户口迁移或者注销都将影响其土地权利。

问卷还显示，土地初次分配以后，有18.3%的已婚妇女土地留给了娘家。这种情况发生是“30年不变”政策框架下的必然结果。“30年不变”意味着娘家村在期限内不能收回“出嫁女”的土地，也意味着婆家村没有可以供调整的土地分配给新媳妇。从妇女个人对土地占有、利用和收益等具体权利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她必然失去土地。为了保障妇女能够获得土地，《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妇女在娘家或婆家获得一份承包地，但不能保证妇女真正占有、利用土地并获取收益。

5.3.3丧偶妇女的土地权利。受访者对“丈夫去世后其承包地如何处理”的回答，反映了丧偶妇女土地权利的流向（见图3），其中由妻子继承的占60%，但有20%的丧偶妇女的土地将被集体收回。

5.4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

得益于《婚姻法》长期的作用，离异妇女对家庭财产分割的权利也比出嫁女要有保障（见表3）。离异妇女基本能够平等分割共同财产。但是，由于共同财产的登记制度刚刚开始，加上“白头偕老”、“天长地久”等婚姻观念，没有人愿意在结婚时就为“将来离婚”进行财产登记。正因为共同财产的模糊性，导致相当多的离异妇女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和带到婆家的其它财产。同时，按照“过错追究”的习惯，提出离婚的一方不得分割共同财产，以此作为“过错成本”。

5.5妇女的其它权利

5.5.2家庭成员对家庭收入贡献主要来源男性。妇女主要承担无收益（家务）的劳动和收益不明显（粮食生产）的劳动（见表5），使包括妇女本人在内的受访对象都低估了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受访对象认为，丈夫“打工”“干技术活”等挣钱多。只有当男人“不管家”“生意蚀本”或“女人有固定工资收入时”，女人们才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创造者。

5.5.3与妇女的劳动付出相比较，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显得很不对称（见图4）。在家庭决策中，“女人说了算”数的仅有2.2%，而“男人说了算”数的达到30.4%.但应该看到，夫妻的平等权利在新一代农民中越来越普遍。男女共同决策已经发展成为年轻夫妇的主流趋势，“男女共同商量”的家庭已有55.1%.

5.5.4妇女对家庭财权的控制力大大高于家庭决策。受访者回答“谁主管家庭财务”，其中“由妻子掌管”占35.5%，“夫妻共同管理”3.5%.“丈夫管理”占44.9%，由“父母”或“子女”管理财务分别占15.6%、0.49%（见表6）。

5.5.5妇女的社会参与机会有所提高。但是，应该看到，与公社化时期集体统一劳动相比较，妇女的社会参与率和程度都大大下降了。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把妇女重新由社会拉回了家庭。现实农村基本上以男性作为家庭的“法人代表”，在一些地方，社会参与成为男性的“专利”。只有当男人不在家或者不愿意的情况下，女主人才有机会代表家庭出席社区的活动（见表7）

5.5.6妇女的政治参与少于社会其它参与机会。在许多农村社区，政治参与更是男性的“专利”。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社会脚色定位以及屈服于乡村习俗，妇女自身的自信心不足，“双重压力”使许多妇女主动放弃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见表8）

问卷还显示，尽管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还十分弱小，但我们注意到，近来妇女上访案件呈上升。妇女回答“村里近几年有无妇女上访案件”的结果表明，有3.7%的村庄出现过妇女上访的案件。从调查员记录的这些案件看，相当多数是离异和丧偶妇女的土地纠纷。妇女上访案例增多原因复杂，它既表明妇女权益侵害行为发生的频率，又反映基层组织对民间纠纷调解功能弱化的趋势，同时也表明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和能力的提高。

第六部分，越南农村妇女土地权利

我院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研究课题计划，于2002年9月30日—10月14日，组团赴越南考察“农村妇女土地权利”[10].考察团访问了越南中央和国家的8个部、委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访问了义安省的7个厅局，考察了义安省义禄县义莲社，走访了义莲社第

