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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 篇一
关键词:综合实践;小学教育;合作学习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实践课程渐渐地被重视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动手制作等,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更侧重的应是为学生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策略与方式,强化学生的群体意识,适当地利用外在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组实力,帮助学生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一、合理地选择小组结构
在异质分组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进行互补式的分组,以保障各个小组之间的水平差别不大,保障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这样的小组在组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的个性有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断调整小组的结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锻炼的机会。教师在进行“交通安全伴我行”一课的教学时,便合理地进行了小组的组建。首先,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社会规则,所以教师在组织大家了解实践时较为容易;其次,学生在进行本课的实践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很好地完成实践报告。在这些现有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先让学生进行自我推荐,选择出相应的组长成立小组,并且在学生自由分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变与调整。之后,教师组织各组同学在教材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所在的兴趣点完成报告并进行展示。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师要及时地深入各组学生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把握大体的方向,防止出现偏题的现象。这种方式组建起的小组往往更具凝聚力,组长在集体中的个人魅力也可以保障小组合作顺利进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小组结构松散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剥夺组长的权利,而要进行更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完成任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任务要求,让学生有明确的执行参照,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效果。
二、进行适当的团队建设
小学生的个性比较突出,需要进行很好的磨合才能进行团队作业。面对这样的状态,教师可以在团队组建之初进行相应的团队建设,进行适当的磨合,帮助小学生找到自己在团队之中的定位。针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团队建设的活动大多以游戏为主,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内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进行“关于私家车的研究”一课的教学时,便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团队建设。首先在小组确定下来之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了传话的游戏,各组的第一个同学看教师的提示,之后依次以动作向下传递,最后最贴近原意的一组可以获得优先选择课题的权利。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更具集体荣誉感。游戏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找准自己在团队当中的定位,让学生进行讨论,提交自己团队的主题、研究方向以及成员的分工,并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绘制在本组的实验报告内。教师在这一过程,可以组织一组同学作为代表进行展示,也为未完成的小组提供示范。最后在团队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还需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这样才能保障调查报告得以顺利进行。团队建设是确保小组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学生之间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才能保障任务的完成。现阶段的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缺乏分享合作的机会。在综合实践的课堂中,教师要培养的正是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甚至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沟通能力,适当的团队建设,可以挖掘团队的潜力。
三、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
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要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保障各组成员对自己的小课题充满兴趣,让学生可以在兴趣的驱动下努力实践、认真学习。这种情况下,需要教师对教材的内容有系统的了解。在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还需要提炼出适合学生完成的小课题,以便适应学生的学情状态,促进学生的不断进步。教师在进行“家乡变化小调查”一课的教学时,便组织学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让小组自由组建。首先,本节课的涵盖内容很广,教师在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既想让学生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感到骄傲,也想让学生意识到近年来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先给出了两个大的分组:一是家乡好的变化;二是自然的变化。教师给出题目后,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并且在两大组下设计了小标题,如“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家乡的交通拥堵问题”“家乡的建筑变化”等多方面。学生可以在大标题中选择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自由分组,分享自己的想法,完成调研计划。在本次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选择的都是自己了解的内容,报告的完成度也比较高。之后,教师再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交流,以便让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家乡的变化。在报告完成后,教师还组织学生讨论应对这些不良变化的措施,最后将各组的内容汇总存档,完成了一次别具意义的家乡“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教师缩小了学生的关注点,让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同时利用兴趣,凝聚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目的明确地展开了高效的调研。
四、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
合作学习的目的是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在这个目的的驱动下,小组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除了兴趣以外,教师还需要设置一定的外在刺激,如小组荣誉、物质奖励等。小组合作竞争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良好方法,合理地设置奖惩机制可以更大地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让学生在集体人格的驱动下发挥更大的潜能。教师在进行“校园趣味运动会”一课的教学时,便注重设置奖项,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趣味运动是小学生最为期待的活动,教师在设计趣味运动会时,要注重游戏的合理设置,力求让学生在活动中都能找到自己的长处。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教师设置了相应的奖项,并采用集体积分制的原则来确定团队的排名。学生在班委的带领下快速地展开工作,很快形成了明确的分组,如选手组负责参赛、文案组负责向广播站输送文案、后勤组负责组织同学加油及保障运动员的物品供应等。这个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促进了学生集体意识的形成,让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价值观的约束,进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激发团队热情这一策略,应用到以班级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便可以转变为物质奖励,比如为获胜小组颁发一样的本子,将宣传板交给获胜的小组进行设计,等等。在集体荣誉与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合作热情会得到更大的激发。教师在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时,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的注意,确保合作的高效。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综合实践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学生合作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让学生可以在集体中发挥最大的潜能,努力地完善个体的学习方式,从而为个体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田野调查报告 篇二
**岩岩,鲁邦所瞻。在这雄伟而美丽的**脚下,坐落着一所美丽清幽而又富于现代化气息的大学校园——**农业大学。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从祖国各地齐聚泰山脚下,踏入农大校门,融为山东农大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新世纪初,山东农大又迎来了他的新成员----03级农学三班,一个由30人组成的新的班级从此开始了它在这个大集体中的生活,学习,成长和进步。
入校伊始,农学三班在农学院团委辅导员老师及班主任**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公开选举,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班级团支部。从此,共青团先进的光芒渗入到这个优秀的班级体中,团支部鼓舞着全班同学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满怀激情,斗志昂扬,在农大这片美丽的田野上耕耘着未来的理想。
三年来,03级农学3班团支部带领全体同学秉承"追求无止境,奋斗永无期"的班训,建立起"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班风,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班级各项工作均走在了学院兄弟班级的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次受到学院和学校的表彰奖励,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2004年9月,农学3班团支部荣获"优秀团支部"称号,2004年"五四"期间被授予"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目前,全班共有8名学生党员,他们在班机团支部的建设中发挥党员应有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在说明着这样一个道理:团支部在班级工作中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不可或缺,唯有团支部职能的充分发挥才能为广大同学在大学期间乃至未来发展把好思想政治关。
一,"高举团旗跟党走",切实发挥班级团支部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
军训刚刚结束,所有的同学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同学们对党史知识的学习,班委,团支部多次组织同学参加党史讲座,形势政策报告会等活动,组织同学集体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向广大同学普及党史知识,党建文化。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全体同学以很大热情参加了学院的业余党校,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结业考试。在2004年"五四"期间,被学校评为"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
