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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调查报告多篇

【第1篇】对当前刑事自诉案件审理的调查报告

一是审查把关不严，盲目立案。刑事自诉案件往往是当事人一纸诉状，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严格的审查把关，致使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二是易立难审，久审不决。由于立案审查把关不严，受案后发现许多问题，加之双方争执较大，而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难于收集定案证据，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调又调不成的局面。

三是滥用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属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也可以与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决定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应当严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态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对其采取逮捕措施。不仅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而且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决后,民事赔偿部分难以执行,案结事未了。由于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滥用职权，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触对立情绪较大，本来可以调解或和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不判决结案。而被告人难于接受，致使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兑现执行。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要把好立案审查关。严格审查自诉案件有关刑事部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提起刑事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审理中的处理工作。如发现受案后刑事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将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证据材料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就应宣告被告人无罪。更不能认为需要被告人赔偿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极其慎重稳妥的采取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在审查核实证据的基础上，确实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不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才可采取强制措施。同时要严格审批手续。

四是要注重调解，增强良好社会效应。刑事自诉案件多是邻里纠纷，往往是小事酿成大祸，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调少判，这样一来有利于社会稳定，促使当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顺利得到执行。

【第2篇】刑事立案监督中调查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舞弊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第3篇】浅议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运行模式范文

为了贯彻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20**年12月始，北辰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开始适用未成年被告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同时，xx区法律援助中心被确定为国际司法桥梁资助项目试点单位，使这一制度在我院更加顺利展开。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新生事物，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对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性质、作用等，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义。为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笔者拟对上述争议问题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这一制度更加规范的适用，裨益于司法实践。

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二、社会调查主体

对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若干规定》规定了四种调查主体：

1.控方，即公诉人；

2.辩方，即辩护人；

3.法院；

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但在司法实践中，各类社会调查主体，在实际操作中，均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即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及社会调查报告应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存有以下争议：

1.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五、对规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设想

1.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建议统一适用社会调查员制度。社会调查员即为地方设置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简称预青办）人员。随着我国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重视，设置预青办的地方越来越多，人员和机构是现成的；预青办人员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调查；预青办人员是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其先期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更有利于其后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2.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社会调查员制度。使社会调查员通过调查并制作的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而且由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该报告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3.社会调查报告作用的延伸。社会调查员出庭，除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外，对未成年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法官可以邀请其参与法庭教育。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外，社会调查员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成长轨迹的人，由他们参与法庭教育，效果应该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另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应当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少年法庭应当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调查材料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起诉书副本、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送达到执行机关。另笔者认为，为更好的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司法局社会矫正办公室、预青办送达相关执行手续时，一并将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涉及个人隐私部分除外）送达，以便于上述部门尽快了解情况，利于对未成年犯罪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教。

【第4篇】关于打击刑事犯罪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二是强化措施，命案侦察破案取得重大突破。命案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最多的犯罪，一旦发生命案，必将给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绪造成极大的影响。为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坚持把“命案必破”作为侦察破案的重要衡量标准和目标要求。要求全体民警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命案必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自我加压，攻坚克难。发生涉命案件，局长和分管局长刘清华都亲自上案，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制定侦破工作责任制，全力攻破。今年以来，及时侦破了卢金望杀亲案、张庆玉杀害幼女案、刘建勋杀人案等11起杀人案件，继去年命案全破，今年命案侦破率为96.4%，在×××市保持领先水平。

三是打防结合，防范网络更加严密。在打击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市公安局一直认真贯彻“打防并举”的方针，在强化打击力度的同时，加大对治安防犯控的投入，充实巡警力量，加强装备建设，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治安防犯。深入实施“五四三”巡控工程，整合机关科室、巡警、刑警、治安、交警、分局、派出所等警种单位的警力，科学用警，合理布警，采取机动车、自行车、徒步相结合，警便结合，巡警守侯等多种方式，24小时展开巡逻，加大对首脑机关、重点要害部位、案件易发区域、居民区、主要道路的巡逻密度和频率。加强“两点两站”规范化建设，就近巡逻，辐射周边。今年以来，通过巡逻直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7名。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治安保卫组织的作用，积极利用治安防范承包责任制、值班户、联户联防等有效载体，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有效的防范和减少了犯罪。

四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取得良好效果。团伙犯罪往往犯罪次数比较多，数额比较大，社会影响面比较广，对群众危害比较严重，因此历来是打击刑事犯罪中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审讯，深挖细查有组织犯罪，加大对团伙成员的追捕力度，抓到一个，带出一批，及时打掉了王玉金等四人盗伐林木犯罪团伙等56个犯罪团伙，破获犯罪团伙数是去年的三倍多，特别是破获了盗窃机动车油料、盗窃机动车、城区入室盗窃等系列案件，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稳定。二、存在问题今年以来，市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群防群治、治安联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社会治安的稳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认识一致，积极参与，共同抵制刑事案件的发生，才能达到社会治安的预期效果，但现在很多企事业单位、村民居委会重视程度较差，联防群防依然流于形式，具体措施不到位，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犯罪空隙和漏洞，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安全感。

(三)办案经费不足。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市财政对公安部门没有拨给专门办案经费，使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很大影响。