四、

六、十五村的7家农户。

6.1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村社习惯

妇女与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在事实上要大打折扣。越南在历史上曾经有700余年属于中国的郡县，因此文化转传统上与中国一脉相承。在义安省义禄县义莲社农民家庭，我们看到农户的中堂和歌颂祖宗功德的地方，都要贴上诸如“祖宗公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荣”之类的中文对联，尽管他们的子孙并不认识这些方块汉字。这样的文化传统所奉行的依然是“男主内、女主外”：“男娶进、女嫁出”，因此女性在接受教育、继承祖产、家政决策、社会参与等方面有“天然”的障碍和弱势。尽管法律和政策都规定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但妇女的就业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妇女的社会角色就是承担家务，她们从小就要训练操持家务的本领，更多地承担无收入的家庭劳动。

妇女在土地初次分配中的权利是平等的，姑娘出嫁时村、社不收回土地，这是法律和政策的效力；但姑娘出嫁到婆家，土地只能留给娘家亲人使用，而一般情况下，出嫁女在婆家村很难得到自己一份承包土地，如果婆家村尚有“公益地”则可以短期租借使用。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土地的不可迁移性，更多则是大家对传统习惯的容忍。离婚和丧偶妇女也常常被排斥土地权利，尽管法律规定了她们的与丈夫平等的财产继承、分割分享权的权利，但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土地权利最容易受侵害的仍然是妇女。失去土地使用权，意味妇女增加了对丈夫的依赖性和在家政决定中的无足轻重。

传统习惯对法律和政策的贯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越南在农户土地使用证书上记录夫妻双方姓名的工作进展并不快。义安省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在农村选择2个社开展“妇女土地权利保护”的试验，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在农户土地使用证书上登记夫妻双方的姓名（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第2小节）。最近，该省与世界银行联合在试点的两个社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表明：登记了夫妻双方姓名的土地使用证书比例很小；农村男性户主仍然是主体，不到万不得已（丧偶、离异、半边户等），女性决不“担当”户主角色，表明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认同；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并不认为土地使用证书上登记夫妻姓名特别重要。但是值得重视的是，越南农民获得土地使用证书及其利用率都很高，尤其是有超过72%的土地证书用于抵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获取，对于农业、农村以及农户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6.2争取妇女平等的经济机会

——在劳动、就业方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创造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环境，提高她们的认知水平；

——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妇女健康状况；

——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妇女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

——让妇女更多参加经济社会活动，保障妇女实现权利的机会；

——提高妇女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

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案，各部委、各省都要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6.2.1提高妇女土地权利保护意识。为了让妇女更多的了解、掌握和保护自己合法权利，劳工、残疾、社会事务部劳工和社会研究学院女工研究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编辑了《妇女权益50问》，这本宣传资料包括了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以及越南在妇女发展问题上对世界组织的承诺。《50问》首先在试点地区发行和宣传，进而逐步推广。

6.3越南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和政策效果及其评价

6.3.

1、越南妇女获得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参与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妇女参与的比例较高。根据计划与投资部发展战略研究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事务部主任、越南妇女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氏图耶梅博士提供的数据，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妇女占参加这些活动总人数的48%，其中城市参与活动的妇女占46%、农村参与社会活动的妇女占49%.统计结果是：

——在商业领域，女性职员和干部所占比例为达到71%；

——在教育领域，女性干部员工的比例高达71.6%；

——在医药领域、女性干部和职员的比例为68%；

——轻工业领域女性的比例为65%；

——旅游业女性的比例为56%；

——财政、银行领域女性比例为56%；

——工业加工业领域女性为53.3%；

——公共服务业女性为55.5%；

——农业领域女性的比例为52%；

——外交领域女性的比例为33.7%；

——邮电、航空、科研应用、文化体育等行业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52%、47%、35%、32.2%；

——在私人企业中女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67.9%；

——外资企业中女性占63.5%，

——出口加工区的女性占67.7%，

这些数字表明，越南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参与率很高，达到了法律规定男女平等的比例。但是，管理岗位与一般的劳动岗位相比较，女性所占比例要小得多。陈女士提供的数据是，妇女约占21%，其中国营单位中只有4%的女性，国营以外的企业中，女性占71%（1985年），到1993年时增加到80%以上。