在对支部成员的思想教育中,开展了迎评手册知识竟答和学习孔战辉精神等活动。在校团委开展的"优秀团日设计大赛"中,团支部紧紧抓住专业特点,组织了"登泰山比赛"团日活动,在登山过程中向游客宣传环保知识,提高大家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了支部的凝聚力和学生干部的组织协调能力。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
在班级的日常工作中,学生党员时刻保持党员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班里的学生党员开展了"一帮一"的互帮互助活动,一名党员帮助一名普通同学,积极为党组织培养后备人才。班委,团支部施行工作例会制,并邀请请学生党员和普通同学列席参加,不仅做到了集思广益,民主集中,还大大加强了班级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了同学们对班委,团支部的信任度。同时,也积极调动广大同学参与班级工作的主动性,为班级工作献计献策,努力建设一个共同进步的学习生活氛围。此外,普通同学积极参与到党员的民主生活之中,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到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普通同学和学生党员都直言不讳,每一次班会和支部生活都是一种提高,一种升华,每次活动都开展的活泼生动,别具一格。既做到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又实现了实事求是,统一思想的要求。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冷静对待台湾分裂势力,沉着应对各种思潮。在党员的努力下,达到了以党建促发展的目的。我班党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广泛争取广大同学的意见,深刻剖析自己存在的不足,认真对待,积极改正。为了更好的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加强广大同学对党员的监督,班内积极响应学院号召开展的"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活动,学生党员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二,"润物细无声",将团的工作深入到同学的日常学习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中。
大学在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为大家营造了全面发展的空间。从大一开始,在团支部的带领下班里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还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班风。
03农学3班是个以团支部为核心的团结集体,从入学军训开始,同学之间就有了"同吃苦,共患难"的真情。军训结束后,在班主任李向东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攀登了五岳之首——泰山。崎岖山路上,我们相互扶持;夜宿山间时,我们彼此相依;看到日出时,我们幸福的拥抱欢呼。这是,感情的交汇,心与心的碰撞。这是团结拧成的一股绳,越拧越紧。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凭借这种团结的精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欢乐的日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荣获院新生篮球赛第一名,院合唱比赛第一名,班级接力赛第二名,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班级","省级优秀班级体"。
大二下学期,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有些同学因英语底子薄,学习很吃力,跟不上老师的节奏。看到这种情况,团支部主动安排英语基础好的同学与学习差的同学结成"一帮一"的互助对子,帮助解决学习中的难题,共同进步。最后,全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居年级之首,达到78%,后来的六级考试通过率高达47%。
三,"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是班级团支部工作的"重头戏"。
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学习是我们的天职,在刚进入大学校园后,第一届团支部协同班委会一道,狠抓班级学风建设,努力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竞争氛围,同学们人人都树立起一种竞争和忧患意识,相互激励相互帮助,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风,各项工作一直在院里名列第一,特别是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其它班级,一,二等奖学金获奖人数在同年级同专业四个班级中一直占50%左右,其中王庆专和郭晓然同学都是连续五次专业一等奖学金。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达78%。昨日的积累,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年来,在十多位教授的指导下,全体同学参加了实验的数据调查和田间实践操作,巩固了课堂理论,并使之融会贯通与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同学们还积极参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先后有5人次获校级"优秀调查报告",17人次获院级"优秀调查报告"。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支部积极引导同学全面发展综合素质。
现代社会发展风云变幻,科学知识日新月异。团支部根据实际情况带领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开展和参加了"第二课堂"活动,给自己充电,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李文阳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计算机编程的多种语言,并建立了自己的网页。班内有多名同学都先后获得了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又辅修了地第二专业。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但开拓了同学们的知识面,而且更好的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使个人的综合素质获得大幅度提高。
在文体活动等方面,班级团支部十分注重对部分有专长同学的大力支持,力争作他们坚强的后盾。徐鹏同学是校运动会少数几个非体育专业的体育明星,多次取得佳绩,而且在文艺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多次参加校级演出;曲静同学更是巾帼不让须眉,不仅学习优异,而且多次获得舞蹈大赛团体一等奖,二次获得南校区健身操大赛团体二等奖,在校运动会中也多次获得佳绩;魏存争同学获得英语竞赛三等奖,并且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刘伟,郭晓然同学获得"繁星计划"省一等奖;邵海建同学在担任外语协会会长期间,协会被评为"校级明星社团",并成功组织泰安市第一届高校英语演讲比赛,泰安电视台对此次活动进行现场报道;这些同学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班级良好班风的形成。
回首过去,我们满面沉思;放眼未来,我们踌躇满志。03级农学三班团支部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各级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高举团旗跟党走"是每个团支部和在校大学生未来发展的人生导向。没有共青团工作的深入人心,也就没有农学三班团支部今天所取得可喜成绩。班级团学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理念还有待于进步的探索与实践。
田野调查报告 篇三
[关键词]文献;口述;田野;历史人类学;史料、方法与理论的互动关系
什么叫历史人类学?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学者们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1]。从形式上看,它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重视文献以外的资料,特别是来自田野调查的资料。在这种形式背后,有着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并不仅仅是人类学①。当然,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人类学借鉴了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区域社会,把研究对象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强调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传统社会。笔者以为,历史人类学可以使研究者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从而发现更多的资料;还可以使研究者从资料本身的脉络出发,而不是服从于主观逻辑,这样就有可能做到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当越来越多的不合于主观逻辑的资料进入研究视野时,最好的办法是让解释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一、“钟九闹漕”及其资料介绍
从事件的角度看,“钟九闹漕”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发生在湖北省崇阳县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农民起义②。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对此有着极为简练的概括:1841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钟勤王,并竖都督大元帅红旗,次年战败被杀。实际上,这个事件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年,过程十分复杂,而起义只是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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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因如此,如果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历史人类学,就可以发现其实它有许多同道中人。
②关于“起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刘平博士《文化与叛乱》(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一书的导论部分具有参考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用“叛乱”代替“起义”,期望它可以包容“性质各异的**”,并以为自己可以在“客观的立场”上使用这个词,实际上却仍然无法避免价值判断。笔者受此启发,不再进行分析和讨论,相信“起义”一词有约定俗成的用法。而且老实承认自己是在带有价值判断和感彩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概念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征漕之时,花户金太和对惯于浮收的差役表示不满,与他们发生冲突,被知县责打,于是誓言上告。他与侄子金恢先(金瑞生)发动各堡花户集资,聘请秀才钟人杰代作状词,自己呈送武昌府,却被差役反告一状,押在牢中。钟人杰与其好友汪敦族、蔡德章亲自下乡聚敛讼费,由金瑞生与蔡德章控准,差役们被斥革,金太和释放宁家,官府亦限定了崇阳的漕规,并由花户自行上纳。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即告停止,差役又恢复了旧规。金太和愤而再告,被当时的知县折锦元关押起来并解往武昌。钟人杰带领众花户,以玩灯为由,大闹县城,拆毁差役的房屋。钟人杰的另一好友陈宝铭出面,胁迫折锦元按照新规征漕。然而,差役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请了崇阳最有名的讼师蔡绍勋,状告金太和把持漕务,令他长期不得脱狱。折锦元之后的知县金云门因自感无力应付崇阳的复杂情况,推荐师长治为继任以求自免。此时,蔡德章因无子迎娶二房,被差役诬告奸拐,师长治不明底里,将他关押,钟人杰等人再次以玩灯为由大闹县城并拆打粮房。师长治恼恨在心,将蔡德章解往武昌。然而,蔡德章在府讯时振振有词,反将师长治陷于被动之地。无奈之下,师长治受了差役的唆使,用蔡绍勋撰写状文,告钟人杰欺官霸县,终于惊动了武昌府,要捉拿钟人杰。恰逢此时有传言说金太和性命堪忧,金太和子侄催促钟人杰起事。为将众差役斩草除根,并威逼蔡绍勋和息了案,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人带领众花户围攻县城,逼迫师长治开释金太和。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们杀了师长治,攻打崇阳周围的通城、通山、蒲圻等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亲授方略,调集重兵镇压了起义,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人被捕,在北京遇害。
因为事件本身的震撼力,不少官方文献和私人文集对它都有记载,且各有侧重。《清实录》记载朝廷镇压起义的过程最为详细。军机处档案中则保存了起义领袖钟人杰等人被捕后的供词。地方志中不仅《崇阳县志》对起义有所反映,受到影响的通山、通城、蒲圻等县的县志中亦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此外。魏源曾为师长治撰写墓志铭,师长治的家丁殷再生亦写有《崇阳冤狱始末记》,记录了起义的前因后果①。这些资料的立场也是有差别的。《清实录》与军机处档案将起义者视为叛逆,把钟人杰等人因漕粮而争讼视为一种把持行为。地方志更是将起义归入灾变一类,充分体现了王朝的正统观念。魏源与殷再生的记述与这些文献不同,前者在表达对师长治的惋惜之情的同时,还揭示了漕运制度发展到清末出现的种种弊端;后者则为被朝廷视为“办理不善”的主人鸣冤叫屈,因此,较多强调崇阳地方社会之复杂难治。