(四)公安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公安干警队伍的能力、素质对搞好公安工作至关重要，只有政治过硬、作风正派、具有现代公安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要求。公安人员在招考时往往偏重于对体能的要求，忽略了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因此个别民警思想素质还有待提高。例如市公安局有部分公安人员特别是派出所民警出警时，认为能当场以民事案件调解的就当场调解结案了，证据意识薄弱，以致当事人双方事后因同一问题再发生纠纷时缺乏证据而难以解决。再就是由于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编制偏少，进口太严，专业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法律专业人员)很难充实到公安队伍中来，公安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公安干警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经济、科技、公安发展的要求，

【第5篇】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查报告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

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证据采信问题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二、出庭作证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三)、我国法律没有对证人出庭作出相应的、必要的人身和经济保证。证人不能以此要求单位给自己带薪假期，也没有哪个部门可以为他报销交通费，万一路上出了意外，不能作为工伤处理，受到报复打击也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因此证人不愿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字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

【第6篇】关于网吧周边刑事案件发生情况调查报告

网吧作为人民群众学习、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之一，在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传播科学知识和构建信息交流渠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伴随而来许多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小隐患，尤其近年来发生在网吧及其周边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社会各界和相关职能部门对此已有所重视。

一、发生在网吧及其周边刑事案件的特点

二、网吧及其周边刑事案件频发的原因

网吧及其周边刑事案件频发的原因是深层次的，涉及家庭、学校、网吧、社会等诸多方面。

（一）网吧违规经营现象严重。网吧作为营利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虽然国家对其营业时间和营业对象有着严格规定，但是为数不少的网吧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使，违规延长营业时间，使得许多网吧24小时都对外营业。加之存在无证经营的黑网吧，违法违规现象就更为突出。同时，网吧不按规定查明上网者身份，违规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上网，实名制形同虚设，导致网吧内实际出入人员除部分学生外，大多是社会闲散青少年。而一些长期在网吧上网的社会闲散人员，利用其熟悉网吧及其周边环境和出入人员情况，常将出入网吧的人员作为犯罪对象。

（二）职能管理存在盲区。目前对网吧的监管是九龙治水，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无疑为违规经营的网吧和无证经营的黑网吧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如文化部门负责管理有合法手续的正规网吧及网吧超时经营、接纳未成年人等问题；工商部门负责查处没有任何手续或手续不齐的黑网吧；而网吧的安全问题则由公安、消防部门负责。但就是没有一个专门对网吧的各种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的综合执法部门，从而出现了管理脱节现象，客观上滋生了网吧违规空间，进而导致网吧及其周边违法犯罪活动增多。

（三）网络的不良诱惑太多。据有关资料显示，90%的青少年进入网吧是为了玩网络游戏，其余的是聊天或浏览不健康网站。如今多数网络游戏充斥着暴力、欺诈、色情等内容，易使青少年沉迷而不能自拔，染上网瘾。而且一些青少年的法制观念淡薄，自制能力差，抵挡不住游戏诱惑，通宵达旦在网吧上网、玩游戏。一旦没有经济来源，极易铤而走险，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如该院5月提起公诉的叶某抢劫案中，叶某等人在一起上网时就共谋行劫，将在中江县凯江镇三力网吧上网的被害人带至朝阳中路采血站的一间空屋内实施抢劫。

（四）教育环节存在缺失。这些案件中的涉案人员身份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并且辍学在家，学校教育无从谈起。而且许多涉案人员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与子女缺少交流沟通，更谈不上教育，家庭教育也存在缺失。这些人在家庭、学校等重要教育环节都存在缺失的情况下，文化程度偏低，法治观念淡薄、是非鉴别能力差。加之这些人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无事可做，只有混迹网吧中通过上网、玩游戏来打发时间，极易受到网络上不良信息的影响，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思想由然而生，在没有正常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往往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付出难以挽回的沉重代价。

三、预防和减少网吧及其周边刑事案件发生的对策建议

预防和减少网吧及其周边刑事案件的发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多方面协作，加强社会管理新力度，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多措并举，标本兼治。

（一）加强对网吧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公安、文化、工商等职能部门要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综合治理，加强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超时营业等违法行为。建议将其他部门所负有的对网吧的日常监管职能转移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发挥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职能优势，从而避免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弊端。

【第7篇】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查报告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xxx，男，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系个体货运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xx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住所地苏州市干将东路870号，法定代表人薛昌。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

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经济损失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xx年x月x日18时左右，被告人刘安成驾驶挂有伪造的苏e-45348车辆号牌的东风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本市宝带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时，由于对路面情况判断失误，操作不当，致使汽车右偏驶上绿化隔离带，从而将正在该处推小三轮车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时造成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价值人民币3101.4元的路灯等公共设施损坏，肇事后被告人刘安成逃逸。经苏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沧浪大队认定，被告人刘安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安成的犯罪事实，作出了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刘安成赔偿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人民币3101.4元。

二、主要问题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三、具体论述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必须是国家、集体的财产遭受了物质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即只有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用了“可以”而没有用“应当”，可见这个规定还不明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本案的情况分析，由于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财产损失人民币3101.4元，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告知被害单位，但被害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权在对本案提起公诉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财产损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1)是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虽然法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但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上，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是同义的，逻辑上属于同一概念。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否包括精神赔偿问题，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未包括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犯罪性质而各有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获得被害人的财物，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杀人、伤害、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另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而造成的，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抢劫、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挪用等犯罪，对于前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而对后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途径解决。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显然，本案的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路灯等公共设施的毁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所指的物质损失，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第8篇】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查报告