6.3.2男女公民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高层次人才队伍呈现出较大的性别差异。越南已经实现了（免费）小学义务教育，所以在普及教育方面，男女性别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中，女性占45%，大学中的女性占44%，师范大学中的女性占68%.在一般性人才队伍中女性比例很高。但教授中女性仅占3.5%，副教授、科学博士、专业博士、硕士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5.8%、4%、20%、30%.为什么在基础教育中男女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而高层人才结构则明显男性化？是政策原因，还是男女性别的生理、心理差异的综合表现？还是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6.3.4对妇女政策的反思。

（1）没有性别偏见的中性政策，并不能保障妇女在事实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比如财产继承和分割、土地分配和流转，宪法、法律、政策都毫无例外地规定男女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传统习惯、村社以及家族的戒律中，男子有天然的优势，而女性总是处于弱者地位，而且被看成一种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秩序从各个方面限制妇女合法权利的享受。

（2）照顾女性的福利及劳动保障政策，有时反倒成为限制女性的桎梏。女劳动者有“三期”照顾、较长的产假、并且要求同工同酬，这实际是企业使用女劳力的扩大成本。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成本由国家财政支付，尚无多大矛盾；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拒绝招收女劳动力，反而极大限制了女性的就业机会。

（3）越南妇女问题专家有关研究证明，妇女比男子提前5年退休，是高层人才、干部队伍以及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因为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意味做女性比男性早5年就失去了增长工资和提拔的机会。5年中可能比男性的收入低了2级，相应地退休工资社会保险等收入都会降低。而女性的平均寿命却大于男性，在退休后的漫长生活中，她们只能无奈地忍受较低的社会地位和低经济收入。如果她们想要获取同等男性一样的地位和收入水平，就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有更快的“进步”。

本报告是近两年来，中改院农村转型发展研究所的关于妇女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汇总。其中第

一、

二、四部分由王景新完成；第三部分由王景新、杨青松共同完成；第五部分由王景新、赫成尧、支晓娟共同完成；第六部分由王景新、李峰华、陈郁文、吴琼武共同完成。

[4]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43—44页。

[6]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35页。

[7]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的2000年7月的联合调查报告

[8]理由上，城市户口不是本村村民，不论你是否就业，因为你拥有城市户口而无村庄的户籍。

[9]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的2000年7月的联合调查报告。

[10]考察团以院长助理王景新教授为团长，由中改院李峰华副教授、陈郁文、吴琼武等组成。

【第11篇】2022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农民工是我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本文将介绍2022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2022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1)

摘 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22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估算,2022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22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22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 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

1.1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22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2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2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02年占22%,2003年占25.2%,2022年占30.3%,2022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02年占16.6%,2003年占16.8%,2022年占22.9%,2022年初达到36.7%。

1.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2022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 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 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2022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 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1.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22年高出4.4个百分点;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22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22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22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22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22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积极变化和存在问题

2.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2-2022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22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 300元,达到1 305元,比2022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22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22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22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22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22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 000~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00~1 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22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22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22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22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22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 h计算,则2022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22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22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2.3 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仍然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22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22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22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22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22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22年相比,2022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22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22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22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22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表1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项 目 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位的原因 第三位的原因 合计

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 33.7 20.7 10.0 64.4

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21.0 22.4 19.9 63.3

农民负担太重 13.9 9.4 15.0 38.3

农民社会地位太低 10.6 7.8 8.8 27.，尽在好范文网范文网。

【第12篇】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论文

2022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1)

摘 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22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估算,2022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22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22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 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

1.1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22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2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2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02年占22%,2003年占25.2%,2022年占30.3%,2022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02年占16.6%,2003年占16.8%,2022年占22.9%,2022年初达到36.7%。

1.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2022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 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 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2022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 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1.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22年高出4.4个百分点;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22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22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22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22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22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积极变化和存在问题

2.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2-2022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22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 300元,达到1 305元,比2022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22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22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22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22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22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 000~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00~1 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22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22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22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22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22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 h计算,则2022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22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22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2.3 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仍然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22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22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22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22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22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22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22年相比,2022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22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22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22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22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表1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项 目 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位的原因 第三位的原因 合计