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上述资料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出自文献。从传统研究方法来看,它们是稳定的可靠的,都属于可以直接利用的史料。然而,在“钟九闹漕”资料中还有另外一种——口述资料,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文献资料。
“钟九闹漕”事件对崇阳的影响是深刻的,当地人口耳相传至今,绝大部分都能够讲述其过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故事。而对于它的流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起义之后出现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钟九闹漕》,目前已经整理出版②。所谓“长篇叙事诗”是现代文学概念,实际上它是五句为一段落的七言山歌③,作者据说是一个叫做陈瑞兆的铁匠,也有人说是曾经看管过金太和的人。
如果将长诗与文献资料相对比就可以看到,长诗不仅完整地层现了一次农民起义从酝酿发动到遭受失败的全过程④,而且是真正的纪实文学,诗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和人物的记载有极高的可信度。此外,它的草根性还让我们看到了在老百姓眼中这次事件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又与我们眼中的农民起义有着多么不同的逻辑。
虽然长诗的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因此,如何处理它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此外,长诗丰富的内容也是以往关于农民起义的理论所不能包容的。当笔者接触并逐渐了解历史人类学之后,认识到新的史观、新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赋予历史研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解释力,因此,按照历史人类学的要求对“钟九闹漕”事件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重新解读。笔者查阅了各种相关地方文献,并到崇阳去做田野调查。尤为宝贵的是,笔者在当地找到了1975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围绕长诗在崇阳所作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的背景是“开门办学”运动,学员们做了大量访谈。虽然调查的出发点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体现出强大的话语霸权⑤,但老百姓的声音仍然倔强地保留在报告的字里行间。
华中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以下称《调查报告》)与笔者的田野考察使得长诗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是显示出与其他资料的内在关系,其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传统文献以外的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钟九闹漕”的研究内容,而且它们与文献的相互观照也指向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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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疑心,“再生”为该家丁劫后余生的纪念,而非原名。
②已出版的《钟九闹漕》有两个版本,一是1957年版,一是1998年版,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均指1998年版,原因见下文。
③解放前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唱本,但笔者尚未找到实物。
④长诗在事件的起因和前期发展方面提供了具体细致的资料,而这恰好是文献所无法做到的,笔者在前文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已经参考了长诗中的内容。
⑤例如问题的设计实际上强迫受访者将各种人物做成分上的划分,又如调查的目的在于批判长诗中所宣扬的“投降主义”。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二、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
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类学心怀忧虑,担心它所强调的“地方知识”、“地方感”会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其一,国家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表现。在长诗中,崇阳漕粮征收情况是这样的,“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饷逢毫厘一分算,米上几合要一升,算盘珠子打死人”;“粮房柜上一窝蜂,全靠花户米来供,踢斛摇斗乱行抢,三盘样米太不公,羊入虎口痛难忍”;“世间狠毒是粮房,串成一党恶难当,欺天灭地多诡计,一把升子七寸方,斗米把作七升量”。
《调查报告》则对长诗中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如“踢斛摇斗”,受访者说“那时,量米还用斗,衙役用脚踢斗,这样,米就要多收一些”[2](1975年11月2日);“(衙役)还要用脚踢斗斛,搁一下,泼一点,一石米得要一石多”[2](1975年11月3日)“三盘样米”,指“衙役将交的米分为三层,上层归衙役,下层归花户,中间就完粮”[2](1975年10月26日);“花户完粮时,衙役要拿一斗米做样米,看合格不合格,这个样米就归衙役自己”[2](1975年10月28日)。长诗中所没有提到一些情况,《调查报告》亦有反映,如多位受访者提到当时粮房收粮用“皮斗”,这是因为“皮斗有伸缩性”,“当时衙门收米用斛桶,一担四桶,桶底是胶皮的,收米时一提往下坠,一担米只剩六斗了”[2](1975年10月28日)。某位受访者讲到用皮斗收粮时,“上面堆起来,上下各有一个包”,很不容易想象,而另一位则解释得很清楚,“当时用斛收米,那种斛上面是木的,下面是皮的,立着倒米时,倒的堆满了,撒在地上的米归衙门不说,那斛一提起来,又浅了一截,又得倒满,所以挑一担米只完的一箩多”[2](1975年11月2日)。
在《赋役全书》这类官方规定中,我们无法找到崇阳县征收漕粮的实际数字,而在崇阳人脑子里,这个数字是非常明确的。在闹漕之前,包括各种浮收在内的总额是两万多石,因为长诗中写道,“崇阳册载几千米,一年收纳两万多”。当钟人杰等人第一次带领花户拆打粮房后,官府实行了新章程,于是“大小花户完得清,实在只有七千零”。有趣的是,《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据此推理说,“崇阳全县应上缴7000多担,而粮房要收20000多担”[2](1975年10月30日)。
其二,百姓对官府情况的熟悉程度。长诗中对闹漕过程中的历任县官都有记载:“年逢丙申腊月中,官玺刑铭印未封,本年是个王县主,年迈七十耳又聋,独听衙门口边风。”“(戊戌年)正是蔡官上任来,大开东门接提牌。”“己亥年来百事全,好个县主蔡官员,正是农忙春三月,谁知蔡官退县权,折爷就将印来圆。”“(庚子年)时届秋冬两相交,折爷要往别县调,又是金官来圆印。”“(辛丑年)到了八月桂花香,金官卸位下武昌,来了正印师县主。”与同治五年(1866年)的《崇阳县志》和《崇阳冤狱始末记》相比,长诗对闹漕过程中历任县官的记载是最清楚详细的①。由于长诗在民间的影响甚大,《调查报告》中有多人能够明确说出当时一共经历了五任“县长”,分别姓王、蔡、知(亦写作“支”,应为“折”字,可能是受访者与调查者口音的差别造成的——笔者注)、金、师[2](1975年11月3日、10月27日)。在长诗中,钟人杰等人告状成功之后,“总督一见文书详,两人商议出示章,两银扣钱二串四,担米完纳理应当,合行晓谕布崇阳”。据《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钟人杰等人“遂出禁革钱漕积弊及民愿加二升二斗章程,每两纳钱二千一百四十文,周制军断案,自书告示勒官钤判刻石城乡”。可以看到,长诗不仅对征漕章程的记载较为确切,而且末一句的口吻简直就是告示上的原文。金太和第二次告状,被折锦元关押并连夜起解到府。钟人杰等拆打粮房,闹到大堂,折锦元被迫答应,“担米只许加一斗,合勺之粮不成升,斛平斗满自公平。只许正算扣饷银,毫厘丝忽不成分,两银扣钱二串四,水脚印号是正经,并无外规派钱文”。这几句话虽然以韵文的形式出现,但是仍可看出条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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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的《崇阳县志》中没有开列此前历任知县,显然非常不合常例,但原因不明。殷再生《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藏未刊本)中涉及的最早的知县是折锦元,可能作为家丁的作者也只能了解到到这么多情况。而1991年出版的《崇阳县志》显然没有参考长诗的内容,因此其中的清代知县简表是从折锦元开始的。
其三,民间社会如何利用制度。长诗中的讼师蔡绍勋是“崇阳第一刀笔”,在他的状词中,“单告太和是光棍,田无升合饷无分,假称花户告衙门。又告太和是刁民,能说会道武艺精,常在乡下欺懦弱,一虎三彪父子兵,欺压北山一源人”。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全部直击要害。《大清律例》规定:“凡实系切己之事,方许陈告”,“州县征派,务须里长率领众民公同陈告,方准受理。”[3](P484)这意味着如果不是真正的花户,就没有权利参与漕讼,否则就是扛帮唆讼,最为官府所忌恨①。蔡绍勋称金太和“田无升合饷无分”,就向官府指明了他是健讼之徒;而且,律例对于扰害统治权力与社会秩序的“光棍”更是强调要予以严惩,因此,蔡绍勋一张状纸使得羁押在省的金太和失去获释的希望,“要想回家在梦中”。至于蔡绍勋告钟人杰的状词,长诗是这样写的,“钟九结盟伙一党,毁街灭市难抵挡,欺凌官长霸崇阳”。结伙与欺官亦是官府最为关注的问题②,此状一上,武昌府立即下令捉拿钟人杰。正所谓“状得有高才,行到武昌把封开,大人一见明如镜,钟九不是小人才,火速风行出提牌”。清代的很多判牍都反映,状词水平的高低经常体现在能否紧扣制度,如果在这方面引起了官府的重视,能够准状,告状人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这是因为,清代讼狱中的拖累之弊极为严重,一旦涉讼,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所以,长诗中金太和说“全靠一张好头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讼师经常出入官府,他们熟悉法律规定是很自然的;但是,长诗中还写到,当金太和在家中表示要上控粮案时,其妻说:“八劝夫君莫装痴,斗米当差告上司。”意思就是说,他们家是小花户,没有资格上控粮案,如果上控就一定会吃亏,这很显然是一个基于制度的认识。
文献以外的资料无疑能够对文献起到补充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使研究者从基层社会的角度重新认识国家制度。一方面,基层社会受着国家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对国家制度经过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接受过程……从形式上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可能用了反讽的、抵触的、甚至是对抗的形式”[4]。或者说,“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因此,“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的,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5]。而这正是历史人类学重视区域社会的原因所在,做好一个区域社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是真正接近国家历史的可行性办法。
三、传统社会人们的角色与行为
在“钟九闹漕”资料中,对于钟人杰等起义领袖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官方文献,钟人杰等人是健讼之徒,平日惯于包揽漕讼,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就聚众反叛,连钟人杰等人在京受审的笔录都加工为这种说法③。魏源与殷再生虽然揭露了漕运制度的衰落和差役的劣迹,但同样将钟人杰等人视为叛逆。与此相反,长诗将钟人杰等人看作为民请命的英雄,给予热情的颂扬。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以往的方法是做同质化处理,以便得出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所谓客观的认识,又往往是置于革命史脉络中的。从《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在老百姓眼中,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对于钟人杰等人的看法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主观与客观、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正因为如此,通过体会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建立起对于传统社会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关于钟人杰,受访者说,他从小上学,读书八年,做过生意,开过糟坊做过酒,开过豆腐坊[2](1975年10月31日)。他很善于对付官府,“钟九考秀才时,同崇阳上乡一个姓代的一起考。这姓代的家庭情况很好,在考前送了三百串钱给知县,企图买通。钟九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自己的文章和姓代的文章一起拿去给知县。知县看后,在钟九的文章上盖了印,后来发现又后悔,因为印没有盖在姓代的文章上,最后两人都没录取”[2](1975年10月28日)。他家境不富裕,曾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以抒胸臆:“东倒西歪几间屋,千锤百炼一个人。”[2](1975年10月28日)“钟九曾在崇阳县城西门外的煤冲教过书,煤冲这个地方产煤,但是由绅士把持,不准百姓去挖。钟九对这事十分不乎,他就为老百姓写了一份状词,告了把持煤场的绅士。事后告?,别人还送田十亩给钟九。但不久翻案,钟九被官府革去他一切功名。钟九被革后,将钟人杰的名字改为钟世雄,以后又考取功名。”[2](1975年11月3日)