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 33.7 20.7 10.0 64.4

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21.0 22.4 19.9 63.3

农民负担太重 13.9 9.4 15.0 38.3

农民社会地位太低 10.6 7.8 8.8 27.，尽在好范文网范文网。

【第13篇】中国药妆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药妆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报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窍门。那么你真正懂得怎么写好报告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国药妆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欢迎大家分享。

在中国国内经济继续维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内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持续提高，这成为国内消费增长，尤其是国内药妆品消费增长的强大动力，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xx-20xx年中国药妆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xx年，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为800亿元，其中药妆市场销售额为80-100亿元，约占化妆品市场销售额的8%。xx年，中国限额以上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为1291亿元人民币，而作为其中细分领域的药妆市场，份额增长至18%左右，销售总额达到180亿元人民币。中药化妆品作为药妆品中的一个新生力量，目前正处于快速成长期。

图表1：xx-xx年中国药妆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元)

鉴于药妆需求市场的不断增长以及行业自身的发展，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未来我国药妆行业将呈如下发展趋势：

1、药妆渠道加快发展或成趋势

随着消费者对药妆概念的了解不断深入，对药妆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药妆渠道加快发展或成趋势。很多药店渠道加大药妆产品销售比例、逐渐摒弃医药业务，转型成为药妆渠道;另外，更多新品牌计划在未来进入药妆领域，使药妆类产品更加丰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药妆渠道加快发展。

2、集团企业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

金融危机留给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将进一步促进化妆品行业洗牌。大型集团企业通过收购其他小企业旗下品牌，一方面补充和扩展自身产品线，使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增加企业的防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打通、扩展市场渠道，有助于集团企业更好的进行市场渗透。可以看出，未来大型集团企业将更多的通过收购兼并扩大集团品牌数量规模，提高竞争优势。

3、药妆竞争日趋激烈

尽管中国药妆市场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药妆行业，竞争也必然更加激烈。未来谁拥有更有效的营销平台、更有效的销售渠道，谁就将真正立足市场。在最好的渠道已被三大品牌霸占的情况下，如何将不够强势的渠道改造得更有吸引力，是对新晋品牌最大的考验。

4、药妆品种更加丰富

随着药妆行业的发展，药妆的品种将更为丰富，在除臭化妆品、祛斑化妆品、育发化妆品、皮肤护理化妆品等领域将占有更大的市场，而外资企业也会加快对药妆市场的开发，中国药妆市场外资仍将占有较大份额。

【第14篇】中国电视、视频广告业务调研报告

多屏时代，行业趋势与发展环境瞬息万变，面对媒介生态变化，由注重投资性价比转向投资回报率的广告主更加注重多媒体整合营销，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选择比例持续强化。一切媒体传播的本质皆源于内容的优劣，广告市场的变革也围绕内容展开。

(一)电视广告：传统内容优势成吸金筹码

电视仍是广告主媒介投资的主导力量。不同媒体从竞到合，电视媒体关键是提升自身在不同媒体中的掌控力与话语权。今年，综艺节目和品牌剧场等内容资源成为电视争抢广告主的一大筹码，尤以个性化植入与大型项目投放引人注目，这依然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

面对硬广时长空间触顶，电视台尤其是上星频道加强对冠名、赞助等植入软广的进一步挖掘，近一半的广告主将会增加冠名和植入广告的预算。

多数综艺节目的植入项目达20多项软广植入产品形式多样。ctr媒介智讯2022年广告主调查显示，有45%的广告主表示将增加冠名和植入广告预算，34%的广告主表示将保持上一年的规模，仅有13%的广告主表示将缩减。

冠名等植入效果不完全取决于节目中的曝光度，品牌植入与节目情景恰当融合，让观众感受到无广告的内容植入才能达到更好的商业化效果。节目组会和广告主深度沟通，寻找节目内容与品牌主张的契合点，广告主也会参与节目制作与宣传推广，既为节目品质也为广告主带来了高销售转化率。

去年年底，英菲尼迪不但做了《极速前进》的赞助商，还成为节目的出品方，参与节目设计、嘉宾选择等，通过敢爱打造的情感体验式营销与节目设计颇为契合。英菲尼迪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表示，在这个口碑瞬息传播的时代，必须加强对内容品质的把握，内容做好了，后续的品牌营销才会顺利开展。