关于蔡德章,受访者说,他小时候读过两年书,家无田地,有房屋一间。长大后专替别人打官司,因为识字不多,被群众称为瞎子朝司。钟人杰到他家约他闹漕,他问到底为名为利?为名才去,为利就不去。钟人杰说是为名,他说“为名我就去”④。起义失败后,他跑到蒲圻,在一个地主庄上种地,时间长了,官兵知道了,就把他抓住;又一说是他在一个地主家放鸭子,和别人发生争执,事闹大了被官府发现将他抓住。官府判他充军,问他愿意到哪里,他说只有崇阳不去,因为那里造反。这是反话,官府中计了,于是他被送回来,最后病死在崇阳[2](197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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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载可为佐证,在讯问某抗漕之人时,段光清说,“尔等控钱粮浮收,自己究无应还钱粮,不过代人家抗粮耳。”
②《大清律例》对犯罪行为中的人数有明确规定,聚众者必受严惩。
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钟人杰口供中有:“有素好的陈宝铭、汪敦族们,因把持钱漕与书差拘讼,我就主使向各堡花户敛收讼费。”
④《调查报告》中开始写作“为民为利”,后来将“民”字改为“名”字。
关于汪敦族,受访者说,他“家里条件不好,也还供他读书考上了秀才。是个文生,写文章写得好,没有做官,回到家里,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教书。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少,所以他在当地就很有名气。别人都说他能干,也很有势力,相当于一个土绅士,被人称为老爷”。“汪敦族带兵打的是通城,捉的蔡绍勋”[2](1975年11月1日);“汪敦族是个漕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他有田地二三石,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多亩。他是个有钱的绅士、文生,属于中小地主,当时还戴顶子”[2](1975年11月3日)。
关于陈宝铭,受访者说,他“是个武将,带兵的,他原是和衙门一伙的,后来钟九把他说过来了”[2](1975年10月30日)。
从《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丰富的背景资料来看,起义军的几位领袖与他们的对头蔡绍勋其实都是靠打官司为生的读书人。在官方话语系统中,他们被称作“健讼之徒”或“刀笔讼师”;在崇阳老百姓的词汇中,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做“曹司”。这个“标准”的写法来自现代版《崇阳县志》,在《调查报告》中则写作“朝司”、“朝市”、“漕师”、“漕司”等等。一个“司”字微妙地表达了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势。事实上,老百姓对他们如同对官府的差役一样怀着畏惧之心①。此外,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漕”字。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健讼之人往往会借打官司与官府在漕粮征收问题上讨价还价,乃至于有“讼户”之称②,他们的行为被称作“吃漕饭”,“吃漕饭者,官征漕或浮额,黠者辄持短长,倡言上诉,官惧则令漕吏饵以金自数十至数百,称黠之力。若辈岁需专取给于漕,故谓之吃漕饭云”[2](1975年10月31日)。长诗中非常具体的描述了金太和、钟人杰等人走遍崇阳各堡,聚敛讼费的过程:金太和“按照粮饷派银钱”,“正月走到立夏时”;钟人杰等“四位头入伙下乡,各走一路好匆忙,出门不上两个月,走尽四处与八方,回家又是过端阳”。《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亦称,“闹漕打官司的钱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依靠绅士
通过保甲长从人民群众手中取得”[2](1975年10月2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漕司”等称呼可以影射当地讼师亦有类似行为。总之,无论是曹司还是漕司,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讼师在基层社会的地位和势力。
这些讼师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蔡德章“因为经常到县里去替别人打官司,所以认识了钟九,结拜成兄弟”[2](1975年10月2日)。汪敦族“与钟九是同学”[2](1975年11月3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钟人杰与蔡绍勋之间的关系。《崇阳冤狱始末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出面替差役打官司的蔡绍勋是钟人杰的母舅,他是崇阳第一刀笔,钟人杰则是仅次于他的第二人。长诗中对此没有交代,而《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则可以肯定这一说法③,很多受访者都指出钟与蔡是至亲,最有可能的就是甥舅关系。钟人杰“从小跟着蔡绍勋读书,读得很好”,甚至他写状词的本事也是蔡绍勋教的。关于这一点,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钟人杰没有考上秀才回家后,就去肖坊堡西堂祠教书。当时是六月天,一天晚上他的东西被小偷盗了,他第二天清早就来到白霓桥,找到他母舅蔡绍勋。蔡要他写份状词,他当时就写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状词。蔡说,这字写多了,县官没有精神看。后来他又写了五百字,蔡又说不行,就自己一状,只有十几个字。钟拿着这张状词告到县里,打赢了官司。然而,他们之间也因此而产生了矛盾。据说在打赢官司之后,县官给了钟人杰四锭银子,他只拿了一锭,其他三锭都给蔡绍勋。蔡不要,说,这是给你的,我不能要。他说,我的东西只值一锭银子,你干的这行是专刮民脂民膏的事。两人就争执起来,他发气说,我日后做了官,就一刀把你杀了。这一年春节,他就没去蔡家拜年,初四蔡绍勋来他家拜年,他还是没去蔡家,这样就结了仇[2](1975年10月28日)。又一说是“蔡绍勋和钟九都参加了第一次打粮房,并且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后来因为有一个小官吏的妹子和蔡绍勋拉上了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2](1975年10月28日)。小官吏的妹子是指衙役金榜(金仲华)的妹妹④。钟人杰等人起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逼迫蔡绍勋息讼,但是蔡绍勋听到风声跑到通城,后来被捉回崇阳⑤,据说他在未被杀掉之前问钟人杰,九贼九贼⑥,我是你的什么人?钟人杰说,你是我的舅父。蔡绍勋问,我是你的舅父,你为什么要杀我呢?钟人杰说,不是我要杀你,是你犯了众怒[2](197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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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受访者称差役为押司,也有受访者说“陈宝铭与汪敦族都是衙门”。
②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从前有讼至县,县不能治,于收漕时许交本色米几担,后遂为例”。
③需要指出的是,华中师院的学员进行调查时尚不知有《崇阳冤狱始末记》一书。
④《崇阳冤狱始末记》中说金妹是蔡的妻子.长诗与《调查报告》则称二人是姘居关系。
⑤《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蔡绍勋是在崇阳被捉到后杀掉,长诗则说他是从通城被捉回来杀掉,一个原因可能是殷再生当时被起义者拘押,不了解具体情形。
⑥又一说是“九崽”,出现这种分歧可能是由于记录者对崇阳话不够熟悉,不过称呼“九崽”似乎从情理上更说得通。
讼师与官府、衙役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陈宝铭,老百姓说他本身就是“衙门”,长诗中的说法似乎可以作为证据,当折锦元被花户包围威胁之时,他找来陈宝铭协调,陈趁机进言让他答应花户的要求。蔡绍勋自不必提,正因为与衙役的妹妹有关系,才被诱惑做出不利于钟人杰等人的事。为此,殷再生不无遗憾地说他,“久不操刀,更不肯结怨于甥徒,为妻所误,遭此惨祸”。
对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调查报告》中的一篇批判性文章说,“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而地主阶级内部,既有革新势力和腐朽势力的矛盾,也有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纷争。《钟九闹漕》唱本反映的钟九、陈宝铭、汪敦族等人和衙门王大、余五、蔡绍勋的斗争,其性质和内容都属于后者,即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他们都同属地主阶级的‘仗义疏财’,同样不择手段地追求升官发财。衙门是靠收管钱粮从中捞到油水,钟九等人是百般嫉妒衙门不服气, 靠打官司缓和矛盾”[2](《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段话阶级斗争的味道十足,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启发性,那就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在联系不应割裂。在史学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通常用社会学方法,也就是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各种人物及其作用。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它的分化程度较低,结构是简单的,功能却是复杂的,人们的角色与行为也是多面的,那些综合在一起的因素,不但无法分离,有时甚至难以分清主次。以“钟九闹漕”事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健讼为例,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大多集中于法律观念、法律行为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上面。但是,传统社会的法与今天的法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传统社会中法的存在形式和功能与今天也不能完全等同,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这样才能了解中国传统法的样式与发展脉络。近年来,法律史的学者大多已经不再限于研究纯粹的法典,而是将大量的判牍和诉讼档案纳入研究视角,但是,这些资料仍然是文献,无论数量多么庞大,内容多么丰富,也仍然是单调的,在研究范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反而强化学者们早已经设定的对法的理解,使研究进入一种相对自足的循环当中。在这一点上,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将文献资料置于田野调查的背景下时,可以使专题研究回到整体史的框架中去,从而在丰富的经验事实中体会历史的真正脉络。
历史人类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区域社会的情境之中做整体的观察,目的是摆脱我们头脑中一些抽象的、宏大的理论模式,回到经验事实,更加深刻地解释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包括文献与田野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面对更加丰富的历史事实,当现有的概念、方法、理论乃至思维方式不足以容纳它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化处理,而是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搜集湖北崇阳民歌《钟九闹漕》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所以不揣冒昧,就教于方家。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随着视角的变化和资料的丰富,起义领袖呈现出复杂的面相,老百姓的观念也与我们的期望值不符,但是,这次起义和钟人杰等人的形象在笔者心目中并未稍减其光辉。正相反,从情感上讲,“反叛者”因显示出丰富的人性而更加富于悲剧美;从学术上讲,笔者对传统社会的“”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当农民战争研究摆脱单纯的革命史叙事方式时,它的价值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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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Materials, Way and Theory: "Zhong Renjie's Upris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In the past "Zhong Renjie's uprising" belongs to the research areas of peasants' war, but it displays more connot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With data from different quality coming into the field of researchers' visio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 have protruded, and it is in this field that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has come into being.
田野调查报告 篇四
[关键词]会计本科毕业设计;创新创业教育;4+2+3培养模式
毕业设计为会计专业最后一门实践必修课,也是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剖析与专业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会计学专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形成专题研究、调查报告或文献综述,体现对专业相关理论或实践的认识,以锻炼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控与合理制订并实施计划的能力,以促进学生毕业后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的发文中指出: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教学需要强化,要基于不同专业的学科特征和条件,研究建立有效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模式与监控制度。由于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以一个具体的实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形成前期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分析资料,然后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问卷进行深入调查,其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与培育学生科研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相符。
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然而,笔者对某校会计专业近几届毕业设计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日益严格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体现出创新实践精神,其毕业设计质量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选题方面,表现出选题领域严重不均,理论研究占较大比例,部分选题过于宽泛,选题价值较低,极少结合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进行研究等特点。根据2012届会计专业毕业设计的统计资料,财务管理方向的选题比例较大,共165篇,涉及企业并购、业绩评价、融资问题、投资问题等方面。审计方向28篇。财务会计方向选题较少,共有46篇,包括盈余管理、会计舞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这个方向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是因为其写作范式较为理论化,难以做实证研究,也就难以体现工作量,难以凑足字数要求。另外,由于日常科学研究训练不足,部分学生选题时没有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背景进行梳理,随便确定选题,导致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选题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其次,在论文质量方面,表现出格式上极不规范,内容上拼凑严重,缺少数据与第一手调查资料等特点。很多论文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格式问题,如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不规范、字体与段间行距全文不一致,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内容上,很多学生论文口语化,专业名词的表达不熟悉,语句不通顺,严重影响论文可读性。更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适用性、样本要求及内生性控制上存在偏误。此外,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生并没有实地调研,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没法进行数据分析就只能拿文字来凑;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平时不写论文,到要交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从网上复制粘贴拼凑自己的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思维的创新。
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成因分析
上述现象若究其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制度的缺陷。首先,“严进宽出”的教育环境是根本原因。对于学校来说,通常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当学生找到工作时,即使论文质量差一点,学校也会让其顺利毕业。另外,会计系教师普遍紧缺,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除了上述因素,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问题。通过对近几年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的调查,发现专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数量较多,但却都未开设诸如研究方法论、田野调查、文献检索、应用文写作等类似课程。这些基础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在查阅文献确定研究选题、收集一手调查资料、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统计软件处理与分析数据、最后撰写论文时捉襟见肘,制约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第二,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教师数量不足,缺乏责任心。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每位学生的有效指导时间被压缩。教师们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绩效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使得教师们忙于提升自己(参加教学竞赛、发表科研论文、申请专利、申报项目等),相对来说忽略了毕业设计指导。二是部分教师自身科研素质较差,对论文质量把关不严,从选题到学生交稿流于形式。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时很少搞科研,对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不熟,经验较少,指导毕业论文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另外,学校对毕业设计工作量的核算通常只按指导人数核算,客观上也导致教师不注重毕业设计指导的质量。第三,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一些学生思想态度不端正,认为毕业设计与找工作相互冲突,任何事都比不上找工作重要。学校一般都在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而此时正是各大企业到学校来进行校招的关键时点,还没找工作的学生看到有些同学成功找到了工作,难免内心急躁不安,根本没心思静下心来做毕业设计,这样必然会导致写论文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出现拼凑抄袭的不好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资料搜集能力缺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撰写论文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资料,其查找资料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这些学生根本没有掌握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能力和处理技巧,致使查资料方面花费时间多,但收效不高。此外,学生对学术研究范式缺乏基本的了解。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技巧来说,学校在每次毕业设计前都会将基本要求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学生,但很多学生平时接触较少,不明就里,学术规范的意识薄弱,也就无法达到撰写的要求。这样就会导致本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引导上的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论文的格式要求普及上,反复修改不规范的地方,也就无暇顾及论文本身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4+2+3培养模式的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探索
为提升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质量,课题组提出了4+2+3的培养模式,具体思路是通过4个基础+2类训练+3种形式构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体现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从学术功底培育、模拟写作训练、分类写作模式、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毕业设计模式改革、激励考评机制改革、毕业设计流程管理等)这几个方面入手,探索提高本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路径与实践。图1(一)4个基础个基础:打下4个基础形成铺垫。应在日常教学中及早进行论文写作基本功训练,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融入各阶段的本科教学环节。为解决学生写作基础薄弱、学术功底差的困境,拟增设会计研究方法论、实地调查方法专题、文献检索技巧、应用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类似课程夯实学生的4个基础,分别是研究方法论基础、文献检索基础、应用文写作基础以及学术论文写作基础。尽早培养学生写作基础与科研素养,可以使毕业论文工作不至于与其他教学环节相脱节,而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各培养环节相互关联、渗透,使学生从系统的角度领悟学术研究范式,培育他们的科研能力。具体而言,实地调查方法专题和文献检索技巧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一学年,会计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二学年,应用文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三学年。这种安排从内容上遵循了课程的先后修关系,从时间上保证了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二)2类训练类训练:2类模类模拟写作训练双管齐下。第一类为课程论文。根据教育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会计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或会计信息系统)、税务筹划、审计学属于8门主干专业课程。对这些课程进行课程论文训练,达到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前期性专业写作训练的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形式可多样化,如读后感、学习心得体会、文献综述、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小论文等形式均可。第二类为学年论文。学年论文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也可由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教改项目事先拟定选题,然后通过师生间的讨论,进行双向选择,进一步确定选题。这种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学术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又可以让教师提前训练,为学生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三)3种形式种形式:3种毕业设计形式形成分类写作。改革毕业设计形式,建立多样化的分类写作制度。根据教育部突出创新性、应用性、实践性,兼顾学术性要求,将毕业设计的类型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学术研究型论文,主要针对那些有兴趣在将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要求按照严格的学术论文范式进行写作,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另一类为实践应用型报告,主要针对那些计划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学生。实践应用型论文可有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商业策划(如针对某企业的战略发展策划、营销策划、组织结构变革与财务策划等)和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旨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并可在实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还有一类为创业规划书,主要针对那些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具体可参考国际“挑战杯”创业设计大赛的形式。如创业财务规划书要求学生对创业项目的财务部分进行规划,内容可包括项目背景考察、消费群体分析、产品特色及经营模式选择、市场竞争分析及营销策略的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财务预算、投融资决策选择、纳税筹划及风险控制。(四)制度支持制度支持: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制度基础。一些好的想法与改进需要制度来加以强化,针对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资料库建设、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完善、毕业设计模式的改革、激励考核机制的设计、毕业设计流程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争取使得毕业设计管理体制更加高效,更好地支持其他工作的开展。例如,为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可考虑在如下方面实行制度创新:(1)答辩时间创新。原来学生通常在最后一学期(第八学期)进行论文答辩。问卷调查显示,74%的学生愿意将之提前到第七学期,这样可以和找工作的时间错开。因此,应改变统一时间答辩的制度,学生可申请提前答辩,提前完成毕业设计。(2)成绩评定创新。有些毕业设计作品涉足学科领域中的前沿或难点问题,数据的查找与分析都特别困难,因此毕业设计作品结构内容都不够成熟。但只要学生立论新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应该给予较高的分数进行鼓励性补偿,以激励学生做实事,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3)论文模式创新。制订“以赛代考”的管理制度,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业设计大赛。教师们可讨论决定获得什么级别的奖项的作品或参赛方案可代替毕业设计。这种管理体制鼓励创新,鼓励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之前就早做准备,缓解了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间冲突,甚至有些参赛作品与实习或就业(创业)紧密相关。因此,“以赛代考”虽然降低了选题和理论写作的难度,但更符合应用型、创新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标准。另外,应鼓励学生公开发表期刊论文,同样由学科组成员认定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的文章可以在毕业论文总成绩中加分,认定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是否可以作为毕业设计的基本材料体系。
四、结语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一门课程的改革,还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联合体。若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当中,必须从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达成期望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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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 篇五
一、标题要求:
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xx关于xxxx的调查报告”、“关于xxxx的调查报告”、“xxxx调查”等。
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xxxx大学学科建设实践调查》等。
二、列出调查的主要内容,格式如下: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
调 查 人:
调查分工:(以小组形式调查的要求,小组人数不得超过3人)
三、报告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
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一般来说,调查报告的内容大体有:标题、导语、概况介绍、资料统计、理性分析、总结和结论或对策、建议,以及所附的材料等。由此形成的调查报告结构,就包括标题、导语、正文、结尾和落款。
1.标题
2.导语
导语又称引言。它是调查报告的前言,简洁明了地介绍有关调查的情况,或提出全文的引子,为正文写作做好铺垫。常见的导语有: ①简介式导语。对调查的课题、对象、时间、地点、方式、经过等作简明的介绍; ②概括式导语。对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课题、对象、调查内容、调查结果和分析的结论等)作概括的说明; ③交代式导语。即对课题产生的由来作简明的介绍和说明。
3.正文