广告主在收紧预算的同时，投放更集中，聚焦强势电视媒体的优质节目资源，尤其对现象级节目等黄金资源的抢夺最为激烈。

大型综艺节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节目，已发展成一场塑造平台品牌的活动，一旦成功便可提升频道整体广告报价。同时，热门综艺节目受众年轻，自身极具跨屏播出影响力，可将植入品牌带到其他播出平台，并通过社交媒体等碎片化传播持续发酵，与热门节目一起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焦点。

电视剧撑起电视收视的半边天，电视台是电视剧最大的播出平台。目前，不同频道对自身剧场有不同的品牌定位，广告主投放目标受众趋同的剧场，每天将固定的播出时间和播出内容融入品牌战略中，有利于品牌形成持久传播。2022年。从单集成本来看，卫视特约和冠名等广告费用皆有不同程度上涨，但与大型综艺节目相比，仍属价值洼地。

当下，内容即媒体，即使在新媒体迅速崛起的今天，电视内容对品牌营销推广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这使得广告主依然保持着对电视投放的稳定性。未来，电视广告经营还需认真研究互联网的优势和局限，在比较中寻找自身的价值。

(二)在线视频广告：自制内容价值放大

视频网站的媒体属性使得其广告增长对于优质内容同样具有较强依赖性。各大主流视频网站对版权电视剧、版权综艺节目尤其是自制内容的大力投入，成为广告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围绕内容进行的版权内容营销、广告产品创新、自制植入成为广告主视频营销的法宝。

视频网站传统的电视剧营销往往是通过延长贴片广告来增加广告收入。这两年视频网站广告正逐渐从单一的贴片广告走向全链条营销，同时广告主依然注重对内容的考量，进行大剧集中化投放。

以去年年底播出的《武媚娘传奇》为例，乐视网得到了修正药业等品牌商的赞助，搜狐视频得到了唯品会的联合赞助，腾讯视频得到了巴黎欧莱雅等22家广告主的投放。除了广告贴片，腾讯视频围绕该剧打造了原创追剧节目，并采用弹幕互动技术、微信互动游戏等为广告主带来创新营销溢价，迎合了粉丝经济时代移动化、互动化的需求。

体育直播内容由于拥有稳定的观众群体以及较高的关注度，正逐渐成为视频网站广告增收的新动力。艾瑞数据显示，2022年巴西世界杯，86 .1%的人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观看世界杯，比4年前的数据翻了一倍。据业内人士称，今年的巴西世界杯为视频网站创收7亿多。

优酷土豆为世界杯专门打造了1+4+n的内容模式：1档自制节目、4档pgc节目、海量ugc内容。并设置世界杯专区，得到了雪花啤酒的赞助，通过啤酒花作为专属活动积分的设定，调动优酷会员参加世界杯活动，赢取积分。既调动了用户的参与性，又加强了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

今年，在保证传统版权电视剧、综艺节目较高采购量的基础上，各视频网站加大自制内容投入力度，实现了量和质的全面提升。一些或是互联网气质突出、受众定位清晰，或是制作精良的自制内容吸引了广告主大手笔投放。

腾讯自制节目《hi歌》广告收入超过6000万元。爱奇艺自制节目《奇葩说》获得美特斯邦威5000万元独家冠名。优酷联合万合天宜制作的《万万没想到》第一季的赞助和植入广告收入超过1500万元。华通明略咨询公司曾对今年自制综艺《你正常吗?》的受众进行客户品牌调研，结果显示，冠名商膜天下通过10期节目整体品牌知名度提升438%。

【第15篇】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范文

今年来，城市出现许多农民工，农民工业余尊严，所以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关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一：农民工的维权及管理

一、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件次及维权方式发生变化20_____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_____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二、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三、存在的原因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_____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三)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四)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报送备案。

(四)是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首先相关部门要强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管理，重点是在资格审查中，要确保建设单位择优录取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信誉度好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坚决打击挂靠、围标、窜标行为。其次，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关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二：如何解决好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22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的指导原则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三、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20_____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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