正文是调查报告的主体。它对调查得来的事实和有关材料进行叙述,对所做出的分析、综合进行议论,对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结论进行说明。正文的结构有不同的框架。 ①根据逻辑关系安排材料的框架有: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式结构。这三种结构,以纵横式结构常为人们采用。 ②按照内容表达的层次组成的框架有:“情况--成果--问题--建议”式结构,多用于反映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成果--具体做法--经验”式结构,多用于介绍经验的调查报告;“问题--原因--意见或建议”式结构,多用于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事件过程--事件性质结论--处理意见”式结构,多用于揭示案件是非的调查报告。
4.结尾
结尾的内容大多是调查者对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必然结果。调查报告的结尾方式主要有补充式、深化式、建议式、激发式等。
5.落款
调查报告的。落款要写明调查者单位名称和个人姓名,以及完稿时间。如果标题下面已注明调查者,则落款时可省略。
田野调查报告 篇六
关键词:统计学;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一、前言
自201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高校实践环节的教育,进一步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以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已增设实训环节。大学生实践与分析能力的提升通常作为人才筛选的评判标准,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判断当下实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依据,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现有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中来看,大学生真正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普遍反映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更多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缺少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对统计学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在传统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引入实践与分析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统计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缺乏数据包,打消学生实际操作的积极性。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实训操作也多以例题的形式展示,书本中课后习题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统计学课程中的习题往往针对的是大样本(样本数量超过30个为标准),如果按照书中的例题进行操作,往往需要学生自行将样本数据手动录入软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既违背了以分析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目的,也极大地打消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积极性。2.教材案例脱离现实,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统计学教材中所用案例较多偏离现实。纵观近年来统计学教材中所使用的案例,编者较多偏向于以管理者的视角对灯泡、机床零件、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然而,多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消费者的角色,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很难激发其学习的兴趣,而且容易于让学生形成“读书无用”的想法。3.统计图表的规范性要求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对近三年的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在随机抽样的36篇经管类毕业论文中,仅有7篇毕业论文使用了统计图表,使用比例不足20%,若进一步考查其使用的规范性,则几乎全部不合格。对于这一现象,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调查结果几乎全篇都是以文字性叙述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调查报告寥寥无几。4.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测评。目前,统计学考核方式仍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出勤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为辅,偏重于对概念、公式的记忆,而缺乏学生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核方式容易使学生不注重平时积累,在临考前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无法体现出统计学课程开设的初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实际中遇到的统计学问题也无法有效做到学以致用。
三、统计学实训课程设计
1.选用更加注重实训内容的教材。以统计分析软件R语言为实训平台,选用基于R语言的统计学教材,并将书中例题和课后习题的数据包放置云盘,方便学生下载使用。对于每次课的课后习题,学生只需要复制例题中的命令并依据题意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可获得习题的结果。若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时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还可下载教师编制的习题脚本命令,对比自己的操作过程,以寻找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及时进行更正,以此增强学生实训的积极性。2.增设田野调查环节。增设田野调查环节,用“走下去”的方式,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围绕某一个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让学生们亲自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作。针对同学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最终的调查报告。同时,为了提升学生实践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统计学现有的54个总课时中拿出16个课时用以训练学生的统计作图能力,并将其中4个课时设为实训操作,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统计软件中遇到的不同问题。3.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定期对学生进行图表规范性培训,将学院教师正在进行中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放进平台,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任务进行分解处理。根据各小组成果的质量和规范性进行成绩评定,对完成情况较好的小组予以嘉奖,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小组采取退改再评定的方式进行整改,促使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统计方法运用于实践,真正意义上实现教学相长。4.考核方式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统计学考核形式是期末考试占80%,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占20%,这种方式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统计学的考核方式划分为期末考试、田野调查、社会实践能力和平时课堂表现四个部分后,不仅减轻了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强行记忆的负担,而且让学生更加注重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的环节,有利于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统计学,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统计学的思维进行思考。
四、改革实施效果
研究小组基于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导向,对统计学实训课程进行了创新改革,以提升学生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检验改革的实施效果,研究小组对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三下乡”调研团队进行追踪调查,随机抽取部分同学的暑期调研报告和毕业论文。调查发现,无论是调研报告还是毕业论文,其统计图表的使用率和规范程度都有大幅提升。学生至少在三个地方有了明显改善:一是图表更为规范化。统计学课程改革后,学生已初步掌握了标题和注释的摆放位置、线条的粗细程度、三线表的使用标准、图形的无框化等制图和制表细节。二是明确了不同图表的用途。对于类别型变量可使用条形图、饼图、环形图、气泡图进行分析,对于数值型变量可使用直方图、折线图、散点图以及时间序列图进行分析。三是借助图表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对于某种现象的描述不再停留于原始的文字性陈述,转而开始利用图表数据进行说明,这种方式有助于增强描述的可说服力。
五、结论
此次教学改革设计解决了传统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改善了学生使用统计图表出现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余达锦,杨淑玲。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
[2]王红雨,闫广芬。师生认知视野下的高校创业课程体系:问题描述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
[3]卢淑静。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教育的原则与机制[J].求索,2015
田野调查报告 篇七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
[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
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
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古人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金沙江是四川和沿海城市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重要水道,金沙江上游的水运最大中转站是宜宾,宜宾成为重要的西南腹地河港。如果要继续往西南方向的云、贵腹地,就要在泸州南折经过叙永县出川。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端,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长江上游与赤水河中、上游之间。因此,叙永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长江航运辐射云、贵、川、赣等省市的重要陆地中继站之一。有“川南门户”的美誉。老县城过去是富贾贤士南来北往、国粹民俗兼容并蓄的古镇,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至今也还散发着悠古的气息。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调整,以及环保和气候异常等因素,致使河水断流,叙永县城才逐渐变成今天交通上的死角。其实,60年前的叙永县城虽然深处西南内地,但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和孤寞的边陲小城。
叙永县境充分体现了我国西部复杂的地形地貌。首先,自然地理上,它正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域内地势落差极大,从地势最低的县城到直线距离50公里左右的南部山地,海拔落差可以达到近1600米。垂直气候和垂直植被明显,县城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山形陡峭、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其次,人文地理上,这里自古就是夜郎古国域内、罗氏鬼国所辖、水西土司盘地,古代族群成分复杂,现在也还有苗族(支系繁多)、彝族、回族、布依族和自称为“弈人”的人群分布……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还处于前期溃退阶段。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一线失守,云南、广西告急,国民政府被迫内迁四川、重庆等地,大批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迁到四川,1940年8月西南联大在叙永县设立分校,几乎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也迁到南溪县李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按照二十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和发展,民族学作为其中的显学之一,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会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世,川南苗族的研究迟早也会在其列。但事实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止。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1942年-1943年间我国早期民族学家能够在叙永开展苗族研究,其必然之中就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就是本文所表述的历史际遇。
二
根据芮逸夫先生在他和管东贵先生合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的“自序”中说:1940年夏,“日军登陆越南,威胁滇、桂”,因此,迁入两省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再度内迁至川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从昆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而与当时一同迁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并一处”。我们说,军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浴血抗战,而部分学者认为对国家的报偿之一就是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们在1942年冬天,一边安顿下来一边就着手开始计划在川南地区选择合适的田野调查地点继续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时任历史语言所副研究员的芮逸夫先生和傅斯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家的胡庆均先生便开始了叙永县南部“鸦雀苗”的田野调查工作。
芮先生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回忆:他们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苗族,并制定了具体的调查时间、路线和调查范围,同时设计的调查内容也十分详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川南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散区,不仅民族成分多,民族内部的支系也很复杂,选择叙永“鸦雀苗”及其分布区开展调查研究,除了前面对川南整体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际遇等综合因素的了解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通过分析他们的工作,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川南向云、贵方向延伸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展开他们的调查工作。但是,尽管如此,地理条件表现出来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海拔落差大表现出来的复杂气候特征,以及匪患不断的危险环境等等,还是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对当地苗族的整体了解,除了书本上的系统理论、专业上的实践经验外,我想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对苗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重要的首推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还有在成都执教的美国考古学、人类学家葛教授。
1902年,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通过对贵州等地苗族的40多天调查,1905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这在国际上和中国人类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据说蔡元培先生在鸟居龙藏的中国苗族研究著作出版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曾经嘱咐加命令似的让凌纯声先生一定要写出一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苗族研究的学术著作,并且要求超过日本的鸟居龙藏。于是1933年,凌先生与芮逸夫、勇士衡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不仅调查资料详细,涉及苗族历史、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共有十二章节,并另有附录和图片),而且还使用了摄像机,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和寓意之深。该书于1936年在国内出版(凌纯声,1936)2003年再版。有了蔡元培院长的教诲和曾经跟随凌先生的田野调查经验,芮先生在对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结束多年后,进而在川南再行中国苗族的民族学调查,作为学科旨趣
之外想必也大有发扬光大中国苗族研究的意含。
葛(David,Crockett Graham,1884-1962),美国人,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和考古学博士、荣誉科学博士,他于1911年以美国浸礼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12年到1918年间,以及1928年,他都到过四川的叙府(现宜宾市),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四川多年。但是,作为外国人、经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才是他在中国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从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被任命为该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四川长达36年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主持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对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羌、藏、苗、彝等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悬棺葬、考古遗址、自然――历史标本等等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由于他最感兴趣的是部落文化及其风俗习惯的研究。回到美国后,利用自己36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写成《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的专著。他在四川研究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成果基本体现在《中国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和其他杂志上。1934年和1935年夏天,他曾对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川苗一也就是川南苗族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记录。
计划是在分头进行中实施的。1942年12月初,芮、胡二位先生由李庄至叙永。
(胡庆钧,2006)芮先生也谈到:在最初第一月“观察了十几处苗人生活”……“在后山乡火麻沟苗村参加了苗胞张理安为子娶媳的婚礼;在枧槽乡峰岩苗村,参加了苗胞罗正伦亡故后的丧礼;又在分水乡越过省界至云南威信县境的牛路坪苗村,参加了苗胞陶家朝亡故数年后举行的做斋祭仪。”1943年1月中旬,他们又分开进行调查:胡先生去峰岩,芮先生去海霸乡南凹田。(芮逸夫、管东贵,1962)之后他们的具体的工作分工是:胡先生结束后回李庄做他的硕士论文写作,芮先生再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再去东部落窝乡、西部的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一个月多,五月中旬返回李庄所内。同年9月到12月三个月时间,请马家屯的苗胞古元生补充记录婚丧礼俗的原始语音资料。(芮逸夫、管东贵,1962)胡先生在《汉村与苗乡》“题记”中回忆:从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月10日,和芮逸夫先生一道,走过叙永县第三区的五个乡,即由城区――后山――枧槽――分水――树坪,并因治安原因与原计划有出入外,从同月12月至5月约共4个多月的时间,我去了枧槽乡沟边(海拔约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有苗族分布)从事社区研究,芮先生则去了海拔较低即约4500米的矮山地区。
在胡先生会议的田野调查行程中除了按计划开展工作外,他的行程则充满新奇、愤懑和冒险的经历,在去叙永途中,对船行速度和行程状况的描述,虽寥寥数笔,充满诙谐的情趣,让我们窥见到了当时中国许多背景:“二月一日出发,自李庄乘长远轮去叙府(本文注:现宜宾市)。二日搭民同轮下抵泸县(本文注:现泸州市辖域),这一段水程是很方便的……四日晨由兰田坝搭木炭车去叙永,全程一百一十公里,按平常的标准三个钟头便可以到达,可是木炭车倒像一个干痨病人,形容憔悴,一路咳喘不止,摇头摆尾的常要休息。”他亲眼目睹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残酷、军阀混战、草菅人命、以及社会底层、山地苗族生活的苦难,土地严重分配不均,感慨时局戡乱,“文人学士,涉足惊心,巨匪大盗,隐藏得所”,以及军阀混战,“滥杀无辜”。苗民“因经济状况不佳”丧失土地所有权,导致“且易受客族凌侮”,使他为此忧国忧民:“除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外,必须注意他们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以各种可能地方法使边民重新获得土地,同时协助发展农业以外的副业,维持收支平衡的局面,稳定边区经济。”但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他们的看法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例如,芮先生曾断言当地的苗族已经“在物质文化方面,除了妇女的服饰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汉化了;在社会组织方面,和当地一般山居农民,也没有太大的显著差别了。唯有在婚、嫁、丧、祭时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尚保存着不少原始的风习。”胡庆均先生认苗族的汉化不仅不是现代化,而且在和汉族学的过程中存在生吞活剥的状况,这些显然还存在着文化等级和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
1943年底胡先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而且于1944年――1948年分别在当时的《边政公论》、《中央周刊》、《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他的川南苗族田野调查报告和民族社会学研究论文:“川南苗乡纪行”、“川南苗族人口调查”、“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叙永苗族的生活程度”、“苗族人口品质的商榷”等,他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他在川南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相距1――4年。2006年6月他首次将他在70年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著《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出版,他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论文收入该书的“第二编苗乡社会”。至此,自他开始田野工作到2006年学术专著出版时间过去了63年。芮先生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1954年,名为“川南永宁河源苗族亲属制探源”,而基础性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民俗材料集这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62年,从他田野工作开始到学术专著论文和专著出版时间上的差距是11――18年。按照他在《资料之部》“自序”上的计划还有一部鸦雀苗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解说之部》要面世,但是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
从两位先生各自的先期田野调查工作和后期对应的研究成果的指向来看,芮先生主要侧重在苗族的历史源流、神话传说、婚姻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和称谓、婚丧礼俗等方面,他田野工作后期主要是对鸦雀苗的婚丧礼俗原始语音进行记录搜集和初期整理,工作是在多人合作状态下取得的:一位当地苗胞古氏的现场演示,加上著名语言学家张次瑶(琨)先生的“审音辨调”,成果中的“苗语词汇”部分,后来则是由李方桂教授“审阅凡例,指正几处谬误”后完成(芮逸夫、管东贵,1962)这也似乎印证了他在马家屯从事的鸦雀苗婚丧礼俗调查是最为主要的田野工作,这样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下来鲜有人能坚持下来,这以芮先生最后出版了有百多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证,这样的工作在整个中华民族学学术史中似乎绝无仅有。而胡先生的川南苗族研究则侧重于苗乡社会面貌分析、人口素质、农村生活、土地问题等方面,从胡先生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田野调查路线似乎也较芮先生曲折而考察的内容也较之为宽泛,它运用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两种研究手法,即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这即使是在学科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是田野工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技术路线。但是从芮先生的研究成果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功力比较而言,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先生来说是有差距的。
三
跨越时空的梳理,我们不仅为我国民族学的前辈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境遇不胜唏嘘。可以说,本文所回顾的民族学前辈及国外学者,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经历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后人的承继性研究和比对百年来的田野本身的沧桑巨变,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以说,对川南叙永苗族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式,在我国民族学学术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它们对研究我国民族散杂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不可复制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弥足珍贵。今天看来,包括芮、胡等先生在内的我国民族学先驱们对我国各民族所做的田野工作都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尤其是不少学者亲自到真正的田野工作中去,亲笔记录、亲临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以至于他们偶尔的情绪发泄和旁白作为背景性知识都显得十分宝贵。尽管当前人类学理论已经对这样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但是本文的看法是,虽然我们有为前辈们因受到学术理论和时展的局限性和制约性开脱的嫌疑,但是,必须厘清的是,即便是在今天人类学已经有了足够的学术反思的背景前提,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人类学仍然是人(人类学家)在研究人(人类社会或族群)的事实。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绝对地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人类普适的深层意识中思维结构和模式的原影响。
当然,胡先生最精彩的田野研究成果还不算是川南苗族的田野工作,同一本书的第一编“滇东汉村”,是他在1940年代对云南昆明近郊(现在昆明市的呈贡新区)汉人社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田野调查工作。作为当时年轻的学生,胡先生的确是忠实地秉持了扎实的田野工作学风,并充分展示出了一个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术品格。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篇八
一、工作目标
全面普查、摸清家底,理清脉络、建好体系,健全体制、规范管理,整体保护、传承发展。
二、普查原则
(一)全面性。
调查要兼顾城镇和村、社区,调查对象要兼顾不同的人群,凡本地区所蕴藏和传承的各种传统民间文化载体,均需注意调查。要按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的生存状况去调查和采录,不能在调查之前就先设定框框,主观、先验地舍弃某些方面。
(二)代表性。
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力求抓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中主流的,或主要的形式、作品、类型、民俗现象,以避免在普查工作中平均使用力量。注重去粗取精,选出在当地群体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项目,重点深入调查。
(三)真实性。
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原貌,真实地、不加修饰地、不加歪曲地记录,确保普查内容和成果真实可靠,杜绝提供虚假材料。
三、普查方法
(一)制定普查计划和普查提纲。
普查计划是开展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各镇街(场)要结合实际,认真制订普查计划,明确普查的目标、具体任务、普点、人员配备、工作步骤、调查方法、阶段成果等。在普查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普查任务制定普查提纲,供普查者具体调查时参考。
(二)选择人员和开展培训。
以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骨干为基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涵盖面广的特性,在相关部门和社会上挑选一批热心公益事业、具有一定业务专长的人员,组成普查工作班子,各村和社区也要确定1名普查员。对普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吃透普查文件和有关要求,并根据普查任务和个人专长,对参加普查的人员作出合理的分工。
(三)进行田野实地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必须以实地调查为主,到现场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真正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镇(街、场)、不漏艺人、不漏种类”的调查。要虚心拜民间传承人为师,完整采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相关数据,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要认真填写普查登记表,并记好普查日记。
(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调查方式。
在抓好面上普查的同时,可采取重点走访、抽样调查、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充分重视和发挥当地热心人的作用。要注重调查资源蕴藏较为丰厚的乡镇、村落;注重选择那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较有才华和独创性的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问答、表演、展示,如故事家、歌手、民间艺人等;要抓住当地的民俗节庆(如节令、庙会等),不失时机地进行现场采访。
(五)用多种手段采录。
调查采访者要以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和技术记录民间传承人和相关人员的讲述和表演等。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歌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宝卷(宣卷)、经书、图画册等手抄本,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和相关实物。
四、普查范围和登记
(一)普查范围。
凡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属普查范围。
1.民族语言(包括方言)。
2.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
3.民间音乐,如民间歌曲、器乐曲、舞蹈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部分民间祭祀仪式音乐等。
4.民间舞蹈,如生活习俗舞蹈、岁时节令习俗舞蹈、人生礼仪舞蹈、宗教信仰舞蹈、生产习俗舞蹈等。
5.戏曲,如曲牌体制的戏曲剧种、板腔体制的戏曲剧种、曲牌板腔综合体制的戏曲剧种、少数民族的戏曲剧种、民间小戏剧种、傩及祭祀仪式性的戏曲剧种、傀儡戏曲剧种等。
6.曲艺,如说书(徒口讲说、说唱相间、韵诵表演)、唱曲(板腔体、曲牌体、板牌混合体)、谐谑(相声类、快板类、谐戏类)等。
7.民间杂技,如杂技、魔术、马戏、乔装戏、滑稽戏等。
8.民间美术,如绘画、雕塑、工艺、建筑等。
9.民间手工技艺,如工具和机械制作、农畜产品加工、烧造、织染缝纫、金属工艺、编织扎制、髹漆、造纸、印刷和装帧等。
10.生产商贸习俗,包括农业生产、林业生产、渔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商贸等习俗。
11.消费习俗,包括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与禁忌、居住习俗与信仰、交通习俗等。
12.人生礼仪,包括妊娠习俗、分娩习俗、诞生和命名习俗、满月礼、百日礼和周岁礼、成年礼、婚礼、离婚习俗、寿诞礼、葬礼习俗禁忌等。
13.岁时节令,包括节气与习俗、传统节日习俗等。
14.民间信仰,包括原始信仰、俗神信仰、庙会、祖先信仰、生殖信仰、商业信仰、精灵信仰等。
15.民间知识,包括医药卫生、物候天象、灾害、数理、测量、记事、建筑等知识。
16.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包括民间游戏、杂耍(艺)、竞技等。
17.传统医药,包括养生、诊法、疗法、针灸、方剂、药物等。
18.其他,如传统行会、香会等民间组织、村规乡约等。
(二)登记。
各镇街(场)应按照规定的普查程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表式参考文本和录音、录像等技术要求,对前期(2003年-*年)开展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查漏补缺;对其他门类,参照省部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新的技术要求,进行登记记录。普查登记表见附件。
五、工作步骤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特点和我区实际,普查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普查准备阶段(*年1月)。召开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议,动员和部署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组织普查员参加*市普查培训班。
(二)实施普查阶段(*年2月—*年5月)。区文广新闻出版局负责对普查员进行培训,培训结束颁发普查员证。向镇街(场)及有关单位发放普查方案、普查手册、调查表、线索表,全面铺开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3月,各镇街(场)汇总、筛选各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表,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报送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非遗普查办公室)*。线索表上报基数为每村100条以上,每社区50条以上,上不封顶,所有上报的线索,须进行电脑录入,以备作考核评估及普查补助的重要依据。
4月,区非遗普查办公室对线索表甄别归并后,反馈到各镇街(场);由各镇街(场)普查办公室填写18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登记一览表》,绘制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并以电子文件形式报送到区非遗普查办公室。调查项目平均每村或社区必须在10项以上,少于10项的村或社区所在的镇街(场)总数不得少于100项。
5月底前,区非遗普查办公室报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表》汇编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登记一览表》装订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册》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到*市普查办公室。各镇街(场)撰写调查报告,做好普查工作和档案的归档工作。区普查验收组对各镇街(场)普查工作进行验收。
6月,区非遗普查办公室写好全区普查工作总结,迎接市普查验收组对我区普查工作验收。
(三)后续保护阶段。在抓紧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查漏补缺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成果编纂和后续保护、利用工作。各镇街(场)要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普查工作任务完成较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六、有关要求
(一)各镇街(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密切协作,建立普查工作协调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落实普查专项经费,购置必要的设备,为普查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要加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意义和相关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广泛发动群众提供普查线索,参与普查工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则,注重视觉和听觉形象的配置(文字、照片、视图、实物),如实反映原貌不走样,尽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存档案资料。对有一些虽不宜公开,但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也应进行收集和整理。普查材料按要求保质保量整理汇总后,逐级上报。
田野调查报告 篇九
Abstract: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has place of its equally good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ethods, how to profit from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which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olk music collects folk songs,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solution folk music collect folk songs faced with many questions, is this article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field method, the introductio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rea original intention.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 音乐教育 田野调查
Key words: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music education field investigates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34-02
审美人类学是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未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该学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它的最大特征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实证材料,比较分析不同种族、民族在审美习惯、审美制度、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试图发现它们的审美规律。
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田野调查方法原意是民间音乐采风,它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审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科研创作能力,而且它还是挖掘民间音乐宝藏,使民间音乐精品得以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手段。本文就审美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方法进行比较,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为高校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注入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
一、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一) 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可以是任务、文化、地域考古、民俗风情、某一事件的始终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的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是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成为“后启之见”。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这就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选题的构思、独特、新颖,要有现实意义等)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准备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进入开始实地的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二) 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手段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加如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三) 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1、调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2、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什么问题。
3、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4、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5、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6、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7、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个人为对象)。
8、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9、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10、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四) 田野调查的内容
田野调查的内容首先要根据调查对象而定,不同的对象,调查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所调查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三大类进行调查。包括传统文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等。
精神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间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等。
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工具、建筑工艺、金属冶炼、加工艺术、雕刻、塑雕等等。
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服饰、婚俗风情、丧葬文化等。男性专题、女性专题、审美观等等。
自然科学文化:科技、天文、历算、医学。
生态环境――高原植物、野生动物、金、银矿产资源。
(五) 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1、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的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纪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的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的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导文、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2、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调查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面、写作水平对资料的分析、组织能力。
二、音乐教育的民间采风方法
(一)采风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采风活动能顺利开展,在采风前必须做好周祥的准备工作。第一,确定采风的内容,选择好采风地点。民间音乐采风可以选择不同音乐类型,如民歌、器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等。确定类型后还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民歌采风中还可以选择多声部民歌为采风重点。当然,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多种音乐类型的采风。如民歌和器乐共同采集。采风内容确定之后,便可按此内容来选择合适的采风地点。这时需要查阅大量与采风内容相关的资料,了解并熟悉这些资料。这将有助于采风地点的准确选择和采风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与采风地有关方面事先取得联系,争取对方有关人员的支持与配合。这有助于正确安排采风时间和采风路线。因为有些地区只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才举行当地特色音乐活动。例如:壮族的歌墟节分别在1月15日、3月3日和4月8日才举行。第三,要制定采风计划。它包括:采风的目的、任务、内容、地点、时间以及参加采风的学生人数、带队教师的安排、经费与经费来源、采风的行程安排等。制订一份具体可行的采风计划,可引导采风工作有步骤、有次序地开展。第四,在采风前要准备好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器材。采风过程中音乐资料的记录非常重要,单靠耳听手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用录音机录下歌手、乐手当时演唱、演奏的音响;用照相机拍下音乐活动的表演场面,演唱、演奏者的姿态和民族乐器的形状等;用摄像机有声音有动作地记录下音乐活动表演的全过程。
(二)实地采风工作
到了目的地,与事先联系好的有关单位人员接上头后,采风工作便可以全面开展了。在实地采风过程中,经常采用与当地民间艺人、文艺团体的歌手、乐手谈话访问的方法以及亲身参与正在进行的当地特色民间音乐活动的方法来采集资料。
采用谈话访问时,应邀请一些熟悉当地特色音乐的民间艺人、歌手或乐手进行座谈或者个别访谈。在谈话过程中要耐心地询问、观察和启发对方,要消除对方的各种顾虑与拘束。语言要通俗易懂,语气要平易近人,尽量营造出自然轻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同时要边谈边做笔记,对方的表演也要当场录音、照相和录像。
采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方法,应深入民间音乐活动现场,参与活动,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民间音乐的特征。并且做仔细的观察与记录。具体操作时可以分工进行。录音、拍照、观察记录、参与活动等工作可指定学生分别完成。在音乐活动结束后,还可以对表演者进行专门采访。
在整个采风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资料。第一,及时做好尽可能详尽的现场笔记。每次采风工作结束后要尽快整理现场笔记,以便发现遗漏,及时补充。第二,做好采风日记,对当天的工作进度、遇到的问题加以记录、分析,为下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录音拍摄要完整、清晰。录音、拍摄所获得的音像资料需及时整理,并注上文字说明。另外,对当地的一些特色乐器、民间乐谱、唱本等也可适量购买做为实物资料保存。
采风是一件繁琐、细致、复杂的工作,在整个采风过程中,只有按计划有条不紊、仔细认真的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才能确保采风活动的顺利完成。
(三)采风后的成果展示及经验总结
采风后的成果展示与经验总结是高师音乐采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最后环节。成果展示可分为展览与音乐会两个部分。在举办成果展示前,应组织学生开展座谈会,谈谈采风的心得体会与经验总结。同时要布置学生整理挑选出展览用的采风资料,如照片、乐谱、录像片、特色乐器、采风日记、采风心得等。并且对采集来的民间曲调、歌谣进行创作与改编,排练成声乐、器乐节目,在采风创作音乐会上进行表演。最后,将本次采风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好的经验,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需注意的事项做书面总结,以利于对下次采风活动的指导,达到提高采风质量的目的。
三、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田野调查方法的形式来看,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方法形式基本相同,都是经过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实地调查工作、调查后的成果展示及总结研究。调查对象都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所不同的是,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注重于民间音乐的采风,包括原生态的歌民间器乐,民间舞蹈,说唱音乐等,它侧重于音乐形式的调查与研究。单一的采风形式使得其内容缺乏很多学术内涵。而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调查前准备、技术方法、方法类型内容较之民间音乐采风更系统、更细致之外,它更注重成果的要求,即不仅写田野调查报告,而且要撰写研究论文,其中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
四、结论
纵观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方法比较,笔者作为高师音乐教育工作者之一,感到审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当前高师音乐民间音乐采风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给采风工作带来更丰富的学术内涵。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采风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高师音乐教育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就目前而言,倡导和借鉴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于高师民间音乐采风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参考文献:
[1]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年9月
[2]妮玛娜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田野调查报告 篇十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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